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破解保护与发展难题

保护与发展属于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形式，正确把握矛盾发展的客观规律，采用正确的理论方法，掌握主动性，化害为利，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新的时代，我们要运用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武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创新发展方式，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一 保护与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保护与发展认识的阶段性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绝大部分时间只是大自然整体中平等的一员。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的认识水平非常有限，只能依靠自然维持生命的延续，如采集果实、狩猎等。人类把自然视为无穷力量的主宰，视为某种神秘力量的化身，通过采取宗教仪式对其表示顺从。在这一时期里，人类是非常被动的，人类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自然环境，消费水平非常低。“逐水草而居”“择丘陵而处”“刳木为舟”是当时人与自然原始和谐的生动写照。在使用火以后，人类的能力发生了很大改变。火可以用于照明、取暖、烧熟食物、驱除野兽。人们最初从自然因素引起的森林大火中得到启示，火协助人类利用自然，改善生存条件，大脑得到飞速进化，智力得到飞跃性发展。但是，森林大火往往难以扑灭，这就使野生禽兽乃至野生果实变得稀少而难以寻觅，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开始出现。

大约1万年以前，人类开始有意识地从事谷物种植，阿·托夫勒称其为第一次浪潮，即农耕文明。人类在长期采集野生植物等过程中发现，遗弃的种子能长出植物来，于是开始模仿自然进行有目的的种植。同样人们把捕获的动物圈养起来，让其不断地进行再生产，从此逐渐定居，缓慢地出现部落、村庄、城市和国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复杂变化。先秦时期民间流传的《击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描述了乡村闾里人们击打土壤，歌颂太平盛世的情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艰辛不易。北周庾信亦有诗为证：“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民黎”，体现了文化在衣食温饱解决之后的重要意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刻画了读书人对积极人生的理想与追求[1]。随着人类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不断进步，为人类的迅速繁衍创造了条件，而人口的增加又迫使人们加大对自然资源开发的广度和深度。大量砍伐森林和过度开荒造成了水土流失、洪涝灾害，人类对自然的影响逐渐加大，但人与自然保持着基本的平衡关系，人对自然也保持着朴素的敬畏心理。

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一场史无前例的、意义深远的革命在英格兰展开。从那时起，世界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了。“英国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拉开了整个世界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现代化帷幕。工业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工业文明，成为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业文明的终结者，它不仅从根本上提升了社会的生产力，创造出巨量的社会财富，而且从根本上变革了农业文明的所有方面，完成了社会的重大转型。经济、政治、文化、精神，以及社会结构和人的生存方式等，无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此一来，经过逐步发展，整个国家和社会高度组织化，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日夜不停地产生令人生畏的能量，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空前提高。法国的工业革命，使森林覆盖率从原始的60%～70%下降到19世纪中叶的13%左右。英国毛纺业等工业的发展，使大量森林消失，到20世纪初森林覆盖率已下降到5%左右。以蒸汽机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力的广泛利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在短短的二三百年里，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人类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自然的主人，人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即已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2]。“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3]20世纪中后期，环境污染事件促使一些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反思工业文明，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由政府官员、民间组织、科研人员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环境与发展研究浪潮。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儿·卡森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拉开了民间环境保护的序幕。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对生态和环境系统的破坏及其严重后果，人们开始对人口增长、粮食短缺、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产生了忧虑。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将可持续发展从理论概念推向具体实践。以此为标志，人类对保护与发展的认识走向新的阶段。

中国走了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现代化晚于西方国家将近200年，是在西方国家已经完成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工业化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压缩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几十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道路，但生态环境问题也在这几十年凸显出来，呈现“复合型、压缩型”的特征。

自1972年中国参加瑞典斯德哥尔摩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以来，环境保护问题逐渐进入中国政治议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979年9月，随着中国第一部环保法的颁布，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也逐渐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并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1983年12月，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此后，在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文献和领导人的讲话中，环境保护都被看作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之一。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奋斗目标，并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强调“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初步形成了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体现了党对生态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升华和理论创新，也标志着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开始全方位地进入中国政治生活和国家战略。这一时期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建设领域或文明形式被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整体布局中，这就为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科学定位，首次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科学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关系，提升了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及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重要意义的认识，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的认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说明了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有赖于对资源环境本身的规划、保护和治理，而且需要来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撑，否则“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愿望就难以实现。

