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你的作品何等奇妙”
我记得——那栩栩如生的记忆——一次在辛辛那提的暴风雪中穿行。雪地闪闪发光，我的父亲十分兴奋，他看着天空感叹道：“你的作品何等奇妙！”你的作品何等奇妙。这便是我。这便是史蒂文。
——莉亚·阿德勒，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母亲
当你看见那个深陷在黑暗中的孩子时，他瞪大的双眼正充满敬畏地望着约柜[6]门前红色的烛光。在点缀着金色和蓝色装饰物的大理石拱门和廊柱里，约柜的木门隐藏在若隐若现的窗帘背后，一切都透露出一种迷人的、深不可测的神秘氛围。半球形的天窗之下，一颗大卫星[7]悬挂着一盏古铜色枝形吊灯。铺着蓝色地毯的过道上，一个婴儿坐在推车中被推下楼来。听到周围蓄着络腮胡子、头戴黑帽老人们的诵经声，那婴儿随着希伯来语的祷告有节奏地摇晃着。“那些老人正递给我小饼干，”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回忆道，“我父母后来告诉我，我当时大概只有6个月大。”
那个孩子长大后拍摄了《辛德勒的名单》，而这便是他最初的记忆。那一年是1947年，那个地方是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阿达斯以色列犹太教堂，就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第一个家的对面。在那个家中，他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期。
没有哪位电影人比斯皮尔伯格更痴迷于挖掘自己的童年，也没有哪位电影人比他更能从中获益。斯皮尔伯格曾表示，他“总是能将一个电影创意追溯到自己的童年”。事实上，从那些犹太教堂的意象中可以窥见他独特视觉风格的起源：将惊奇感与对未知的恐惧交织在一起的催眠式移动镜头、淹没了影片中角色视野的耀眼光芒（他称其为“神之光”）、情绪化运用的强烈主观视角，以及蕴含在令人目瞪口呆的幻影和视觉魔术中无处不在的乐趣。他总是被那些“自己认为存在却不可见的东西”所吸引。从《大白鲨》《第三类接触》《E.T.外星人》到《紫色》《太阳帝国》和《辛德勒的名单》，斯皮尔伯格展示了一种罕见的天赋，即向全世界的观众分享他最原始的幻想和恐惧。
他把自己喜欢的主人公描述为“普通先生”。这种平易近人的风格是斯皮尔伯格在广大观众中获得空前成功的关键，也有助于反驳精英主义者的蔑视。精英主义者们没有认识到，那些主人公身上的“普通”包含了最广泛的人类冲突原型。斯皮尔伯格的典型主角要么是一个因坎坷生活而早熟的孩子，要么是一个试图逃避责任的孩子气的大人，在他看来，这两者之间充满了深深的矛盾。尽管到目前为止，斯皮尔伯格大部分作品的主题范围相对集中，知识范围也相对有限，但他和其他受欢迎的艺术家们一样，对当代共同的心理问题有一种本能意识，并具有以直接和简单方式表达这些问题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也许他最强大的艺术力量，是他与生俱来的这种能力，能够召唤出激发原型情感的视觉影像，而这些影像有着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复杂。
1991年，当他被要求用一个“主导影像”（masterimage）总结自己的作品时，斯皮尔伯格选择了一个与他最初的童年记忆产生强烈共鸣的影像：《第三类接触》中，小男孩打开客厅的门，看到不明飞行物散发出耀眼的橘色光芒，“那种既美丽又令人生畏的光，就像穿堂而过的火焰。而那个孩子那么小，那扇门又那么大，门外有太多的希望和危险。”
希望和危险，斯皮尔伯格赋予这两个词同等的分量。但多年来，大多数美国评论家都轻蔑地认为斯皮尔伯格是一个痴迷于把电影当作玩具的老顽童，无法成熟地处理生活的阴暗面。宝琳·凯尔[8]曾在《纽约客》上称赞《第三类接触》是“某种意义上最好的儿童电影”，她后来抱怨，“与其说斯皮尔伯格做了什么，不如说他鼓励了什么。其他人都在模仿他的幻想，结果却导致了文化的低幼化。”斯皮尔伯格的公开声明也没能阻挡人们对他的生活和工作做出如此贬低的评价。1982年，他说自己“仍是个孩子……为什么？我想是因为我可能还承担不了社会责任，内心深处也并不想直面世界。事实上，我不介意直面世界，只要我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台摄影机。”
这番道歉中包含着一定的事实，甚至连他的崇拜者也对斯皮尔伯格的成长和发展潜力感到担忧：他会不会继续逃避作为一个完全成熟的男人和一个电影人的责任，沉溺于他对刺激冒险孩子气的喜爱（《夺宝奇兵》系列电影）、幼稚的幽默和夸张的制作（《一九四一》《铁钩船长》等）以及特效的奇幻盛宴（《鬼驱人》《侏罗纪公园》等）；然而，当踏入成熟的“性”领域时（《紫色》《直到永远》等），自觉地变得轻佻？他能够克服面对观众和面对自己的焦虑吗？在其职业生涯中，他只是断断续续地谈及这类具有社会意识且富有争议的话题。
在他的重要年份（1993年），见证了《侏罗纪公园》凭借近10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打破《E.T.外星人》的票房纪录后，斯皮尔伯格终于用《辛德勒的名单》使许多诋毁他的人闭嘴。《辛德勒的名单》是他最精湛的作品之一，改编自托马斯·肯尼利的小说，讲述了一位非犹太商人从大屠杀中拯救了1100名犹太人的故事。这部电影被誉为“一场盛大的成人礼，一种成人仪式……标志着他的作品开始进入情感的成年期。”这种赞美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暗示在斯皮尔伯格作为专业导演的第一个25年里，他从未完成一部严肃的、成熟的成人电影。这种假设不公平地诋毁了他那些最好的早期作品：从具有重大意义的电视电影《决斗》，到永恒的科幻经典《第三类接触》和《E.T.外星人》，以及虽有不足但感人至深的剧情片《紫色》和《太阳帝国》。在斯皮尔伯格凭借《辛德勒的名单》开始频频获奖后，他的小学老师帕特里夏·斯科特·罗德尼评论道：“我听他说‘我终于拍出了一部严肃的电影’，我将这看作斯皮尔伯格式的幽默。”
“那些对我的成长表示惊讶的批评家其实根本不了解我，”斯皮尔伯格说，“这根本不是成长。《辛德勒的名单》对我来说是最自然的经历。我不得不讲这个故事，我就生活在它的边缘。”
