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发生与改革
余伟民[1]
【内容摘要】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本质上是落后国家运用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历史运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将马克思理论中作为后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主义转化为实践中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苏联模式的发生有特定的历史根据，但其制度性缺陷蕴含着实践与理论背离的“合法性危机”。当苏联模式在与外部世界的竞争中丧失“比较优势”时，危机的爆发和改革的失败将其推向衰落。苏联解体是苏联模式改革进程中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兴衰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 苏联模式 体制改革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本质上是落后国家运用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历史运动，而指导这一实践运动的理论来自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发展时序上原本不同位的理论与实践，经过1917年俄国革命的转化，被统一于布尔什维克党创造的社会主义体制。从列宁到斯大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完成了由“过渡形态”向“经典形态”的发展，并在二战后扩展到东欧、亚洲和拉美的十多个国家。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为原本西方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替代性的“苏联方案”，世界一度形成两种社会制度对抗的“冷战”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仍在继续。回顾总结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兴衰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来源
作为20世纪的历史运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发生有其应对客观历史命题的合理性，并由此形成获得社会认同的历史根据。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据首先来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替代性选择”的需求。发端于西欧地区的现代化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进程充满了人类社会固有的不平等，随着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动，传统社会的等级秩序被资本主义主导的新的等级秩序颠覆，在资本主义社会奠基阶段，新的阶级关系表现出比以往更尖锐的矛盾。同时，西欧国家凭借工业生产力的优势，以殖民主义方式向全球扩张，建立了早期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从而将世界大部分地区强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上述过程蕴含的种种“不合理”因素是激发批判资本主义、诉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根据。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最为彻底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正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作为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时尚未涉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当时他们认为，西欧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将主导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通过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为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共同的历史前提。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2]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可见，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以工业化为内涵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改造传统社会的过程，只有在完成现代化（即建立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向社会主义（即高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发展，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种新的视角考察社会主义与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这方面的思想后来被概括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命题。该命题的具体提法出自1881年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4]而这一思想在1875年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已经有明确表述。恩格斯指出，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不同的外部条件下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其一，按一般规律，落后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趋于解体”，被改造为资本主义制度；其二，如果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尚未完成，而世界的先进地区——西欧已经“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带动下，落后国家可以不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已经在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落后国家现代化结合的思想，并希望俄国成为实践这一思想的案例。