（二）传统自然观和生态伦理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研究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中，我国古人提出了内涵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形成了独特的生态伦理观，对我们今天认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1.儒家生态伦理观

儒家认为，世间万物皆自然所生，人作为自然所生之物应从属于自然、参与自然的演化与发育。所谓“天人合一”，儒家认为天作为宇宙的最高本体，是一切自然现象运行和变化的根源，它既是一种“自然之天”，又是一种“天之德性”，即天道和天德。天作为化生万物、包孕万有的最高的本体，人之性与天之性同属一类和同其道理，自然的秩序与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具有类似性。董仲舒认为：“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4]“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5]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6]既然世间万物皆天所生，在地位上就应彼此平等。作为万物的一员，人并没有什么特殊，不能高居万物之上，主宰万物。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人尽人之性，物尽物之性，则人与物“可以赞天地之化育”[7]。也就是说，人只有“参赞化育”，才能促进人与物、物与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儒家认为，如果人类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最终必会遭到自然的惩罚。“取物不尽物”，儒家主张保护生物的持续发展，反对因人类对动植物生态资源的掠夺而造成的物种灭绝。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8]。孔子指出：“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其郊；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处其渊；覆巢破卵，则凤凰不翔其邑。”“取物以顺时”，儒家认为，要想做到“物”，人就必须“与四时合其序”，逆时、违时、失时、夺时，都无法达到无饥和胜用的目的。孔子对于谷物瓜果之类，坚持“不时不食”[9]。孟子根据动植物成长的规律，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10]。《尚书》《周礼》《礼记》等儒家经典中均存在重视季节与动植物生长的密切关系的思想，为维持人类的基本需要而确立相关的礼制、法规、禁令，以保护生态资源。古代社会中民间经常有封山的活动，具有传统所认可的效力。可以说，“圣王之制”的传统在政治实践层面保证了对自然资源的爱护，在民间的实践中，派生出勤俭节约的道德要求，并与佛教相结合派生出素食、不杀生、放生等爱护动物的生活实践。

2.道家生态伦理观

“道法自然”是典型的道家生态伦理观。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与规律，先于天地而存在，由道而生万物。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1]既然万物为道所生，那么，“以道观之，物无贵贱”[12]，宇宙万物都有独立而不可代替的价值。作为万物的一员，人与天地万物是共生共存、合而为一的关系，即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3]；人类的活动应该遵循和效法天地、自然的运行之道，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4]。

“寡欲节用”，道家认为，人只有以虚静、恬淡无为的境界控制欲望，才能够减少对物质资源的滥用，防止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的发生。老子告知人们利用生态环境造福人类也要适可而止，要兼顾平衡。“贵生戒杀”，道教继承了道家以生命为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的价值观，以生为人生第一要事，以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羽化神仙”[15]，甚至把“生”与道、天、地并列为“域中四大”[16]。“贵生”思想将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形成了以一切生命存在为保护对象的伦理原则，并把慈爱和同、不伤生灵、保护动植物作为自己宗教修持的重要内容。《太平经》《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三天内解经》等均强调“好生恶杀”，把“好生恶杀”与个人的“得道成仙”结合起来，并有严禁杀生、保护动植物的若干具体规定。“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17]全真道认为“斫伐树木，断地脉之津液；化道货财，取人家之血脉”[18]是伤害大地的行为。

