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朱陆和会到“晚年定论”
（一）元代的朱陆和会之风
虽然陆九渊、朱熹两位大儒先后去世了，但是有关朱学与陆学的异同之争，却刚刚开始。朱门弟子与陆门弟子自然免不了门户之争；但进入元代后，却兴起了一股朱陆和会之风。“元代的朱学人物，除了那些墨守师说的人以外，都在不同程度上兼取陆学的本心论，而蔚为一时的‘风会’。”而许多陆学人物“固然坚守反求自悟的本心论，但也吸取朱学致知笃实的工夫”。[78]在这股朱陆和会之风中，比较典型的是吴澄和郑玉。《宋元学案》里说：“继草庐而和会朱陆之学者，郑师山也。草庐多右陆，而师山则右朱，斯其所以不同。”[79]
吴澄是朱门弟子，他首先对朱学末流之弊深感痛心。他说：
既以世儒记诵词章为俗学矣，而其为学亦未离乎言语文字之末，甚至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它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辞，反俾记诵之徒嗤其陋，词章之徒议其拙，此则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80]
嘉定是南宋宁宗年号，朱熹去世后第九年为嘉定元年。或许这是朱熹所没料到的——他去世不久，其学就呈现出了末流之弊，变成了记诵词章之学，学者只会卖弄文字。而挽救朱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吸收陆学所长，援陆入朱。吴澄说：
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读书讲学；陆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实践。读书讲学者，固以为真知实践之地；真知实践者，亦必自读书讲学而入。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至于今学者犹惑……当以朱子所训释之四书，朝暮昼夜，不懈不辍，玩绎其文，探索其义。文义既通，反求诸我。书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实用其力，明之于心，诚之于身，非但读诵讲说其文辞义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陆子之所以教也。[81]
吴澄首先认为朱陆二子之学，实为统一体。朱学强调的是读书讲学，陆学强调的是真知实践，前者是后者的路径，后者是前者的目的，所以说二教为一。朱陆之争，实为双方不肖弟子出于门户之见，互相排挤造成的。所以正确的修养之法，应是先读朱子四书，通晓文义，然后用心体验，并努力实践，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文字上。其实，吴澄所主张的仍然是朱学的模式，也就是以读书为入德之门。只不过他更强调陆学中用心体验的方法和强调践履的特点，以矫正朱学末流之弊。
吴澄盛赞陆学的，是其本心之学。他说：
陆子之所以为学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求之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诸身即此。而是以心而学，非特陆子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曽、思、孟，以逮邵、周、张、程诸子，盖莫不然。故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之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82]
意思是说，陆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本心”二字。吴澄甚至认为，以本心为学并非陆九渊一家，从古至今各位圣贤，实际上都是本心之学。换句话说，陆九渊的本心论抓住了圣人之道的根本。此外，陆学强调反身体悟，其本心之学很难言传。吴澄还说：
陆先生之学不在乎言语文字也……盖先生平日教人，专于心身上切实用功，一时精神之感发，旨意之恳到，如良工斫轮，大冶铸金，巧妙莫可仿佛也，而可笔录乎？[83]
吴澄的这段话已经很有些不立文字的禅味了。
郑玉本是陆门中人。他首先批评了朱陆后学的门户之见，说：
近时学者未知本领所在，先立异同。宗朱子则肆毁象山，党陆氏则非议朱子，此等皆是学术风俗之坏，殊非好气象也。
接着，郑玉分析了陆学的长处与缺点，他说：
某尝谓陆子静高明不及明道，缜密不及晦庵。然其简易光明之说，亦未始为无见之言也。故其徒传之久远，施于政事卓然可观，而无颓堕不振之习。但其教尽是略下功夫，而无先后之序，而其所见又不免有知者过之之失。故以之自修虽有余，而学之者恐有画虎不成之弊。是学者自当学朱子之学，然亦不必谤象山也。[84]
其实郑玉对陆九渊的评价似乎并不高，说他高明不及程颢，缜密不及朱熹。陆学的优点是“简易光明”，而且实践效果还是不错的。其缺点是工夫论太简略，没有先后之序。后面所说“知者过之之失”是《中庸》里的一句话，原文是“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郑玉引这句话来形容陆九渊，显然是说他天资很高，但高得有点过了头。实际上这是在说陆学很难具有普遍意义，禀赋一般的人很容易学偏了。因此作为普通人，还是入朱学之门为好，但也不必去谴责陆学。
郑玉对朱陆异同有一段比较全面的评价，常为后世学者引用。他说：
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学为己任……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入之途有不同尔。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江东之指江西则曰“此怪诞之行也”，江西之指江东则曰“此支离之说也”，而其异益甚矣，此岂善学圣贤者哉！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高才独得之妙也。二家之学亦各不能无弊焉。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氏之谈空说妙，至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委靡而无以收力行之效。[85]
这段话表达了这样几个意思（与前引有重复）：其一，朱陆之学的不同，源于各人资质不同。陆九渊天资聪明，所以好简易；朱熹性情笃实，所以求缜密。因此陆学适合个别天性高的人，而朱学则适合大多数普通人。其二，朱、陆在为学宗旨上是一致的，后学出于门户偏见互相指责，这绝不是正人君子该做的事。其三，陆学末流走向禅学，空疏不实；朱学末流成为俗儒，流于词章。
以下对元代的朱陆和会作进一步分析。首先从吴、郑二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朱陆末流之弊在当时已经非常泛滥。一些有学识的儒者致力于矫正这些末流之弊，或由朱入陆，或由陆入朱，只为拯救学术，传承圣学。这是朱陆和会之风的缘起。需要指出的是，末流之弊不能代表朱陆之学的本旨。朱熹主张尊德性必须贯穿始终，道问学虽重要但也只是手段，道德实践才是归宿；陆九渊也强调读书讲学的用处，有助于提高实践水平。因此引发元代朱陆和会的，更多是朱陆之学末流之弊，而非其学本身。
在和会派看来，朱学与陆学虽有不同，但并非对立，他们为学宗旨是一致的，朱陆之间的共同点或互补性要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分歧。朱陆之争更多是门人弟子的门户偏见造成的，这不应是学者所为。
吴澄和郑玉分别代表了朱陆和会的两种主要模式：前者为互相补充型，后者是各取所需型。吴澄认为，朱学的长处在于读书讲学，陆学的长处在于发明本心，将两者结合起来无疑是完美的修养方式。吴澄的建议是先读书学习，然后发明本心，其实这仍是朱学的模式。陆学的本质特征并非“发明本心”本身，而是要“先”发明本心，读书则不是修养的必然要求。因此《宋元学案》说吴澄“多右陆”，其实是只看到了吴澄极力推崇陆学本心论的表面现象。当然，吴澄高度赞扬本心，甚至宣称从古至今的圣人之学其实都是本心之学，这在本体论上的确有意义，但在工夫论上却并不重要，因为工夫论更关注修养的过程以及重点。
