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史的发凡起例
汪征鲁[1]
在杨国桢先生弟子的主要努力下和各方面的协助下，召开一个规模这么大、这么好的庆祝杨先生八十诞辰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能叨陪末座，共襄盛举，感到幸甚。
早上，厦门大学的党委书记张彦提到了杨国桢曾经获得南强杰出贡献奖的事情，他说南强杰出贡献奖是厦门大学的最高奖，这使我回忆起一件往事。
那是三年前，当南强杰出贡献奖那天要颁发奖状的时候，杨先生在三小时之前飞往香港出席一次学术讨论会。他不能够亲临颁奖，到底是因为时间的冲突呢，还是因为他刻意要回避荣誉和光荣？我当时正好也在香港出席那次会议，在开会的时候就把颁奖词传到了杨国桢先生那里。第二天开会正好我当主持人，我没有征求杨先生的意见，我怕他不同意，我在会上把颁奖词宣读了。我认为这个颁奖词写得非常好，其中最精彩的一句是“堪称师之楷模，国之桢干”。杨树之挺拔，国家之桢干，就是杨国桢，国家之桢干就是国家之栋梁。我认为国家的栋梁不仅仅是帝王将相，不仅仅是领袖、政治家、军事家，学界泰斗、著名的专家学者也是国家的栋梁。杨先生在林则徐的研究——林则徐当然是国家的栋梁，在明清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国海洋发展史的发凡起例上，他不愧于这个称号。下面我就杨国桢先生的海洋文明论做一个述评，也是为先生寿，秀才人情纸半张。
中国的海洋文明论与中国海洋发展史学，是20世纪90年代起步的学科。杨先生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初步建构了中国海洋文明的理论与中国海洋发展史的叙事框架，从而使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日趋系统化和科学化。上午的会议有人讲说，前面也有人研究海洋史，田汝康先生就研究海洋史。田汝康先生他只是孤立地、具体地研究一个断代的海洋商贸现象，就是18～19世纪的帆船贸易和航路，这跟有理论框架的、有价值取向的、一个完整的海洋史还是大相径庭的。所以我们对杨国桢先生定位的时候应当讲他对中国海洋史研究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杨先生的海洋文明论是他海洋史的理论框架、理论基础，他的一系列的著作就是在这个理论框架、理论基础指导下撰写的。当然，这个理论也是初步形成，杨先生还要不断地完善，所以我们希望杨先生有更长的学术生命，使这个刚刚起步、势头很好的学术领域发展更好。就我理解而言，杨先生“海洋文明论”大致有“海洋文明的概念内涵”“海洋文明基本形式”“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及其理论方法”“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历史的海洋中国”“中国海洋文明的时代划分”“中国古代的海界与海洋权利”等部分。以下对此略做述评。
其一，关于“海洋文明”概念的改造和完善，即海洋文明是具有多元化、多样性及动态演化的特点。杨先生认为，“海洋文化与海洋文明都是植根于海洋活动的实践，随着海洋实践活动的深入和进步不断发展。海洋与文明的结合，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征，没有固定的统一模式，需要从动态的、运动变化中的历史存在揭示它的本质。……因此，改造海洋文明概念内涵，有助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拓宽视野，有助于对海洋人文世界深入认识，为人类文明的世界历史进程提供新的阐述”。于是，杨先生提出了一系列的内涵阐释与理论建构框架，如海洋文明是源于海洋活动生成的文明类型；海洋文明是海洋文化有机综合的文化共同体；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小系统；海洋文明是一种文化发展的过程；海洋文明是一种长期的、综合的文化积累；等等。这显然是一种理论的系统化，一种系统的理论。
其二，在注意西方海洋文明成熟性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了中国海洋文明的不可或缺性和独特性。杨先生认为：“文明是人类生活的模式。文明模式的类型，一般可按生产方式，或按经济生活方式，或按精神形态或心理因素，或按社会形态来划分。我们按经济生活方式的不同，把人类文明划分为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三种基本类型。现代研究成果证明，海洋文明不是西方独有的文化现象，西方海洋文明在近代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海洋文明。海洋文明也不是天生就是先进文明，有自身的文化变迁历程。濒海国家和民族的海洋文明表现形式不同，都有存在的价值。海洋文明是人类海洋物质与精神活动历史发展的成果，又是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要素，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不以西方论述为标准，中国有自己的海洋文明史。中国的海洋文明存在于海陆一体的结构中。中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文明具有陆地与海洋的双重性格。中华文明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同时包容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有机组成部分，弘扬海洋文明，不是诋毁大陆文明，鼓吹全盘西化，而是发掘自己的海洋文明和传统，吸收其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为推动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内在的文化动力。”这无疑为中国类型海洋文明的确立与研究提供了方向。
