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考古与图像
史前琮、璧上的“鸟立高台”刻符
■刘文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一 刻符概况
“鸟立高台”刻符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东方地区发现于若干玉琮、玉璧表面图案较为一致的一类刻画符号（见图1）。此类刻画符号上部为一侧面“立鸟”，下部多呈三阶高台状，因此可统称为“鸟立高台”刻符或图案（见图2）。此类刻符目前可知出土地点的仅见于昆山少卿山良渚文化晚期墓葬M7出土的一件残璧上[1]，其余刻符载体多为国内外博物馆里的藏品。如首都博物馆馆藏玉琮[2]、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玉璧[3]、吉斯拉藏玉琮[4]、弗利尔博物馆馆藏玉璧[5]、上海博物馆馆藏玉璧[6]、良渚博物院征集玉璧[7]等。
就目前发现的9件“鸟立高台”刻符构图内容来讲，其中7件的“鸟立高台”图案造型较为一致（见图1-4；图2-1至2-6），差别只是有两件刻符没有立鸟下方的柱状造型（见图2-5、2-6），以及三件高台状刻画里面的形状与其他四件相对不同（见图1-4；图2-3、2-5）。另吉斯拉玉琮刻符上部的图案和别的侧面立鸟状图案有所差别，有点类似正面展翅的立鸟（见图2-7），因此也可暂归入“鸟立高台”刻符内。少卿山玉璧刻符虽然是分开的，但也可以发现是简化的立鸟和高台刻画（见图2-8）。上述9件遗物表面的刻画符号，有较为一致的图案造型和十分鲜明的构图特点，因此也引起了学界的较多讨论。
图1 刻符玉琮、玉璧及其细部符号
1-1首都博物馆藏刻符玉琮 1-2首都博物馆玉琮刻符图案 1-3上海博物馆藏刻符玉璧 1-4上海博物馆刻符玉璧图案
二 既往研究
对于“鸟立高台”刻符所处位置，李学勤先生认为该类符号的刻画位置独特，如琮多在上端，璧多在一面近缘处，绝不和器物上的花纹相混。[8]
图2 “鸟立高台”刻符举例
2-1首都博物馆馆藏玉琮刻符 2-2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玉璧刻符 2-3弗利尔博物馆3号璧刻符 2-4弗利尔博物馆2号璧刻符 2-5弗利尔博物馆1号璧刻符 2-6良渚博物院征集玉璧刻符 2-7吉斯拉藏玉琮刻符 2-8少卿山玉璧刻符（M7出土）
关于刻画方式，邓淑萍先生指出，玉器上的符号是以很细很浅，断断续续的阴线刻成，虽处于玉器的主要部分，却由于刻画轻浅而难以被发现，所表达的是与纹饰不同的隐涩的神秘感。[9]
关于年代，由于少卿山有明确出土位置的玉璧发现，此类刻符的年代现几乎没有异议，均认为是良渚文化晚期作品，其年代下限约为距今4300年，年代上限朱乃诚先生认为不会超过距今4700年。[10]
关于文化归属，由于安溪[11]、少卿山、蒋庄[12]等刻符玉璧的出土，学界多认为此种刻符属于良渚文化；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如邓淑萍先生认为有此类刻符的玉器确实大多属良渚文化遗物，但也有一些有其他刻符（如日月纹刻符）的玉琮和玉镯，从玉质看可能为山东到苏北地区的史前遗物。[13]
关于刻符含义，杜金鹏先生在良渚文化祭坛发现后对比祭坛的形制和“鸟立高台”的图案后认为，“鸟立高台”刻符是“阳鸟祭坛图”，阳鸟是良渚文化先民崇拜的驮负太阳飞行的神鸟，它站在高杆上寓意沟通天、人信息，其下为祭坛，神鸟细部形态不同，可能是良渚人不同部族的标志。圆圈内填充卷云纹，下为火焰纹的变体，可能是太阳神徽[14]（见图2-5的台形刻画内部图案）。饶宗颐先生认为，“鸟立高台”为“有翼太阳”，太阳日轮带新月形，是“明神”的记号。[15]邓淑萍等先生看法与上也大同小异，或认为是“有翼太阳”，或认为是“阳鸟负日”。[16]李学勤先生对此类符号进行了尝试性的古文字解读，认为如图2-4刻画是五个符号的复合，最上是“鸟”，最下是“山”，“山”上叠有两个符号，靠上的一个呈冠形，靠下的一个很像简化兽面，释为“
”，“鸟”和“山”之间的串饰形，释为“珏”。[17]
三 符号分解与溯源
综观此类“鸟立高台”刻符，可发现它们其实可以主要分解为三个部分。
（1）高台形以上部分。主要为正、侧面的立鸟纹，有些立鸟足下还有串珠状的立柱形图案（见图2-1至2-4）。
（2）高台部分。多为三阶状高台图案，或为无三层阶梯的简化高台（见图2-8）。
（3）高台内部刻画。或为飞翅介形状刻画，类似于飞鸟图案（见图2-1、2-2、2-4、2-6、2-7），也是最多的一类刻画。或为日月形刻画（见图2-5），或为椭圆中有两条竖弦纹的刻画（见图2-3、2-8）。