郑玉认为，朱学与陆学的确存在差异，各有利弊。朱学适合资质一般的普通人，从读书讲学入手，再由博入约，付诸实践。而陆学则适合天资聪慧之人，仅凭自省便能发明本心，直接在践履中就能体悟道德真理。因此朱陆二学不能说哪个更好，只能说各有特点，各有适合的人群。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吴澄说陆学不可言传的看法。吴澄在这里无意中暗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道德是知识吗？前面说过，陆九渊对此是否定的，吴澄显然意识到了陆学的这个特点。如果道德只是某种直觉，当然不可言传。既然不可言传，就用不着读书学习，至少读书学习不是必要的。不过吴澄还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二百多年后的王守仁。
（二）元末明初“早异晚同”说的兴起
后人常以“异同”来表达朱学与陆学的关系。朱陆之“异”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朱熹、陆九渊本人还是他们的门人后学，始终在互相批评，无非有时激烈些，有时缓和些，有的公允些，有的偏颇些，但是矛盾从未化解过。朱陆二学的利弊长短也是明显的，这在二子在世时就明确表达过。其后学为挽救末流之弊，积极从对方汲取思想资源，兴起和会之风。郑玉所谓“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这是明确说朱陆之学的相同之处。而且郑玉强调这些相同点是本质的，其他相异点则是枝节的，应当求同存异。不过郑玉“求同”的方案是各取所需，吴澄的方案是互相补充，实际上他们强调的只是朱陆“相通”而非“相同”，因此严格讲应称为“和”，称“朱陆和会”是非常恰当的。进一步说，朱陆之“同”是为学宗旨上的，朱陆之“异”是修养方法上的，“和”是承认不同但努力求同存异的措施。
但是到了元中期，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元仁宗恢复了科举，朱熹著作被列为标准教材。自此，和会之风不再流行，毕竟“和”是以承认“异”为前提的。既然朱学成了官学，陆门中人自然要向朱学靠拢，去异求同便成为趋势。不过朱陆之异是无法回避的，比较巧妙的解决办法，是证明朱陆二人先有异、后趋同。较早尝试这个办法的，是赵汸。赵汸关于朱陆异同的言论，主要集中在一篇名为《对问江右六君子策》的文章中[86]（以下所引赵汸语均出自此篇，不再单独注释）。
赵汸首先继承了郑玉的观点，认为朱陆之异是由他们的气禀所致。他说：
朱子之学实出周、程，而周子则学乎颜子之学者也。程子亦曰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以颜子为师……陆先生以高明之资，当其妙年，则超然有得于孟氏立心之要，而独能以孟子为师……其入德之门固不能无异矣。
赵汸说：朱子之学，是承袭颜子、周、程一脉而来的，这一脉学风比较笃实，与孟子一脉不同。孟子才高，不是一般人能学的，但陆九渊天资聪慧，因此能以孟子为师。因为天资的差异，入德之门也必然各有不同。
气禀说是建立在承认差异之上的。有差异就各有利弊，学者应当根据各自禀赋，寻找适合自己的入德之门，扬长避短，存异求和——这是郑玉的思路。但是赵汸却在这里转向了，没有存异求和，而是试图去异求同。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朱熹的《答项平甫》，他在信中反思自己“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不堕于一偏也”。另一个是陆九渊的《祭吕伯恭》，他在文中反省自己过去“粗心浮气，徒致参辰”，似乎承认了朱熹常批评他的空疏之病。赵汸对此评论说：
夫以二先生之言至于如是，岂鹅湖之论至是而各有合邪？使其合并于暮岁，则其微言精义必有契焉，而子静则既往矣。抑不知子朱子后来德盛仁熟，所谓“去短集长”者，使子静见之，又当以为如何也！
赵汸认为，朱陆二人对自己的思想都进行了反思，明显在互相靠近。二子若能晚年相论，必有契合，只可惜陆九渊去世太早，没有见到朱熹努力“去短集长”的喜人改变。朱陆思想，可谓早异晚同。
赵汸显然过于乐观了。其实朱熹经常自我批评，多次表示陆学的内省工夫还是很有意义的。因此这些只言片语绝不能说明朱熹思想有什么重大变化。恰恰相反，朱学体系是很庞大的，有着完整的宇宙论、心性论和工夫论，这种工夫论细节的一些调整和反思，对其庞大的理论体系来说只能是更加完善，但绝不会动摇丝毫。而且据陆九渊年谱，这封《答项平甫》写于淳熙十年（1183）[87]，这一年陆九渊45岁，朱熹54岁。陆九渊不仅活着见到了这封信，而且还回了信，并说了那句著名的“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完全看不出两人有契合的迹象。
尽管赵汸的结论有些轻率，但他开启了去异求同的新思路，元代存异求和的风气逐渐消退了。进入明代后，程敏政专门搜集了大量朱熹书信及少量陆九渊书信，辑成了一部《道一编》，以论证“早异晚同”说。他说：
朱陆二氏之学，始异而终同，见于书者可考也。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陆，岂非以其早年未定之论，而致夫终身不同之决，惑于门人记录之手，而不取正于朱子亲笔之书邪？以今考之，志同道合之语，著于奠文；反身入德之言，见于义跋；又屡有见于支离之弊，而盛称其为己之功……其初则诚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则觉夫疑信之相半，至于终，则有若辅车之相倚。[88]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个观点：其一，朱陆之学，总的来说是始异终同，或者说早异晚同。其二，后人尊朱抑陆，很大程度上根据的是朱熹“早年未定之论”，或者是门人不准确的记录，简单说就是误会。其三，根据程敏政自己的考证，朱熹至少有三点与陆九渊相同：一是追求圣贤之道的学术宗旨（所谓“志同道合”），二是内省体悟的修养方法（所谓“反身入德”），三是对“支离之弊”的自我批评。其四，朱陆异同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水火不容，中期疑信参半，后期相辅相成。不难看出，所谓“终同”实际上是朱熹在向陆九渊靠拢，显然是援朱入陆之说。
程敏政还说：
两先生之说，不能不异于早年，而卒同于晚岁，学者独未之有考焉。至谓朱子偏于道问学，陆子偏于尊德性，盖终身不能相一也。呜呼！是岂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问学，固以尊德性为本；……陆子之尊德性，固以道问学为辅……。[89]
这里仍是在说朱陆早异而晚同，但长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且学界始终有一个偏见，也就是朱熹偏于道问学，陆九渊偏于尊德性。实际上，朱陆二人并没有偏废一边，无非各有侧重而已。应当说，程敏政所指出的朱陆二人对尊德性和道问学的看法还是很公允的。而且前述所说朱陆学旨相同，朱熹赞同内省、反思支离，这些也都不错。但是这些相同或相近之处都是细节上的，不能从整体上得出朱学与陆学“晚同”的结论。
程敏政这种明显援朱入陆的做法引起了朱门学者的不满。朱熹的徽州同乡程曈认为陆学根本就是异端，与朱学从未相同过。程曈也对朱熹有关书信文章进行了考证，辑成了一部《闲辟录》。程曈在《闲辟录序》中说：
昔我新安夫子昌明圣学于天下，时则有若陆氏兄弟，浙之吕、陈，亦各以其学并驰争骛而号于世。陆则过高而沦于空虚，浙则外驰而溺于卑陋。夫子惧其诬民而充塞仁义也，斥空虚者为异端、为禅学、为佛老，卑陋者为俗学、为功利、为管商，辞而辟之以闲圣道而正人心焉……世衰道微……于陆则谓之晚与夫子合，为夫子之所集，甚则谓能掩迹夫子，追踪孟氏……曈也幸辱生夫子之土壤，而获世守其遗书，乃敢妄以闲辟之所寓者类聚之……若夫秉夫子之旌旗，捣陆氏之巢穴，以收摧陷廓清之功，则有望于任世道之责者。[90]
显然，程曈只认为朱学是正统，称吕祖谦、陈亮的浙学为“卑陋”，称陆学为“空虚”。他说朱熹明确指斥陆学为异端、为禅学、为佛老。然而入明以来，世道衰微，异端兴起，妄称陆学晚合于朱子，甚至妄图借此修正朱子思想。程曈以匡扶朱学为己任，搜集朱熹“闲辟”之论，编辑成书，“秉夫子之旌旗，捣陆氏之巢穴”，努力清正学界。程曈的儿子程缵洛在《刻闲辟录后》中说：
朱、陆之学始终不同，具见两家年谱及文集语录中。夫何草庐吴氏创为迁就调停之说，篁墩程公又继为始异终同之书，由是遂成千古未了公案，历世不决之疑狱，道无从授指南矣。我先君为此惧，爰取朱、陆之遗书，考其岁月之先后，明其旨趣之异同，旁搜博采，辑以成编。[91]
