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桢教授对中国海洋史研究的贡献

包乐史[1]

可以说，我跟杨教授有着长达近40年的朋友关系。1980年，我经中国海洋史研究开拓者之一的田汝康教授介绍首访厦门大学，所以我有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早到访厦门大学的外国学者之一。当时，厦门大学的几位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如傅衣凌教授、韩振华教授等都还在世。后来由于我在荷兰莱顿大学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工作与科研任务，而且还要常常去台湾看望我上了年纪的老师曹永和先生，所以我有十多年的时间不能经常访问厦门。但是自2000年以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吴凤斌教授、聂德宁教授开始与我合作，进行《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档案的校注出版工作。从那时起，我每年都会来厦门，而且常常拜访杨国桢老师。

杨国桢老师的贡献在哪方面？当然是在中国的海洋史研究方面。我觉得中国海洋史的研究方法很有意思，也很有特点。为什么呢？历史上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大陆性国家对海洋的政策，跟西洋国家的政策很不一样。西洋国家纷纷建立东印度公司，鼓励本国商人开拓远洋贸易。可是明清两代王朝却禁止东南沿海老百姓（福建人、广东人）出海到南洋贸易或移民海外。结果就是，在西洋国家的档案馆里保存了丰富的海洋历史档案文献，而中国封建王朝只关注沿海的问题，像建立海关收税、控制老百姓出洋、用海防或海禁消灭海盗和防止走私行为等。中国官方文献关于海洋社会的记载，尤其是对民间海洋贸易和海外活动的记载是比较有限的。

受制于陆地思维，中外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在很长时间里忽略了中国海洋历史，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才发生了大转折。从那时起，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西方等国的史学界开始用新方法来研究中国海洋历史。在台湾中研院，曹永和老师和几个年轻的学者建立了海洋历史研究中心，参加今天这个会议的台湾代表朱德兰和刘序枫两位先生就属于这个研究中心，可是他们受的是日本大学教育。因为曹永和老师原来是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故而曹老师没有真正地培养他自己的学生。有一天我问他：“老师，我是不是您第一个学生？”他笑笑，回答：“不是，我第一个学生是我太太，第二个学生才是你！”杨国桢老师不一样，他培养了很多学生，可以说建立了“杨门”。如今众多的杨门子弟已经成为中国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力量。

在日本，很早就有研究中国海洋史的学者。为何？因为锁国时代的日本长期依赖于中国和荷兰商人的贸易，所以中国海洋史研究一直是日本史学界的一个传统。在西方史学界，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也有不少年轻的西方学者受到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影响，开始研究中国海洋历史。

我们可以用四种历史方法来分析中国海洋历史。第一，考古方法（沉船研究等）。第二，依靠官方记录方法（传统的海关、海防等研究）。第三，“杨国桢方法”，利用民间历史文献资料，包括田野调研材料，构建新的海洋社会经济史。他不仅培养了三代学生，开创了一个新的中国海洋历史学科，而且也编辑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第四，还有不少研究中国海洋史的外国学者，他们的特点是，在中文材料之外还会利用外国档案馆的史料研究中国海洋历史，因为在荷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现了大量关于海外华人的新史料。在这方面，杨国桢老师自己也注重利用国外档案馆的史料给年轻的中国学生指点新的研究方向。

我难以在短短十分钟之内表达完我对杨老师的崇敬之意，他对中国海洋史研究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只希望能用这句话表达我对他的敬意：谢谢您！

2017年11月，包乐史在杨国桢家里叙旧

[1] 作者系荷兰莱顿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