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悬挂式滑翔是一项绝顶刺激的运动，但远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危险，这得归功于设在科罗拉多州的美国悬挂式滑翔和滑翔伞运动协会（该协会的座右铭是“滑翔安全就是杜绝事故”）。当年，为建一个滑翔事故上报网站，该协会找到加州的哈瑟西奇科技公司（Hathersage Technologies），与之签订了网站开发合同。麻烦的是，该公司没有员工能完成这项任务。

公司总裁弗朗西斯·波特却并不担心，他计划几天内招齐所需人才，而且薪水远低于当地的行业平均水平。他可不是盲目乐观，而是胸有成竹。通过一个专门自由交易职业技能的网络平台——Upwork，他聘请到巴基斯坦拉合尔市的工程师帮他完成了这个任务。波特一直热衷于雇用外国自由职业者。“很多有技能的人一直在找机会做有意思的项目。Upwork网站让普通公司能在全球挖掘待开发利用的人才，这些人才可能居住在西伯利亚的地下室、柬埔寨的一户人家，或者巴基斯坦的一间办公室里。”他写道。

正视这个问题，你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美国工人正面临全球薪酬竞争——具备高级技能且成本低廉的外国劳动力通过虚拟方式在美国办公室上班！雇用外国自由职业者可能没有雇用本地人才那么令人满意，但肯定要便宜得多，这一点波特可以做证。你可以将这种雇用方式想象成全球远程办公，这些被雇用者就像全球远程移民。

远程移民：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

这些远程移民正在开启全球化新篇章。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们会让欧洲和美国的专业人士、白领和服务人员感受到国际竞争带来的喜悦与痛苦，而后者并未做好准备。

以前，服务还是以面对面服务为主，欧美国家的服务人员和专业人士还可以免受全球化的冲击，毕竟让外国雇员和国内雇主共处一个屋檐下非常困难，成本也十分高昂。过去，全球化对生产厂家而言是个问题，因为它们的产品必须和通过集装箱运过来的中国产品竞争。然而，服务无法装进集装箱，因此鲜有白领受到全球化竞争的影响。现在，数字技术正在快速地改变这一切。

2015年之前，语言和远程通信技术壁垒使得远程移民现象只发生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几个特定行业。当时，外国自由职业者必须能讲“足够好的英语”，只能从事模块化的工作，比如网页开发、后台办公，此外几乎没有其他选项。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机器翻译引发的人才海啸

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机器翻译引发了一场人才海啸。自2017年机器翻译成为主流以来，任何人，只要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能上网，有一技之长，就能远程联系到美国或欧洲的办公室。高速网络的发展和普及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这意味着，只要每小时10美元的报酬就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外国人，很快就会成为你的同事或者直接取代你的工作。

单是中国，每年就有800万名大学毕业生，他们中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或工资水平很低。现在，通过谷歌翻译或其他类似翻译软件，他们全都能给出“足够好”的英文。这样一来，富裕国家的特殊人才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没有那么特殊了。

请思考一下。请再思考一下。

这波国际人才浪潮直奔美国、欧洲各国或其他高工资国家最稳定优质的工作机会，而这些工作机会是中产阶级的财富基础。当然，网络工作机会也是双向的，富裕国家最有竞争力的专业人士也能找到更多的工作机会，但对那些竞争力不济的人而言，只是加大了薪酬竞争的激烈程度。

其次，通信技术的突破，比如远程呈现、增强现实，正在使远隔万里的同事不再那么遥远。工作方式转换（灵活组队）和创新合作软件平台的使用，如Slack（聊天群组）、Asana（一款团队任务管理软件）、Microsoft 365（微软打造的一款在线云办公软件），正在让“远程移民”规模化，并且还有更多的变化正在发生。

这波来自“远程智能”（RI）的竞争，让正在面临人工智能（AI）挑战的服务业的从业人员腹背受敌。简言之，同样基于数字技术的远程智能和人工智能，同时对同一类工作发起了竞争。

白领机器人：自动化发展的新阶段

金发碧眼的阿梅莉亚，是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EB）的网络在线和电话客服。就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她”看起来自信、得体又略显羞涩。令人惊讶的是，阿梅莉亚还是伦敦恩菲尔德区及位于瑞士苏黎世的瑞银员工。哦，我还没有和你说过，阿梅莉亚可以在30秒内学习一本300页的手册，可以说20种语言，并且可以同时处理数千个电话。