这里更明确地说，朱陆之学始终不同。调和朱陆是从吴澄开始的，至程敏政完成了“早异晚同”说。这种做法掩盖了陆学的异端色彩，混淆了学界视听，程曈对此甚为忧虑。他也通过考据书信时间先后的方法，明确朱陆之异，以捍卫朱学的正统地位，与异端邪说划清界限。《四库全书总目》在介绍此书时说：
是编录朱子集中辨正异学之语，以辟陆主之说。凡九卷。末一卷则杂取宋史以下诸家之论朱陆者。其说不为不正，而门户之见太深。词气之间，激烈已甚，殊非儒者气象。与陈建《学蔀通辨》均谓之善骂可也。[92]
《闲辟录》与后面《学蔀通辨》都是维护朱学的论著，四库馆臣认为他们“门户之见太深”“殊非儒者气象”，甚至讽刺程曈和陈建“善骂”，可谓评价不高。
综之，元代和会朱陆之风自赵汸便转了风向，从求和存异转为求同去异。但是朱陆之间的差异太过明显，根本无法掩饰，因此称其始异终同便成为最佳方案。赵汸开启了这个思路，程敏政罗列材料，辑《道一编》，系统论证了“早异晚同”说。尽管《道一编》并非杰作，漏洞不少，但仍影响了王守仁、周汝登、孙奇逢、黄宗羲等儒学大家。当然，程敏政右陆的痕迹过于明显，也激起了程曈等人的不满。程曈辑《闲辟录》，驳斥“早异晚同”说。不过，程曈捍卫朱学正统性的努力效果有限，“早异晚同”说到了王守仁手里，达到高潮。
（三）王守仁的《朱子晚年定论》
程曈《闲辟录序》的落款为“正德乙亥（1515年）四月”。就在同一年，王守仁也为他的《朱子晚年定论》作了序，落款时间为“正德乙亥冬十一月”。
与程曈捍卫朱学正统的意图针锋相对，王守仁认为，陆九渊才是儒家正统的继承者，暗示朱学正是因为晚年及时痛改前非，向陆学靠拢，才得以跻身正统学术之列。他在序中首先回顾了儒学的传授历程，认为孔子的学脉至孟子就中断了。直到北宋，周敦颐、程颢（注意这里没提程颐）才又开始追寻圣学余绪。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圣学被弄得支离破碎，于是又黯淡了。他认为这都是学者说得太多造成的。王守仁说他自己早年曾立志于圣学，但苦于支离，找不到入门之径，于是转向佛老。他以为圣学就在这里，却又感觉到与孔子思想相去甚远，于是又陷入疑惑。后来被贬龙场，顿然开悟，又证之于四书五经，完全符合圣学之道（这几乎就是陆九渊“六经皆我注脚”的实例）。他感到，圣学本来就是光明大道，但在俗儒们手里变成了崎岖坎坷之路，反倒不如佛老之学了。王守仁说他曾把自己的感悟说给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但是遭到非议。然而真理愈辩愈明，他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主张。不过唯一让他心有不安的是，他的想法与朱学很抵触，他怀疑当时所传的朱学可能有问题。于是他又认真研究了朱子之书，有了惊人发现。他说：
（朱熹）晚岁故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谬戾者……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呶呶，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93]
王守仁对朱熹晚年悔悟旧说的情形，描述得极为夸张，说朱熹不仅“大悟旧说之非”，而且“痛悔极艾”，甚至认为自己“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王守仁认为那些广为流传的朱熹著作，都是“中年未定之说”，《朱子语类》也都是门人私见，不能代表朱熹的真实思想。这个想法显然让王守仁大为解脱，毕竟朱学是官方之学，是科举程式。在对待士人尤为苛刻的明朝，身为政府官员的王守仁，当然不敢公开表示对朱学的怀疑；但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又不能违心地去迎合朱学。因此当他发现他竟然“不谬于朱子”“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的时候，他的那份“幸”“喜”之情，应当是发自内心的。于是，那些墨守朱熹“中年未定之说”的学者们，反而成了“异端”。不论这一巧妙的理论安排是出于有意还是出于某种心理暗示，总之王守仁的学说与朱学正统能够保持一致了。
《朱子晚年定论》的篇幅非常短小，包括序、跋在内一共不足7000字，而《道一编》则在4万字左右。两者所选录的书信大致相同，但因为《道一编》不仅摘引的文字多，而且有大量按语；而《朱子晚年定论》每封信只摘引若干句，而且没有按语。关于这种处理方法，王守仁说：
近年篁墩诸公尝有《道一》等编，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偏心，将无所施其怒矣。
显然，王守仁是借鉴了《道一编》的得失，为了避免被人指为“党同伐异”，故此“不加一辞”，让朱熹自己说话，这样反对者就无从指责了。
不过朱熹究竟在哪些方面属于“旧说之非”，王守仁并未明说。从其序看，应该是支离之病。在该文最后，王守仁引述了吴澄《尊德性道问学斋记》中的一大段话作为结尾，主要说的还是朱门末流的支离之弊。王守仁善于用别人的话来证明自己，显然这种编排暗示了朱熹晚年所“痛悔”的“自诳诳人之罪”即是支离。有个学生曾经问王守仁：为什么朱熹那么聪明，却把格物之说搞得那么支离？王守仁回答说：
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文公早岁便著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王守仁似乎是在为朱熹开脱，说朱熹“气魄大”，早年立下壮志要在学术上继往开来，所以研究工作做得很细密复杂。如果他只是自己修行，就不会搞得这么烦琐了。但是修成正德后，开始后悔当初写了那么多书，把学问搞得支离破碎，于是想学孔子，做些删繁就简的工作。王守仁在这里还特意盛赞朱子的这种知错就改的德行，是常人不可及的。只可惜动手晚了，不久便离世而去，没能系统纠正自己的支离之弊。
有意思的是，王守仁在很多时候又说朱熹本人其实并无支离之弊。他说：
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94]
这是说，支离之弊是程、朱等大儒去世后才有的现象，似乎与朱熹无关。他又说：
世之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繁而失之愈远，至有敝力终身，苦其难而卒无所入，而遂议其支离。不知此乃后世学者之弊，而当时晦庵之自为，则亦岂至是乎？[95]
这仍是说，支离之弊是后世学者方法不当造成的，若是朱熹在，不能搞成这样。他还说：
朱子平日之意，所谓“随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几一旦贯通之妙也”欤？然而世之学者，往往遂失之支离琐屑，色庄外驰，而流入于口耳声利之习，岂朱子之教使然哉？[96]
这是说朱熹主张的是“一旦贯通之妙”，其他学者支离琐碎的毛病根本不是朱熹教的。不得不说，王守仁的言论有前后矛盾之处。这也使我们对他写《朱子晚年定论》的诚意多少有些怀疑。
谈到支离便不得不说说道问学，因为很多人都视道问学为支离，反之则视尊德性为空疏，并认为朱熹专主道问学，陆九渊专主尊德性。其实如前所述，朱熹和陆九渊对尊德性与道问学的讨论并不多，而且二人的观点都有含糊之处，对尊德性的理解也不相同。王守仁也反对给朱熹和陆九渊分别贴上“道问学”和“尊德性”的标签。他说：
谓其（指陆九渊）“专以尊德性为主”，今观《象山文集》所载，未尝不教其徒读书穷理。而自谓“理会文字颇与人异”者，则其意实欲体之于身。其亟所称述以诲人者，曰……。是数言者，孔子、孟轲之言也，乌在其为空虚者乎？[97]
谓其（指朱熹）“专以道问学为事”。然晦庵之言，曰……。是其为言虽未尽莹，亦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而又乌在其为支离者乎？独其平日汲汲于训解，虽韩文、《楚辞》、《阴符》、《参同》之属，亦必与之注释考辩，而论者遂疑其玩物。[98]
王守仁显然也认为，陆九渊并非只主尊德性，他也让弟子们读书，只不过陆九渊更强调要身体力行，因此不能指责陆学空疏。朱熹也并非只主张道问学，也强调尊德性，只不过他很重视“注释考辩（辨）”的工作，因而常被人误解为溺于文字，这不能被说成支离。王守仁对朱陆有关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看法，应当说还是很公允的。
相比朱熹，王守仁更强调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一致性。他说：
