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资源”开发下科技馆与高校合作的新思路
——浅析日韩科技场馆的案例研究与实践
周文婷[1]
（厦门科技馆，厦门，361000）
摘要 近年来，随着高校人才培养的不断发展，高等学校成为科普工作的重要载体，科技馆与高校之间有了更多开展合作的空间。本文充分肯定进一步加大科技馆与高校之间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力度的重要性，介绍了日韩馆校合作的发展与经验；根据馆校的供求解析，探讨与高校“研教并行+人资共享+明确分工”的合作新思路，并通过厦门科技馆的初步实践，希望为促进科技馆与高校的深度融合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 馆校合作 科普资源 科技场馆
提高科普资源的利用效率，建立共建共享平台的长效机制，使科普资源真正服务于公众，是科普事业发展中最关键和基础的工作。高校在科普工作中具有师资人力、学科建设、硬件设施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但在利用科普资源开发活动、传播科普资源等方面还缺乏针对性与实效性；与此同时，科普场馆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无法满足公众多元化的科普需求，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外出考察、实践探索等方式，通过梳理日韩科普场馆与高校深度合作的概况，了解和借鉴其发展和经验，分析二者间的关系和发展方向，探讨科普场馆和高校在“科普资源”开发上合作的新思路。
1 科技馆与高校合作的基本概况
科技馆与高校合作，即场馆与学校以提高科普资源、人才资源利用率为共同目标，充分利用科普场馆的展示空间和多元的活动形式、高校优秀的人才资源和先进的学术研究成果，开展优势互补、相互配合的“馆校合作”活动。
1.1 双方合作的利好环境
近年来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文件政策（见表1）致力于推动全社会科普资源的高效利用，集成各种不同功能和类型的科普展教资源，鼓励科研机构、大学、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参与科普展教资源的开发活动。
表1 国家颁布的相关文件与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6月召开的“科技三会”上明确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一个国家的科普能力，集中表现为国家向公众提供科普产品和服务的综合实力；而科普资源既是科普工作的基础和工具，也是提升科普能力的重要因素。积极鼓励全社会参与科普，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这对于新形势下推动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1.2 高校方面的必要性
在当前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家持续加大对高校的教育投入，其科研能力和成果也日益增强和丰富，调动高校主动参与科普工作的积极性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我国提倡的“产学研”结合（整合生产、科研、教育等不同部门的功能与资源优势）中，高校作为产学研结合的三个主体之一，以“校企合作”为其主要形式；以福建省为例，省内高校与企业合作主要通过企业进校园、订单式培养、互动融合式三种模式，这样的形式以向社会输送人才为主，从科普工作的角度来说存在培养人才结构单一、生源就业分布不均衡、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等问题。[2]
1.3 科技馆方面的必要性
科普场馆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服务公众的重要文化事业，既是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的供应者，也是面向青少年提升科学素养的教育者。伴随着教育改革和科普场馆的发展，虽然目前已取得很多成绩，但是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常设展览的更新迭代——跟上社会发展步伐，满足多元化的科普需求并保持良好的互动；复合型科普人才匮乏——科学教育需要融合各方资源和不同门类知识的处理，所以从事此类工作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3]科普（教育）内容的跨度较窄——目前科普场馆的对象以小学生为主，如何吸引高龄段的学生重新走进科技馆成为当务之急。
1.4 现状及问题
