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汉口开埠设关与武汉城市近代化

1861年汉口开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直接造成的，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汉口开埠并非清政府自愿而是由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强行促成。开埠之前，九省通衢的武汉交通便利，商贾辐辏，贸迁有无，是当时中国内地集政治、军事和经济于一体的重镇，但由于与世界少有联系，仍是典型的封闭性市镇。早于汉口的沿海一些城市的开埠通商，对身处于中国内陆腹地的武汉影响微弱。以通商为主题的开埠设关打破了武汉闭关自守的状态，改变了这座城市固有的发展模式，揭开了武汉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序幕。开埠设关对武汉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内聚型市镇转型为外向型通商港口。闭关时期，汉口虽然因商贸而兴，但毕竟建立在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基础上，只能进行有限的内地商品循环。开埠以后，武汉城市经济结构发生嬗变，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崭露头角，商贸国际大门从此打开。外商蜂拥而至，外资洋行与工厂渗入武汉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农副产品，并将外国商品输入武汉，同时也将西方经济模式和物质文明输入内地，带动武汉传统的封闭式手工业经济向对外贸易型经济转变，促进了武汉与外部地区的商品交换，与海外的贸易连通。“汉口一埠乃内地之枢纽，与美国支加哥正复相同。盖其不处海滨，外国航轮无由直达，只司集中土货，运沪出口，收纳洋货，散销内地，最为相宜。”[30]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航运业的发展，使汉口港与国际航运业务接轨，推动了货物的流通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极大地扩大与提升了汉口贸易圈及经济辐射力，武汉国际性商埠地位凸显。“汉口自西历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华洋通商以来，惟近十年间商务发达，驾于欧美通商口岸之上。”[31]清末日本驻汉领事水野幸吉对汉口的崛起大加称赞：“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32]

第二，促使贸易管理体制由无序转向规范。汉口开埠为武汉市场对外开放提供了契机，促使武汉由内陆商品集散地转变为国际化通商口岸。但开埠之初，由于没有设立海关，境内贸易关税管理无序，那些来往长江的外国商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些无原则和无品行的人，事实上也就是些不法之徒，他们不但把条例和章程一概置之度外，而且把中国人看成是可由他们任性劫掠的”[33]，武汉市场因而陷于混乱。海关守护着国家的经济大门，除了征收关税、查禁走私、监管进出口货物等外，最重要的职责还在于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并力争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市场机会。江汉关设立后，即把沿用于沿海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引入内地，革除了清廷旧海关名目繁多的关税摊派，将税款的征收、储存、汇寄予以分割，征与管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统为一体，有效防止了以往税收征管中存在的敲诈勒索、营私舞弊等弊端，加之江汉关严查走私，中外商人的贸易行为及武汉对外贸易秩序日趋规范。江汉关为维护对外贸易顺利进行而实施的监管措施、稽查制度以及港务管理，为近代武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为推动开埠后武汉贸易市场的发展繁荣、加强武汉与国际经济市场的联系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使武汉所蕴藏的国际性商埠的潜能逐渐得到发挥，为近代武汉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第三，完善和拓展了武汉城市布局及城市发展空间。汉口最初是沿河城市，是从汉水沿岸发展起来的，市场、码头、街道大多集中在汉水之滨。开埠之后，英、德、俄、法、日相继在汉水入江口以北滨江一带开辟租界，并在租界内设工厂、洋行、银行，建洋房、码头、货场。长江航运的兴起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地处长江沿岸的汉口滨江地区很快得到开发，商务的兴盛积聚了人气。加之有效的市政建设与城市规划，汉口江岸这片荒芜之地最终发展为繁荣的新兴市区，成为武汉城市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并带动租界相邻地区的开发建设。由于汉口滨江地带的开发及租界建立的影响，汉口原有的城市格局被打破，而从沿河转向以长江北岸为中心的空间结构布局，不仅使城区向东北迅速扩张，而且使城市经济重心从沿河折向沿江。正如民国时期《夏口县志》所言：“鄂中物产最饶之区，推襄河两岸。故当开辟市场之始，即定于襄河沿岸一带，盖一以扼上游之津要，一以便商场停泊避风涛之险。至通商口岸既开，迤东滨江一带始趋繁荣。”[34]一个近代化城市的面貌端倪渐显。毋庸置疑，开埠设关对近代武汉城市空间结构变迁起着重要作用。