但是，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即西欧完成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第2版“序言”中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5]也就是说，俄国革命不可能单独承担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使命，俄国必须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带动下才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后来，恩格斯在1894年为重印其《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而写的跋语中进一步总结了他和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指出：要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苦难，“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因为如果没有先进国家的引导和世界革命的大环境，“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恩格斯明确指出，19世纪末的俄国已经失去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机遇，因为俄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遭到了破坏，而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尚未到来。但是，由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带动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或缩短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进程的规律依然存在，它“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6]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设想无疑启迪了列宁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投身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力图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创设，即便在不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下，也尽可能缩短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契机就是通过政治革命夺取政权，用俄国革命的胜利引爆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完成俄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这一理论逻辑，促使列宁在1917年特定的政治形势下抓住革命的机遇，将落后的俄国推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二 1917年俄国革命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发生
1917年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的俄国，就其客观内容而言，原本属于从1905年开始的、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为使命的民主革命的范畴，是为俄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清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改变了俄国革命的性质，使十月革命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起点。
然而，1917年俄国革命毕竟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论的实践验证，因为就俄国革命本身的历史条件而言，其远未达到马克思理论所设定的历史前提。正因为如此，领导俄国革命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直至1917年革命发生也不认为自己是世界革命的引领者。列宁在说服党内同志抓住革命机遇、夺取政权时，曾反复申明，落后的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可以率先突破，但世界革命的前途必须由先进的西方国家引导。列宁在十月革命一周年谈到俄国革命胜利的原因时说，由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决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有什么功劳，也不是由于它比别人先进，相反地，正是资本主义的特别软弱和落后，以及特别逼人的军事战略形势”，才给革命的发动提供了机遇。[7]所以，俄国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只是获得了夺取政权的历史机遇，新制度的建构尚待世界革命的成功。在布尔什维克党依靠军事力量、经过国内战争巩固苏维埃政权后，世界革命却并未如预期而至。这一局面是新政权面临的第一次“合法性危机”（实践与理论的背离）。列宁必须向党内同志和社会民众说明，在这种形势下，落后的俄国是否还具有完成“替代性选择”历史使命的可能。这也就是列宁晚年理论工作的重点所在。列宁晚年对十月革命及由其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做出了新的理论诠释，其核心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对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界定。按“世界革命”理论逻辑，俄国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将在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获得超常规发展的可能性，即从一个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出于这样的思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国家与革命》中已经设想了一幅社会主义实践的蓝图，并在夺取政权后进行了实践的尝试，这就是开端于1918年春、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达到极端的所谓的“直接过渡”。列宁认为，导致“直接过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世界革命没有按预期到来，致使苏维埃俄国不得不陷于孤军突进的境地，而在一个落后的、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单凭自己的力量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退却，退到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列宁说，这好比登山，“假定有一个人，攀登一座还没有探测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他曾“爬到了比前人高得多的地方，不过还没有到达山顶。他现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原定的道路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他只好转身往下走，另找别的比较远但仍能爬到山顶的道路”。[8]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仍处在“准备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而且必须走迂回的发展道路，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用“政治期票”的方式“延期偿还”“人民的信贷”。至于这张期票能否兑现，既取决于世界革命最终能否到来，也取决于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阶段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能够解决好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在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资本家做得更好，赢得“同私人资本进行竞赛的考试”。[9]
