前言

战争形态的变革史总是伴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史。军事技术的发展进步是沿着三条脉络进行的：第一条脉络，武器平台技术脉络；第二条脉络，通信交互技术脉络；第三条脉络，计算筹策技术脉络。在军事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的显著代差分别出现在不同的脉络上。19世纪的代差出现在第一条脉络上的大刀长矛和火枪火炮之间，20世纪后期的代差出现在第二条脉络上的无线电台和信息网络之间，21世纪的代差将要出现在第三条脉络上的传统结构化计算筹策和新兴智能化计算筹策之间。当前对于第三条脉络上凸显的代差风险还意识不足，未明确意识到第三条脉络的独立存在，计算筹策技术被混淆入通信交互技术，一起被笼统地认为是信息技术。

军队指挥离不开计算筹策技术和通信交互技术的支撑，因此，在信息技术范畴内计算筹策技术和通信交互技术在工具层面的混淆，也自然地传导到军队指挥领域的功能层面。军队指挥活动，在本质上分为两大类基本活动：一类是发生在指挥主体与指挥主体外界之间的感知交互活动，主要由通信交互技术支撑；另一类是发生在指挥主体内部的谋划筹策活动，主要由计算筹策技术支撑。感知交互类活动向来比较明显，所需的技术支撑也为人瞩目，但谋划筹策类活动一向不甚明显，所需的技术支撑也往往容易被忽视，这种不明显、易被忽视和计算筹策技术的被混淆，使得谋划筹策类活动本身及其所需的技术支撑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要想做好认知、优化、决策等谋划筹策活动，就不能离开先进计算筹策技术的支撑。以作战规划为例，如果没有规划技术给出序贯逻辑的优化算法，作战规划把成千上万个作战事件节点表征为逻辑网络图就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在数学家丹·齐格提出单纯形算法之前，即便是最简单的线性规划的求解算法也是指数级复杂度的，不但人算不过来，计算机也算不过来。而被称为线性规划之父的丹·齐格在二战期间被从博士学业中征召入伍，服役于首开作战规划先河的美国空军作战分析室。

军队指挥两类基本活动的本质区别客观上决定了，感知交互做得再好也不能取代谋划筹策。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就算通信和指挥信息系统可以把战场状态信息全部显示到大屏幕上，完整堆砌在指挥员和参谋团队面前，以现在的人力和现有的技术也无法真正看清战场态势的全部内涵。这种矛盾在信息化过程中已经开始凸显，并且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但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大潮骤然来袭，新兴技术为这种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更现实的可能性，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军队指挥的迫切需求使得军队指挥智能化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日趋明晰。

军队指挥智能化，是指军队指挥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及网络、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支撑下，更新指挥理念、升级指挥系统、优化指挥流程、重塑指挥活动，以充分发挥指挥效能的过程。它是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的重点环节，是全面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带动军事其他领域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枢纽，既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具体任务，也是设计新一代战争的想定背景。到2030年前后，军事智能化的发展重点是指挥决策、军事推演、国防装备等领域，这其中尤以军队指挥中谋划筹策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最刻不容缓，该领域已经成为国际军事竞争的新焦点，稍有犹豫就会落后，一旦滞后就会一落千丈。为此，本书将对计算筹策技术做出明确阐述，努力使其得到应有的关注，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如何基于最先进的计算筹策技术实现对军队指挥的支撑和重塑。

本书第一章由王春政、王永刚共同编写；第二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第四章第二～第四节，第五章第一节、第三节由王春政编写；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四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二节、第四节由王永刚编写。很多前辈和同事在研究工作及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无私的指导和帮助，在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