第四，促进了武汉社会阶层与人口结构的变化。开埠设关后的武汉“华洋杂处”，在西风东渐影响下，传统商业、手工业、钱庄、私塾等逐渐向近代工商业、银行、学校等转化，对外贸易的发展使社会生产经营分工越发细化，航运、纺织、新闻、医疗、卫生、建筑、服务业等新兴行业大量涌现，与近代产业相关的新职业不断出现。作为“本乡人少异乡人多”的移民城市，武汉吸引了来自邻近省市及远至浙江、广东等省的劳动力与从业人员，使武汉城市的人口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开放性与流动性的特点。而大量聚居于汉口租界的外国侨民，又体现出武汉的国际化特色。由于武汉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而全面的质变，社会阶层也随之调整与重组，官员大量减少，倡优、僧道、算命看相等封建文化逐渐式微，而代表近代产业的产业工人、工商业者、服务业人员则大增，成为城市生活的主体。至1908年，“在武汉三市被使役于诸工场之职工，其数当不下三万。特如汉口百货辐辏之地，运搬夫更为多数……其数可统称十万”。[35]社会阶层、人口结构以及从业态势的变化，客观地反映了开埠设关后武汉社会经济的繁荣状况，适应了武汉这座城市近代化发展的需求。

第五，推动了城市公用事业与文明形态的转变。列强以汉口租界为据点，在对武汉进行殖民侵略的同时，也将西方城市文明移植过来，诸如西式建筑、新式交通、医疗卫生、公用事业及城市建设理念、管理模式等，使汉口租界成为展示西方科学技术和都市文明的窗口。受外国势力入侵及西方文化的刺激与影响，武汉不再闭关自守和自甘落后，而是师夷长技奋起直追，以图自救和自强。华商在汉口黄石路、大智路一带集资建造模范区，以与租界媲美。汉口华界在道路交通、公共设施、市政管理等方面学习租界的长处，使城市公共事业有了长足发展，近代城市的功能也日益完善。特别是江汉关名义上是一个海关行政机构，但它的业务范畴延伸到许多非海关领域，如港务管理、航道整治、引水监督、气象测候、邮政代管、检疫服务等，并由此参与武汉地区社会经济、卫生、通信、交通等领域建设，对武汉城市建设及公共服务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西方的文化娱乐和生活方式逐渐为武汉人所接收，并使武汉人的消费观念、审美情趣、生活习性发生改变，出现了趋新崇洋的社会风尚。“汉镇自中外互市以来，习俗益靡，阛阓多仿西式，服饰宴会务为豪侈，歌馆、舞台、茶寮、酒肆之间冶游者车水马龙，尽夜无有止息。”[36]城市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由此开始转变，武汉城市近代化事业起步。

第六，促成武汉区域性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武汉自古以来商业发达。汉口开埠后，中外轮运公司纷纷落户于此，筑码头、修仓库、建堆栈，开辟上至重庆，下达上海，通达湘江、汉水等内河航道以及可达香港、南洋、日本乃至欧美等地的远洋航线，形成以武汉为中心、以长江航线为主干线的长江中下游航运网。近代航运业的兴起提升了武汉交通枢纽的地位，促成了武汉外贸经济的勃兴。据江汉关统计资料，1861年进出汉口港的船舶401艘，吨位9.3余万；1910年达到15734艘，吨位556余万。[37]如时人所言：“汉口自开埠以后，对外直接贸易，日趋进展，为中国对外直接贸易五大商埠之一。自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七年中，其贸易纯额，仅亚于上海而超过其他各埠之上。”[38]对外贸易的繁荣及经济的集聚效应带动了制造业、金融业等其他行业的同步发展，使武汉城市经济由单一的商贸经济向商业、工业与金融业相结合的多元经济转变。其经济功能也由商业的一枝独秀发展为工商业、金融业的多业并举，并对长江中游及华中地区经济有较强的内聚力和扩散能力，最终发展成为长江中游及华中地区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其经济影响力辐射全国乃至海外。