其二，对苏维埃俄国发展目标的调整。列宁认为，由于缺乏世界革命的外部条件，处于“过渡阶段”的苏维埃俄国还不可能按理论设定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因此，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并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追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使俄国“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学习和吸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也就好了”。[10]按照这一思路，列宁把苏维埃俄国的现实发展目标定为实现工业化、进入现代文明。“新经济政策”就是适应着这一现实的目标而自觉地运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以发展国民经济、推进俄国工业化的尝试。
这样，列宁通过为苏维埃政权寻找现实基础，在理论上也部分地改变了对十月革命功能和意义的认识。他在不放弃世界革命理想的同时，已经相当明确地把十月革命的实际意义与俄国革命的客观逻辑联系起来，从俄国自身的发展需要推论出这场革命的必要性。他在晚年撰写的《论我国革命》中指出：首先是战争所造成的“毫无出路的处境”把俄国人民逼上了革命的道路，而这场革命的发生，又为俄国创造了“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即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发展文明”的条件。[11]这里强调的已经不是世界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关系，而是俄国革命与俄国历史进程的关系。列宁认为，在俄国的现实条件下，十月革命的发生根据和现实意义并不取决于“世界革命”的逻辑，而是归结于俄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既然十月革命在历史坐标上的定位发生了变化，那么，以十月革命为起点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定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世界革命没有到来的情况下，俄国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不可能具有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历史发展方向、开创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功能，也不可能在社会转型意义上使落后的俄国一跃跨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列宁之所以用“过渡阶段”界定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既是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是表明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和领导这个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取向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这种“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的实践也可被看作社会主义实践，即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化实践。在这一实践领域，现代化是现实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因素则赋予这种现代化进程以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原来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通过这样的理论修正，列宁提出了区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也就是不依赖于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带动的、依靠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列宁晚年的思想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合法性”和基于实践诉求的发生依据。
列宁在论证俄国革命特殊性的同时，也对“世界革命”做了新的诠释，并将世界革命的重心转向东方，开创了苏俄—苏联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20世纪的世界革命运动。由此，“替代性选择”的历史根据也有了新的含义。一方面，在引领民族解放运动的世界革命中，苏维埃俄国（苏联）成为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和革命基地，苏维埃政权的制度建构也不需要以西方国家为榜样，转而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创性实践。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社会主义祖国”，布尔什维克党对国家的领导和苏维埃政权的安全被放在至上的位置，成为实现世界革命目标的前提条件。在此前提下，从实际需要出发的制度建构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规范的社会主义原则做实践中的变通，并形成符合政权需要的国家意识形态。正是在“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中，政权至上的苏联模式逐渐成形，并获得了后来为其他国家所效仿的“社会主义正统”的历史地位。这就是我们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看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重构和实践转型。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社会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被诠释为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从资本主义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于是，在落后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条件下生成的苏联模式仍然可以被定义为替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苏联模式的建构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历史潮流是基本吻合的。