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河道变迁与城市空间格局的再造
武汉三镇地当江汉之滨，河道便成为城市空间结构发展与变迁的天然骨架。但在长江、汉水武汉段水文环境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河道常因主泓道摇摆不定，出现岸线崩塌、沙洲淤积沉没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沿江滨汉两岸码头、港埠的兴衰。与此同时，为保障城市的安全，人们因地制宜地采取开挖河道或修筑堤防等措施来拓展港埠和城市的发展空间。这样，由于汉水改道以来河道、港埠的变迁，武汉三镇城市空间格局和城市功能亦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见表1）。
表1 明清汉水改道以来河道变迁与武汉城市空间的再造
续表
因河道、港埠变迁，武汉三镇城市空间格局变化的态势一直持续到清代及以后。例如，清康熙二十年前，汉水“南岸两旁，皆有房屋，中间街道，可容车舆。自二十年后，日渐崩溃，尔来愈甚，北岸亦有冲裂”。[54]作为崇信坊重要组成部分的南岸街衢，因岸线被水冲刷、崩塌、后退，最后沉入江中或荒废。
同时，武汉三镇湖泊众多，一些湖泊因人类活动逐渐淤塞而被辟为城市居民生产生活之所，逐渐演化为城区的一部分。例如，汉阳城内郎官湖在明嘉靖时“是时湖可纵舟游，城内水汇于湖，乃自水门入江，其年为弘治庚申。自后，居民各于屋后培土为圃、为室家，今止存一沟耳”[55]，形成街区。又如高公街，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汉水龟山北麓低洼之地，出现了一片东延入江的水域，名“东月湖”，阻隔了汉口与汉阳往来交通。明弘治正德年间，汉阳知府蔡钦主持修建了铁门关至汉水的一道长数百米的大堤，阻隔了江水内浸，时称“免溺堤”，并修建了“免溺亭”和石桥。万历三十五年，汉阳郡守王宗本复修该堤，种植杨柳，成为汉阳城郊一处名胜，供人们闲暇时休憩娱乐。时任汉阳府别驾林梦鼎在《杨柳石堤》中歌咏了人们在此堤游乐的场景：“横舟古渡问慈航，一带长堤映绿杨。祠下桂椒庙貌古，行人犹自说甘棠。”人们为了纪念郡守王宗本的功德，将此堤改称杨柳堤或王公堤。清代汉阳知府高纲再度修葺杨柳堤，此堤遂改称高公堤，堤上石桥亦称“高公桥”。[56]高公堤后因人口日渐聚集而发展为工商业兴盛的高公街（见图4）。
综合考量明代中后期自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以来武汉城市形态与布局的变迁，其并非静态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武汉三镇鼎立的格局初步形成后，因长江、汉水水文、地理环境以及岸线的变化，武汉三镇的城市格局和功能结构亦相应地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尤其是沿河滨江河道与港埠变迁。同时，随着武汉三镇人类活动的增加，在利用、改造三镇的人居环境的过程中，江堤的修筑、湖泊的填塞、港埠与街衢的兴建等都扩大了城市的区域范围，这进一步促进了三镇鼎立的城市总体空间格局的发展。总之，武汉三镇城市格局的形成是以江汉汇流的城市水系、河道变迁和中国传统礼制城市规制为基础的，同时也是政治、地理、历史、交通、航运和市场等因素动态结合的产物。
图4 明末清初汉阳高公桥区域形势
资料来源：转引自郭佳、曾防汛、詹松《泡入江中的高公街故址》，《武汉晨报》2014年9月6日。
[1]王肇磊，历史学博士，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区域城市史。
[2]涉及武汉城市空间格局演变的著述主要有皮明庥《武汉通史·明清卷》（武汉出版社，2008）、赵燕《武汉市河道变迁与商业中心的转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年第2期]、张笃勤《武汉城市空间的历史演变和当代特色重塑》[《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王肇磊《论明清河道变迁对武汉城市发展的影响》（《江汉学术》2013年第1期）等。
[3]《楚北水利堤防纪要·荆楚修疏指要》（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25页。
[4]（清）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卷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21—25页。
[5]（清）胡丹凤：《大别山志》卷4《艺文》，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42页。
[6]（清）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卷3，第181页。
[7]（唐）李延寿：《南史》卷6《梁本纪上 第六》，中华书局，1975，第173页。
[8]王葆心：《续汉口丛谈 再续汉口丛谈》卷6，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66页。
[9]王葆心：《续汉口丛谈 再续汉口丛谈》卷6，第166页。
[10]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465—472页。
[11]《楚北水利堤防纪要·荆楚修疏指要》（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第82页。
[12]《楚北水利堤防纪要·荆楚修疏指要》（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第82页。
[13]《楚北水利堤防纪要·荆楚修疏指要》（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第8页。
[14]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第471页。
[15]嘉靖《汉阳府志》卷2《方域志》，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影印本，第26—27页。
[16]（清）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卷1，第37页。
[17]王哲等：《长江中下游河道（武汉——河口段）底床沙波型态及其动力机制》，《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2007年第9期，第1223—1234页。
[18]（清）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卷3，第139页。