第一部分的图案，特别是侧面的立鸟纹，其实在良渚文化内有着渊源。此类立鸟形图案和良渚文化新地里H11[18]（见图3-1）、福泉山M126[19]（见图3-4）等出土的玉鸟形饰几乎一模一样，且良渚反山墓地也出土过鸟形玉饰（见图3-2），反山玉钺上也有神人纹状徽与鸟纹徽共存的先例[20]（见图3-3），赵陵山也出土有立鸟人面形的饰品[21]，台北故宫更是馆藏有良渚文化鸟立高柱形玉饰[22]（见图3-5、3-6），因此立鸟纹应该是良渚文化根据其遗物传统所创造的刻画无疑。立鸟下的圆节柱状图案除了刻画图案外，目前仅在好川遗址中发现过相关实物[23]，此类物品（及刻画）的源流目前尚不清楚，含义也不明确，不过此类柱状图案并非每件刻画内均有，因此当对研究整体“鸟立高台”形制影响不是太大。
第二部分的三阶台形图案，整体的源流还是相对清楚。此类造型最早出现于陵阳河[24]及其周边遗址的大口尊刻符中，起初只是陶尊刻符的一部分（见图4-1、4-2），并未独立出来，发展至约良渚文化中期偏晚阶段，从北阴阳营陶尊刻符[25]可见，此类台状刻符渐渐由原北阴阳营陶尊刻画的上部独立出来，表现为蒋庄[26]遗址玉璧刻符的出现（见图4-3），以及陵阳河遗址三阶台状玉片[27]遗物的出土（见图4-4）。之后此类台状造型便慢慢地转移到了玉璧组合图案上，即“鸟立高台”刻符中三阶台状图案的较多刻画。台状刻符或者造型类遗物的最后去向是在后良渚文化时代，目前发现的主要为好川[28]墓地及其周边老鼠山[29]等地的三阶台状玉片类遗物。
图3 良渚文化的鸟形遗物
3-1新地里H11玉鸟 3-2反山玉鸟（M14：259） 3-3反山M12玉钺拓片（M12：100，左下为鸟纹） 3-4福泉山M126玉鸟 3-5、3-6台北故宫征集玉鸟饰
第三部分的三种图案较为复杂。其中飞翅介形图案也是在良渚中期偏晚阶段，与台形图案分流出来大体同时从原北阴阳营陶尊刻符的下部分渐渐独立出来并有所发展（见图4-2），具体表现为北阴阳营陶尊刻符至金沙遗址所出十节玉琮[30]上部飞翅介形刻符的流变（见图4-5），以及弗利尔馆藏玉镯形器[31]表面飞翅介形图案的基本定型（见图4-6）。之后此类介形飞翅图案多出现在“鸟立高台”刻符的台状刻画内部。其后在龙山文化两城镇[32]等地的玉圭所刻图案上也有发现，最终的介形飞翅状造型应该是陶寺ⅡM22大墓[33]以及石家河文化区域[34]出土的飞翅介形兽面饰。日月纹刻符最初也是发现于陵阳河及其周边的大朱家村[35]等遗址的陶尊外表面上部（见图5-1、5-2），之后西渐至皖北一带的尉迟寺附近[36]，南下至石家河文化区域。[37]并逐渐在玉镯形器、国博玉琮[38]等玉器上亦有发现（见图5-3、5-4），其后也出现在了玉璧“鸟立高台”刻符中的台状刻画内部（见图5-5），不过发现于“鸟立高台”刻符内的日月纹目前仅此一例。椭圆内有竖向弦纹的图案之前并不常见，从北阴阳营陶尊刻符的上部依稀可见台形中的圆圈纹，因此在分流初期蒋庄玉璧上的台形及其内部图案似应为一个整体，单纯如陵阳河玉片等内部没有刻画的台状造型应该是其简化。因此，内部有竖弦纹圆圈的台阶状图案和单纯的台阶状图案目前似可以等同看待。
图4 台形刻画及飞翅介形图案来源演变示意
4-1陵阳河M17陶尊刻符 4-2北阴阳营陶尊刻符 4-3蒋庄玉璧M36：1刻符（依简报绘制） 4-4陵阳河台形玉片 4-5金沙玉琮C61刻符 4-6弗利尔馆藏玉镯刻符
图5 日月纹刻符举例
5-1陵阳河采集 5-2大朱家村采集 5-3弗利尔馆藏玉镯形器 5-4国博玉琮刻符 5-5弗利尔博物馆1号璧刻符
四 刻符性质及内涵
“鸟立高台”刻符既然可以分解开来，且其几个分解符号大多均能找到不同的源头，而史前的此类符号族群印迹很重，如日月纹，立鸟造型等均有不同的人群认知，而“鸟立高台”刻符正是由这几种不同人群的不同刻画符号组合而成（如图6所示）。那么不同族群的刻画符号组合在一个器物上成为一个新的复合图案代表什么意思呢？
本文认为，这类三种以上族群印迹类符号共刻于一器的形式，可以基本排除联姻、战利品标记等因素，应该是几个部族互相合作成为一个新的部落联盟的盟誓标记遗留。而恰巧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在北阴阳营、凌家滩[39]等文化时期就有了一种可以分开以及组合的合符璜，俞伟超先生认为此种合符璜或与部落之间的联盟、联姻等有关[40]，并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可见长江下游地区较早就有联盟合作的传统，因此“鸟立高台”刻符璧及刻符琮等是部族之间合作联盟的盟誓物品应该问题不大。
既然“鸟立高台”刻符物品有盟誓见证物的性质，那么再谈其具体的考古学文化归属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从上文可见，玉琮、玉璧的形制属于良渚文化的范畴，立鸟图案应该有良渚文化的渊源，然而日月纹、台形符号、飞翅介形符号等均与大汶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鸟立高台”刻符物品见证的结盟方或是良渚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分流出来的几支族群。非要给它一个文化归属的话，囿于良渚文化及大汶口文化的地域方位，则可称其为东方联盟集团盟誓类物品。