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问学作两件。且如今讲习讨论，下许多工夫，无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99]
他说朱熹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分成了两件事，这是不对的。学习的目的就是存其本心，不失德性。没有空无一物的德性，也没有与德性无关的学问。他还说：
学也者，求以尽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问学，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于心而惟外信于人以为学，乌在其为学也已！[100]
这也是说，道问学的目的是尽心，也就是尊德性，所“尊”与所“道”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心中之理。学到的东西一定要化作内心的道德意识，这本身就是尊德性，否则就不能成其为学。不过王守仁强调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一致性，主要是从目的和内容的角度说的。若从实践的角度讲，道问学毕竟还是尊德性的工夫。他说：
道问学即尊德性之功。[101]
这便又类似于朱熹了。
王守仁与程敏政一样，短于考据，因此他的《朱子晚年定论》很快便招来质疑。罗钦顺著《困知记》，指出王守仁此论在某些考据上是站不住脚的。《四库全书总目》在介绍《困知记》时说：
盖其（罗钦顺）学由积渐体验而得，故专以躬行实践为务，而深斥姚江良知之非，尝与王守仁书辨《朱子晚年定论》，于守仁颠倒年月之处考证极详。此书明白笃实，亦深有裨于后学。
四库馆臣显然赞赏罗钦顺的学养，认为他对王守仁“颠倒年月”的考证在学术上非常有益。其实王守仁所谓“晚年定论”说，更像是为了防止自己的思想被学界视为异端而采取的某种权宜之计，因此并不严谨。王守仁对此辩解道：
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102]
他在这里说得很恳切，说作此《朱子晚年定论》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他一直对朱子之学敬若神明，一旦发现自己的思想与之不合，内心实在不安。因此这篇论文的目的，主要是调和自己与朱子思想之间的差异。说句实话，对这些信件的确没做详尽考证，或许有些并非出自晚年，不过多数应该没问题。王守仁在这里所表现出的漫不经心与他在序中所表现出的虚张声势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王守仁在《朱子晚年定论》中并未论及陆学，所谓“定论”只是与自己的观点相同，并非说朱陆趋同。其实王守仁的思想既不同于陆，也不同于朱。他对陆九渊很尊重，很少直接谈论他与陆九渊之间的差异。他与朱熹之间的差异当然更大，不过并未在其所谓“朱子晚年定论”中体现出来。这里王守仁着重指出的只是朱学支离之病，在这一点上他与陆九渊是一致的。在其他朱陆之争的主要论题上，他反对以道问学和尊德性来区别朱陆之异，认为二人并未有所偏废。他自己更强调道问学与尊德性的一致性，在这一点上朱、陆二人反倒是接近的，都认为道问学与尊德性是修养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二人的主要差别在于重点不同，次序相反。
（四）阳明之后的朱陆异同之辩
就像程敏政的《道一编》引出了程曈的《闲辟录》，王守仁的《朱子晚年定论》遭到了陈建的驳斥。陈建所著为《学蔀通辨》。“蔀”的本义是搭在棚顶用于遮阳的草席，这里指掩盖真相的蔽障。陈建在《总序》中说：
夫佛学近似惑人，其为蔀已非一日。有宋象山陆氏者出，假其似以乱吾儒之真，援儒言以掩佛学之实，于是改头换面，阳儒阴释之蔀炽矣。幸而朱子生同于时，深察其弊而终身力排之，其言昭如也。不意近世一种造为早晚之说，乃谓朱子初年所见未定，误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与象山合。其说盖萌于赵东山之《对问江右六君子策》，而成于程篁墩之《道一编》，至近日王阳明因之，又集为《朱子晚年定论》。自此说既成，后人不暇复考，一切据信而不知其颠倒早晚，矫诬朱子以弥缝陆学也，其为蔀益以甚矣。[103]
陈建认为，从古至今，学术经历了三重蔀障。一是佛学“近似惑人”（“近似”指近似圣学[104]），为害甚久；二是陆学“阳儒阴释”，幸有朱子与之斗争；三是朱陆早异晚同说，胡说什么朱熹晚年悔悟己说而合于陆学，颠倒早晚，为害更甚。因此这部《学蔀通辨》也是按照这“三重蔀障”编排的，其《前编》揭露朱陆“早同晚异”的事实，《后编》揭露陆九渊“阳儒阴释”的事实，《续编》揭露佛学“近似惑人”的事实，《终篇》则说明正统学术的本来之义。
与程敏政所谓早异、中疑、晚同的主张针锋相对，陈建说朱陆实际上是早同、中疑、晚异。此书《前编》专门说明此事，他说：
上卷所载，著朱子早年尝出入禅学，与象山未会而同，至中年始觉其非而返之正也。中卷所载，著朱子中年方识象山，其说多去短集长，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觉其弊而攻之力也。下卷所载，著朱陆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殁之后，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105]
显然，陈建所谓朱陆“早同”其实是他们都曾“出入禅学”，相识之后朱熹对陆学“疑信相半”，晚年则变成了水火不容的关系，简言之就是“早同晚异”。进一步说，朱陆早年所“同”者其实是异端。中年以后，朱熹走向道学正统，而陆九渊则披上了正学的外衣，因而朱熹对陆学始终怀疑。晚年朱熹彻底看穿了陆九渊的伪装，因此攻之甚力。在陈建看来，朱陆之争的实质是正学与异端的斗争，是儒佛之争的继续。他指出了佛老之学的根本特征，说：
自老庄以来，异学宗旨专是养神。《汉书》谓佛氏所贵修炼精神。胡敬斋（居仁）曰：“儒者养得一个道理，释老只养得一个精神。”此言实学术正异之纲要。[106]
也就是说，佛老之学的根本目的是“养精神”，而儒学则是为了“养道理”，这是儒佛最根本的区别。他还说：
迨至东汉而佛学入中国，至南北朝而达摩西来传禅，其明心见性之论始足以陷溺高明之士，其本来面目之似始足以混《中庸》未发之真矣。呜呼！禅佛之近似已足以惑人，而况重以象山之改头换面，假儒书以弥缝佛学，为说益精益巧乎！[107]
陈建在这里解释了为什么禅佛如此“近似惑人”，其原因就是禅学与儒学都有“明心见性”的理论，禅学的心性观非常类似《中庸》所谓“未发之谓性”的说法。陆学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禅学改头换面，披上了儒家的外衣，迷惑了不少学者。所以辨明朱陆异同的目的，就是揭穿陆学的禅学真相，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性和纯洁性。陈建将朱陆之争与历史上一直进行的儒佛之争相提并论，使学术之争变成了路线之争。前面曾提到《四库全书总目》说程曈与陈建都是“善骂”者，在介绍此书时又说：
朱陆之书具在，其异同本不待辨。王守仁辑《朱子晚年定论》，颠倒岁月之先后，以牵就其说，固不免矫诬。然建此书痛诋陆氏，至以病狂失心目之，亦未能平允。观《朱子集》中与象山诸书，虽负气相争，在所不免，不如是之毒詈也。盖词气之间，足以观人之所养矣。[108]
显然，四库馆臣认为朱陆之异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陈建此书，充斥着门户之见。朱熹当年与陆九渊交往，虽有学术之争，但仍互相尊重，不会互相谩骂。但此书对陆学的攻击实在有失公允，甚至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从这些言辞也能看出，陈建的学术涵养是值得怀疑的。
进入清代以后，朱陆早晚异同之争仍在继续，不过重点开始变化。明人论朱陆，重在辩其“异同”，侧重内容；而“早晚”只是论证的手段，虽不能说不重要，但毕竟明人不擅考据，因而漏洞甚多。由明入清，学术大势从理学转向朴学。在这一趋势下，有关早晚异同之争的重点，便也从内容论辩转向了材料的考据。