国内提倡的“馆校合作”大多是指科普场馆与中小学的合作，与有科研、科普实力的高校合作甚少；笔者通过搜索引擎对“科普场馆 高校”进行搜索发现，真正与高校有深度合作的场馆，只有中国科技馆、上海科技馆、重庆科技馆等几家场馆；更多的科技馆涉及与高校的合作多半也是为了解决高峰期人手不足的问题，合作内容以“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为主，并未充分利用高校丰富的人才、技术、科研资源等进行深度合作。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两者缺乏整体认识。双方的深度合作需要建立在彼此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就笔者所在地区而言，高校对于科技馆的理解还处在“参观”的基础上，而对“教育”功能未形成具体认知，从而也造成在“产学研”合作中未将科普场馆考虑其中，主动开展合作的意识不强。而由于高校的开放日、参观日较少，并且部分高校缺少与社会的对接，加上科技馆复合型人才的缺失，对高校的科研项目和人才专业培养也缺乏了解，无法深入合作。
二是利益因素的影响。合作关系的建立需要让各方都能从中获利，而目前国家政策虽然鼓励社会各方高度融合，但并没有具体的项目经费、考评机制，国内大多数科技馆还是公益性机构，而高校科研也需要经费支持，这对双方的合作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三是标准化的管理模式。科普场馆与高校是不同类别、不同上级的两类事业单位，那么在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多头管理、层层汇报、多方审批的问题，并且双方的立场和理念也会导致合作项目的推进和持续；同时国内除仅少数场馆有初步尝试外，行业内尚无规范、体系化的运行模式，也阻碍了合作的深入进行。
2 国外科技场馆与高校合作的案例与分析
西方高等教育在办学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合作教育模式，如美国学徒制模式、“硅谷”模式，英国“三明治”模式、教学公司模式，德国“双元制”等，[4]这些合作结合当地科普场馆的特色也逐渐向全方位、多模式、深层次、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就亚洲地区来说，日本科普场馆的密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每年也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促进高校、研究所对博物馆、科学馆从事自然史和科技史研究工作进行组织，并负责这方面的研究和交流活动。
下文尝试对厦门科技馆于2019年赴韩国、日本交流访问的数家博物馆、科学馆与高校合作的情况（见表2）进行评述，希望从中获得具有一定普遍性和实用性的启发与借鉴。
表2 日韩（部分）科普场馆与高校合作概况
在发达国家中科普场馆经过长期的累积和发展，在功能定位、经营管理、运行模式等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的体制相对成熟稳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表2中的七家场馆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的三大特色。
2.1 基于科学性和研究性的活动平台搭建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日韩科普场馆非常重视培养观众的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活动的设计上。除了与国内相同的基于展品的体验式和探究式学习之外，几家科普场馆都邀请高校和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参与教育活动的策划和开展，一方面可以将研究者的科研成果转化为观众可以掌握的科普体验，另一方面也使展馆的资源得到进一步的挖掘与阐述：通过和研究人员的互动，使活动本身更加具备科学深度，同时能够让观众“像科学家一样想事情、做事情”的探究行为变得更加真实。
例如，据韩国国立果川科学馆国际部Kim jaeyoung先生介绍，该馆作为韩国最大的科学中心每年要接待来自各地的青少年超过150万人次，在启发引领韩国青少年们对科学的兴趣上产生重要作用。每年他们都与果川在地的高校和研究所共同策划和举办至少10场关于基础科学、尖端技术、自然科学等不同主题的互动活动，并且会有一些大型的科学节、天文观测等科学实践日活动，能够引导青少年通过一天或者几天的活动，共同沉浸在科学学习里。
2.2 基于展馆结合研究成果转化展览资源
高端的科研资源多来自晦涩难懂的前言科学，涵盖多种学科领域并且有一定的深度，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是比较难理解的；而通过科普展览的展示形式，如互动展项、图文展板、展示模型搭配简单明了的语言和轻松愉快的风格，可以让公众对科技成果有更直观的理解。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以“通过科学研究和教育，发现、解释、传播有关人类文化、自然界以及宇宙的知识”为使命，开设天文学、人类学、无脊椎动物学、哺乳动物学、比较基因学、生物多样性保护、图书馆学、古生物学等方面的永久性、半永久性、临时性展厅以及展览[5]，从科普场馆的角度来说，借助科研机构的学术成果进行展览策划，能够提升展览的科学内涵，多层次多角度地满足群众更高的科普需求。