但很少有人，尤其是斯皮尔伯格本人，质疑《辛德勒的名单》标志着他艺术的极大进步和他个人中年时期的成功。“我觉得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将我拉回传统。”他当时说。这部电影是他个人与犹太身份长期斗争的高潮，这场斗争帮助他决定了自己的职业选择，以及他作为一名受欢迎的大众电影人的定位。在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时，他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及这种斗争：
“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感到舒服过，”他承认，“因为我从来都不属于大多数人……我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我想和其他人一样……我想成为一个非犹太人的渴望，就像我想成为一名电影人一样迫切。”
“我曾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羞愧，但现在我内心充满了骄傲。这部电影和我一起经历了从耻辱到荣耀的心路历程。有一天，我妈妈对我说：‘我真的想让人们在某天看到一部你拍的、关于我们和我们身份的电影，不是作为一个种族，而是作为人本身。’《辛德勒的名单》就是这部电影。这是献给她的礼物。”
斯皮尔伯格早期对其犹太根源的拒绝和之后对此的逐渐回归，是一种他与许多犹太人共有的经历——他们都是二战和大屠杀后的婴儿潮一代。他是第二代美国犹太人的孩子，他们脱离了自己的根。对他们来说，“同化”是获得社会接纳和职业发展的部分代价。因此，斯皮尔伯格和许多同辈人一样，在成长过程中，对旧的文化遗存及其与上几辈人信仰之间的关联提出了质疑[9]。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白面包文化[10]中，像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婴儿潮一代犹太人逐渐脱离了他们的文化身份，变得越来越美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表面被同化、内心却被疏远的郊区居民。斯皮尔伯格和他的电影逐渐成为郊区生活经验的典型写照，而他自己，正如文森特·坎比所说，成了“郊区诗人”。这个称号不太能够赢得文化精英的尊重，这些精英蔑视20世纪50年代由郊区居民所代表的美国中产阶级气质。
斯皮尔伯格曾这样定义他拍电影的秘诀：“将自己当作观众。”仿佛他自己的个性，通过意志的自我克制，已经同大多数人的个性没有什么区别了。他惊人的受欢迎程度表明，他被同化得多么彻底。尽管他的电影有时会招致社会批评，在《辛德勒的名单》之前，他拒绝承担一个具有社会意识的电影人的所有责任——他曾称自己在严肃主题上是“无神论者”——与他拒绝将自己定义为犹太人紧密相连。他面对着与自我重要部分失去关联的危险，而这一重要部分源于他作为少数族群的一员。
在把自己与犹太慈善机构和自由主义政治目标联系起来的同时，斯皮尔伯格更倾向于成为一名迎合最广泛观众喜好的电影人，他在很大程度上回避犹太题材，不像伍迪·艾伦和保罗·马祖斯基[11]等导演那样，公开表明自己的种族身份。尽管如此，斯皮尔伯格还是选择理查德·德莱福斯（“我的知己”）作为《大白鲨》《第三类接触》和《直到永远》的主角，换作其他导演，则可能选用一个白人新教徒来饰演这些角色，尽管斯皮尔伯格没有非常强调人物的种族背景。在《夺宝奇兵1：法柜奇兵》中，“约柜”释放出神奇力量摧毁抢走它的纳粹分子，反映出斯皮尔伯格与犹太神秘主义的密切联系，而且这是在一个不很严肃、逃避现实的故事中发生的；在《辛德勒的名单》后，斯皮尔伯格指出，他再也无法容忍把纳粹分子当作纯粹的娱乐人物。
斯皮尔伯格一贯回避具体的犹太主题，但1986年他担任监制的动画电影《美国鼠谭》则是一个例外。它讲述了一只名叫费韦尔·穆塞凯维茨的犹太移民老鼠的故事，它来到美国是为了逃离俄罗斯国内的迫害（被类似哥萨克的猫追捕）。《美国鼠谭2》（1991）延续了费韦尔的冒险：斯皮尔伯格以他深爱的外祖父的名字为这只老鼠命名。他的外祖父名叫菲利普·波斯纳，是一名贫穷的俄罗斯移民，意第绪语[12]名为费韦尔。
斯皮尔伯格的家族历史，反映了过去一百年间典型的犹太裔转变为美国人的历程——逃离俄罗斯城市和乡镇的迫害，去往宗教自由的新世界。接下来的几代人，又跳出美国中西部传统犹太社区的舒适和限制，到大型欧裔新教徒郊区寻找冒险与机遇。斯皮尔伯格的外祖父母虔诚信仰犹太教，而他对祖辈们价值观的抗拒，很大程度上形成一种防御机制，防止自己在一个以基督教为主导的社会中成长为一个“外星人”。随着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努力将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上移，斯皮尔伯格一家从辛辛那提搬到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和哈敦镇，然后又向西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萨拉托加，这种防御意识在他身上变得越来越强烈。
和20世纪许多犹太艺术家一样，斯皮尔伯格职业生涯的成功不是靠宣扬自己的“另类”，而是通过寻求被美国大多数人共同的文化基础所接纳，通过努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一直努力让大多数人接纳我，”他在1987年说，“我很在意别人如何看待我——首先是我的家人，其次是我的朋友，第三是公众。”
斯皮尔伯格年轻时选择把精力集中在拍电影上，而不是学业上，这是对犹太人推崇教育和读写能力传统的一种反叛。脱离上述犹太文化传统和以他父亲为代表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父亲曾因为史蒂文放弃完成大学学业，拒绝追随他的脚步而感到绝望）——斯皮尔伯格以另一种犹太文化传统铸就他的命运，这种受人诟病但同样重要的传统，是由他祖父母一代犹太移民在好莱坞建立起的大众文化。受欢迎的故事讲述者们，从不起眼的犹太小镇中汲取丰富灵感并吸引大量观众，这些早期的好莱坞大师打造了关于美国梦的模式化流行影像。正如尼尔·加布勒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帝国：犹太人如何打造好莱坞》一书中写道：“犹太人拍摄的影片，在伊赛亚·伯林的另一篇类似的文章中被描述为对社会大众‘过分强烈的迎合或真切的膜拜’，柏林还指出，这种关注有时也伴随着一种潜在的不满情绪，导致了他同情地称之为‘对事实的神经质扭曲’。好莱坞成为他们歪曲事实的工具和产物。”