苏联的工业化正当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严重经济、政治危机之时，因而即便是粗放型的工业化也在若干重工业指标上表现出独特的发展优势，与此同时，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为具有支配国际事务能力的军事—政治大国。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基地，通过共产国际的组织网络，为东方落后国家展开左翼革命政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支持和帮助，从而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觉醒和革命意识的形成，并为这些国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选择提供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样板。正是通过苏联模式的输出，冷战时期与资本主义世界对峙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可见，十月革命的成功（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虽有偶然性（历史机遇和革命策略），但革命后苏联选择的发展道路及其发挥的世界影响力并非偶然。应该肯定，这是一种应对世界历史命题的特殊实践。在这个意义上，苏联模式的发生有特定的历史根据，也因此曾经获得国内外社会民众相当程度的认同和支持。但是这一趋势未能长期持续，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竞争中，苏联模式逐渐丧失“比较优势”，并逐渐暴露出制度结构的内在缺陷，最终因未能及时有效改革而在“合法性危机”中走向终结。
三 苏联模式的制度性缺陷与“合法性危机”
苏联模式的历史根据内含两个基本要素：在制度结构上与资本主义制度有本质的区别，并且在制度运行上（包括对外政策）表现出合乎社会主义理想的“公平”“正义”特征；在现代化发展竞争中能胜过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表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比较优势”。
概而言之，作为“替代性选择”的苏联模式的优越性是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中呈现的。它之所以得到社会民众的认同，是因为它可以比资本主义做得更好——经济上发展得更快，政治上更自由、民主，社会资源的分配上更公平、合理。即使在暂时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阶段，其制度的结构与功能也应当有利于逐步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而不是相反。列宁晚年在论证落后的俄国可以凭借苏维埃政权履行社会主义使命时也是这样承诺的。如他所言，这是向民众开出了一张通往理想社会的“延期支付”的“政治期票”。问题在于，这张“政治期票”的兑现要比许诺时设想的困难得多，正是长期的“信用赤字”将苏联模式最终推向失败的困境。
那么，为什么苏联模式未能兑现其社会主义的“政治期票”呢？回答这一问题时，既要看到苏联模式的基础——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严重不足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前现代的专制型国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非常困难；也要看到革命后社会秩序的重建和国家体制的重构都是通过激烈的军事斗争和暴力手段完成的，虽有社会下层民众的支持，但就社会整体而言，这是一个强制的过程。因此，苏联模式的制度建构是在政治权力的驱动下实施的。
苏联模式奠基于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时期，其初级形态被称作“军事共产主义”，即布尔什维克党凭借政权力量用军事手段强制实施“共产主义”目标的政治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激起了社会的反抗，酿成以“喀朗斯塔得兵变”为标志的严重的社会危机，迫使列宁在1921年转行“新经济政策”，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向社会民众让步，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活动，以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和维护政权的稳定。但是，“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战略退却”式的政策调整，经济政策宽松的同时政治集权程度进一步加强，以致违背列宁的意愿和设想，党和国家的权力在列宁病重后集中到总书记斯大林手里。列宁去世后，在党内斗争中获胜的斯大林很快终结了“新经济政策”。他以国家工业化和“落后挨打”论为动员群众的口号，在和平条件下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通过集中物力、人力的高速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最终确立了具有明显“国家主义”特征的“斯大林模式”体制。“斯大林模式”是苏联模式体制的典型形式，科尔奈称之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经典体制”。[12]其基本特征如下。
（1）这是一种“党政合一”的高度集权体制。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起始于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并在随后的国内战争中建立起一党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是体制建构的出发点，“政权至上”是苏联党和国家行为的内在逻辑。因此，特殊的政治结构是苏联模式的基本结构，由此派生出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这种以“权力”为核心利益的制度建构在列宁逝世后最终形成“极化”的最高权力——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专权。
（2）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体现权力意志的统制经济。“并不是产权形式即国家所有制，构建起了自己在经典体制下的政治结构。情况恰恰相反，是既定的政治结构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起了这种产权形式。”[13]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在斯大林时期，国家通过全面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控制了所有的社会经济资源，并以此控制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这种经济结构可以满足国家目标实现的需要，并在若干领域集中资源较快地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准。但是，由于缺乏基于个体利益的自由创造的动力、基于市场的客观的经济信息反馈机制和经济效益调节机制，“计划经济”在整体社会经济层面和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进程中表现出违背经济客观规律的“反经济”特性。具体表现为经济结构的失衡（非市场的、由主观意志导致的计划失衡）和经济效益的递减，最终丧失“比较优势”，并陷入以“短缺经济”为表现形态的“停滞”型危机。