清代有关朱陆异同之争的论著难以胜数。不过在四库馆臣看来，这些著述大多出于门户之见，学术价值有限。例如说孙承泽《考正晚年定论》“摭拾他事以快报复之私，尤门户之见矣”[109]，朱泽澐《朱子圣学考略》“详叙朱子为学始末，以攻金溪、姚江之说”[110]，熊赐履《闲道录》“力辟王守仁良知之学，以申朱子之说……其间辨驳儒禅之同异，颇为精核。惟词气之间，抑扬太过，以朱子为兼孔子、颜子，曾子、孟子之长，而动詈象山、姚江为异类。殊少和平之意，则犹东林之余习也”[111]，秦云爽《紫阳大旨》“专为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而作”[112]，陆陇其《问学录》“力辟姚江之学以尊朱子。然与王守仁辨者少，而于近代之说调停于朱陆之间”[113]，张烈《王学质疑》“攻击姚江之学……夫学以克制其私也，烈所云云于门户之私，其尚有未能克制者乎”[114]，童能灵《朱子为学考》“考朱子为学之次第……盖继《学蔀通辨》而作也”[115]。以上为尊朱抑陆攻王之作。为陆王之学辩护的有李绂《陆象山年谱》（亦名《陆子学谱》）“申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之说”[116]，王复礼《三子定论》“欲申陆王而又揣公论既明，断断不能攻朱子。故嘘守仁已烬之焰，仍为调停之说……困绌之余，仍巧为翻案之计，盖所谓不胜不止者也”[117]。当然也有较为公允之作，如张夏《雒闽源流录》，馆臣评论说：“自明以来，讲学者酿为朋党，百计相倾。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论》，程敏政作《道一编》，欲援朱子以附陆氏，论者讥其舞文。张烈作《王学质疑》，熊赐履作《闲道录》，又诋斥陆王，几不使居于人类，论者亦讥其好胜。虽各以卫道为名，而本意所在，天下得而窥之也。夏此书以程朱之派为主，而于陆氏之派亦节取所长，以示不存门户之见，用意较为深密。”[118]此外还有大量学术史类著作，无不涉及程朱陆王异同之争，更是无法枚举。这里只列举两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朱学阵营有王懋竑《朱子年谱》，陆学阵营有李绂《朱子晚年全论》。
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堪称朱熹各版本年谱中成就最高的。《四库全书总目》在介绍此书时说：
其大旨在辨别为学次序，以攻姚江“晚年定论”之说，故于学问特详，于政事颇略……然于朱子平生求端致力之方、考异审同之辨，元元本本，条理分明，无程瞳、陈建之浮嚣，而金溪、紫阳之门径，开卷了然，是于年谱体例虽未尽合，以作朱子之学谱，则胜诸家所辑多矣。[119]
四库馆臣显然对此书赞赏有加，认为王懋竑的写作动机虽然也有论辩之意，但该书公允客观、条理分明，虽称年谱，实为学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朱子年谱序》称：
白田先生读朱子书数十年，于朱子之学既讲明而私淑之，其所得之精微，见于文集中与友人辩论诸书。又以明李默古冲所定《朱子年谱》，多删改原编，与《晚年定论》《道一编》暗合，阳为表章，而阴移其宗旨，后之人不辨其伪而尊信之，其为害滋甚。乃取朱子文集、语类，条析而精研之……[120]
显然，王懋竑撰《朱子年谱》，也是针对李默《朱子年谱》、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程敏政《道一编》等“为害滋甚”的著说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他说：
陆学之非，朱子辨之已明，逮王阳明宗陆氏而其说复炽。所撰《晚年定论》，只欲弥缝异同，以肆其诬罔。李古冲为阳明之学，率其私意，删改旧谱，即《晚年定论》之计而更诡出焉。先生有忧之。得洪本稍增多，并有闽本可参校，因订成此书。胠异说之囊橐，辨燕郢之混淆，大启关键，曲畅旁通，盖亦仿《闲辟录》《学蔀通辨》大指，而发挥统绪，确有据依，宏深著显，直远出两书之上。[121]
这仍是说，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主要针对的还是王守仁的《朱子晚年定论》，毕竟王学影响甚大，李默的《朱子年谱》暗合王说，为害亦大。这里也说，王懋竑此著与程曈的《闲辟录》、李建的《学蔀通辨》目的相同，但学术水平远超两书之上。
在伸张陆学的著说中，程敏政的《道一编》和王守仁的《朱子晚年定论》常因考据上的缺陷而被对手抓住把柄。为了摆脱这一被动局面，李绂潜心研究，编成《朱子晚年全论》。《四库全书总目》在介绍此书时说：
朱陆之徒，自宋代即如水火。厥后各尊所闻，转相诟厉。于是执学问之异同，以争门户之胜负。其最著者，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论》，引朱以合陆。至万历中，东莞陈建作《学蔀通辨》，又尊朱以攻陆。程曈，朱子之乡人也，因作《闲辟录》以申朱子之说。绂，陆氏之乡人也，乃又作此书以尊陆氏之学。大旨谓陈建之书与朱子之论，援据未全。且语录出门人所纪，不足为据。乃取朱子《正》《续》《别》三集所载，自五十岁至七十一岁与人答问及讲义题词之类，排比编次，逐条各附考证论辨于下，以成是书。其说甚辨。[122]
四库馆臣认为，此书仍是朱陆两派互相攻伐的继续，是专门针对陈建《学蔀通辨》的，而且“其说甚辨”，有着很强的说服力。李绂此书重点在“全”，他说：
……名曰《朱子晚年全论》。曰“晚”，则论之定可知；曰“全”，则无所取舍以迁就他人之意。庶陈建之徒无所置喙……[123]
意思是说，“晚”指朱学定论，“全”指凡为定论者全面收录，没有取舍，避免让人断章取义，让陈建之流妄图反驳者无从下嘴。
李绂此著在立意上可谓用心良苦。毕竟，朱陆之异是显而易见的，而说朱陆之同的确难度甚大。因此李绂借鉴以往教训，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他说：
朱子与陆子之学，早年异同参半，中年异者少同者多，至晩年则符节之相合也。朱子论陆子之学，陆子论朱子之学，早年疑信参半，中年疑者少信者多，至晚年则冰炭之不相入也。
李绂把朱陆之“学”与朱陆之“论”分开说。“学”有异同，二学趋势是从“异同参半”到最后“符节相合”；“论”有疑信，二子趋势是从“疑信参半”到最后“冰炭不相入”。换句话说，“学”与“论”的趋势是相反的，学术上二人逐渐接近，关系上则逐渐相离。为什么会这样呢？李绂解释道：
陆子之学，自始至终确守孔子义利之辨与孟子求放心之旨，而朱子早徘徊于佛老，中钻研于章句，晩始求之一心。故早年、中年犹有异同，而晚乃符节相合。夫早年、中年所学有异同，因而所论有疑信，宜矣。至于晚年，所学者符节相合，而所论者冰炭不相入，何耶？盖早年二君子未相见，故学有异同而论有疑信。中年屡相见，故所学渐同而论亦渐合。
意思是说：陆九渊始终坚持孔子的义利之辨与孟子的“求放心”之旨，而朱熹则经历了从佛老到支离到求心的学术过程。因此朱陆异同的原因在朱不在陆——陆氏始终未变且坚守正学，朱氏则初为异端、后归正学。既然朱熹后来回归正学了，为什么与陆九渊反而势如水火了呢？李绂的解释是：
此十一年中，两先生不及再相见。始启争于无极、太极之辨，继附益以门人各守师说，趋一偏而甚之。其兼学于两家者往来传述，不得先生之意而矫枉过正，如……于是朱子指陆子为“顿悟之禅宗”，陆子指朱子为“支离之俗学”。实则两先生之学皆不尔也。
“此十一年”是指从朱陆南康之会到陆九渊去世这段时间。李绂说朱陆互斥有三个原因：一是二人晚年没再见面，全凭书信，难免在某些观点上说不清，于是发生了一些诸如“太极之辨”等其实并不重要的争论；二是各自弟子出于门户之见，争论更加偏激，加深了误会；三是有些学者往来于朱陆之间，转述某些观点或许并不准确，引起过度反驳。因此朱熹指责陆学为禅宗，陆九渊批评朱学为俗学——其实二人之学都不是这样的。简单说，二人最终在学术上是一致的，争吵都是出于误会。
李绂还为王守仁的《朱子晚年定论》进行了辩护，说王只是有些考据上的小失误，结果被罗钦顺、陈建揪住了小辫子，横加指责。其实朱熹晚年的有关言论有很多，百条不止，不能因为个别几条考据上的失误就否定他的《朱子晚年定论》。有鉴于此，这次李绂全面搜集了朱熹言论，以充分证明他晚年同于陆学的事实。李绂在序中最后说：
欲天下人学陆子，必且难之；欲天下人学晚年之朱子，宜无不可。朱子即学陆子，陆子固不必居其名也。
这段话无疑道出了李绂力证朱陆晚同的目的，也就是天下人都去学正统朱学，不敢学陆学。其实陆学与晚定之朱学是一样的，只不过陆九渊没有那样的名声罢了。李绂想通过证明朱陆晚同，使陆学能跻身于正学之列，恐怕这也是自阳明以来心学家们的共同心愿吧。
这种心机立即招来了朱学人士的辩驳。夏炘说，这部《朱子晚年全论》不过是因《学蔀通辨》的报仇之作罢了。他借李绂说过的“陈建之徒无所置喙”一语讽刺道：“朱陆之学晚年冰炭之甚，此《通辨》之说虽百喙亦莫能翻案。”门户之怨，昭然可见。不过夏炘对李绂的批评也有恰当之处，他说：