阿梅莉亚是一个“白领机器人”。她的制造者契坦·杜布原先是纽约大学的教授，他认为雇用印度远程移民来取代欧洲和美国工人远不如使用人工智能高效。于是，他创造出了阿梅莉亚，并对其表现十分满意，认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指日可待。

如果你直面这一现象，就能看清其本质：会思考的计算机发起了零工资竞争。阿梅莉亚与更快的计算机、更好的数据系统不同，科学家设计这类机器人的初衷不是提高生产效率，而是代替工人。这就是其背后的商业模式！这类机器人目前还不如真人那么好用，但其使用成本要低得多，这一点北欧斯安银行可以做证。

这些会思考的机器人正在开启一个自动化的新阶段，向一个新的职业阶层——不是农民和劳动工人，而是办公室白领——展示了自动化的利与弊，而后者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

直到最近，大多数白领、服务人员和专业人士的工作，因为需要人类的认知能力而免遭自动化竞争的威胁。过去，计算机无法思考，因此任何需要思考的工作——无论是教核物理、插花，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脑力劳动——都需要人类来完成。自动化只是对体力劳动者形成了威胁。然而，数字技术改变了这一切。

一种被称为“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赋予了计算机前所未有的技能，如阅读、写作、谈话和微妙模式识别。其中一些新技能在办公室很有用，于是像阿梅莉亚这样的白领机器人就成了办公室工作的有力竞争者。

这种全球化与新型机器人的结合被称为“全球机器人化”，它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对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就业造成冲击，而不是对制造业工人和农民。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当今大多数人从事的都是服务业。全球机器人化的其他特点虽然不像这一点那么明显，但同样影响巨大。

为什么这次变革不同寻常？

与有上百年历史的自动化和全球化不同，正在兴起的全球机器人化有两大特征：一是其发展快得惊人；二是其发展将导致难以置信的竞争不公。

我们处理、传输、存储的数据正在呈爆发式增长，全球机器人化也在爆发式地发展。“爆发式”的含义是什么？科学家将其定义为：注入系统的能量超过系统能承受的最大值。这将会导致局部压力增加。如果系统不是封闭的，或封闭的系统被打破，会形成对外扩散的冲击波，可能会扩散“很长一段距离才能消散”。目前，全球机器人化向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系统注入压力（员工失业）的速度比系统吸收压力（失业员工再就业）的速度快。这可能会打破保证社会有序发展的封闭结构。

之所以存在爆发式增长的可能，深层原因是人们失业的速度快于新工作机会产生的速度。人们失业是由数字技术的爆发式发展造成的，也可以说是因人类智能发展相对迟缓造成的。

失业速度与新就业机会产生的速度不匹配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发展方向并没有错。换言之，服务业的自动化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从长期来说，也是有益的。

为什么相较于农业时代升级到工业时代，以及从工业时代升级到服务业时代，此次技术升级的速度要快很多？看似不可思议，实则答案埋藏在一个学科里：物理学。

不同的物理学原理

过去，全球化和自动化主要是围绕货物的生产和运输进行。因此，这“两化”都受制于与货物（物质）相关的物理学法则。而服务行业的全球化和自动化涉及的是信息（电子和光子）的处理和传输。因此，全球机器人化的终极物理法则是电子和光子的运行规律，而非物质。这就改变了世界发展的可能性。

在物质层面，世界贸易量在18个月内翻一番是不可能的。因为现有基础设施无法实现这个吞吐量，而建设新的基础设施需要数年而不是数月。然而，过去几十年，世界上的信息量每隔几年就会翻一番；在未来，还会继续这样增长下去。

这种时间尺度上的差异是两者涉及的物理学原理不同。电子可以违反让工农业全球化和自动化速度放缓的物理原则，这是引领当今发展的数字技术与引领过去全球化和自动化的技术在本质上的差别。基于此，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不要轻易用过去的发展经验来审视今日全球机器人化发展趋势。正是用老眼光看新问题，导致很多人感觉服务行业的失业速度比他们想象的要快。

速度只是其中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大问题是欧美中产阶级认为，来自远程移民和白领机器人的竞争是不公平的。

极不公平的竞争

不公平竞争是最令人愤怒的行为，极易引发暴力反抗。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将人置于一个有规章制度的社会中，他们会最大限度地约束自己的愤怒。人人遵纪守法，我们就能合作共事；一旦某些规则被打破，愤怒的人就会发起攻击，从而破坏更多规则。