3.佛教生态伦理观

佛教认为，万法即所有现象界的一切存在都是由因缘即条件结合而形成的，分散而灭。所谓“因缘”，“因”是内在的引生结果的直接原因，“缘”是外在的起辅助作用的间接原因。在佛教看来，世界万物之间是一种互相含摄渗透的关系，一切对象世界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因缘和合的聚合体，生命体也是如此。“众生平等”，佛家认为“一切众生，贵贱不足”[19]，强调世界上万物和人均为平等关系。坚持“众生平等”，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和谐稳定运行的前提与保障，即所谓“天平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载，日月平等故四时常明，涅槃平等故圣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无争”。从“众生平等”的基本立场出发，佛家劝导人们爱物厚生、慈悲为怀，提倡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提倡天人和谐、人际和谐[20]。佛教并没有“唯人独尊”，认为众生的生命本质是平等的，万物包括花草树木、山川河流等都有佛性，是“无情有性”的，不可以随意处置。佛教强调应该珍惜和合理利用自然财富，因为自然界的天灾与人世间的人祸有着密切的关系。“圆融无碍”，佛教注重人与自然间的亲和融通关系，即事事无碍下的万物之圆融，希望人能够清除内心欲望及功利性追求，亲证自身与自然的圆融。佛教一直将现象界视为四大元素和谐共存的处所，“如来观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21]。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中心论与自然中心论之争成为贯穿西方生态伦理学研究的一条主线。人类中心论者认为，人类是世界的中心，自然界其他物种的生存发展应服从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发展；自然中心论者则认为，人类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其他物种与人享有平等的生存发展权，人类的生存发展应服从服务于自然界和生态环境的存在和发展。这两种生态伦理观都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片面性。狭隘的人类中心论势必造成人类的唯我独尊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无力；极端的自然中心论则意味着放弃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最终会导致人类发展的停滞。超越人类中心论与自然中心论之争，恰恰可以从我国传统生态伦理观中找到灵感、获得支撑。无论儒家的“参赞化育”、道家的“道法自然”，还是佛家的“众生平等”，都既强调人类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与其他物种之间是彼此平等、共存共生的关系；又突出人类的主体地位，强调发挥人类在发现和遵循自然规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

二 云南保护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云南地处我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接合部，具有“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巴”的独特区位优势，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是唯一能够通过公路、铁路和水路进入环太平洋和环印度洋地区的省份，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会点。在国家的发展战略中，被赋予“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建设重任。

从生态区位上看，云南是珠江、红河的发源地，属于长江、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的中上游。云南水资源量约占长江流域的15.56%（含上游来水），水能资源约占长江流域的20%。森林总面积、人均森林面积、森林蓄积、生物物种数等生态资产排在首位，自然保护区面积排在全国第二位，是长江经济带的生态高地，是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生态安全屏障。在国家的生态环保战略中，被赋予“生态文明排头兵”的保护重任。

从环境质量上看，云南是全国环境质量最好的省份之一。2017年，云南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98.2%，在全国排名第一。优良以上水环境监测断面比例为82.6%，劣Ⅴ类水环境监测断面比例为5.5%，超过全国平均水平。6大水系干流出境及跨界水环境监测断面质量保持在优良水平。总之，全省生态环境质量在长江经济带省份中具有突出的优势，在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中，有条件打造成全国最优质生态资产供给地、健康生活目的地、绿色食品生产地。

当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云南还有很多短板，有些是先天性的，比如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地势起伏较大，高山峡谷相间，水、土、温不匹配，一经破坏难以恢复。一些生态类型和物种，地理分布狭窄，适应能力较弱，保护压力较大。有些短板是发展不当和发展不足造成的，这就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打造长江经济带云南样板，作出“上游”成绩。

（一）主要生态问题

1.生态空间被挤占，部分区域生态服务功能有待提高

多年来，云南积极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但因建设占用、蚕食、农牧民生计、耕地开垦等因素，森林、草地、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被挤占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根据已有资料，自然生态系统仍呈下降趋势。其中森林生态系统转变为经济园地最为突出，橡胶林、咖啡地、茶树林等面积增长。一些湖泊湿地自然土地空间萎缩，由于城市化进程，城乡区域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湖泊沦为城市“内湖”的情景正在发生，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下降。