直到步入中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才冒着巨大的、不可挽回的风险，在世人面前以完全接受自己种族和宗教传统的姿态来重新定义自己。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是一种精神上健康和回归的行为，让他回到了童年时期在辛辛那提犹太教堂的最初记忆。“这真的是我的根。”他说。那个他8年前推迟做出的决定，最终促成了《辛德勒的名单》的拍摄——在38岁时，将童年抛在身后，并接受作为父亲的责任：
“我必须先组建一个家庭，首先我要弄清楚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当我的（第一个）儿子（麦克斯）出生时，我深受触动……一种精神在我内心燃起，在他出生和受割礼的那一刻，我成了一位犹太父亲。从那时起，我开始审视自己，回忆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成长与我的童年。每次看电影我都会哭。我也开始为糟糕的电视节目而哭泣。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有点崩溃。我试着回首往事，看看我错过了什么，结果我意识到，我错过了一切……”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童年，鲜活地回忆起我父母和祖父母给我讲过的故事……我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故事家，我的外祖父费韦尔讲起故事来也很了不得。我记得4岁还是5岁的时候听过他讲故事，那时我坐在他膝盖上，紧张得不敢呼吸。我的外祖父来自俄罗斯，他讲的大多数故事都源自这个古老的国度。”
费韦尔讲的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他接受教育的经历。作为一个19世纪晚期在俄罗斯敖德萨长大的犹太人，由于沙皇政府对犹太人接受高级教育人数的名额限制，费韦尔被禁止进入中学。但是他找到了一种绕过法令的方法，史蒂文记得费韦尔是这么告诉他的：“他们允许犹太人通过打开的窗户听课，所以我基本上都会去听课，无论春天或秋冬，我都会坐在窗外，甚至在大雪中听课。”
这段记忆的另一个版本是《美国鼠谭》中的呈现。与家人分离来到纽约后，费韦尔·穆塞凯维茨绝望地把鼻子贴在一块玻璃上，看着一群美国小老鼠上课。它终究是一个外来者，即便在美国，这个陌生而自由，本应该“没有猫”的新国度。虽然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没有他祖父对教育的那种渴望，但他成了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坐在教室外的小男孩，这个形象向他展示了在充满敌意的国度里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感受。
在俄罗斯这个反犹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动荡时期，犹太人总是容易成为替罪羊。19世纪末，俄罗斯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残酷（俄语中将此表述为“毁灭”）。童年时代，史蒂文充满好奇地听祖父母讲述大屠杀的故事。法律进一步限制了俄罗斯犹太人的社会和经济自由，迫使他们只能住在犹太小镇里，并禁止他们从事除特定贸易外的大多数职业。1881—1914年间，有近200万犹太人从俄罗斯和东欧逃往美国，欧文·豪[13]在《父辈的世界》一书中写道：“在现代犹太历史上，这一移民数量仅有从西班牙宗教法庭中叛逃的人数可与之相较。”小说家亚伯拉罕·卡汉也评论过，美国“不仅被看作是一块盛产牛奶和蜂蜜的土地”，“而且，更是一处充满神秘、未知和奇遇冒险的地方”。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祖先便是那次大移民中的一员，最后他们定居在热情友好的美国中西部城市辛辛那提。用历史学家乔纳森·萨马的话来说，当时那里是“阿利根尼山脉以西最古老、最讲究的犹太社区”。他的一些亲戚留在俄罗斯继续生活，还有一些后来去了以色列，但许多没有移民的亲戚在纳粹大屠杀中被杀害。他的父亲估计，在乌克兰和波兰的大屠杀中，他们失去了16到20名亲人。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认为，斯皮尔伯格家族可能发源于奥匈帝国，一些祖先在移民到俄罗斯之前，可能居住在斯皮尔伯格公爵控制的一片地区。斯皮尔伯格家族的名字，在奥地利高地德语中的意思是“娱乐山”。斯皮尔（spiel）意味着娱乐或舞台剧（英语单词“spiel”的意思则是背诵），伯格（berg）的意思是山或丘陵。对于一个在演艺圈工作的爱玩的成年人来说，这个戏剧性的名字恰如其分，并且斯皮尔伯格从小就喜欢建造和拍摄微型山脉。在《第三类接触》中，就出现了一座充当关键情节道具的“娱乐山”：理查德·德莱福斯在自己的客厅里着魔般地搭建怀俄明山的模型，在电影的科幻结局中，外星母舰就是在怀俄明山登陆的。早在史蒂文还是加州长滩市的一名大学生时，他和父亲阿诺德就成立了一家名为“娱乐山影业”的电影制作公司。
史蒂文的祖父什穆埃尔·斯皮尔伯格于1873年出生在俄罗斯的卡缅涅茨—波多尔斯克（Kamenets-Podolsk），来到美国后改名为塞缪尔。卡缅涅茨—波多尔斯克曾由波兰立陶宛联邦贵族统治，在波兰语中被称为卡缅涅茨—波多尔斯基（Kamenets-Podolski），现在是早已独立的乌克兰的一部分。1897年，也就是塞缪尔去往美国的前几年，卡缅涅茨的人口约有4万，其中约有1.6万犹太人。