（3）为了实现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在斯大林时期，政权通过政治“大清洗”和意识形态控制建立起与“法治”相悖的“人治”型监控和镇压体系。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利用专政机器实行斯大林个人专制统治是苏联模式弊端的极端表现，也因此暴露了这种体制与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背离。
（4）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派生出特殊的国家体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决议，要求在原帝俄版图上建立苏维埃国家联盟，由此开始了筹建“苏联”的过程。为了区别于沙俄帝国，“苏联”被设计为一种以民族主体为地域单元的特殊的联邦体制（每个地域单元都有特定的民族标记）。一方面，苏联要表达各民族平等的理念，因此各民族地区以民族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形式“自愿”加入苏联，并享有退出联盟的宪法权利；另一方面，苏联要承担重建大一统国家的使命，为了确保“世界革命基地”的稳定和安全，国家的政治结构不能实行联邦制，只能是高度中央集权。这就形成了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矛盾。这个法律上遵循民族平等原则的联盟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体系，通过党的组织系统实施统一的国家领导权。这样的制度性安排所建构的联盟国家是形式上的联邦制、实质上的单一制，始终存在宪法权利与实际权利的张力。缓解体制的结构性矛盾需要特殊的控制机制，因此在苏联国家的实际治理中，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成为维系大一统国家的必要前提，政治体制和国家体制形成难以分离的联动性。
从上述苏联模式的制度结构中可以发现其背离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目标的“缺陷”。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过渡时期”，这种制度性缺陷尚被解释为体制的“不完善”，那么到了30年代，随着“斯大林模式”的定型，这种有重大缺陷的制度反而被奉为社会主义的“正统”，在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中被确立为不可挑战的教条。至此，作为“替代性选择”的苏联模式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原来的理想主义目标，在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层面，斯大林已经不可能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兑现列宁的承诺，他只能用国力竞争的国家主义目标争取社会的认同，并且通过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类的理论教条，用权力意志钦定国家意识形态，构建适应苏联模式需要的社会主义理念。
由于具备工具理性的国家主义手段日益背离革命所依据的理论价值目标，国家能力的超越式发展并未同步提升社会的发展层次。在现代化的社会竞争中，苏联不仅没有达到高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境界（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公正），也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主要弊端（如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浪费），在社会发展指标上甚至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上述问题的暴露曾引起同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疑和批判，他们在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观察苏联模式时发现，“苏联社会几乎根本无法用正统的马克思术语进行解释”。[14]后来，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模式的弊端也展开过类似的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模式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实践与理论背离的“合法性危机”。当斯大林的“大清洗”进入高潮阶段，苏联一方面权力集中到空前的程度，另一方面社会的离心力也在迅速增强。很难设想，一个“阶级敌人”占人口比例如此之高、镇压机器如此强化的国家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这时候为“斯大林模式”提供合法性支撑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相对应的苏联工业化成就；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德国入侵所激发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战争中，立足军事工业的“强大国家”及其战争动员功能体现了苏联模式的“比较优势”，也提升了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威望。在这个意义上，胜利的卫国战争缓解了苏联模式的内在矛盾，推迟了社会危机的爆发。但与此同时，战争也打开了苏联社会封闭的大门，使苏联民众看到了作为比较对象的外部世界的真相，而正是这一历史条件的变化促发了战后的苏联改革进程。
“强大国家”与“落后社会”并存的苏联模式反映出理论与实践的反差。在不具备客观历史条件的环境中，人为的“赶超”式发展改变不了自然历史进程的一般趋势，局部要素组合的变化和某些发展指标的突进不可能实现整体的“替代性选择”，反而会导致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并陷入发展困境。战后苏联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代化竞争中逐渐丧失“比较优势”，并在冷战较量中最终落败，究其根源，即社会发展程度的相对落后，虽然能集中国力逞强于一时，但不可能真正成为世界历史的引领力量。由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建构在理论形态“先进性”的基础上，一旦实践形态的优势丧失必然会引起“合法性危机”。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因其对理想社会的许诺曾经获得民众的认同，但在持续的发展竞争中终究因其实践形态的落后、无法兑现承诺而失去了“人心”。