2.山水林田湖草统筹保护不足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保护治理上人为分割严重，各种生态交错带被人为过度开发建设，生态联系割裂。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云南国土面积的59.00%，灾害极危险区及危险区约占云南国土面积的3.00%，石漠化土地面积占岩溶地区土地面积的35.70%，森林系统低质化、森林结构纯林化、生态功能低效化、自然景观人工化趋势加剧，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较低。仍然还有大量退化草地亟待治理，已恢复的生态系统较为脆弱。首次发布的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表明，全省极危物种381种、濒危847种、易危1397种，合计占被评估物种的10.32%。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导致生态破坏问题突出，一些区域生态资源破坏严重，系统保护难度加大。

3.污染物排放量较大，部分区域和水体污染较重

云南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化学需氧量仍然处于高位，一些区域环境承载能力超过或接近上限。饮用水水源安全保障水平亟须提升，排污布局与水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大量存在，九大高原湖泊富营养化问题依然突出，部分流域水体污染较重。土壤污染造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很突出，城乡环境公共服务差距大，治理和改善任务艰巨。

4.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生态环境风险高

受地形地貌影响，云南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极不均衡，山地占绝大多数，盆地占有比例极小，分布相对集中，开发利用率较高。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有49个，有18个县的土地全是山地，水土资源不匹配。经济高度集中于城市建成区及滇中地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发展，有毒有害污染物种类不断增加，区域性、结构性、布局性环境风险日益凸显。环境风险企业数量较多、近水靠城，突发环境事件引起的环境风险加大。

（二）原因分析

1.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敏感

云南属典型的高原山地省份，地势起伏很大，高山峡谷相间，江河深邃。由此，造成了全省乃至一县一乡范围内海拔高差都很悬殊的特殊地貌。如此大面积、大坡度被切割成千百万个地理单元的山地，长期以来一直是传统农业低层次的垦殖平面；另外，在不同条件下各类盆地常形成某一区域的社会和经济中心，辐射并影响周边山地，不可避免地樵采垦殖干扰容易造成生态退化。失去植被庇护后，裸露的高原受大气降水特别是“单点暴雨”冲刷造成水土流失，要比一般坝区大数十倍乃至上百倍。而山区生态既经破坏后再行修复，由于土薄、缺水、小区域气候劣变和山地地形的特殊限制，其难度又比平坝区高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是云南山区生态环境比坝区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一些表土冲刷岩石裸露的山地，就再也无法恢复原来的植被。因此，云南以高原山地为主、山高谷深的地貌特点，使得云南的生态环境稳定性差。

复杂的地质构造为山地灾害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全省有较大规模的活动断裂38条，其中深大断裂有红河、小江和澜沧江等断裂带。深大断裂强烈活动形成宽大的岩石破碎带，很容易形成滑坡泥石流。云南地层齐全，岩性多样，具有形成滑坡泥石流的多种岩层存在。云南是我国地震最多的省份之一，按其频度在我国大陆居第三位，按单位面积的密度则为第一。地震的发生常在Ⅵ度及以上烈度引发大量滑坡等山地灾害。

云南整体上处于东亚、青藏高原、南亚和东南亚三大差异显著自然地理区域的接合部，过渡性特征明显。从小区域上看，不同垂直地带生态类型不同，各种成分相互渗透，相对一致的生态环境范围都不大，抗干扰能力较弱。云南生物物种数量多，但大部分物种的种群规模小、个体数量少，特化程度高，适应性差，一旦被破坏就很难恢复。云南分布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151种、野生动物242种，分别占全国的41.0%和57.1%；列入《中国植物红皮书》的珍稀濒危植物154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的珍稀濒危动物192种；云南已有112种动植物被列入极小种群物种。以《云南省生物物种名录（2016版）》收录的物种为评估对象，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标准（3.1版）》等国际公认的方法和标准，云南对11个类群的25451个物种进行了评估，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发布了《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2017版）》。评估结果显示：云南生物物种绝灭8种、野外绝灭2种、地区绝灭8种、极危381种、濒危847种、易危1397种、近危2441种、无危16356种、数据缺乏2991种、不宜评估1013种、不予评估7种。