大多数犹太人把意第绪语作为他们主要或唯一的语言，他们和所有俄罗斯犹太人一样生活在一个紧密团结、相对隔绝的社区里，这个社区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给在充满敌意中生存的他们带来了安慰与相互支持。尽管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统治期间，反犹主义渗入了这座城市的许多机构，但据卡缅涅茨犹太人生活纪念册报道，“总体而言，城里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即使在1881年的乌克兰大屠杀和1905年的大范围屠杀期间，卡缅涅茨也没有发生大屠杀，尽管有肆意破坏犹太人财产的行为出现。
史蒂文的祖父塞缪尔是梅耶·斯皮尔伯格和妻子贝莎（贝茜）·桑德曼的次子。梅耶是农民、牧场主及猎人，夫妇俩还有三个女儿。大约5岁时，塞缪尔的双亲死于流行病，他是由哥哥艾弗罗姆抚养长大的（为了纪念他，阿诺德·斯皮尔伯格的希伯来名字取作艾弗罗姆）。塞缪尔在他哥哥的农场里当牛仔，放牛牧马。那时，犹太人要被强制招入沙皇军队服役6年，塞缪尔设法加入了军队乐队，演奏中音铜管。阿诺德回忆：“由于待在乐队里，父亲设法避免了枪炮和杀戮。后来他成为俄国军队的买牛人。他曾经到西伯利亚去买牛，也和满洲人做过生意。日俄战争（1904年）爆发时，他说：‘我不会再回到军队了。’1906年他逃到了美国，1908年与我母亲结婚，将她也带到了美国。”
塞缪尔（什穆埃尔）·斯皮尔伯格的妻子丽贝卡·切奇克，被史蒂文这一代叫作贝克奶奶，她是纳克曼（内森）·莫杜霍夫·切奇克和莱茨尔（瑞秋）·尼格诺娃·亨德勒的女儿，这对夫妇共有8个孩子。切奇克的家族名，在俄语中也拼作“Tsetsik”，意思是“红雀”，后来被美国化为蔡斯（Chase）。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回忆，他的外祖父那赫曼·切奇克一家在苏迪尔科夫拥有一家啤酒厂。苏迪尔科夫位于卡缅涅茨区，是靠近舍佩托夫卡较大的城镇，家族中一些其他的成员过去就住在那里，现在这个犹太小镇已经不复存在了。那赫曼“喜欢诵读并研习托拉经[14]。外祖母经营啤酒厂，她是个精明的女人，她和孩子们一同经营这门生意。他们的长子，我的伯父赫歇尔，是一名酿酒大师。那些日子里，老犹太男人们不是在做生意就是在研习托拉经，那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1897年，俄罗斯政府禁止犹太人进行啤酒贸易，外祖母的一些兄弟姐妹最终移民到了中国。他们先是住在哈尔滨，后来又搬到上海的英租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二战题材电影《太阳帝国》的开场就设置在那儿。
阿诺德的父亲塞缪尔·斯皮尔伯格，曾在辛辛那提做过几年杂货商和小贩，后来从事稳定但收入不高的批发商工作，在镇上的西三街开了一家商店，“他会去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的小商店，买下他们卖不出去的商品，那些所谓的批发货或次品货，再把这些货物运回自己的商店，转卖给其他批发商或零售商，同时也做一些小额零售生意[15]。”
阿诺德的母亲丽贝卡是一位“非常有魄力的女性。她照顾孩子们并管理家务。对政治很感兴趣——我们很早以前就都是民主党员——她读过很多书，也看戏和听音乐会。她会加入各种犹太组织。”史蒂文母亲的老朋友米尔德丽德（米莉）·弗里德曼·缇格回忆，丽贝卡是“一个坚强、有力量的女人，非常聪明，而且比她丈夫更加强势”。
除了1917年2月6日出生的儿子阿诺德·梅耶·斯皮尔伯格，丽贝卡和塞缪尔还有一个小儿子艾尔文（又叫巴迪或巴德）和一个女儿娜塔莉。艾尔文长大后成了一名航空工程师，曾参与美国宇航局的太空计划。娜塔莉后来嫁给了雅各布（杰克）·古特曼，并与丈夫一同开办了一家生产蛋糕装饰的家族企业，她于1992年去世。
史蒂文母亲的波斯纳家族起源于波兰。“波斯纳”的意思是“一个来自波兹南的人”，波兹南是波兰西部一个省会城市的名字。波兹南在18世纪末被普鲁士接管，正如已故的美国犹太史学院院长雅各布·雷德·马库斯博士在1994年的一次采访中所说：“德国人鄙视波斯纳。如果一个德国人说，‘他是一个波斯纳’，这意味着他蔑视这个人。”但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波斯纳祖先在俄罗斯比斯皮尔伯格家族有着更为世界化的背景，因为他们有着国际化的家乡——黑海上的敖德萨港口，被称为“俄国巴黎”。
然而，犹太人在敖德萨并不比在俄罗斯其他地方更受欢迎。敖德萨经常发生反犹太骚乱，1905年那里发生了一场异常严重的大屠杀，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水手发动了兵变，发起一场未遂的革命，谢尔盖·爱森斯坦的经典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便是以此事件为题材，其中包括著名的“敖德萨阶梯”事件。当敖德萨的犹太人庆贺沙皇的改革承诺时，400名犹太人在4天的报复性袭击中被杀。1905年，这样的袭击也发生在俄罗斯其他几个地方，并且因为受到当局煽动，在警察和哥萨克人的帮助下由当地的匪徒施行。
发生骚动的1884年，也正是出生于敖德萨的菲利普·波斯纳逃往辛辛那提的同一年，他想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新的生活，他希望这样做可以远离迫害和暴政。他继续保持着虔诚的犹太正统派信仰，抵制哈斯卡拉运动[16]的现代化影响，以及在敖德萨蓬勃发展的犹太启蒙运动和美国改革运动。尽管他没受过正规教育，但敖德萨的文化骚动仍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印记。这位并不那么成功的艺术家菲利普·波斯纳，把他对艺术的热忱传承给了女儿和他著名的外孙。
菲利普的父母西蒙·波斯纳（伊齐基尔·波斯纳和安娜·费德曼的儿子）和米丽娅姆·拉辛斯基（本杰明·拉辛斯基的女儿）紧随其后移民到辛辛那提，在那里，西蒙·波斯纳和塞缪尔·斯皮尔伯格一样成了一名批发商。作为家里6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菲利普也跟着父亲从事了同样的职业，靠卖衣服和其他商品来养活他的前妻珍妮·弗里德曼，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莉亚和伯纳德（伯尼）。