苏联模式的“合法性危机”还来自对外部世界感召力的丧失。战后初期，苏联的世界影响力不仅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凭借对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世界革命取向。然而，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中，苏联的行为并未表现出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命名的新型国际秩序的特征，相反，“国际主义”被用作实现国家主义目标的工具。战前，苏联已经通过共产国际组织系统控制各国共产党以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战后，苏联进一步通过组建共产党情报局和“社会主义阵营”直接控制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不平等的“大家庭”式国家间关系。这种关系赋予苏联“家长”特权，其他成员只有“有限主权”，一旦发生利益冲突，苏联可以横加干涉直至入侵占领。正是这种与社会主义理论相悖的甚至不符合现代主权国家关系原则的霸权主义行为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和解体的主要内因。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曾受惠于苏联的支持，但民族独立后的主权诉求使大部分新兴国家选择了“不结盟”立场，它们在抵制西方霸权的同时也抵制苏联的霸权。苏联曾经拥有的“世界革命基地”的合法性在国家本位的利益冲突中暴露出真实的面相——其实质乃是俄罗斯帝国扩张传统的延续，因此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
苏联模式的“合法性危机”和“比较优势”的丧失同样具有历史根据。它表明：人们只能“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历史。[15]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认知的偏颇，苏联模式在运行中出现了严重的权力异化现象和体制性弊端。斯大林领导时期，既是苏联作为一个“强大国家”崛起的时期，也是这种特殊的社会主义体制暴露其弊端并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于是，在“替代性选择”的历史命题继续存在的同时，对苏联模式的改革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必须面对的又一个历史命题。
四 苏联模式的改革及其历史教训
二战后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和社会主义阵营首领，也进入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竞争的行列。东西方冷战本质上是两种制度“比较优势”的竞赛，这种竞赛的压力在冷战格局中迫使苏联领导人走向改革。
改革在斯大林逝世后启动。赫鲁晓夫时期的第一轮改革通过否定“大清洗”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专制，苏联模式的政治结构从极端形态回到“正常”形态。此举缓解了社会的紧张状态，但并未改变“经典体制”的基础，所以这只是功能性的改良，而非结构性改革。当时有所触动体制基础的改革是在经济领域，即从“利别尔曼建议”开始、后来以“柯西金改革”命名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政策的试验。此举的初衷并非否定计划经济，而是防止在与西方经济竞赛中由经济效益下滑导致“比较优势”丧失，但在客观上与东欧兴起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相吻合。正因为如此，这一改革很快就被坚持计划经济立场的保守势力阻止。勃列日涅夫时期向“斯大林模式”的回归表明，每一个派生性局部领域的改革是否能够推进或能够推进到什么程度，最终都取决于体制结构的原发性基因——以政权为核心的权力机制。由于经济改革的主观动因为政权利益的考量，所以经济改革的推进程度取决于政权利益的代表者对两者关系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尽管经济领域的危机和“比较优势”的丧失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社会的改革诉求也会以不同形式一再表达出来，但只要“危机”和“不满”尚能控制在不立即危及政权的程度，涉及政治体制的整体性、系统性改革也就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应付危机的局部性改革在形势改善后往往“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模式就处在这种“停滞”的困境中。为了向国内外民众展现“发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力，勃列日涅夫不顾经济失衡集中资源发展国家的军事实力，以扩张态势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严重透支了苏联的“国家信用”，最终导致国家经济实力和道德形象的双重衰落。当1985年戈尔巴乔夫主政时，失去“比较优势”的苏联模式再一次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由于前任们没有进行适时的和适当的改革，体制弊端积重难返。由于苏联模式的基因结构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已然是一个“身染重疴”的“跛足巨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被客观形势推着走的：为了挽回“比较优势”，苏共二十七大提出“加速发展战略”，并收缩对外扩张态势以扔掉援外包袱；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跟上东欧经济改革的步伐，苏联制定《企业法》，试图将国营企业推向市场；为了打破党政官僚对经济改革的阻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权力中枢开始向代表社会各阶层的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转移。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触及了苏联模式体制结构的基础和核心，在缺乏充分的前期准备（理论上和组织上）和没有达成领导层共识的情况下，引起苏共领导集团的分裂，形成“传统派”、“激进派”和“中间派”三种政治力量。此后的改革就在这三种力量的博弈中展开。
戈尔巴乔夫改革超越其前任的突破之处是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从改革的长期趋势而言，政治体制改革是走出“斯大林模式”的决定性环节，也是实现经济改革目标、完成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性步骤。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由于客观形势的逼迫（内部：因多年“停滞”而积聚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情绪的释放。外部：东欧变革形势的快速发展形成的压力）和主观理念的偏颇（领导者的理论认识和改革路径选择），上述过程被压缩在短短几年内，改革进程总体上表现出“激进”态势。1990年苏联政治体制突然发生根本性变化，苏共放弃权力垄断地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同时成为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目标。当时的苏联社会也处在“激进化”的改革潮流中，虽然有来自“传统派”的抵制，但上述改革目标还是得到了社会主流（包括多数苏共党员和各级干部）的认同。当时的苏联社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少数人“蛊惑”的结果，而是因为对长期“停滞”状态不满、失望而积聚的社会能量的释放。问题在于，改革作为对权力机制的重构，其进程的可控性如何是对领导者的严峻考验，社会转型的趋势固然符合国家和民众的长远利益，但是在社会转型期中央权力的失控会导致与改革初衷相悖的后果。尤其是在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打开了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潘多拉盒子”——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和苏联国家体制的动摇。于是，苏联模式退出历史舞台和苏联国家解体成为同一个历史进程的终点。这就是我们在1990～1991年看到的历史场景。[16]
