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工运相互关系的初步探讨[1]
唐玉良
赤色职工国际，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组织。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指导中心和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共产国际对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指导，主要是通过它在各国的支部即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进行的。但是，赤色职工国际在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广泛联系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组织，促进各国革命职工运动的发展上，也曾付出过巨大的努力。在纪念共产国际成立70周年的时候，对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进行一些历史的回顾和探讨，是有意义的。
一 历史的回顾
1920年7月，由苏联、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工会商定，在莫斯科建立了国际赤色工会联合会。1921年7月，由这个联合会发起，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国际赤色工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赤色职工国际。从1920年筹备建立，到1938年2月宣布自动解散，赤色职工国际共存在18年，开过5次代表大会，其主要领导人——执行局总书记始终是苏共党员洛佐夫斯基。
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把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以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方针，赤色职工国际从它的前身国际赤色工会联合会起，就开展了对中国等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1920年冬，国际赤色工会联合会派斯穆尔基斯在苏联东部的赤塔设立了该会的远东分部，开始给中、朝、日等国工会工作者邮寄出版物，宣传俄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并在这些国家旅居俄国的工人中开展工作。1921年1月，远东分部派人经满洲里来中国。此人到了上海以后，同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等一起，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开展了群众工作，并选派干部去莫斯科学习，以“接受有关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训练，提高知识修养，学习结束后再回国从事工人运动”[2]。我国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工运领袖，如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汪寿华等，都曾被派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去学习过。据1921年6月斯穆尔斯基的一份报告说，他们的代表还曾帮助进行过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准备工作。按照他们的计划，书记部成立后，将出版自己的刊物，组织工会和举办工人学校。计划确定了办校的十个点：北京、广州、上海、汉口、武昌、烟台、长辛店、唐山、南京、抚顺。报告指出：“在这些地方培养的工会运动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已初步形成，他们几乎都能开展鼓动和宣传工作。”[3]
据陈潭秋回忆，1921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的国际代表除马林外，还有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科尔斯基，他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做了赤色职工国际宗旨的报告。在国际代表参与下，中共“一大”决定党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发展工人运动，并于8月11日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1年10月13日，斯穆尔基斯写信给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说，由于中国建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我们已决定在那里停止自己的工作，并把手头的工作和关系交给书记部”[4]。
1922年5月4日，赤色职工国际为中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发表了《告中国工人书》，号召中国工人和工会参加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斗争。1925年5月初召开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定，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并拥护它的一切政策[5]，从而更加密切了中国革命职工运动与赤色职工国际的关系。
从1922年11月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起，中国工会派代表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据史料记载，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二大”的中国代表是北方铁路工人代表王俊和香港海员工会代表张国基（译音）。参加1924年7月赤色职工国际“三大”的中国代表是姚祖堂（拉延）和王荷波。1928年3月赤色职工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了以苏兆征为团长、李震瀛为秘书长（包括向忠发）的空前强大的代表团。1930年8月，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五大”的中国代表团，阵容更加强大。这个代表团以刘少奇为团长，成员包括黄平、杨尚昆、殷鉴等24人。
赤色职工国际也曾派代表参加中国的第二至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特别是1927年6月，赤色职工国际的总书记洛佐夫斯基在汉口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以后，与出席该会的各国代表一起参加了我国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且做了关于国际职工运动的报告。1929年11月在上海秘密召开的中国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虽然没有国际代表参加，但是大会通过了《致赤色职工国际及世界各国工人书》，表示中国工人和工会“愿全体一致站在国际战线的立场上，站在赤色职工国际革命旗帜之下，与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奋斗”[6]。
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期间，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曾号召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及其他革命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不许干涉中国”的示威游行和募捐，援助中国的反帝罢工运动。国际济难会1925年8月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宣布，该会已为中国工人募集到罢工基金100万马克，其中1/5来自苏联。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赤色职工国际继续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绞杀中国革命，并尽一切可能援助中同革命的职工运动。1928年3月，赤色职工国际“四大”做出决定，要求新选出的执行局“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要国际的各部分帮助中国的运动，并且训令在最近的将来举行一个帮助中国工人周”。根据大会的决定，国际执行局在这年10月指示各国革命工会，为援助中国工人运动举行“两星期的国际募捐和群众大会”[7]。