所引朱子之书凡三百五十余条，但见书中有一“心”字，有一“涵养”字，有一“静坐”“收敛”等字，便谓之同于陆氏，不顾上下之文理、前后之语气，自来说书者所未有也。朱子诲人，各因其材。惩心性之虚无，则每进以笃实；救口耳之泛滥，则恒示以精微。乃见朱子书中有箴学者溺于记诵语则曰“此朱子晚年悔支离之说”“此朱子晚年咎章句训诂之说”，不复顾其所答何人、所药何病。执是以论，则为之犹贤乎？[124]
夏炘说，李绂只要见到朱子言语中有“心”“涵养”“静坐”“收敛”等字样，就一概指其同于陆氏，而不管其究竟语境如何。朱熹也经常告诫学者们不要溺于章句记诵，这也被李绂用来证明朱子晚年自悔支离之病，成为晚年同于陆氏的证据。不得不说，尽管夏炘的《述朱质疑》也不免门户之见，但他的这个批评却是事实，也切中要害。这种断章取义的毛病不仅古人有之，今人亦有之。
朱陆异同之争始终伴随着门户之见，不论李绂如何巧思，也不能摆脱门户的束缚。四库馆臣在评介《朱子晚年全论》时，对门户之争进行了批判，说：
韩愈《送王秀才序》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子贡之敏悟，曾子之笃实，皆得闻一贯之旨，而当时未尝相非。后之儒者，各明一义，理亦如斯。惟其私见不除，人人欲希孔庭之俎豆，于是始于争名，终于分党，遂寻仇报复而不已。实非圣贤立教之本旨。即以近代而论，陆陇其力尊程朱之学，汤斌远绍陆王之绪，而盖棺论定，均号名臣。盖各有所得，即各足自立，亦何必强而同之，使之各失故步乎？绂此书皆以朱子悔悟为言，又举凡朱子所称切实近理用功者，一概归之心学。夫回也“屡空”，焦竑以心无挂碍、空诸所有解之矣，颜子其果受之乎？仍各尊所闻而已矣。[125]
馆臣此言大意是说，孔子圣学本来博大，学者都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各取所需，所以孔子弟子们的风格虽各不相同，但为学宗旨都是一样的，从未互相排挤。后来学者心存私意，争名夺利，党同伐异，这还哪有圣贤之学的样子！近代的陆陇其尊程朱，汤斌尊陆王，都很有成就，各有所长，我们能强求他们一致吗？李绂所著此书，全以己意搜罗朱子言词，断章取义，一概归之心学。当初孔子说颜回“屡空”近道，焦竑将其解释为圣人境界乃心中空空如也，颜回能接受吗？我看还是各有各的理解和修养方法吧——馆臣此论其实又接近郑玉的各取所需说了。不过这是经历了四百多年的纷争之后的轮回，有关朱陆异同的研究很快就要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了。
综上，王守仁的《朱子晚年定论》虽然篇幅短小，但影响颇大，辩者也多。与王守仁同时者，即有罗钦顺著《困知记》，驳其晚年定论之说。之后有陈建著《学蔀通辨》，主朱陆早同晚异说。其所谓“早同”，是指二人都出入禅学；所谓“晚异”，是指朱熹转向正学，而陆九渊则外儒内释。陈建将朱陆之争上升为儒佛之争，加重了门户之见的敌对情绪。
入清以后，随着学术大趋势的转向，朱陆异同也由义理之辩转向考据之辩。同时，朱陆之争也变成程朱与陆王两个阵营的斗争。有关著述如汗牛充栋，不能遍考。其中成就最高者，当属王懋竑所著《朱子年谱》。其初衷仍是为辨朱陆早晚异同之争，通过详尽考察朱子言论，以明其早晚之序，以防右陆之辈篡乱时间，附会己说。
在陆学阵营中，有李绂撰《朱子晚年全论》，提出分别朱陆之学与朱陆之论，认为从学术观念上，朱陆由异到同；而在两人关系上，则由近而远。李绂所谓朱陆渐同，是说陆九渊始终坚持正学，朱熹则是由禅学向正学靠拢。在说陆九渊未变而朱熹在变这一点上，李绂与陈建是一样的。但李绂所谓陆氏不变者，是正学，朱熹则是从禅学向陆氏靠拢，所以称早异晚同；而陈建所谓陆氏不变者，是禅学，朱熹则是从禅学向正学变化，所以称早同晚异。可见李绂与陈建矛盾的焦点，不在朱熹，而在陆九渊，也就是到底陆学是正学还是禅学。陈建引胡居仁的话，给出了一个标准，即为学宗旨是“养精神”还是“养道理”。至于为何朱陆在学术上趋同，关系上反而紧张，李绂的解释是二人间有误会。换句话说，朱陆之同是本质的，朱陆之异则是表面的。李绂此论不免仍是门户之见，强词夺理，受到四库馆臣的批评。
（五）对朱陆异同之辩的小结
朱熹和陆九渊相继去世后，门人弟子之间免不了口诛笔伐。不过进入元代之后，一些有识之士发现，朱陆末流之弊对学术的危害更甚，应当摒弃门户之见，共倡圣学。于是元代兴起和会朱陆之风，其代表者为吴澄和郑玉。吴澄认为朱陆二学可以互相补充，先以朱学之法读书讲学，然后以陆学之法发明本心。吴澄虽然特别强调发明本心的意义，甚至认为历代圣贤所学都是本心之学，以至于被视为“右陆”，但他这种先读书后内省的程序，本质上还是朱学的。郑玉则认为朱陆二学还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是各人气禀不同造成的。但朱陆二学同为正学，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各取所需，资质一般的从朱学入手，天分高的从陆学入手。
然而自从朱学成为官学，陆学地位明显下降。为了学派生存，陆学中人不得不攀附朱学，强调朱陆之同，回避朱陆之异，保住陆学在学术界的一席之地。从此求和存异之风散去，求同去异之风兴起。尽管这里始终有门户之争的因素，但客观上，陆学毕竟有其合理的地方。当时多数读书人往往一心科举，只管章句记诵，不顾道德教养，朱学成了僵死的教条，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的危机。而能挽救这个危机的，恰恰是陆学。
不过朱学与陆学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如何对朱陆之异进行令人信服的解释，成为求同去异的难点。元人赵汸最早提出了早异晚同说，解决了这个异同困境。他在《对问江右六君子策》中认为，朱熹和陆九渊因为气禀不同，早年入学门径也有不同，各有利弊，这与郑玉的观点是类似的。后来，朱陆二人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各有改观，逐渐趋同。与后来说法不同的是，赵汸认为朱陆二人都是圣学，而且都有改变——这种观点尚为平和。
明代程敏政著《道一编》，继承了早异晚同说，并具体为早年相异、中年参半、晚年趋同三个阶段。与赵汸类似，程敏政也认为朱陆始终都是正学，只是学术风格有异；但与赵汸不同的是，程敏政说陆氏始终未变，变的是朱氏。这实际上是在援朱入陆，已经带有门户之见了。
程敏政的援朱入陆引起程曈的不满。后者著《闲辟录》，主张陆学始终就是禅学异端，披着圣学的伪装，迷惑世人。其实尽管朱熹常指陆学为禅学，但相较于浙东功利之学，朱熹尚称陆九渊为“吾党”，而且朱熹认可陆九渊的为人和他内省体悟的修养方法，认为他和陆学同属于道学范畴，与功利学相对。程曈将陆学排挤出正学之列，使门户矛盾更为激化。
王守仁是宋明理学史上继朱熹之后的又一座高峰。王学发展了理学，但迫于朱学势力，不能说自己不同于朱学，因此王学在很多地方借用朱学概念，以移花接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独特观点。为了给自己的思想披上正统外衣，王守仁借鉴程敏政的做法，也搞出了一篇《朱子晚年定论》，证明自己与朱学之同。这篇文摘非常短小，不加按语，王守仁自己解释是不给论敌口实，貌似客观。实际上，这篇作品只是王守仁在学术上自我保护的一个策略，价值有限。不过由于王守仁的历史名望，这篇小文也成为学界瞩目的对象。顺便说一句，王守仁在这篇《朱子晚年定论》里几乎没提陆九渊，显然他说的是“朱我晚同”而不是“朱陆晚同”。实际上，王守仁对陆九渊只是表面上敬重，同朱熹类似，他其实也认为陆学简陋。
由于王守仁的漫不经心，也或许他的确不擅长考据，《朱子晚年定论》存在明显缺陷。与其同时的罗钦顺指出了该文的错漏之处，其说在所著《困知记》。
系统驳斥早异晚同说的，是陈建的《学蔀通辨》。针对程敏政的三阶段说，陈建提出朱陆实际上是早同、中疑、晚异。朱陆所谓早同，所“同”者乃是禅学异端。而陆九渊始终坚持禅学思想，无非披上了正学的外衣，陈建这一点上与程曈是类似的。而朱熹则很快转向了圣学，并对陆学进行了坚决的批判。陈建之论的特点在于，他着重强调了朱陆之争的实质是儒佛之争，因此朱陆异同不仅是一场学术争论，更是一场政治斗争。此说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朱陆二学的矛盾。
陈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是他借用胡居仁的说法，提出了区分圣学与异端的重要标准：“养道理”和“养精神”的不同。这与早年吴澄说圣学即是心学、心学难以言传的看法有相通之处，都涉及了道德的知识性问题，也就是道德理性与道德体验的关系问题。这是分析宋明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