2.人为活动胁迫因素较大，整体保护力度不够

根据国家生态十年调查，云南省绝大部分区域人为活动呈明显增加趋势，人类活动强度指数持续增加，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分别为1.07、1.16和1.38。十年间，新增城镇用地926.90平方公里，新增经济种植园（橡胶、咖啡、茶树等）约1102.60平方公里，以薪柴为主的能源消耗仍占农村能源消耗的50%以上，整体胁迫因素较多，压力较大。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云南的跨越式发展压力很大，一些地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尚处于较低的层次，生态环境保护仍面临巨大压力。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一些地方环保投入减弱，进一步推进环境治理和质量改善任务艰巨。区域生态环境分化趋势显现，污染点状分布转向面上扩张，部分地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服务功能下降，统筹协调保护难度大。目前总体上处于“看守式”保护，内生动力不足，体制机制问题仍很突出。

3.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的矛盾突出

人口、经济与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够均衡、部分区域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滇中地区以不到全省1/6的水资源、不到全省1/4的国土资源，养活了全省超过1/3的人口，创造了全省超过1/2的经济总量。全省超过1/3的建设用地布局在不足1/15的有限坝区空间内。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云南山地多平地少、除了平坝就是高山的地貌条件是导致人口、经济与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的主要原因。由于滇中地势平缓，适宜居住，人口相对集中，其土地和资源过度开发导致资源供给与需求矛盾突出。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间的矛盾突出且长期存在。矿产资源既是经济社会的物质基础又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矿产资源开发会对局部生态环境产生或大或小的扰动，这种扰动涉及大气、土壤、地下水及地形等。矿产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为以下几类：矿山地质灾害、矿区含水层破坏、矿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和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等。而人类生产活动的过程，就是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加之矿业在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根据《云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年）》，2015年矿业企业完成总产值3453.51亿元，占云南2015年生产总值的24.36%。由此看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改变。

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全省经济发展还处于比较粗放的水平，许多产业处于产业分工低端，投入高，产出低，单位用地效率低下。从历年的人口增长及用地数据来看，虽然人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是相较于中部、东部发达地区，城镇用地节约利用水平还有待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与农村人口逐年减少呈反向变化趋势，农村集约节约用地水平有待提高。广大山区、半山区人口过度分散，粗放耕作现象严重。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分散，部分地区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规模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高限标准，集约节约用地水平低下。2009～2015年，云南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由51.41万公顷增加至52.91万公顷，农村人口从3016.90万人减少至2687.2万人，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由170.41平方米/人增加至196.90平方米/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0平方米/人）。云南是以资源输出为主的省份，除了滇中地区外，其他地区产业比较单一，产业“趋同化”状况还未根本改变，效益总体不高，发展稳定性较差，产业竞争力较弱，产业结构转型的力度偏小和速度偏慢。

三 打好绿色牌，破解保护与发展难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绿色发展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22]这充分表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经济发展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关键节点上，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导向。坚持绿色发展，实质上就是一个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问题。历史地看，它是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遇到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殷鉴不远，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例外都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那些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有两个共同特点：其一是经历的时间过程比较长，其二是向不发达地区转移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生产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面临的除了共性问题之外，还有时空过程高度压缩、环境问题集中爆发的特殊复杂性问题。中国要最终实现现代化，既不应该也绝不可能重复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现代化内在要求“绿色化”，别无他途。事实上，新常态之所以“新”，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就是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了上限，过去那种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在经济新常态下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本质上就是要准确把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共赢，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有机协调。坚持绿色发展，重要的途径在于大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水平，包括重塑绿色能源结构，加快工业化的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经济杠杆绿色化。另外，绿色发展的重中之重还在于制度建设。反思既往，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但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生产在低端水平徘徊的局面一直没有根本改变，在发展与保护之间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并将之制度化，是一个关键因素。

通过改革环境治理制度，推动和实现价值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是实现发展与保护之间动态平衡的治本之策。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绿色发展制度设计和制度探索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制度体系。比如：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制度，用市场化机制激励节能减排减碳；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建立双控的市场化机制、预算管理制度、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并将双控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评体系；倡导合理消费模式，实施全民节能行动计划，等等。

