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海洋史研究之先声

——贺杨国桢教授八十大寿

张海鹏[1]

厦门大学举办“海洋与中国研究”学术讨论会，借以祝贺杨国桢教授80寿辰，很有意义。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国桢同志表达诚挚的祝福。

杨国桢教授在明清史学界耕耘数十年，在林则徐研究、明清土地契约、海洋史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国桢治史以1981年出版的《林则徐传》名世，此书后来又修订出版，改名《林则徐大传》，这是目前最好的关于林则徐的传记之一。此外，国桢曾追随傅衣凌先生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在明清契约文书领域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研究。

国桢的史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发人所未发”“领风气之先”。无论是林则徐研究还是明清土地契约研究中，他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是超越同时代的学人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普遍对海洋缺乏认识和了解的情况下，杨国桢敏锐地认识到海洋史的重要性，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转向海洋史研究。海洋史研究从无人问津到成为“显学”，国桢的提倡与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三十年来，国桢教授一直致力于海洋史研究的理论建构，1996年，他发表了《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和《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对“海洋经济”“海洋社会”等概念及其内涵做出创新性论述，奠定了近三十年来海洋史学发展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海洋史学科理论体系。此后，杨国桢进一步提倡建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并在海洋文明研究、海洋空间研究等诸多海洋史领域做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理论方法上，国桢提出“海洋本位”和“科际整合”的新方向与新路径，推动海洋史从涉海历史向海洋整体史研究转型。“海洋本位”的这一研究理路，对于海洋史基本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在研究过程中，国桢不断传播海洋史理念，培养海洋史研究人才，建立海洋史研究队伍。2011年1月，在杨国桢教授推动下，厦门大学成立海洋文明和战略发展研究中心，正是适应了这个发展方向。如何站在21世纪的高度，研究中国历史与海洋的关系，研究世界历史与海洋的关系，认识运用海洋能力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提出海洋发展战略，极为重要。据我所知，海洋史研究的年轻学者中，很多受过杨国桢教授的指点和提携。建立海洋史研究的学术梯队，是保证海洋史研究后继有人的重要举措。今天会上首发的杨国桢教授主编的“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中国海洋空间丛书”就有不少是年轻的海洋史研究者参与完成的。

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与海洋是息息相关的。历史上，中国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明。研究海上交通史的学者认为，汉初就开辟了自朝鲜到日本的航线。陈寿著《三国志》载，公元230年吴王孙权命令将军卫温、诸葛直浮海找寻夷洲，孙吴的军队到达夷洲，掠数千人而还。沈莹随军回来后写成《临海水土志》，描述了夷洲岛上居民生活状况。多数学者认为，这个夷洲就是台湾。此后千年，中国人到东南亚，到南海，已经获得了比较丰富的海上经验。正是在这样丰富的海洋经验和明初经济发展基础上，出现了三保太监七下西洋，历时28年，“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奇迹。

但是，明清时期实行“片帆不许入海”政策，是国家在开发海洋政策上的严重失误。从现代国际法的观念看，中国是一个陆权和海权互为倚靠、互为补充的国家，缺一不可。“片帆不许入海”把中国大陆与海洋隔绝开来，割断了中国陆权和海权的天然联系，造成中国人千年来积累的海洋经验和海上航行知识停滞不前的后果，局限了中国与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把中国官民的眼光局限在大陆，局限在黄土地。

让中国警醒的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列强主要是自海上而来，依靠着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国门。西方列强自东南海疆而来的威胁迫使中国认识海洋，面对海洋。清朝政府不得不重视海疆，开发台湾，台湾建省以及尽可能地加强海军建设，形成海上战斗力。在一定意义上，甲午中日战争，核心就在于争夺制海权。甲午战争失败，北洋海军覆灭，使中国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权，自此被封锁于陆地之上。不得不说，中国近现代落后挨打的局面，与对海洋的忽视、制海权的丧失是分不开的。

尽管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有所加强，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局面，在文化上造成了“崇洋”“恐洋”的事实，“西方中心论”在知识界和文化界得到广泛传播。这种局面至少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颇有影响力的纪录片《河殇》所代表的正是这样一种风气。在这一话语体系下，西方中心主义论者构建出“海洋文明论”和“海洋国家”论的一套话语，形成了“中国只有海洋活动，没有海洋文明；中国是大陆国家，不是海洋国家”这些论断。这一话语体系蕴含了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的观念，直至今天，还严重制约我们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针对这一点，杨国桢教授鲜明指出：中国有着深厚的海洋传统，有着灿烂的海洋文明。我们的海洋文明并不逊色于西方国家，中国人应该树立自己的海洋文明话语体系。

对于海洋以及海洋史问题的认识与研究，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我们今日遇到的海疆问题，几乎都有着历史的关联。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都与中国先人开发海洋的脚步密切相关。要想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深入研究海洋史。譬如琉球问题便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问题之一。琉球本是一个独立的海岛国家，明清两代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藩属关系。1879年被日本吞并，清政府曾经提出抗议，并就琉球国家地位问题与日本政府进行了数年交涉。只是因为《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没有能力重提琉球问题，于是台湾以及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琉球就被日本夺走了。后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做出了战后处置日本的规定，这些规定剥夺了日本通过战争手段掠夺来的岛屿，包括从中国抢去的所有岛屿。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些规定。1972年中日复交宣言中，日本政府再次重申遵守这些规定。

当前海洋史研究空前繁荣，理论体系正在建立和完善，有深度的研究不少。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海洋史研究这门学科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在各个方面都有进一步研究探索的空间。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与进步，都是建立在理论与实践长期发展的基础上的，我希望今天来参会的年轻学者们，在吸取杨国桢教授等老一辈海洋史研究专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更有深度、更有学术创新力的成果，为确立海洋史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继续做出努力。

最后，我预祝这次“海洋与中国研究”学术研讨会获得成功，衷心祝愿杨国桢教授生日快乐，健康长寿，继续为中国的海洋史研究发挥自己的力量！

杨国桢与张海鹏在逸夫楼叙旧

[1]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