至于新的复合图案“鸟立高台”的具体含义，本文认为可以进行解读，但要综合刻符琮、刻符璧等的性质进行解读。如若确是结盟用的实用类物品，那么刻符所展示的写实意义必然大于祭祀类物品的象征意义。因此“鸟立高台”所描述的或与整个新的联盟的目标、愿望、远景类希冀有关。至于其具体的实际内涵，应该在进一步综合研究这个东方联盟的部族构成，联盟去向等问题之后再行谨慎分析。目前唯一的线索，便是陕北石峁遗址皇城台之上出土了一批立鸟陶器[41]，这些陶器从形态、正侧面造型等各个方面都和“鸟立高台”的立鸟造型可以比较。而石峁遗址中，也确实发现了较多的良渚文化以及海岱形制的遗物。[42]因此，若“鸟立高台”是东方部落联盟的愿景描述的话，那么置立鸟陶器于目前国内最大城址中央的多阶高台皇城台之上（见图7），或许便是当时东方联盟内至少一部分人进行联盟活动时理想中的未来场景。
图6 “鸟立高台”复合图案组合示意
6-1福泉山玉鸟（M126：3） 6-2分流出的台形图案 6-3分流出的飞翅介字形图案 6-4日月纹 6-5组合图案一（良渚博物院征集玉璧组合图案） 6-6组合图案二（弗利尔博物馆1号璧组合图案）
图7 石峁遗址立鸟陶器立于皇城台上的情境示意
（立鸟陶器据《2008～2017陕西史前考古综述》图13；皇城台照片据《陕西日报》刘强图）
结语
综上所述，“鸟立高台”刻符实际上是一个由多个族群标记性符号组合而成的复合图案，应该是多支族群互相联盟合作的盟誓见证类刻画，盟誓的几方人群当主要为以立鸟图案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先民，有大汶口文化渊源的台形符号方族群，以及由大汶口文化分流而出的日月纹或飞翅介形刻画等几个族群。“鸟立高台”复合图案以及其载体遗物不属于任何文化，应该是整个联盟集团形成的见证物，其复合图案本身含义当与整个联盟的集体利益或愿望有关，此类刻符的去向或与石峁遗址的形成有某种联系。
[1] 王华杰、左俊：《昆山少卿山遗址新发现的良渚玉璧刻符》，《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
[2] 古方主编《中国传世玉器全集》第1册，科学出版社，2010，第35页。
[3] 邓淑萍：《故宫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玉器图录》，故宫博物院，1992，第218～219页。
[4] 〔美〕杨晓能：《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释读》，唐际根、孙亚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28页。
[5] 朱莉亚·凯·默里、苏文：《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玉器——谈美国佛里尔艺术馆玉器藏品》，《东南文化》1988年第2期。
[6] 参见张炳火《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00～701页。
[7] 良渚博物院：《瑶琨美玉——良渚博物院藏良渚文化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2011，第364～365页。
[8]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第63页。
[9] 邓淑萍：《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第3期。
[10] 朱乃诚：《良渚文化玉器刻符的若干问题》，《华夏考古》1997年第3期。
[11] 浙江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彩版43（4-6）。
[12] 南京博物院：《江苏兴化、东台市蒋庄遗址良渚文化遗存》，《考古》2016年第7期。
[13] 邓淑萍：《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10卷第3期。
[14] 杜金鹏：《良渚神袛与祭坛》，《考古》1997年第2期。
[15] 饶宗颐：《有翼太阳与古代东方文明——良渚玉器刻符与大汶口陶文的再检讨》，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57～69页。
[16] 参见牛清波《中国早期刻画符号整理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3，第203～212页。
[17] 李学勤：《续谈吉斯拉玉琮》，载《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第186～187页。