未来的发展，“绿色”的程度和成色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将决定现代化的得失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引用法国作家雨果的话说：“最大的决心会产生最高的智慧。”在坚持绿色发展上，我们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下定最大的决心，保持坚如磐石的定力，才能最终探索出一条现代化的成功新路。

云南是生态资源大省，是动植物王国。生态优势如何转化为发展优势，是云南多年来努力探索解答的命题。最近，云南省委省政府又提出打好绿色食品、绿色能源和健康生活目的地这“三张牌”，努力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推动云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三张牌”，成为云南在新时代争当生态文明排头兵的生动实践，是让“绿色”成为云南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云南打绿色“三张牌”的基础来自丰富的生态资源。云南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2017年，林地面积达2607万公顷，居全国第二；森林蓄积18.95亿立方米，居全国第二；森林覆盖率59.3%，居全国第七。云南水电资源可开发量居全国第三，全省电力装机在全国排第六。云南具有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基础，发展绿色食品有竞争优势，打绿色“三张牌”能实现云南弯道超车，与人们对高质量美好生活的需求相吻合，与时代的要求相吻合。

（一）打造“绿色能源牌”

做优做强绿色能源产业，紧扣把绿色能源产业打造成云南重要支柱产业的目标，加快建设干流水电基地，加强省内电网、西电东送通道、境外输电项目建设，拓展省内外和境外电力市场。下大气力解决“弃水”“弃电”问题，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推进水电铝材、水电硅材一体化发展，培育和引进行业领军企业，着力发展新材料、改性材料和材料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建设铝工业工程研究中心、硅工业工程研究中心，占领行业制高点。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大力引进新能源汽车整车和电池、电机、电控等零配件企业，尽快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把云南绿色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

（二）打造“绿色食品牌”

把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方向，把高起点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作为今后一个时期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用工业化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突出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走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之路，在确保粮食生产能力稳中提质的基础上，力争到2020年形成若干个过千亿元的产业。一是大力推进“大产业+新主体+新平台”发展模式和“科研+种养+加工+流通”全产业链发展，瞄准高端市场、国际市场，迅速占领行业制高点。二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把实施产业兴村强县行动作为夯实县域经济“基石”、优化县级财政收入结构的战略性举措，着力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发展新格局。三是大力培育新主体，引进国内外大企业，扶持本土农业“小巨人”等龙头企业，积极培育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力争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龙头企业新增100户以上，超过10亿元的新增10户以上。四是大力打造名优产品，围绕茶叶、花卉、水果、蔬菜、核桃、咖啡、中药材、肉牛等产业，集中力量培育，做好“特色”文章，打造具有云南特色、高品质、有口碑的农业“金字招牌”，加快形成品牌集群效应。五是大力塑造“绿色牌”，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绿色革命”，力争新认证“三品一标”600个以上，有机和绿色认证农产品生产面积分别增长10%和15%以上。

（三）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牌”

大力发展从“现代中药、疫苗、干细胞应用”到“医学科研、诊疗”，再到“康养、休闲”全产业链的“大健康产业”。支持中国昆明大健康产业示范区加快发展。按照“世界一流”的标准打造国际医疗健康城，引进国际一流高端资源和管理模式，建设集医疗、研发、教育、康养为一体的医疗产业综合体，力争经过几年的努力，成为国际先进的医学中心、诊疗中心、康复中心和医疗旅游目的地、医疗产业集聚地，引领云南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跨越式发展。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围绕“国际化、高端化、特色化、智慧化”目标，以“云南只有一个景区，这个景区叫云南”的理念打造“全域旅游”，以“一部手机游云南”为平台打造“智慧旅游”，以“游客旅游自由自在”“政府管理服务无处不在”为目标建设“一流旅游”，开发精品自驾旅游线路，加快汽车营地、厕所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新业态，制定实施新标准，推动旅游产业全面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紧扣“特色、产业、生态、易达、宜居、智慧、成网”七大要素，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建设，使云南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特色文化转化为发展优势，成为世人健康生活的向往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