例如，釜山国立海洋博物馆是韩国首座海洋综合博物馆，包含海洋历史、航海船舶、海洋体验、海洋领土、海洋科学等展示内容。副馆长金真玉女士介绍，通过与研究所、大学联合共同收集海洋遗留物并开展研究和展示，能够让观众更好地了解人类生活的根基；同时将关于海洋的文化教育和海洋知识的各类研究成果连接起来，通过展品、展览展示给观众，她觉得非常有意义。海洋博物馆内关于海洋历史的展示区域，就得到了国立海洋文化遗产研究所的学术支持，围绕学者专家关于古代航路、张保皋海洋活动的性质、新罗末高丽初海洋势力的特点、高丽时代宋商与高丽商的活动、朝鲜时代海禁与空岛等研究观点，进行展区的策划和布展，高度还原了韩国古代海洋领域的相应知识。
而日本科学未来馆在2019年展出的“猛犸象特展”就是一种与高校科研成果结合的全新展览形式。据介绍，2018年北东联邦大学北方应用生态研究所（IEAN）与“猛犸象展”开展了联合挖掘调查，包括该展的监修者加藤教授共同前往西伯利亚北部实施挖掘调查，最终发现了冷冻猛犸象和小马驹等珍贵的标本；而“猛犸象特展”正是以制作小组的挖掘调查手记的形式，向公众介绍了本次挖掘的全部经过并展示出相关的物料标本。在观展的过程中，结尾有一段策展人的寄语，“希望以此次展览为契机，也许有一天你也能成为研究者在西伯利亚挖掘猛犸象，并推动猛犸象的复活计划”。笔者认为，正是通过这样复制科研本身或者科研相关经历的展览，使观众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进行更深刻的思辨，从更全面的角度看待科学研究的过程，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中培养观众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
2.3 基于科研技术方向的专业人才、资源共享
在发达国家，依托网络技术搭建高校网络化科普教育模式，向社会开放大学实验室和学校博物馆，或科普场馆依托大型贵重仪器直接进行学科前沿研究，是十分普遍的合作模式。此外，科研人员进入科普场所，与公众通过近距离接触，让公众在带着问题不断思考的过程中，了解最新科研成果对生活的影响，同时也丰富了科研人员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思路。
例如，日本旭川科学馆是互动性非常强的科普场馆，拥有各种科学游戏和设备。其中最值得借鉴的是二楼的工作室，拥有许多自制道具，观众可以自己探索，还有各种标本可以用显微镜观察。负责工作室的科研实验员田中先生介绍，旭川科学馆在展品研发上除了传递正确的科普知识，也注重展品的互动性、体验性和创意性，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让场馆的展品研发和设计更贴近观众。除了实验室之外还有数个规模大小不同的研究室，这样的教育空间是科学家和高校科研人员在馆中的实验室，实验器材和实验经费由校方提供，可供初中、高中生到馆和研究员一同完成探究内容；而人员在这里开展的活动和科学传播成果算是其工作的一部分。
3 馆校“深度融合”的启示与探索
日本科学未来馆总结了自身发展的三大支柱——传播科学、人才培养、建立纽带。通过常设展、专题展、网站、出版物、影像等丰富多彩的方式来传播作为“新知识”的尖端科技；并以上述活动为载体形成独特的人才培养系统，馆内的科学交流员活跃于各大研究机构、大学、科学场馆和企业；同时将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媒体、志愿者、会员、入馆者、行政机关、学校、其他科学馆、产业界当作自身与社会之间的“接口”，面向“接口”举办交流合作活动，旨在通过活动加强尖端科技与普通公众之间的联系。[6]上文对日韩若干家展馆的馆校合作方式进行分析，接下来对厦门科技馆的本地案例进行阐述，探讨双方的供求关系和合作方向。
3.1 启发：双方的供求情况和契合点分析
科普场馆与高校合作，既要使高校彰显自身特色，又要符合科技馆教育职能的发展，这是双方“深度融合”的出发点，笔者对双方的供需内容做了简单归纳（见表3）。
表3 科普场馆与高校的供需内容小结
表3中，两者的供给内容也是二者长期累积的社会条件和优势。而高校在馆校合作中的需求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反映；同样作为以科学教育为首要功能的科普场馆，同样要适应社会需求、紧跟发展趋势。将上述高校与科普场馆的资源优势和需求相对照，会发现：①在人力资源上双方有不同层面的契合，如科普人才的培养、专家资源的利用；②在社会效益（如影响力、品牌性）上，双方的供给和需求存在互补倾向；③在以具体项目为导向来满足供求的层面可实现高度的吻合，如科研方向、平台搭建等。
由此可见，两者若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就会逐渐被淘汰；通过“馆校结合”可以让双方在资源上得到共享和互补，达到双赢的目的。