“菲利普·波斯纳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他的女婿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回忆，“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非常遵守教规。他常去犹太教堂，早晨、晚上、任何时候。他曾经很富有，但最终他和许多人一样被大萧条压垮。”
有一次，莉亚回忆道，她的家人饿了好几天，直到她父亲通过倒卖旧珠宝赚了10美元，他还用这笔钱带家人去度假。“尽管我们家很穷，但是我们从未被打垮”。
菲利普大部分时间在家工作，史蒂文喜欢在外祖父家的阁楼上玩耍，那里堆满了商品——鞋子、袜子、鞋带、皮带扣和领带夹。同为犹太商人的诺曼·康明斯经营着一家服装折扣店，他会买下菲利普卖不出去的货物，并将这“当作一种祝福”。康明斯的妻子伊迪丝回忆道：“波斯纳先生是一个瘦小、和蔼可亲的人。他有一所非常漂亮、舒适的小房子。我会和我丈夫去那里，和史蒂文聊聊天。这个孩子骨瘦如柴，但非常活泼。谁能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大人物？史蒂文会坐在那里蘸着一杯牛奶吃曲奇，当他吃完后，他的祖母会把饼干屑从牛奶中滤出来，再把牛奶倒回去。我对此印象深刻。我不知道那样做是出于贫穷还是节俭。”
就像《美国鼠谭》里会拉小提琴的鼠爸爸一样，史蒂文的外祖父菲利普也将心血倾注在音乐而不是生意上，他喜欢弹吉他、跳芭蕾。莉亚继承了父亲对音乐的热爱，但她觉得父亲的创造力已被谋生的艰辛所消磨。菲利普的哥哥鲍里斯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亲戚中已知的第一个进入演艺圈的人。他在意第绪语剧盛行时担任过莎士比亚剧的演员，莉亚记得鲍里斯曾在客厅里用意第绪语独自练习哈姆雷特那句“生存还是毁灭”的著名台词。鲍里斯还是一名杂耍演员，有时会戴着草帽、拿着手杖，又唱又跳。后来他成为马戏团里一名驯狮员。斯皮尔伯格1995年制片的动画电影《小狗波图》以20世纪20年代的阿拉斯加为背景，其中就有一只被叫作“鲍里斯叔叔”的俄罗斯犹太难民鹅。
莉亚的母亲珍妮生于1882年，是土生土长的辛辛那提人，她在俄罗斯移民路易斯·弗里德曼所生10个孩子中排行老二。路易斯·弗里德曼和萨拉·莉亚·内森于1870年经由伦敦来到美国。弗里德曼的父亲名叫伊斯雷尔·弗里德曼，1830年出生于波兰——是史蒂文的祖先中能追溯到出生日期的最早的一位——1883年在辛辛那提死于肺气肿。路易斯有一段时间曾从事他父亲的职业，他也做过马车夫和旅行推销员。
史蒂文的外祖母珍妮是一位活泼勤奋、很有主见的“美国女士”，正如家族好友米莉·蒂格所描述的那样，“（史蒂文的）两个祖母都比祖父更自信”。移民过来的男人往往会是这样，因为来到美国之后，他们以前拥有的传统主导地位，会在严酷的经济现实和更自由的道德观念面前逐渐瓦解。
1915年嫁给菲利普·波斯纳之前，珍妮曾和姐姐伯莎一起经营过一家女帽店。珍妮还在辛辛那提大学主修过英语。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记得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一个有教养的温柔女性”。她把所有她喜欢的人都称作“娃娃”（Dolly），包括她的女儿莉亚。莉亚出生于1920年1月12日，遗传了母亲活泼开朗、直爽坦率的性格。
珍妮“从来没有受制于家庭”，莉亚羡慕地回忆道。珍妮婚后做过一段时间的女帽商和店员。后来，她在家里教德国犹太移民英语，其中许多人是从纳粹手中逃出的难民，他们的学费由当地犹太慈善机构支付，以帮助他们适应美国的生活，并为申请美国国籍做准备。但是，这位完全现代化的美国女士的丈夫，从来不甘舍弃他既有的生活方式。
菲利普·波斯纳蓄着长长的白胡子，穿黑色正统犹太大衣并头戴小帽。在成长过程中，史蒂文对外祖父的穿着打扮和经常性的祷告行为感到十分难堪，以至于当外祖父来访时，他总是设法阻止自己的非犹太朋友到家里来。史蒂文8岁时住在新泽西州的哈敦镇，一天他与一些朋友在街上玩橄榄球，“突然我的外祖父戴着圆顶小帽，从家里走出来，大声喊道：‘什穆埃尔！什穆埃尔！（史蒂文的希伯来名字）’我没有答应，假装不认识他。我不承认这是我的名字。我的朋友们说：‘他在往你的方向看呢。他是在叫你吗？’他们指着我，我赶紧说：‘不，不是我。’我无视他的存在”。
虽然美国西部的皇后城不是19世纪俄亥俄州历史学家所赞颂的“希伯来人的天堂”，但斯皮尔伯格家族和波斯纳家族觉得，这仍然是一座主要居住着德裔美国人的安宁的城市，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这里一同过着相对和谐与富足的生活。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在成长过程中只遇到过“少许”反犹主义骚扰：比如有一次，一名腰带上佩戴着三K党[17]徽章的男子喊他“犹太男孩”。“但我所住的那条街是世界上最好的街道，”他怀念地回忆，“冬天的时候，城市会被封锁，我们就划雪橇玩。这条街一直延伸到一个公园，我们在那儿有一个球场。那里有一片树林，也能进去玩。这是一个利于孩子成长的好地方，你再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地方了。”
尽管如此，这里的犹太人数量还是少于东海岸线的那些城市——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出生时，辛辛那提的47.5万居民中犹太人只占5%，即2.2万人——乔纳森·D.萨马和南希·H.克莱恩在1989年合著的《辛辛那提的犹太人》（The Jews of Cincinnati）一书中写道，辛辛那提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犹太版本的美国梦”。