[19]小河是旧时汉口人民对汉水的俗称，亦称襄河。《汉口丛谈校释》云：“汉口之盛，所以由于小河也。然小河之水，实赖两岸夹住，旋绕入江。”（清）范锴著，江浦等校注《汉口丛谈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59页。
[20]（清）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卷1，第37页。
[21]（清）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卷1，第37页。
[22]嘉靖《汉阳府志》卷2《方域志》，第26—40页；王肇磊：《论河道、航运变迁对明清时期武汉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23]（清）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卷1，第37页。
[24]（清）陶士偰修，刘湘煃纂《汉阳府志》卷12《地舆志》，清乾隆十二年刻本，第5页。
[25]陈佑湘：《汉正街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第16页。
[26]（清）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卷2，第74页。
[27]（清）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卷2，第74页。
[28]涂文学、李卫东：《汉口母街——汉正街文化建设研究》，第5—7页。
[29]（清）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卷2，第74页。
[30]（清）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卷3，第138页。
[31]（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97，第193页。
[3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七），贺次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5，第3520—3522页。
[33]于志光：《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第56—58页。
[34]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2《武昌府》，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113页。
[35]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2《武昌府》，第113页。
[36]皮明庥：《武汉通史》（宋元明清卷），武汉出版社，2006，第294页。
[37]于志光：《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第56—57页。
[38]陈桥驿主编《中国都城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524页。
[39]（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七），第3525页。
[40]于志光：《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第58页。
[41]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2《武昌府》，第138页。
[42]于志光：《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第58页。
[4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七），第3545页。
[44]于志光：《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第59页。
[45]张笃勤等：《武汉城市空间的历史演变和当代特色重塑》，《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46]侯祖畲：《夏口县志》卷12《商务志》，1920年刻本，第2页。
[47]《汉口竹枝词校注》有云：“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清）叶调元著，徐明庭等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卷1《市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第2页。其中，“八码头”常指艾家嘴、关圣祠、五圣庙、老官庙、接驾嘴、大码头、四官殿和花楼。
[48]王刚：《汉正街街道形态与意义的演变过程》，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第48页。
[49]《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卷167，中华书局影印雍正铜活字本，第47页；（明）杨宏、谢纯撰《漕运通志》卷8《漕例略》，何振华点校，方志出版社，2006，第145页。
[50]范锴在《汉口丛谈》卷1中提到：“大硚口外沙涨日高，玉带河逐处淤塞，或有居民架屋于上，至于堤口，市廛相接”（第49页）。
[51]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卷1《市廛》中形容汉口城市空间格局为“上街路少下街稠，卧帚一枝水面浮”。范锴亦云汉口“地形如眠帚”（第5页）。
[52]〔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溶、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29页。
[53]范植清：《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汉口镇的发展》，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编《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162页。
[54]（清）范锴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卷1，第37页。
[55]嘉靖《汉阳府志》卷2《方域志》，第27—28页。
[56]郭佳、曾防汛、詹松：《泡入江中的高公街故址》，《武汉晨报》2014年9月6日，第A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