其三，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杨先生谓：“对西方‘海洋国家’话语的初步分析，可见‘海洋国家’话语的‘偏移’，在论述中有选择地将历史上的海洋国家对象化，是典型的话语活动。于是乎，‘海洋国家’的历史构成了世界海洋史的知识体系，我们自然而然接受的历史陈述，实际上是一种西方学术界‘累积的历史’，并不完全符合世界历史上所有海洋国家发展的事实和实践。”“挣脱西方‘海洋国家论’的束缚，挖掘本国的海洋文化历史资源，从文明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复杂国度历史的重新解读，提出新论述，重构海洋世界历史上的新体系，塑造不同类型‘海洋国家’的形象，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课题。”这里，杨先生对西方的“海洋国家论”做了深刻的批判，同时提出了塑造不同类型“海洋国家”形象的战略课题。
其四，建构了中华海洋文明史的时代划分。杨先生认为，东夷百越时代是中华海洋文明的兴起时代，传统海洋时代是中华海洋文明的繁荣时代。而这之中，最有意义或有争议的事件与人物为：
（1）“海上丝绸之路”；
（2）郑和下西洋；
（3）明末局部的海洋开放；
（4）郑成功收复台湾；
（5）清前期的下南洋和达台湾；
（6）近代海洋的觉醒。
此诚可为中国海洋文明史的撰写提纲。
其五，对中国历史上的海界与海洋权利做了拓荒性的研究。在这些问题上，杨先生运用大量史料，钩沉发隐，论证了中国古代对海界与海洋权利的认识与实践。关于“国境海界不等于海岸线”，杨先生以为：“古代中国的国境海界不等于海岸线，是明确无误的。而且，中国在宋代开始形成了中外海域分界的海洋主权意识，在事实上行使了界内巡航等主权权利。”关于“中国海内的海界”，杨先生认为：“以上各类的海界资料，说明海域物权的观念在民间形成，延续至今有数百年之久。亦即在海域使用制度的创设上，中国远早于其他海洋国家，而有自己的定义和特色。”关于“海界观念与海洋权利”，杨先生谓：“中国使用海域的历史悠久，产生的海洋权利内涵十分丰富，需要做不同时段、不同海域的实证研究。树立以海洋本位的思想，把海疆史扩大到海洋史，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加强海洋文明建设服务，是新世纪的使命。”
“将大陆和岛屿的海岸线及其之间的海洋水体视为一个整体，对古代海界资料做全面的整理与分析，只是其中的一个角度。虽然中国古代‘渡海者多，著书者少。登舟不呕，日坐将台亲书其所见者尤少’，但仍有不少散见于遗存的官私文献、档案、海图中的涉海资料，有待发掘利用，值得进一步深化研究。”这些无疑是对中国海洋文明论与中华海洋文明发展史的拓荒性基础研究。
其六，研究海洋文明与中国海洋史方法论上的问题。这里最关键的是研究对象的确立与研究思维的转换。杨先生认为，中国史范围内的中国海洋史学是从涉海的各种历史研究中发展而来的；中国涉海历史研究，以南海交通为起点，有一百年的历史。
真正的海洋史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提出来的，而“海洋史”与“涉海史”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以陆地为本位”还是“以海洋为本位”，即主导思想是陆地思维还是海洋思维。也就是说，以“海洋本位”的思维开展研究，是海洋史与涉海研究的根本区别。
杨先生还提出了“科际整合”的方法论，即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如历史学、海洋学、地理学、气象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
当然，也有个别提法似可进一步推敲。如杨先生认为“文明是人类生活的模式”，似乎是在显现文明的个性及具体性。窃以为，文明还是社会表现出较高发展阶段的状态，易言之，文明是全部人类生活与文化之进步性、发达性的程度，是一种普遍的性质。或许杨先生另有深意。
我们还应当看到，历史的海洋与现代的海洋相比，很多“人化”属性有所改变，在古代甚至近代，海洋每每是民族、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最重要途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而到现代一部分被天空运输与交往所取代，而到当前更多的部分为信息、网络、虚拟空间的交流、交往所取代。
对人类生存空间或“人化”自然界而言，除大陆、海洋外，天空、外太空也开始要扮演日益重要的人类生存空间角色。这也都是在研究海洋史时要顾及的。
总之，杨先生的“中国海洋文明论”是在对西方海洋文明理论扬弃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具有发凡起例之功，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海洋发展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杨国桢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的嫡传。如果说昔日，傅先生广泛、深入地利用民间资料，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方向；那么今天，杨国桢先生又开创了中国海洋文明论与中国海洋史学研究的新方向，真是无独有偶，前后辉映，堪称学林佳话。
2017年4月，汪征鲁（右一）与杨国桢、薛菁于香港
[1]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原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