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 党

从近代以来，政党政治成为世界各国政治的主流趋向和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目前，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严格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无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政党存在，政治运作都是通过政党来实施，实行政党政治。因此，“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是由政党的政治领导起主导作用的。”[1]政党的确立和发展，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条件，政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政治稳定或是动荡，都与政党的领导作用密不可分。

（一）政党的概念和特征

从词源上来说，在西方文字中，党派一词的英文Party，法文parti，德文partei，意大利文partito，都源于拉丁文Pars，意为一部分，或社会的一部分，转意为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组织，表达一部分人的意愿。在西方国家历史上，政党并非一开始就大受欢迎，如美国学者施莱辛格所说：“在政党开始形成时期，它每向前发展一步都遭到非议，被认为是个祸害。”[2]在英美国家，政党一词是从17—18世纪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并与派别同义，指社会上一部分政治观点和利益相同的人组成的政治集团。到19世纪，政党与派别二词才分开，派别专指一党之内的不同派系。在中国，汉语中的“党”是一个历史极其悠久的词。《周礼》《礼记》《论语》等古文献中都曾使用过“党”字。《周礼·地官》中说：五族为党，这里的“党”是地方单位的名称。在我国古代和党字有关联的另一个字是“朋”字，原是一种货币单位，后来将追随一位领袖，在政治上相互协助，党同伐异的一批人称之为“朋党”。但是，这个“党”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政党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对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的帮派的贬称。“党争”、“朋党”历来被看作不正派的行为，故有“君子不党”之说，如《论语·卫灵公篇》所说：“君子群而不党”。到明末清初“党”字含义又有了新的变化，此时出现了会党，多指秘密性和组织性较强、封建色彩浓厚的民间团体，自然也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意义上的政党。只有到了清末民初，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模式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下，也由于国内新兴阶级和阶层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才真正开始进入政党政治的时代。[3]现代意义的“政党”一词移植于日本，而日本的“政党”或“党”一词又源于德文的partei。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开始使用“政党”或“党”，到19世纪末，“政党”一词已在中国广为流行。但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政党观念输入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不被人们所接受。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尽管已经建立起政党团体，却不称“党”，而称“会”“社”等，如兴中会、同盟会。

在如何界定“政党”以及把握政党的实质和特征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学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资产阶级的学者在界定政党时，往往否认或者抛开政党的阶级属性，混淆了政党与一般社会团体或组织的区别，宣扬他们的党是“全民的党”“全民族的党”“无阶级的党”等。比如，《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认为，“政党是在某个政治制度内，通过民主选举或革命手段，以取得和行使政治权力为目的而建立的组织。”[4]《美国百科全书》（1980年版）认为，“政党是由个人或团体为了在某种政治制度内，通过控制政府或影响政府政策以期行使政治权力而建立起来的组织。”[5]《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认为，“‘政党’一词在19世纪随着欧美代议制的发展和选举权的扩大而产生。它指的是与一个或更多的政党竞争而赢得公职选举为目标的组织而言。后来‘政党’的意义逐渐引申，亦包括并非从事竞争选举的政治组织，诸如无法通过选举而取得公职的小党，寻求废止选举竞争的革命组织，以及极权国家的统治集团。”[6]从上述西方国家关于政党的界定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第一，关于政党政权的取得方式，强调两种方式，一种是代议制选举的方式，另一种是革命的方式；第二，关于政党的目标，强调其目标是有意识地争取和掌握政权，强调通过控制政府的方式和影响政府政策的方式来行使政治权力；第三，关于政党的属性，强调政党是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有的资本主义学者甚至把政党归结为一般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如认为政党是表达民意的组织，是持共同政见的一部分人的团体；有的则把政党归结为一般社会手段、措施，如认为政党是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中心媒介和仲裁人的组织，或认为政党是政治通信系统专业化的传播网，甚至把政党看成是阶级斗争调和的工具。这些看法显然混淆了政党与一般社会团体或组织的区别，否认政党的阶级属性。[7]应当说，西方国家学者关于政党的概念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党的特征和属性，有可取之处，但是它们共同的不足在于抹杀了政党的本质属性即阶级性，忽视从阶级性上去考察政党。

因此，我们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政党，透过政党的外部特征，来揭示政党的内在本质，即政党的阶级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政党是在一定的阶级基础上组成的，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列宁一再强调政党代表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是最起码的常识。”[8]政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中的最积极分子，基于共同的意志，为了共同的利益，采取共同行动，以期取得或维持政权，或影响政治权力的行使而建立的政治组织，它是该阶级或阶层的政治领导力量。工人阶级政党，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家认为政党具有阶级属性，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工具，研究的范围包括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作用、党的最终目标、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和党的团结与统一等问题。政党属于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但它有别于国家政权机关，不是政权机关的组成部分；政党属于社会组织，但它不同于一般社会团体；它属于政治组织，但又别于一般政治派别。[9]因此，所谓政党，是指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纲领的政治组织。[10]