这座城市犹太社区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14年。辛辛那提是改革运动的发源地，由拉比（犹太教教士）艾萨克·迈耶·怀斯于19世纪中叶建立，旨在对传统的犹太教进行自由化和美国化。辛辛那提是希伯来协和学院、《美国以色列人》报和美国犹太档案馆等著名改革机构的所在地。斯皮尔伯格出生在位于埃文代尔的无宗派犹太医院，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犹太医院。由于受到德国的强烈影响，辛辛那提也未能免于反犹主义的侵扰。萨马对此总结道：“在很多方面，辛辛那提犹太人的生活境遇都太好了，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也许是犹太人来到辛辛那提的时间很早，因此赢得了开拓者的地位。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被视为城市生活、政治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
19世纪末，大量像斯皮尔伯格祖父母这样的俄国犹太人开始涌入美国，他们所面临的诸多障碍之一，就是那些先到来的德国犹太人对他们的敌意。定居美国的德国犹太人认为，自己比那些到此来寻求帮助和投靠亲属的新移民更有教养、更有经济实力、更有文化。对于斯皮尔伯格的祖父母和父母来说，在辛辛那提的大部分生活中，他们的德国犹太邻居“对东欧新移民都很蔑视”。雅各布·马库斯谈道：“德国犹太人在社会、文化和经济上都占主导地位，通常，一名德国犹太人周围至少会围绕着5到6个东欧人，包括俄罗斯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东匈牙利人。直到约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一些日耳曼人才开始与东欧家庭通婚。”他发现在住房方面也是如此，德国犹太人“总是住在东欧人前面一条街，他们永远避免碰面。直到1950年左右，这道界线仍十分清晰。”
伴随汽车在世纪之交时出现，辛辛那提就像《伟大的安伯逊家族》中的西部城市一样，“难以置信地在中部崛起”。随着崛起和扩张，它吞并了马车时代的远郊地区。原来的内城变成了贫民窟，由黑人和最贫穷的白人占据。埃文代尔是犹太人离开西区所迁往的第一个上流郊区，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里成为该市主要的犹太人聚居地。斯皮尔伯格的祖父母和父母就住在那里，史蒂文也出生在那里，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初的两年半时光[18]。
埃文代尔的罗克代尔大道以北，较为时尚的街道，最初是德国犹太人的地盘。正如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城市指南所言：“正统派的犹太人渗入郊区南部，并逐渐向北迁移，在罗克代尔大道附近的雷丁路建立了一个热闹的商区。”当时阿诺德和莉亚住在位于列克星敦大道817号的公寓。这个商区从距离该公寓不到一个街区的地方开始，沿着穿过阿达斯以色列犹太教堂的那条路一直延伸到雷丁路，涵盖附近的森林剧院。当阿诺德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周六我们都会拿着五美分硬币到森林剧院去看电影。我喜欢大多数的冒险电影，以及所有道格拉斯·范朋克的电影，他的所有系列”。
埃文代尔南部是一个犹太人聚居区——温暖而简朴——来自故土的史蒂文家族支系以及一些兰德斯莱人，共同生活在这里。尽管祖父塞缪尔·斯皮尔伯格在他出生前一年就去世了，但史蒂文在成长过程中拥有一份如今很少有孩子能与之相比的优势，那就是三位祖父母都生活在同一个社区。
莉亚的父母菲利普·波斯纳和珍妮·波斯纳，从1939年起就在格伦伍德大街819号租了一栋白色木屋（这是他们结婚以来的第5个家）。阿诺德·斯皮尔伯格记得，那是“一座非常美的房子。我在辛辛那提上大学时，他们就住在一个街区之外。莉亚会去父母家，我放学后，一家人会坐下来吃安息日的午餐。我们会在午饭后祈祷和唱歌，我学会了他们所有的歌”。
塞缪尔和丽贝卡夫妇曾经搬过10次家，直到1935年，他们在范·安特威普广场租下半套红砖复式公寓。“我们这条街上95%是犹太人，”阿诺德回忆道，“而且他们都是成功人士，比如医生、牙医或律师，他们非常注重教育。我哥哥和我是那条街上少有的工程师。我们过去常常一起谈论这些家庭有多么虔诚，我的朋友几乎都是正统犹太教人。我们是街上为数不多的保守派家庭之一。”塞缪尔去世后，丽贝卡在孩子们的赡养下继续居住在那里。尽管1996年《福布斯》杂志估计塞缪尔的孙子斯皮尔伯格的身价已高达10亿美元，但塞缪尔的遗产加起来仅有1728.57美元，在扣除他的疾病、丧葬和遗嘱检验费后，丽贝卡得到了1182.15美元。
史蒂文出生时，埃文代尔的许多老房子已经被改造成复式公寓，或者被分割成三到四套公寓，以前的顶层女佣房通常被改作老年人或未婚家庭成员的小公寓。1945年9月阿诺德从美国航空部队退役后，他和莉亚从贝拉·普利兹太太那里租了一套位于列克星敦大道的一楼普通公寓。普利兹太太和女儿住在楼上（斯皮尔伯格夫妇住在一楼，是两套公寓中的一套）。历史学家雅各布·马库斯回忆道，尽管德国犹太人已经迁出埃文代尔，陆续向北迁入更清新的乡村郊区，但在那些年里，这里仍然住着“最糟糕的中下级阶层”。随着退伍军人从战场上归来，住房变得越来越稀缺，新婚燕尔的斯皮尔伯格夫妇很幸运才找到一套像样的公寓。
“这是一个还不错的社区。”他们的邻居佩吉·希伯特·辛格曼回忆道。这些房子“有很大的后院，前面有宽敞的门廊，还有秋千”。这些房子很雅致，有些房子的木工很好。在20世纪50年代白人逃离埃文代尔之后，犹太人也抛弃了埃文代尔继续向社会的经济上层攀升，将这个地方让给了黑人。史蒂文孩提时期住的房子至今还在，现在是南方浸信会的出租房产。1967年，南方浸信会买下街对面的阿达斯以色列教堂，现在这座教堂已成为国家的历史性地标。
辛辛那提的犹太飞地有着非常舒适宜居却受限制的环境，阿诺德和莉亚是典型的第二代美国犹太人，他们希望自己和孩子过上更好生活的愿景，促使他们离开已经衰颓的家乡，去往郊区的美丽新世界。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的妹妹娜塔莉·古特曼回忆：“一直以来，阿诺德都是一个喜欢发问、乐于探索、非常聪明的人，他对知识的求索从未停止。”当阿诺德在埃文代尔上小学时，却被认为是一个“书呆子”，据阿诺德的同学伯纳德·戈德曼博士说：“他不太合群。其他孩子打球时，他似乎从不参与，也不在一旁观看。他可能有自己的兴趣。”