第七，加强了外国资本对武汉经济命脉的控制。汉口开埠设关后，各国商人涌入武汉，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贸易特权，建洋行，办工厂，开银行，兴航运，使武汉成为外国资本的集中地。当时“汉口虽为我国内地重要之商埠，其经济动脉之责权，则恒操作于欧美商行之手”。[39]如美商美孚、德士古及英商亚细亚三家石油公司垄断武汉石油贸易，英商和记洋行占蛋品出口之大宗，英美烟草公司香烟占据武汉市场。其他如茶叶、猪鬃、桐油等农产品的输出，也几乎为洋行所独占。为加强对华中经济的渗透，控制武汉经济命脉，西方列强纷纷在汉口设立银行。外国银行不受中国政府制约，滥发钞票，影响了武汉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民族经济的正常发展。汉口外汇行情全然由外国银行操纵。再以航运业为例，开埠设关后，外商在汉口纷纷设立轮船公司，抢占沿江优势地段，利用其攫取的“内河航运权”垄断了长江航运，从而逐渐控制了武汉的交通命脉，使武汉民族航运业的发展受到巨大冲击。另外，江汉关的创设虽然规范了武汉的对外贸易秩序，但由于江汉关实际上被外国人操控，它所制定的协定税则将华洋商品置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税率上显示出有利于外商的倾向性，不能起到全方位保护民族经济和捍卫国家主权的作用。但总体而言，江汉关管理的效率与职能的履行是有效的，有利于航运和经贸的发展。

综上所述，汉口开埠设关使武汉由封闭走向开放，城市形态由传统市镇向近代都会转型，武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也随之发生嬗变。近代工商业和金融业的产生，使武汉产业结构趋于完善；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更加频繁，汉派文化逐渐形成；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使社会结构更趋丰富；人口结构由单一而多元，形成五方杂处、华洋共居的景象。汉口因为开埠设关而在外力与内力交互作用的推动下，开启了武汉近代城市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局面，展现出城市近代化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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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钢，武汉图书馆馆员，主要研究武汉城市史、抗战史；王有珍，历史学硕士，江汉关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地方历史、博物馆学；黄文俊，法学硕士，江汉关博物馆馆员，主要研究近代海关机构及人事制度。

[2]（清）黄式度修，王柏心纂同治《续辑汉阳县志》卷3《疆域》，《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④》，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第197页。

[3]（清）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291页。

[4]〔日〕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上海昌明公司，1908，第1页。

[5]日本参谋本部：《东亚各港口岸志》，上海广智书局，1902，第17页。

[6]〔法〕加勒利·伊凡原著，〔英〕约·鄂克森佛译补《太平天国初期纪事》，徐健竹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04页。

[7]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第144页。

[8]〔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466页。

[9]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97页。

[1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4册，中华书局，1979，第1282—1283页。

[11]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10，第215页。

[12]汉口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汉口租界志》，武汉出版社，2003，第26页。

[1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7页。

[14]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56页。

[15]《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16页。

[1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31页。

[1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第4—7页。

[18]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禧纂《民国湖北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湖北④》，凤凰出版社，2010，第331页。

[19]海关总署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编译委员会编《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一卷）（1861—1910年）》，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第29页。

[20]《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一卷）（1861—1910年）》，第30页。

[21]《江汉关之将来观》，《新闻报》1912年5月19日。

[22]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第225—226页。

[23]《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42页。

[24]黄序鹓：《海关通志》，内部出版物，1921，第96页。

[25]《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18页。

[26]武汉海关编《武汉海关志》，内部出版物，1994，第70页。

[27]《武汉海关志》，第116页。

[28]《江汉关布告检疫》，《新闻报》1933年7月3日。

[29]〔日〕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第517—518页。

[30]张克明：《汉口历年来进出口贸易之分析》，《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2期，1935年2月，第17页。

[31]《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41页。

[32]〔日〕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第1页。

[33]〔英〕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姚曾廙译，三联书店，1958，第202页。

[34]《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36页。

[35]〔日〕水野幸吉：《汉口——中央支那事情》，第12页。

[36]吕调元、刘承恩修，张仲炘、杨承禧纂《民国湖北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湖北③》，凤凰出版社，2010，第558页。

[37]《武汉海关志》，第47—48页。

[38]张克明：《汉口历年来进出口贸易之分析》，《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2期，1935年2月，第9页。

[39]伍宗培：《汉口工业之展望》，《武汉报》1944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