通过上述对政党定义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政治现象的政党，具有以下方面的特征：第一，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政党与特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群众相联系，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服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郑重指出，忠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共产党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标志。“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1]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第二，政党拥有体现其意识形态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政治纲领，它说明一个政党的政治任务和要求，是政党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一个主要标志。每个政党都会根据本阶级或阶层的需要，制定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并提出一套治国方案和各种动员口号。政党的政治目标是政党取得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为本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服务的目标。在政党的政治纲领中，一般都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其政治目标以及为实现该目标所要走的道路、途径、战略策略和政策等。第三，政党有正式的组织章程和相应的组织系统、领导机构和组织纪律。作为政党，一般都有正式的组织章程，设有比较健全的、固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和领导机构。同时政党都有一套成文或不成文的党纪，以控制和约束其成员的行为，只是各种政党在党的纪律的严格程度和性质上有所不同而已。作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属于组织严密型政党，有党纲、党章，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党组织定期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布置并检查工作，党员从入党和退党均须履行手续，要定期交纳党费并过组织生活、违背党纪要受处分等。资产阶级政党多属于组织松散型政党，没有严格的党章和明确的纲领，只有几年一度参加选举的纲领或关于政策的声明，党员入党和退党均不履行具体手续，不过组织生活，只是在总统或议员选举投票时才表明自己属于何党。当然，凡是政党一般都由有经验、有权威、有影响力的精英集团来主持，有一批骨干力量作支撑，有相对稳定的党员队伍，并经常地开展活动和斗争。第四，政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政治桥梁和纽带。政党一端连着社会公众，因为只有得到相当一部分社会公众的支持，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另一端连着国家、政府、公共权力，因为只有执掌或参与政权，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西方政治学者把政党称为“民众联系政府的桥梁”“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机构联系起来的机制”。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欧内斯特·巴克对政党作了被认为具有经典意义的评价，他认为：“政党具有双重的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如果改变一种表达方式，那么政党就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机构的水车并使之转动的导管和水闸。”[12]政党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各种活动，广泛争取社会公众的支持。第五，政党以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纲领为目的。政党除了具有政治桥梁的作用之外，还以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为基本目标。大多数政党都把积极取得政权或参与政权，谋求和维持执政或参政地位，通过国家立法机构，把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把党的政治纲领化为国家法令和政策，作为主要的政治追求。因此，取得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是政党实现其政治纲领的先决条件。

（二）政党的功能和作用

政党的功能与政党的阶级性密切相关，归根到底是维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对政党功能的认识，政治学家们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目前西方国家学者关于政党功能的学说，主要包括：“两种功能”说，如英国学者戴维·海因认为，几乎所有政党都表现为两种功能的结合，即政党向社会作出反应与由政党对社会施以控制。萨尔托里也强调，政党最重要的功能有两个，即表达功能和沟通功能。“四种功能”说，如德国学者K.冯·贝米认为政党有四种功能，即目标制定功能，利益表达功能，动员和社会化功能，精英形成和录用功能。“十一种功能”说，如美国学者M.瓦坦伯格列举了政党的十一种功能，即一致和忠诚的象征，政治利益的表达和集约，在选民中间和议会内部动员过半数的势力，投票者的社会化和确保大众支持，不满和反对意见的组织化，补充政治领导人和获取政府职位，使对抗和纠纷制度化、系统化及社会化，克服地方主义和促进国家的利益，实现政策目标，使政府决定合法化，促进政府的稳定。[13]另外，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则从政党与政治稳定的角度阐述了政党功能，他认为：“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14]“政党诚然会带来腐化的动机，但形成强有力的政党却能够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来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政党看上去确实像宗派，似乎是在加剧冲突和分裂，然而一旦羽毛丰满，政党就会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并成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的基础。同样，通过使领导权更替和吸收新集团进入政治体系的程序规范化，政党就为稳定和有秩序的变革打下基础，使动荡无由产生。”[15]我国学者对政党功能的学说，大致包括：“四种功能”说，如王长江认为，政党的基本功能大体上包括利益表达功能、利益综合功能、政治录用功能以及政治社会化功能。[16]再如，林勋健认为西方政党的功能，按照较为一致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目标制定，社会化和动员，政治录用。[17]也有学者认为，政党的社会功能是形成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治理国家和社会。在此基础上，该学者按照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分析了政党的不同功能，认为：“在具有正常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国家，政党的功能是制定、公布并宣传其政纲，争取选民的支持和获得议会的席位，在议会中致力于国家立法和监督政府，争取领导或参加政府，在政府中制订并实施各项政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功能，在争取政权前主要是制定符合广大人民意愿和利益的革命纲领通过党员的骨干作用，联系、发动、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的群众性政治斗争，推翻剥削阶级的国家政权；在夺取政权后，主要是执掌国家政权，对全国社会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社会生产，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18]