进入清代，朱陆异同的重点从义理转向了考据，这也是学术大势所趋。不过清人长于考据，短于思辨，因此有关著述可谓多如牛毛，但多数带有很重的门户色彩，理论价值不高。屈指可数的，有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和李绂的《朱子晚年全论》。
王懋竑作《朱子年谱》虽然也有争门户的动机，但仍不失为众多朱熹年谱中成就最高的。他通过对朱熹言论时序的严谨考证，力求从根本上摧毁陆学中人所谓始异终同之说的理论依据。
王懋竑的考据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李绂所撰《朱子晚年全论》不得不大费心思以挽救在考据上的不利局面。李绂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即将朱陆之“学”与朱陆之“论”分开。在“学”的方面，仍旧沿袭了程敏政、王守仁早异晚同的说法。但是在“论”的方面，出于各种各样的误会，朱熹与陆九渊之间的争吵愈发严重。换句话说，“晚同”是真实的，“晚异”则是假象。这就非常巧妙地把王懋竑苦心考据的成果，轻描淡写地归入“论”的范围。
比较来说，李绂与程敏政都主张朱陆早异晚同，但后者认为朱陆始终都是正学，朱熹早年只是支离；而李绂则认为朱熹早年是禅学，他是从异端走过来的，显然李绂的门户色彩更深。李绂与陈建的观点虽然对立，但也有类似的地方——他们都认为朱熹早年曾出入禅学，后来转向正学，而陆九渊则始终未变。当然，李绂所谓陆氏不变者是正学，朱熹是从禅学向陆氏靠拢，所以称早异晚同；而陈建所谓陆氏不变者是禅学，朱熹是从禅学向正学变化，所以称早同晚异。
李绂的巧妙安排招致了夏炘的痛斥。他在《述朱质疑》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李绂证明朱陆晚同的方法是明显的断章取义，只见只言片语，不管语境文义，因而是站不住脚的。
综之，元代朱陆和会，学术风气相对平缓，门户之争并不激烈。但自从朱学成为官学，陆学为了自身生存，不得不采取去异求同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不是反思自己学派的缺陷，而是通过贬低对方来达到跻身主流的目的，不能不招致朱门学者的反感，斗争不断升级。赵汸尚认为朱陆同为圣贤，只是学术上初有不同，但后来互相靠拢，都有变化；程敏政和王守仁则主张朱熹晚年悔悟旧说，向陆学靠拢，开启门户之争；程曈干脆将陆九渊排除在正学之外，斗争升级；陈建则将朱陆之争视作儒佛之争的延续，斗争进一步升级；王懋竑从考据的角度全面驳斥了晚同说；李绂则力图说明晚同是真相、晚异是误会。
尽管朱陆异同之争有着浓重的门户色彩，其中也不乏一些闪亮之点值得我们后学借鉴。而且不论朱陆和会还是朱陆异同，有关争论大都集中在工夫论层面，深入宇宙论和心性论的分析不多。随着历史的车轮驶入近现代，朱学不再是官学，人们又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了。尤其是近代中国引进了西方的哲学方法，使朱陆异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1] 朱熹、张栻、吕祖谦和陆九渊分别生于公元1130、1133、1137和1139年，参见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第368、318、340、556页。为简洁起见，本书所引近现代著作略版本信息，作者为多人时只注第一作者，作者及版本详细信息见书后参考文献。
[2] 参见（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36，《年谱》，中华书局，1980，第486、487页。
[3] （宋）朱熹撰，刘永翔、朱幼文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7，《答吕子约》，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90页。
[4] 《朱文公文集》卷47，《答吕子约》，第2191页。
[5] 《朱文公文集》卷33，《答吕伯恭》，第1445页。
[6] 朱熹时居建宁府建阳县，结寒泉精舍，今属福建省南平市。
[7] 鹅湖寺位于信州铅山县，今属江西省上饶市。
[8] 《陆九渊集》卷36，《年谱》，第491页。
[9] 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356、357页。
[10] 二陆诗见《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第427、428页。
[11] 朱熹和诗载《朱文公文集》卷4（第365页），又见陆九渊《年谱》（第490页）。后者前二字记为“只愁……”。
[12] 《朱文公文集》卷70，《记疑》，第3397页。
[13] 《陆九渊集》卷36，《年谱》，第490页。文中“在内而不在外”之后原有一句“则此心斯可得而复矣”，似为病句，若此则“复”又在“履”“谦”之后了。
[14] 《陆九渊集》卷29，《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第335页。
[15] 《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第462页。
[16] 《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第439页。
[17] （宋）朱熹撰，王铁校点《周易本义》系辞下传第六，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142页。
[18] 《周易本义》上经第一，第52页。
[19] 《陆九渊集》卷36，《年谱》，第491页。
[20] 《朱文公文集》卷43，《答陈明仲十六》，第1951页。
[21] （宋）朱熹撰，徐德明校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3，《雍也第六》，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117页。
[22]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5，《子罕第九》，第142页。
[23] 《朱子语类》卷57，第1836页。
[24] 《朱子语类》卷120，第3806页。
[25] 《朱文公文集》卷31，《答张敬夫》，第1350页。
[26] 《陆九渊集》卷3，《与张辅之》，第37、38页。
[27] 陆九渊只说过一句“本心若未发明，终然无益”（《陆九渊集》卷4，第57页），其他均为《年谱》中后人所记。
[28] 《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第400页。
[29]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11，《告子章句上》，第407页。
[30] 《陆九渊集》卷1，《与邵叔宜》，第1页。
[31] 《陆九渊集》卷15，《与傅克明》，第196页。
[32] 《朱子语类》卷11，第345、346页。
[33] 《陆九渊集》卷6，《与包显道》之二，第85页。
[34] 《陆九渊集》卷12，《与张季悦》，第168页。
[35] 《陆九渊集》卷12，《与陈正己》，第162页。
[36] 《朱文公文集》卷44，《与吴茂实》，第2028页。
[37] 《朱文公文集》卷43，《答林泽之》，第1983页。
[38] 《朱文公文集》卷34，《答吕伯恭》，第1514页。
[39] 参见《朱文公文集》卷34，《答吕伯恭九十四》，第1515页：“子静旧日规模终在……然终亦未竟穷也。”“子静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故其流至此。”
[40] 《朱文公文集》卷35，《与刘子澄》，第1546页。
[41] 《朱文公文集》卷49，《答陈肤仲书》，第2268页。
[42] 《朱文公文集》卷54，《答周叔谨》，第2551、2552页。
[43] 《朱文公文集》卷54，《答项平父》，第2541页。
[44] 《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第400页。
[45] 《朱子语类》卷24，第834页。