让我们先看看全球机器人化的变革过程中，远程移民带来的问题。过去，全球化竞争主要体现为外国产品冲击国内市场，而本次全球化则让远程移民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长什么样子，了解他们的生平。这比过去虽然更加人性化，但并不能改变一个根本事实：他们会让我们损失工资和外快。

这些新竞争对手乐于接受低一些的工资，因为他们不必支付相同的税费，住房、医疗、子女就学、交通的成本也不相同。他们不用遵守相同的劳动法或职场规章制度，当然也不会要求离职赔偿、带薪休假、养老金，更不会请产假和陪产假。他们无须支付社会安保费、社会医疗保险费或其他社会政策规定的费用。

因此，在这些福利方面，欧美雇员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被削弱了。同理，机器人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公平竞争。

白领机器人不需要付工资，也无法领取外快。你不能强迫“思考中”的机器人休假、午休或请病假。它们也不受职场规则的约束，更重要的是，它们绝不会加入任何工会组织。如果需要，它们可以一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24小时，而且可以无限制地被克隆。在机器人行业中，它们被称为“数字劳动力”，但本质上它们只是计算机软件。

用大白话讲，来自计算机软件和远程移民的竞争会造成极大的不公平。这就是为什么民粹主义者将全球机器人化视为大型企业弱化欧美服务行业工人竞争力的无耻之举。

按照职场竞争的逻辑，远程移民和智能机器人的存在会弱化职业保护措施、福利和工资待遇。也许，这些待遇当前已经被弱化了。

全球机器人化引发的混乱

如今，在以工作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优质、稳定的工作以及建立在这些工作基础之上的稳定社区，是一个人财富的保障。然而，许多这样的工作都将因为全球机器人化而不保。

据预测，失业率的范围是从大到巨大——分别对应10%到60%的总人口，即失业人口数量大约在几亿到几十亿人之间。如果几亿人失业，社区稳定会受到影响，人们可能就无法“保持冷静，继续向前”了。

反拨同盟

深谙自动化和全球化对就业不良影响的选民，作为反击，在2016年将选票投给了特朗普和英国脱欧。多年来，这些选民及家人和其所在社群，对内要与自动化竞争，对外要与出色的发展中国家竞争。如今，在经济上他们仍然深陷重围，其未来也一如既往的灰暗。经济灾难并未停止，尤其是在美国。对这些选民而言，2016年后美国和英国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无异于用阿司匹林治疗脑癌。很多民粹主义选民认为自己所在社群也面临着文化冲击。他们认为，特朗普和脱欧者所推出的政策不过是“好酒好菜好招待”，只能起到安抚情绪、照顾面子的作用。

这些选民渴望2020年的选举会带来真正的变革，而且我相信，很快就会有更多的选民加入他们的队伍。

虽然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居民曾经在选举中反对民粹主义，但是他们一旦亲身体验到全球化和自动化带来的冲击，就会转而支持民粹主义。届时，服务业从业人员、专业人士、白领都会试图延缓或反转这一趋势。他们会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阻击全球机器人化。也许这一运动会被称为“保护主义”——不是反进步，只是为了躲避暴风雨而找寻一个小小的避难所。

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2016年站在特朗普一边的人可能会在2020年的时候站到对立的一边。这一情形，在20世纪90年代已有过先例：反对全球化运动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边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另一边是工会会员）统一起来。目前，我们还不能预测全球机器人化掀起的波澜会如何界定人们的阵营：也许是反全球机器人化，也许是反技术主义，也许是反大公司，也许，选民们只是独自愤懑，大家单打独斗。政治的复杂多变使这一切都难以预测，但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端倪。

发达国家的很多人，现在都有一种愤怒、紧迫、无力的情绪。一旦白领工人也有同样的感受，某种形式的反拨就在所难免。只要一位民粹主义政治家能捕捉到他们的想法，反拨就会发生。事实上，一位欲将蓝领和白领工人联合起来的民粹主义政治家已经出现了，他就是杨安泽。