[1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第466～467页。
[19]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第94～95页。
[2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二——反山》，文物出版社，2000，第65页。
[21] 江苏省赵陵山考古队：《江苏赵陵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载《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第18～37页。
[22] 参见王华杰、左俊《昆山少卿山遗址新发现的良渚玉璧刻符》，《东南文化》2009年第5期。
[23] 方向明：《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海天出版社，2014，第246～247页。
[24] 山东省考古所、山东省博物馆等：《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
[25]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第88页。
[26] 南京博物院：《江苏兴化、东台市蒋庄遗址良渚文化遗存》，《考古》2016年第7期。
[27] 栾丰实：《大汶口和良渚》，载《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第63～72页。
[2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第95～99页。
[29] 王海明等：《温州老鼠山遗址发现四千年前文化聚落》，《中国文物报》2003年5月28日。
[3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东北部地点发掘一期简报》，载《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第96～177页。
[31] 参见李学勤《论金沙长琮的符号》，《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32] 刘敦愿：《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考古》1972年第4期。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34] 荆州地区博物馆、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第327～330页。
[3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墓葬》，《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55～25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蒙城尉迟寺》第2部，科学出版社，2007，第215页。
[37]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肖家屋脊》，第220～225页。
[38] 石志廉：《最大最古的
纹碧玉琮》，《中国文物报》1987年10月1日。
[39]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第100页。
[40] 俞伟超：《凌家滩璜形玉器刍议》，载《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第135～140页；俞伟超：《凌家滩璜形玉器是结盟、联姻的信物》，载《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第8～13页。
[4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史前考古研究室：《2008～2017陕西史前考古综述》，《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5期。
[42] 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故宫文物月刊》1993年第5～10期；王炜林、孙周勇：《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沙莎、刘强：《玉帛之城石峁·失落的文明密码》，《陕西日报》2019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