应当说，上述中外学者关于政党功能的学说，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事实上，政党功能的发挥与政党的目标、纲领、运行环境等诸多方面都有关系。科学地分析政党的功能，需要考虑政党与国家政权、政党与社会、政党组织系统、政党精英人物的选拔和培养等多种因素。因此，综合上述中外学者的观点，同时考虑到与政党功能相关因素，政党功能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表达和保障功能。政党是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政党把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向国家政权机关表达出来的过程，就是利益的表达过程。当然，政党利益表达的渠道是否畅通，利益表达能否形成国家政策、法令，关键在于政党的地位。显然，政党仅有利益表达功能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利益维护功能。利益保障，就是政党总是极力取得政权，通过执掌或参与政权来维护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应当说，政党只有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才能有效地维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因此，利益表达和利益保障功能是政党的首要功能。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总结我们党85周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这就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托，之所以能够在剧烈变动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保持和发展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第二，汇集和综合功能。政党要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必须注意收集社情民意，建立社情民意的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政党通过汇集社情民意，并且把民众的意愿和要求，特别是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意见和要求，进行分析、归纳和综合，从而形成政党的政策主张。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汇集和综合功能就体现在制定、公布并宣传其政纲，争取选民的支持和获得议会的席位，在议会中致力于国家立法和监督政府，争取领导或参加政府，在政府中制订并实施各项政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汇集和综合功能，主要体现在制定符合广大人民意愿和利益的政治纲领，并实施这些纲领。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不上先进性。中国共产党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产生、发展、壮大起来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一天也不能生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的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第三，教育和监督功能。作为政党，都有一定数量的党员。党员是构成政党的基本成员，党员的素质和数量直接影响到政党的兴衰。对党员必须进行教育和监督，这对于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教育党员遵纪守法，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员的吸收非常严格，既有一定数额的介绍人，又有一定的培养期，并规定一定的预备期进行考核，确实符合条件者方可加入。对于已经入党的党员，其言行如果违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也必然受到党的纪律处分，其目的在于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这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想腐的保障机制。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深化标本兼治，创新体制机制，健全法规制度”，“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据统计，2015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2128起，处理党员干部43231人（含省部级8人）。其中，前十个月共查处公款吃喝、公款送礼等典型“四风”问题2万多起，比上一年全年增加53.8%；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占处理总人数的9.9%，比上一年增加6个百分点；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比例达到65.3%，比2014年翻了一番。[19]

第四，选拔和录用功能。政党首先与争取执政有关。政党要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就必须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把社会上的精英按照他们的能力和价值观念选拔、吸收到党内，储存起来，在时机成熟时再把他们作为本党人选推荐给选民或者推荐到政权机关任职。政党之所以具有选拔和录用功能，关键在于政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政党能够把政治精英吸收、选拔进党内。政党把精英作为人选推荐给政权机关任职，这符合现代社会精英治国的要求。这里的“录用”有两层含义：一是政党总是千方百计地把社会上的精英吸引到自己身边，以便在执政时把他们安排到政府运作的重要环节上，提高政府的施政能力；二是政党把能够体现政党意图的积极分子推荐给民众，由民众把他们选举到权力机构中去。[20]

第五，宣传和动员功能。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治桥梁和纽带，一端连着政权机关，另一端连着社会公众。政党是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必须立足于社会，才能生存和发展。一个脱离社会的政党是很难生存的，更谈不上发展。因此，作为政党，其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和动员的功能显得非常重要。政党具有利益表达和保障功能、汇集和综合功能，这可以说是社会对政党产生的影响，而宣传和动员功能更强调于政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政党通过对社会公众进行广泛的宣传，使社会公众了解政党的价值观和政策立场，从而进一步增强政党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同时，政党通过强有力的动员，来唤起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使他们认同和支持本党的主张，进而积极投入政治生活中来。

政党作用与政党功能密切相关。政党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政党使政治生活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政党制度为社会公众的利益表达和保障、社情民意的汇集和综合、对党员的教育和监督、对政党精英的选拔和录用、对社会的动员和宣传以及政治参与等都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轨道，避免了不规则竞争带来的各种混乱和无序状态，从而使政治生活有序运行。二是政党维系政治稳定。“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21]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有着密切关系。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够维系政治稳定，“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解决整合危机、参与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途径，是整合社会、规范参与、合法化政权的重要手段”。[22]换言之，通过提供经常性的参与途径，能够缓解高涨的政治参与压力，同时借助于对纲领和政策的调整、人事变更等方式，来转移、释放或消解社会公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预防公众通过不正常的非法手段强行参政。总之，政党的作用在于有利于发挥统治集团集体的作用，调动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众多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才能，减少和消除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滥用权力的现象，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