杨安泽已经登记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他认为，美国需要积极的新政策以防止发生大规模失业和剧烈的社会动荡。“单是自动驾驶汽车就足以使社会稳定遭到破坏……只此一项发明就足以制造街头暴乱，而我们还在计划让零售业、电话服务、快餐业、保险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也跟上这一潮流。”虽然就像《纽约时报》评论员凯文·罗斯所说的那样，杨安泽当选总统就如同在“比三分线外还要远”的地方投篮一样困难，但他提出的竞选主题很可能会被更有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采纳。“如果我们不做出重大改变，”杨安泽在他的总统竞选视频中说道，在这个国家长大的孩子“机会将越来越少，极少数公司和个人会收割新技术带来的成果，而我们大多数人只能挣扎着寻找机会，最后失去工作”。

对此，我们都要心怀警惕。我们不知道反拨会造成什么结果，但《权力的游戏》中的角色拉姆斯·雪诺说得好：“如果你认为这事会有一个快乐的结局，那你一定是从来没有认真关注过。”

混乱与反拨

上一次社会大混乱发生在19世纪的快速工业化和无序发展时，造成了失业工人深陷贫困，失去了土地的农民甚至会忍饥挨饿。虽然我们最终学会了如何让工业化为大众谋福利，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为阻止工业化发展，许多国家走上了纳粹道路。当时，选民将选票投给了承诺带来权威、正义和经济安全的民粹主义候选人——就像今日我们的选择一样。

新的社会混乱——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姑且称之为全球机器人化混乱——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传播，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要避免其发生，各国政府需要确保全球机器人化是一个有序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快速地走向四分五裂的过程。在新的全球化和机器人化发展阶段，必须让大多数人感受到公平、正义和包容。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为混乱做好准备：保护工人而不是工作

全球机器人化的发展方向并没有问题，但其发展速度和公平性是个问题。各国政府需要帮助工人为失业做好准备，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如果发现其发展步伐太快，还需要减缓其发展速度。

第一，完善政策，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目前并不需要制定新的政策，只需将欧洲行之有效的政策进行完善即可，比如开展新技能培训、收入补助和支持搬迁。

第二，政治上设法让大多数选民接受快速失业的现实。为了避免爆发式反弹，各国政府都需要出台政策以应对不可避免的变化。政治是一门精妙的艺术，既需要激励和引导，也需要采用具体的政策。但无论采用哪一个选项，政治领导人都必须找到分享成果和分担损失的办法，或者至少得让人看到，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

由于人们的生计与就业之间关系太紧密，所以税收和再分配政策不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也不应成为主要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一政策必不可少。制定政策的最大难点在于确保灵活就业不会导致经济不安全。现在丹麦实行的政策能给我们一些借鉴。丹麦政府允许公司自由雇用和解聘工人，但必须承诺，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必须帮助失业工人找到新工作。好消息是，一旦我们成功度过混乱时期，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

更加人性化、本地化的未来社会

自动化和全球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造成大量工人失业，但人类无限的创造力发明出了我们甚至从未想到过的“需求”。我们今天许多人从事的工作，对于19世纪生活在伦敦的查尔斯·狄更斯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想象一下，如果你告诉他，他的曾曾曾孙是一位程序员、人生导师、无人机操作员，他会怎么想？

这些工作都是为了避免与自动化和全球化竞争而被创造出来的新工作。今后，同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还有许多全球化和自动化无法完成的工作有待开发，但究竟是些什么工作呢？

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些未来的新工作是什么，但通过研究人工智能和远程智能的比较优势，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这些工作。仔细研究远程智能的优势，我们发现，能避免远程移民竞争的将是需要面对面互动的工作。心理学家研究了面对面交流与电子邮件、电话、视频交流之间的区别，发现让面对面交流更有价值的“秘方”非常复杂，其基础是几百万年来塑造人脑进化的各种动因。

尽管数字技术正在创造更好的“面谈”的替代者，但似乎在今后的许多年里，对某些工作而言，真正的面谈还是十分重要。能够存续的工作和即将被创造出来的新工作，都将是需要面谈的工作。结论十分明显：这些工作将使我们的社群变得更加本地化，或许还会更加城市化。

研究一下阿梅莉亚那样成功的智能机器人，我们可以预测，免受人工智能威胁的工作以及可能出现的新工作，都是强调人性特质的工作。机器在社会智能、情感智能、创造性、革新能力及处理未知场景方面，都不太成功。

专家估计，人工智能需要50年时间才能具备职场所需的高水平人类社交技能，如社交和情感推理，与多人协作，以适当的情感方式行事，以及社交和情感感知。这意味着，在未来许多年内，大多数人类特有的技能，都不会受到人工智能竞争的影响。结论很简单也很深刻：人性化在未来大多数工作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综上所述，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未来是乐观的，我相信未来的经济将更加本地化，更加人性化。