3.2 探索：基于二者契合的合作策略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科技馆与高校合作应满足三个基本要求：①善用社会平台，传播对象的普及化；②以人才为载体，合作渠道的多元化；③尊重个性差异，项目分工的合理化。
同时，三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相互依托的。比如：满足科普场馆教育功能的需求，既要加强科普人才队伍的建设，也要开发丰富多彩、新颖的教育活动，而高校丰沛的人才资源、先进的科研成果、过硬的学科背景就满足了以上需求，同时也解决了高校关于需要平台和人才输出的问题。由此，笔者尝试将与高校合作的基本策略概括为“研教并行+人资共享+明确分工”。
3.3 实践：基于策略的实施方向（以厦门科技馆为例）
厦门科技馆目前共有员工140余人，其中负责教育活动、展示接待、展览策划的人员占60%，每年教育活动大约300场次，临展策划3个，年接待观众量为160万人次。然而，展览策划和教育活动开发的质量与国内外优秀的科普场馆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背靠厦门旅游城市的大环境，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展览和活动出现，吸引受众市场，提高社会效益。为实现科普教育的深度、展览内容的创新以及优秀科普队伍的培养，近年来厦门科技馆开始尝试与高校合作，以下将简要阐述基于策略的几个合作方向（见图1）。
图1 馆校合作基本策略与合作方向的关系
围绕厦门科技馆目前的需求与优势结合当地院校的特点，我们从“展览（品）研发、科教活动、科研课题、科普人才”四个方向尝试合作，虽然与策略中的三个要求没有完全吻合，但二者是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和呼应关系的。通过充分利用馆外社会资源优势，打造科普创新与产业合作的新途径，吸引高校（科研院所）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科学普及工作，构建科技创新、科普产业和科学教育共同体，实现科普服务联动推进和科普资源协同发展的“1+1＞2”效应。
4 小结与展望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已不再是孤立的存在，通过与各类机构的跨界合作，从不同角度诠释科学，也是将来科技馆发展的趋势之一。而通过科普场馆的搭建，充分利用高校的自身优势，可使更多的高水平研究工作和重大工程项目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推动人才培养，使高校真正在科学普及中发挥作用。
实现科技馆的开放融合，单方面的努力远远不够，各类机构对科学传播的重视度、相关激励制度的完善等都直接影响着融合的可持续性。[7]在馆校合作的这条路上，我们还需要政府提供更灵活、更宽松的政策环境；需要有更具针对性的学科专业设置、培养方案制订；对于高校专家教师、场馆培育基地、教育项目有更充裕的经费支持和更完善的考核管理……这些都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和改进的问题。
通过馆校结合开发科普资源，实现双方资源利用最大化和成果共享社会化，是当前科普场馆的重点工作。本文就上述介绍、分析、实践，尝试为科普场馆针对工作现状重新审视与高校的内涵关联和在科普工作中的定位、推动双方合作提供些许参考。
参考文献
［1］周训胜：《高校产学研合作的现状及对策》，《中国高校科技》2012年第11期。
［2］鲍贤清、顾怡雯：《科技类博物馆提供中小学科学教育资源的现状研究》，载王挺主编《中国科学教育发展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3］李冉：《国外产学研合作教育发展历程及典型模式介绍》，《读写算（教师版）：素质教育论坛》2012年第4期。
［4］孟津：《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体制和社会功能》，第三届化石科普国际论坛，2018。
［5］张力、唐琳：《日本科学未来馆：用科学理解世界》，《科学新闻》2018年第11期。
［6］宋娴：《科普需从“我”走向“我们”》，《人民日报》2017年7月24日。
[1] 周文婷，厦门科技馆展教部高级主办，主要研究方向为馆校合作。
[2] 周训胜：《高校产学研合作的现状及对策》，《中国高校科技》2012年第11期。
[3] 鲍贤清、顾怡雯：《科技类博物馆提供中小学科学教育资源的现状研究》，载王挺主编《中国科学教育发展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4] 李冉：《国外产学研合作教育发展历程及典型模式介绍》，《读写算（教师版）：素质教育论坛》2012年第4期。
[5] 孟津：《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体制和社会功能》，第三届化石科普国际论坛，2018。
[6] 张力、唐琳：《日本科学未来馆：用科学理解世界》，《科学新闻》2018年第11期。
[7] 宋娴：《科普需从“我”走向“我们”》，《人民日报》2017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