苏联解体作为苏联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的地缘政治后果似乎代价沉重，也为人们评价当时的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了认识上的困难。由于难以接受联盟国家解体和苏共丧失政权的结果，在评述这一历史事件时，“亡党亡国”论是一种颇为流传的观点。对此，需要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上做实事求是的辨析。
何谓“亡党”？如果指原来垄断国家权力的苏共已经随着苏联的解体不复存在，那么这确实是一个政党的历史性消亡。但是，苏共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消亡，在苏联的地域空间内，俄罗斯和其他独立国家的共产党继续存在，代表社会主义取向和劳动群众利益的各类左翼政党也继续存在。当然，它们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垄断国家权力，而是作为民主体制下的合法政党参与政治竞争，接受国民的选择，只要它们能够代表多数选民的利益就仍然有机会执掌国家权力，成为执政党。在这个意义上，将苏联—俄罗斯的改革和社会转型简单归结为“亡党”是不准确的，也不符合俄罗斯等苏联加盟国在后苏联时期制度变迁的实际。
何谓“亡国”？如果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那么这确实是一个联盟结构的历史性消亡。但是，生活在苏联地域空间内的人们并没有失去他们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他们也没有遭到来自其他国家的侵略、占领，只是在联盟结构解体后重新定位了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并重新界定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苏联框架内十五个加盟国到十五个主权国家，主要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而没有改变人们原来的生存空间和社会身份。这种变化类似于当年沙俄帝国的解体，也符合苏联宪法赋予各加盟国分离权利的实际。在这个意义上，原本就具有双重国家身份的公民决不会因为失去苏联国籍而蒙受“亡国”之耻，我们大可不必代他们体验原本就不存在的感受。此外，苏联的解体有其特殊的历史前提，这种融合了帝国遗产和党国体制的特殊联邦制在其他地区极少有复制品，我们也大可不必以此度己，做不恰当的类比。
其实，只要摒弃那种传统的“王朝兴替”史观，我们从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这一历史表象中看到的就会是苏联模式被历史潮流淘汰的客观趋势，以及俄罗斯等苏联地域内的各国在历经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后对发展道路做出的新选择。苏联模式的终结同样顺应了客观历史的潮流。总体而言，苏联解体由多种因素“合力”促成，其中包括政治博弈中关键人物和群体行为因素。苏联解体后，苏联地域内的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虽然在地缘政治层面，作为苏联后继者的俄罗斯降低了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但对于中国等苏联的邻国来说，则因此改善了周边环境，消解了来自那个“超级大国”的压力，提升了自己的“比较优势”。
当然，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解体进程中的历史教训还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它提醒我们，即使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改革，也需要改革事业领导核心的团结、推进改革的坚定政治意志和控制改革进程的高超政治艺术。其中，把握历史趋势的正确方向、顺应社会主流的民心所向、凝聚各界共识的改革“路线图”、循序渐进的适时步骤和平衡各方利益的恰当政策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要素。
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改革的成果已经突破了苏联模式旧体制的藩篱，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正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尽管曾经影响中国近半个世纪的苏联模式体制的遗产仍在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那已是进一步改革的对象，而不应成为迟滞改革或反对改革的理由。目前，关于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路径选择的问题再一次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而能否在改革攻坚中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政治经济体制的整体结构，是中国经验能否全面超越苏联及东欧改革经验、在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做出原创性贡献的关键。
[1]余伟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8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438页。原文是：“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502～503页。
[7]《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7页。
[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94页。
[9]《列宁选集》第4卷，第624～626页。
[10]《列宁选集》第4卷，第698页。
[11]《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
[12]〔匈牙利〕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第19页。按科尔奈的划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历了三种体制类型：①过渡体制（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如苏俄的新经济政策）；②经典体制（斯大林模式）；③改革体制（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如进入改革时期的各社会主义国家）。
[13]〔匈牙利〕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第344～345页。
[14]〔荷〕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周穗明译，翁松寒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第31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04页。
[16]苏联国家体制的变革并非必然导致苏联解体，当时还存在保留体制更新后的联盟国家的可能性。由于八一九事件促发的政治博弈使中央权力被架空，主导政局的叶利钦等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决定解散联盟国家，致使更新联盟的计划流产。参见余伟民《制度张力与政治博弈——苏联解体原因探析》，《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