未来，不会受到全球机器人化冲击的领域，将是那些要求人们必须一起工作的行业。人性化将是这些行业最重要的优势。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将充满关怀、分享、理解、创造、同情、创新，并且要求我们与处在同一真实物理空间的人打交道。

其他一切工作都将由机器人和远程移民完成——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

虽然我相信，数字技术最终会带领我们走向这个快乐的终点，但并不是我们思考即将发生的大变革的起点。要思考当下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还得从过去开始：认识未来的密码隐藏在历史教训中。

全球机器人化：一场包含4个步骤的变革

即将到来的巨大变革将涉及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之间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为了让这一大变革显得有序一些，我们可以将大变革划分成4个步骤：变化、动乱、反拨、解决，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一项技术突破引发的。

这些步骤并不一定按顺序发生。历史告诉我们，变化、动乱、反拨可以同时发生，而解决也不意味着终结。

历史上的两次技术突破与社会变革

全球机器人化将是近300年来人类社会将要经历的第三次重大经济变革。第一次变革，又被称为大变革，即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初，人类社会从以农业生产为主变为以工业生产为主。第二次大变革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社会经济从以工业生产为主升级到以服务业为主，我将其称为“服务业变革”，以便与之前的产业变革区分开。本次全球机器人变革的焦点则是服务业，它将会使大部分工人转向远程移民和白领机器人无法胜任的服务和专业工作。

这三次经济大变革是不同技术发展的结果。

简要来说，大变革的技术动力是蒸汽和相关机械技术发展的结果。正如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在其2014年出版的《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中写的，这些技术使得“马力”中的“马”出局了，让那些靠双手工作的人获得了更好的工具。这些技术主要与商品有关，使大量生产农业产品的农民转向了制成品的生产。工业化（办公设备和电力等）也大大提升了办公效率。

1973年开始出现的服务业变革，则是基于芯片的计算机和相关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结果。这一次技术浪潮将经济推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体力劳动者失去了优势，而脑力劳动者获得了更好的工具，其结果就是技能转向。体力劳动者失去了工作，脑力劳动者却有了更多就业机会，由此造成的“去工业化”摧毁了社区。蓝领工人因此遭遇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困难，尤其是在那些没有有效帮助人们过渡的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

全球机器人化变革的动因是第三次技术浪潮——数字技术。虽然不像蒸汽技术革命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之间的差异那么显著，但与前两次变革相比，数字技术变革有着十分迥异的特征。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技术开始在经济生产中发挥作用，随后，自动化技术就跨越了一个分水岭：从物质生产转向思想产品的生产，从有形产品生产转向无形产品生产，从用手生产转向用大脑生产。不过，当时的计算机只能按照人们预先设计好的程序进行有限的任务处理，并不具备真正的思考能力。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计算机技术跨越了第二个分水岭：从有意识思考转向无意识思考。过去，计算机必须遵循既定的设计程序，完成有意识的、分析性的思考，而不能依靠直觉进行无意识的思考，因为编程人员不清楚人是如何完成直觉思维的，即便现在人们仍然没弄明白。

然而一种所谓的机器学习技术让计算机具备了一定的直觉和无意识思维能力。自2016年和2017年以来，计算机在完成一些直觉和无意识任务，比如在声音识别、翻译、识别X光片等方面，已经和人类一样出色，甚至更好。

机器学习技术使得计算机及其控制的机器人具备了办公需要的重要技能。计算机现在能模仿人类完成视觉识别、移动、模式识别等任务。大致而言，计算机现在能“凭感觉”做出选择——也许，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也会这么说。这一发展的结果是，很多办公室工作开始受到冲击。这一技术也使得外国人能够轻松地进入我们的办公室工作。因为这一技术能够让外国人讲我们的语言，使得他们即使身在国外也能像在我们的办公室一样工作。

本次变革与前两次变革的区别还在于时间上的不同。全球化是在工业革命进行了100年之后才开始的，而导致服务业变革的全球化，也是在自动化技术发展了20年之后才开始的；而本次全球机器人变革中，全球化和自动化是同时发生的，且两者的发展速度都极快。

全球化和自动化曾经让我们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但其发展过程也伴随着痛苦。未来也会如此。要做到趋利避害并不容易，但以史为鉴，我们可能会找到更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