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色列对抗恐怖主义势力的需要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的所有需求中最基础的层次，只有在这两个需求得到满足时，人类才会有追求归属感和爱等更高层次需求的意愿。在基本的生活保障得到满足后，以色列人致力于寻求安全方面的保障。但对他们来说，追求安全的道路上存在着强大的“拦路虎”——恐怖主义势力。肆虐的恐怖主义势力极大地威胁着以色列人的生命安全，是以色列现役士兵自由持枪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

恐怖主义的定义一直没有公认的标准，根据以色列国际反恐专家鲍阿斯·加纳给出的定义：“恐怖主义是指故意使用和威胁使用暴力，袭击平民和民用目标，以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行为。”[8]恐怖主义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高敏感度和高频出现的词语，以色列建国以来面临着各式各样带有指向性的政治目的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

除了几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在非战争时期也面临着骇人的安全威胁。第一次中东战争以以色列的胜利告终，周边国家并没有善罢甘休：阿拉伯国家组织的小规模的军事偷袭和渗透行动时常发生，巴勒斯坦的报复性破坏行动的发生频率更高。1949～1956年，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新边界线上发生了1万～1.5万次渗透行动。[9]这些行动酝酿了以色列的恐怖主义阴云。20世纪60年代，“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劫持了飞往特拉维夫的以色列航空客机，这是世界上首例劫机事件；随后70年代，发生了“慕尼黑惨案”和“玛阿洛特惨案”[10]；1983年，真主党首创“自杀式恐怖袭击”，并在1994年开始被哈马斯的主要军事力量分支“卡桑旅”策划实践。他们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以色列的任何人、事、物，包括妇女和小孩都有罪，都是可以攻击的对象，因而选择超市、商场、公交车等人流较大处实施袭击。这类自杀式袭击者，大多是虔诚的宗教徒，他们力图通过自己的牺牲最大范围地造成以色列的损失。连环的恐怖袭击使得以色列举国被恐怖主义的阴云笼罩，以色列全国上下为之愤慨，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同仇敌忾，迅速推动了以色列城市反恐行动队的建立和发展。

数据显示，2016年以色列恐怖主义指数在全球160多个排名国家中排在的第24名，属于恐怖主义指数最高、受威胁最严重的一类国家。与近年来频频发生大型恐怖袭击事件的美国相比，以色列恐怖主义指数平均水平明显更高（见图2、图3）。

图2 2006～2016年以色列恐怖主义指数

资料来源：以色列恐怖主义指数参见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Trading Economics），2016年1月31日，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israel/terrorism-index。

图3 2006～2016年美国恐怖主义指数

资料来源：美国恐怖主义指数参见全球经济指标数据网（Trading Economics），2016年1月31日，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 /terrorism-index。

事实上，为打击恐怖主义，以色列已进行了大量部署。以色列防卫系统分工明确，国内主要防卫力量为警察，与打击边境及国外恐怖主义相关的事务由国防军管理。以色列国家警察是国内最主要的执法力量，隶属于公安安全部，截至2016年底有在编警员3.5万人，警察组织下由市民志愿组成的国民卫队7万人[11]，其首要任务是维护公共安全、打击犯罪及反恐；在军队方面，以色列建设了反恐部队，训练识别恐怖分子能力的人员；信息情报方面，凭借摩萨德的高级情报系统，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手恐怖主义的资料，力争将恐怖主义扼杀在摇篮中。然而，这些努力依然不足以应对以色列面临的恐怖主义袭击，仅仅靠警察的力量还无法达成政府制定的“将全社会武装起来”的目标。

虽然以色列警察十分精锐，但反恐的成效受到了以色列人口的制约。以色列建国初期，人口仅约80万，截至2016年，人口约为860万，已经增长至建国时的10倍，似乎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以色列安全形势最大的威胁是周边一些国家的极端组织的恐怖袭击。以色列警察的基数相对于潜在的恐怖主义人数差距过大，即便以色列警察再精锐，也分身乏术。