从少年时代早期开始，阿诺德的主要兴趣就是科学：“我最早是受到了住在（我们这栋楼里）楼上住户儿子的影响，他经常摆弄无线电。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大约六七岁，我经常去地下室看他做东西。后来隔壁搬来了另一个家伙，他是一个无线电修理工，他会给我一些零件。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件事——有一天，当我去上学时，我走在温德姆大街上，发现垃圾桶里有一块无线电零件。我将它捡起，赶忙跑回家，打开门喊道：‘妈妈，别把这东西扔了！’然后我才去上学，一上完课，就迫不及待回到家——那是一个有人试着修过却没修好的晶体检波器。我直接把电线接到了连接点上，它就开始工作了。这是1927或是1928年发生的事，那时我才10岁。”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叔叔从中国东北来美国时，我给他戴上耳机的那一刻。这是他第一次听收音机。家人认为我疯了，说我是一个‘疯头疯脑的科学家’。我总是对磁学和电学的东西很感兴趣，例如制造磁铁、燃烧电池、用旧收音装置里的电池造出令人惊叹的物件。我以前经常跑到别人家去问：‘你们家有没有用完的电池？’他们会把旧电池给我，我会从中提取一些电量，把它们串联起来，弄出一些电火花。这些不过是小儿科。”
阿诺德和只比他小一岁的弟弟艾尔文，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喜欢在阁楼上电老鼠，”他们的侄子塞缪尔·古特曼回忆，“阿诺德（从15岁起）就是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他的天线系统干扰了附近住户的无线电接收，吓坏了邻居。还有一次，我妈妈急了，一拳朝他们打去，将玻璃门都打碎了。”
“阿诺德在学校里非常聪明，但在家里总是胡闹——他制造过各种各样的科学小玩意儿，”家族好友米莉·蒂格回忆，“他在20世纪30年代造出了一台电视机，比任何人都早，比任何人都先知道电视机长什么样。每个人都问他：‘阿诺德，你在造什么东西啊？’”
阿诺德的一些奇思妙想可以归因于他对阅读科幻小说的强烈兴趣，这一兴趣后来传给了他的儿子。“我从7岁起就阅读科幻小说，从最早的《惊异传奇》（Amazing Stories）开始，”阿诺德说，“《惊奇》（Amazing）、《惊骇》（Astounding）、《模拟》（Analog）——我到现在仍在订阅这些小说杂志，我的孩子们过去常会抱怨：‘爸爸在厕所里看科幻杂志，我们都没法进去了。’”
塞缪尔和丽贝卡在家几乎都说俄语，他们在大萧条时期入不敷出，供不起阿诺德和艾尔文上大学。1934年从休斯高中毕业后，阿诺德与大学的奖学金失之交臂，不得不同时干着两份远远低于他能力的工作。他母亲的亲戚勒曼兄弟在肯塔基州的一个河边小镇上开有一家连锁百货商店，他在那儿当店员。
在成为勒曼兄弟的某家店的经理之前，阿诺德曾在肯塔基州的辛西亚纳为他的堂兄、丽贝卡的侄子马克斯·蔡斯担任经理助理。马克斯在20世纪30年代初送给阿诺德一台电影摄影机，这段经历最终促成阿诺德的儿子史蒂文成为电影人。“我住在肯塔基州的时候就开始拍一些家庭影像。”阿诺德回忆说，“我表哥买了一台最早的8毫米电影摄像机，他不知道如何使用它，所以对我说：‘给，你来用它吧。’我开始拍片子的时候大约17岁。我以前拍过很多垃圾片子，你懂我的意思吧？家庭和琐事之类的。没什么好的，都只是一些片段[19]。”
阿诺德在勒曼兄弟那里一直工作到二战爆发。1942年1月，他加入美国陆军通信队，但很快又被调入空军队。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当过飞机零件运输员之后，他应用自己的业余无线电操作经验成了一名无线电操作员。他先是驻扎在卡拉奇，后来又驻扎在加尔各答境外。在中缅印战区的行动中，他是B-25轰炸机中队的一员，摧毁了日军在缅甸的铁路、运输和通信系统，为他的分队赢得了“缅甸桥梁破坏者”的称号。阿诺德回忆，尽管他“驾驶飞机执行过几次任务”，但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负责管理中队的通信室。“起初我决定当一名无线电炮手，但他们说：‘不，如果你会修理无线电，就最好留在地面。’他们不让我再飞了。”1944年12月，阿诺德被调回美国，在俄亥俄州代顿的赖特机场服役直到战争结束。
为了战胜法西斯主义，美国社会各界都做出了极大牺牲，纳粹大屠杀各方面事实的逐渐浮现，使战后美国犹太人得以被社会接纳并获得经济上的发展机会。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为犹太人在战后打开了通往高等教育、科学和商业领域的大门，同时也让基督徒在与犹太人的社会交往中变得更加宽容，他们至少不那么公开地宣示反犹主义。
对阿诺德·斯皮尔伯格来说，战时服役带给他最直接和最深远的好处就是《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这最终让他和其他220万美国退伍军人一样上了大学。正如他们其中一人所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退伍军人们提供了“一张通往更美好生活的入场券”。
该法案让这位前百货公司的经理有了进入大学的可能。1949年6月，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在辛辛那提大学获得了电子工程学位，并促成他在计算机工程领域取得极大成功。阿诺德回忆说，他父亲去世前看到儿子上了大学，并“引以为傲”。
“阿诺德在学术上绽放光彩，”家族世交米莉·蒂格评论道，“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他娶了莉亚，莉亚鼓励他上大学。莉亚当时已经是辛辛那提大学的一名毕业生，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才华横溢、性格外向。我想她也想让阿诺德接受良好的教育。结果证明阿诺德真的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他最终成了计算机领域的佼佼者。阿诺德当时在新泽西工作，研究早期的计算机。他经常跑回辛辛那提，有时他会坐在我们家厨房的桌子旁，计算数字的13次方。我不知道他在喃喃自语什么。我会对他说：‘闭嘴，阿诺德。’”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母亲在辛辛那提的大学预科学校胡桃山高中上学时，“有点胆小。我也和她一样。”她当时的同学伊迪丝·卡明斯回忆道，“我们不是那种舞会皇后型的女生，她相貌平平。”