[46] 《朱子语类》卷64，第2136页。
[47] 《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53页。
[48] 《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第395页。
[49] 《朱子语类》卷11，第336页。
[50] 《朱文公文集》卷52，《答吴伯丰》，第2457页。
[51] 《朱子语类》卷64，第2132页。
[52] 《朱子语类》卷64，第2137页。
[53] 《朱子语类》卷64，第2137页。
[54] 《朱子语类》卷64，第2138页。
[55] 《朱文公文集》卷51，《答万正淳》，第2390页。
[56] 《朱文公文集》卷74，《玉山讲义》，第3591页。
[57] 《陆九渊集》卷36，《年谱》，第483页。
[58] 《陆九渊集》卷5，《答舒西美》，第64页。
[59] 《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第437页。
[60] 《陆九渊集》卷1，《与曾宅之》，第4页。
[61] 《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第429页。
[62] 《朱子语类》卷16，第512页。
[63] 《陆九渊集》卷5，《与高应朝》，第64页。
[64] 《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第469页。
[65] 《朱子语类》卷124，第3887页。
[66] 《朱子语类》卷121，第3836页。
[67] 《朱子语类》卷124，第3895页。
[68] 《朱子语类》卷124，第3878页。
[69] 《朱子语类》卷104，第3435页。
[70] 参见《朱文公文集》卷90，《曹立之墓表》，“学必贵于知道……又况忽下趋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一段，第4176页。
[71] 《朱文公文集》卷54，《答赵几道》，第2573页。
[72] 《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陆子静》，第1565页。
[73] 《陆九渊集》卷12，《与赵咏道》，第159页。
[74] 《陆九渊集》卷1，《与曾宅之》，第4页。
[75] 《朱子语类》卷116，第3665页；卷123，第3872页。
[76] 《朱子语类》卷124，第3889页。
[77] 《朱文公文集》卷46，《答詹元善》，第2137页。
[78] 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第762、763页。
[79]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94，《师山学案》，中华书局，1986，第3125页。
[80] （元）吴澄撰《吴文正集》卷40，《尊德性道问学斋记》，《四库全书》第11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421、422页。
[81] 《吴文正集》卷27，《送陈洪范序》，第290页。
[82] 《吴文正集》卷48，《仙城本心楼记》，第500页。
[83] 《吴文正集》卷18，《金溪傅先生语录序》，第201页。
[84] （元）郑玉撰《师山遗文》卷3，《与汪真卿书》，《四库全书》第12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83、84页。
[85] （元）郑玉撰《师山集》卷3，《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四库全书》第12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25页。
[86] （元）赵汸撰《东山存稿》卷2，《对问江右六君子策》，《四库全书》第12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91、192页。
[87] 《陆九渊集》卷36，《年谱》，第493页。
[88] （明）程敏政撰《篁墩文集》卷28，《道一编序》，《四库全书》第1252、12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499、500页。
[89] 《篁墩文集》卷16，《道一编目录后记》，第284页。
[90] （明）程曈撰《闲辟录》，《闲辟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7册，齐鲁书社，1995，第201、202页。
[91] 《闲辟录》，《刻闲辟录后》，第207页。
[92]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96子部六《儒家类存目二》，《闲辟录》提要，中华书局，1965，第810页。
[93] 《王阳明全集》卷3，《传习录下》，《附朱子晚年定论》，第128页。
[94] 《王阳明全集》卷7，《别三子序》，第226页。
[95] 《王阳明全集》卷21，《答徐成之》之二，第808页。
[96] 《王阳明全集》卷7，《紫阳书院集序》，第239页。
[97] 《王阳明全集》卷21，《答徐成之》之二，第807页。
[98] 《王阳明全集》卷21，《答徐成之》之二，第808页。
[99] 《王阳明全集》卷3，《传习录下》，第122页。
[100] 《王阳明全集》卷21，《答徐成之》之二，第809页。
[101] 《王阳明全集》卷1，《传习录上》，第13页。
[102] 《王阳明全集》卷2，《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第78页。
[103] （明）陈建撰《学蔀通辨》，《总序》，《续修四库全书》第9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623页。
[104] 如说“禅学近似乱真，能陷溺高明”（《前编卷上》，第629页），又如“奸僧猾释……窃取儒书近似之说以符同之”（《续编卷上》，第683页）。
[105] 《学蔀通辨》，《总序》，第623页。
[106] 《学蔀通辨》，《提纲》，第624页。
[107] 《学蔀通辨》，《提纲》，第625页。
[108] 《四库全书总目》卷96子部六《儒家类存目二》，《学蔀通辨》提要，第813页。
[109] 《四库全书总目》卷97子部七《儒家类存目三》，《考正晚年定论》提要，第821页。
[110] 《四库全书总目》卷97子部七《儒家类存目三》，《朱子圣学考略》提要，第824页。
[111] 《四库全书总目》卷97子部七《儒家类存目三》，《闲道录》提要，第825页。
[112] 《四库全书总目》卷97子部七《儒家类存目三》，《紫阳大旨》提要，第825页。
[113] 《四库全书总目》卷97子部七《儒家类存目三》，《问学录》提要，第826页。
[114] 《四库全书总目》卷97子部七《儒家类存目三》，《王学质疑》提要，第826、827页。
[115] 《四库全书总目》卷98子部七《儒家类存目四》，《朱子为学考》提要，第832页。
[116] 《四库全书总目》卷60史部十六《传记类存目二》，《陆象山年谱》提要，第546页。
[117] 《四库全书总目》卷97子部七《儒家类存目三》，《三子定论》提要，第827页。
[118] 《四库全书总目》卷63史部十九《传记类存目五》，《雒闽源流录》提要，第567、568页。
[119] 《四库全书总目》卷57史部十三《传记类一》，《朱子年谱》提要，第517页。
[120] （清）王懋竑撰，何忠礼点校《朱熹年谱》，《朱子年谱序》，中华书局，1998，第1页。
[121] 《朱熹年谱》，《例义》，第3页。
[122] 《四库全书总目》卷98子部八《儒家类存目四》，《朱子晚年全论》提要，第830页。
[123] （清）李绂著，段景莲点校《朱子晚年全论》，《序》，中华书局，2000，第1、2页。以下引李绂语均自该序，不再赘注。
[124] （清）夏炘撰《述朱质疑》卷10，《与詹小涧茂才论〈朱子晚年全论〉书》，《续修四库全书》第95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96页。
[125] 《四库全书总目》卷98子部八《儒家类存目四》，《朱子晚年全论》提要，第8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