现役士兵作为国家安全力量的组成部分，即便没有受到如专门性反恐部队般全套的反恐标准训练，但他们接受了专业的武装战斗训练和指导，相对于平民来说，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更善于冷静地思考和处理问题，具有更强的防卫和应变能力。正如美国学者珍妮特·罗森鲍姆所说：“以色列有着众所周知的安全隐患，但是以色列将它缩放在了专业人士身上。”[12]

当然必须承认，士兵的不理性问题是必然存在的。但须知，不理性并不仅仅存在于士兵中，而是对所有群体的一个描述。鉴于世界上枪支泛滥而导致治安混乱的先例，以色列不能冒险实施全民带枪：这极有可能以国内治安的混乱为代价——黑市武器市场的壮大，武器落入不法分子手中，从而造成恐怖分子想要的结果。要更高效率地打击恐怖分子，同时平衡枪支可能带来的危险，必须将士兵、平民和恐怖分子进行安全性和理性的权衡对比。因此，以色列枪支法规定：“只有枪支执照持有者才能合法地获得火器或弹药；所以申请者需进行背景调查；枪支所有者最低年龄为27岁，现役军人为21岁……枪手每3年需重新申请枪支执照。”[13]诚然，平民获取枪支的法律规定是较为严格的，据统计，不到7.3%的以色列人拥有枪支[14]。以色列在尽可能减少混乱的情况下，让以色列人拥有更多更安全的武器。

根据心理学的概念，安全感分为原始状态下的内在驱动力和被文化定义的安全感。在离散的历史中，以色列经历多次战争洗礼，特殊的国家安全感得到塑造，同时树立起了尊重战士的传统和习惯。曾有以色列官员说：“如果连我们的士兵都不能相信，那还能相信谁。”信任自己的士兵是对国家体制规定的一种自信，也增加了士兵们保卫国家的信心，将其视为自己的责任。有媒体对以色列人民关于士兵便服带枪问题的采访，市民们表示，在其他国家看到有士兵随意带枪在街道上走动时会感到害怕，而在以色列恰恰相反，看到这样的情况时明显感觉更加安心。以色列独立武装审查员利亚尔·莱博维兹这样解释：“一个武装起来的社会，是一个有礼貌的社会；当有人能支撑起大多数人的生活时，人们的行为会很有礼貌。”[15]

事实也同样证明，以色列这一规定是正确的。持枪的士兵使用枪支杀死恐怖分子的事件时常上演。2008年，一起恐怖袭击发生在耶路撒冷的神学院，来自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杀死了8个青少年，当时一个在回家途中的士兵遇到了这种情况，用带在身上的枪杀死了恐怖分子，使得事件的恶劣影响没有再次扩大。[16]完成了3年兵役的以色列年轻人伊泰在回答媒体对以色列国防军的持枪政策是否正确的提问时这样说：“因为我们无法全部确定袭击在哪里发生，因此存在携带武器的战士是应对紧急情况的好事；经过训练的士兵普遍被认为比仅仅是平民更值得信赖，知道什么时候开枪，何时不能。”[17]以色列士兵对自己国家感到骄傲和保卫国家的勇气、决心可见一斑。

当然，以色列政府高层也曾对此项规定有过怀疑和更改。由于21世纪第一个10年对恐怖分子的对抗策略颇有成效，以军高层开始将重点放在了避免丢失弹药和防止枪支被盗上，因此做出规定：如果士兵休假超过3天，则应将自己的步枪留在部队。这一规定，显然是以方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本国所处的安全形势。此后悲剧时有发生，其中一起发生在2016年2月，以色列陆军青年营步兵旅的一名上士在休假期间陪同妻子和女儿在超市购物时，遭遇两名持刀砍人的暴恐分子。因为其正处于一周的休假之中，按照新规定不能携带步枪，上士只得赤手空拳与持刀歹徒搏斗，不幸被刀刺中遇害。总参谋长表达了对此事件的愤慨，检讨并废除了这不合时宜的规定，为士兵休长假不可带枪的规定松绑。由此可见，以色列士兵持枪政策并不是在全民高戒备、恐惧状态下得出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科学、需要被长期实施的方针；恐怖主义是该政策一直得到延续、实施而没有被废止的核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