“我看上去和别人不太一样，”莉亚对《犹太母亲名人堂》（The Jewish Mother's Hall of Fame）一书的作者弗雷德·A.伯恩斯坦说，“但我从来不想改变自己。如果我有一个小巧的狮子鼻，也许就不用展现自己的个性了。因此，我去学弹钢琴。我其实也算个人物。我热爱生活，也相信自己。”
“她和斯皮尔伯格一家太不一样了，”米莉·蒂格说，“她总是神采奕奕。而他们都身形更加高大，皮肤更黑。她身高不到一米五，金发碧眼，双目炯炯有神，说话时表情丰富。阿诺德非常聪明，也很成功，但我认为莉亚更像一名‘全才’。她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
1939年，莉亚开始与阿诺德·斯皮尔伯格约会。当时阿诺德和莉亚的哥哥在一起上高中。“我们都爱打网球，”阿诺德的妹妹娜塔莉回忆道，“莉亚当时在和别人谈恋爱，但是她和前男友分手后，我就把她介绍给了阿诺德，因为我觉得他俩十分般配。”
20世纪40年代初，莉亚曾在著名的辛辛那提音乐学院求学，追逐自己的音乐梦。她计划将来成为一位钢琴家，并已经有了一些公开表演的经历，她的家人对此感到高兴和骄傲。莉亚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钢琴演奏家”，阿诺德说：“史蒂文继承了她很多艺术天分。”
莉亚在大学时主修家政专业，毕业后在市区的联合车站，担任旅行者援助协会的社工。1945年2月25日，她与阿诺德在埃文代尔南部的以色列圣会犹太教堂结为夫妻，当时阿诺德还在莱特机场服役。莉亚随丈夫来到代顿后，便在当地的社会服务部门工作。那年晚些时候，阿诺德退伍，他们又回到了辛辛那提。莉亚曾在犹太医院操作了几个月的心电图检查，在史蒂文出生前不久，她辞掉了那份工作。由于家庭的需要，她偏离了艺术生涯计划的轨道，她把自己的艺术抱负寄托在儿子身上，但她从未荒废过弹琴。
“我们结婚后买的第一件家具是一架钢琴，”阿诺德说，“我们的床是借来的，却买了一架鲍德温小型立式钢琴。”阿诺德小时候上过钢琴课，是个热心的音乐听众。“我们收集了大量古典音乐唱片，”他回忆道，“从前我们家一直放着古典音乐。”怀孕期间，莉亚大部分时间都在钢琴上弹奏古典乐曲，当史蒂文还是个裹着尿布的婴儿时，他妈妈坐在钢琴凳上，而他坐在妈妈腿上，边听边学着敲出琴音。有时阿诺德也加入他们：“我学的乐理知识足够看懂音符，所以当她弹琴时，我会帮她翻琴谱。”
音乐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了史蒂文。“史蒂文总是有着非常丰富的想象力，”莉亚说，“他什么都害怕。他小时候会坚持让我把钢琴盖掀起来，这样他就能在我演奏时看到钢琴内部。接着他会倒在地板上，恐惧地尖叫。”曾见过史蒂文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坐在钢琴前的米莉·蒂格认为，莉亚的音乐对史蒂文的早期影响，是“理解史蒂文创造力发展的关键：当他听到妈妈弹奏出如此美妙的音乐时，他到底会想到什么呢？”
就像同为神童的导演奥逊·威尔斯一样，斯皮尔伯格也从父母的各方面能力中汲取了多种艺术天赋。威尔斯的父亲也是一位发明家，母亲同样是一位钢琴家。史蒂文曾说自己是“基因超载”的产物，父亲将史蒂文的个性描述为“幸运的协同作用”，并解释说史蒂文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有音乐创造力的人，舞也跳得很好，还是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人。我则脚踏实地多了。但我也喜欢有创意的东西，我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我喜欢科幻小说。”
阿诺德在计算机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创造力，因此拥有了几项专利。史蒂文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父亲会用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方法哄他入眠，那就是用示波器在墙上反射出波浪线。虽然史蒂文对跟随父亲从事工程毫无兴趣，但从父亲那里培养出拍摄电影的兴趣：史蒂文对各种尖端技术的着迷和他对电影摄制器材的精通，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已显露出来。
音乐的影响在斯皮尔伯格的职业生涯中也非常明显。他曾在小学和高中的乐队里吹奏单簧管（虽然吹得不是很好），他还在《大白鲨》的海滩场景中，为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担任首席单簧管乐手。他现在仍会偶尔即兴演奏一下，以寻求快乐和放松。他从小就热衷于收集电影配乐专辑，他说：“如果我不是一个电影人，我可能会从事音乐工作。我会去弹钢琴或者作曲。我现在很可能是好莱坞某个地方一名饥肠辘辘的作曲家，希望我不会挨饿，但我可能不会像今天一样成功。”
曾为斯皮尔伯格大部分电影做配乐的威廉姆斯认为，斯皮尔伯格对自己的乐感过于谦虚：“史蒂文也能成为作曲家。他乐感很好，我认为这是他做导演的一大优势——他有节奏感和韵律感。”
从父母那儿，史蒂文承继了祖父和外祖父对音乐的热爱。他的祖父塞缪尔曾在俄罗斯军队乐队中演奏。他的外祖父，俄罗斯犹太移民菲利普虽然被禁止上学，但仍用自己的音乐表明“你的作品何等奇妙”。也许斯皮尔伯格所有电影中最令人欣赏的一幕是《第三类接触》的结尾，科学家们终于发明出了一种与外星母舰沟通的方式：双方一起用电脑演奏乐曲。人类和外星访客之间的音乐交流开始于几个试探性的音符，很快就交织为一段二重奏的精神狂欢。
“当我观看《第三类接触》时，”米莉·蒂格回忆道，“我想，音乐隐喻着莉亚，电脑隐喻着阿诺德，而那个小男孩就是史蒂文。史蒂文拍了一部关于父母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