此外，赤色职工国际还在经费上给予了在残酷环境中斗争的我国白区秘密工会许多接济。这些，都在危难时刻鼓舞和支持了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在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工会的组织领导关系方面，早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就曾向赤色职工国际写了关于上海、北京、汉口、广州等地工运情况和书记部工作的书面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也于1925年8月发出了由林伟民、邓中夏签署的《致赤色职工国际函》[8]，报告了全总成立三个月里的工作。1925年10月下旬，李立三启程去莫斯科参加1926年2、3月间共产国际的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应邀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专门通过了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决议。据李立三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报告中说，这个决议最重要的内容有三点，“第一点，中国工人阶级要极力防备改良派及一切帝国主义者的走狗侵入中国工人运动”；“第二点，中国之工人与农民应亲密的联合起来”；“第三点，要中国工人阶级想法子将东方各国的工会统一起来”[9]。
总的说来，1927年革命失败以前，赤色职工国际对于中同工运的具体指导是很少的。直到1928年3月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以后，才真正建立和加强了赤色职工国际和中国革命职工运动的组织领导关系。这种组织领导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四大”开始，赤色职工国际吸收中国工会的代表参加了它的领导机关的工作。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上，苏兆征和邓中夏被选为执行局委员。大会以后，邓中夏和余飞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并参加国际东方部的工作，直到1930年6月回国。在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也被选为执行局委员，并在会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首席代表，与其他留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一起，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直到1931年秋回国。1933年初，根据赤色职工国际的指示，全总又派林育英（后化名张浩）前去担任驻国际代表，直到1935年冬被派回国。由于赤色职工国际的领导机关有了中国工会的代表参加，这就大大便利和加强了相互之间的组织联系。
第二，赤色职工国际对中同工运做出了一系列的决议、指示，加强了对中国工运的具体指导。国际“四大”和“五大”都通过了关于中国工运的专门决议，并在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中，对中国工运作了专门的论述和规定。此外，1928年秋，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还通过了《关于中国黄色工会的决议案》；1931年1月，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给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了指示信，对于全总“第二次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接受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决议》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没有给取消工会、忽视经济斗争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以严厉的批评，没有对于中华全总队伍中的右派给以必需的打击”。1931年12月，赤色职工国际第八次执行局会议通过了《中国革命职工运动的任务》决议案。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以后，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还通过了《对于中国黄色工会与国民党工会内工作的决议案》。所有这些赤色职工国际对于中国工运的决议、指示，都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对职工运动的方针、任务、组织形式、斗争形势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它是我国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白区工运屡遭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国际的这些决议和指示，特别是国际“四大”和“五大”的决议，也有一些正确的主张和规定，它们对于我国革命的工会工作者纠正错误、坚持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中华全国总工会把赤色职工国际作为自己的领导机关，认真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一切决议和指示，并加强了向赤色职工国际的请示报告。国际“四大”“五大”以后，全总都召开了专门会议传达贯彻执行大会的精神和关于中国工运的决议，并将贯彻执行的情况向国际执行局写了报告[10]。当贯彻国际“五大”的会议和做出的决定受到国际执行局来信批评以后，全总于1931年3月11日召开执委会做了检讨，并通过决议，“严厉的指斥过去全国总工会一部分常委”，表示要按国际来信的指示“实行工作的彻底转变”[11]。1933年初，全总从上海撤到中央苏区以后，还于1934年3月就“中国苏维埃区域工会工作概况”，写了《给赤色职工国际的报告》[12]。
二 对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五大”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初步认识
（一）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职工运动的行动大纲》，并在根据苏兆征报告通过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中，论述和规定了“目前中国职工运动的任务”。这两个文件的基本内容和精神是一致的，但是前者更为全面和具体。
赤色职工国际“四大”是紧接着1928年2月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之后召开的。共产同际这次执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对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总的策略方针，做了基本正确的分析和规定，而且强调了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重要性。在共产国际这次会议精神的指导下，赤色职工国际“四大”通过的许多关于中国工运的决议在许多问题上的认识和规定是正确的。例如，“四大”通过的《中国职工运动的行动大纲》指出，在当时的白色恐怖条件下，中国的工运“正在经过一个低落的时期”，“中国革命工会的基本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团结在他的阶级组织的周围”；强调“革命工会必须站在经济斗争的前方”，并且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可能条件去领导斗争，反对强迫罢工；强调反对反动工会“是一个深切的政治斗争”，应该参加到反动工会的群众中去活动，对于反动工会的领袖不宜于施行个人恐怖的方法。《大纲》的这些论述和规定对于纠正当时白区工运中正在盛行的强迫罢工、个人恐怖、轻视经济斗争、拒绝到反动工会的群众中去工作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四大”关于中国工运的决议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主要表现在：（1）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条件下，拒绝利用公开合法的条件去组织群众和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坚持把不能公开存在的赤色工会作为组织群众的主要形式，强调参加反动工会是要在其中揭破其领袖的“法西斯面具”，从而“根本消灭他们的组织”，而不是去利用它的合法条件；（2）超越民主革命的阶段，强调“一切的资本家不论中外都是一样的”，“我们要用最残酷的斗争来对付这些敌人”；（3）强调在群众经济斗争中反对“惧怕政治行动”的倾向和“基尔特”观念，急于使斗争“由经济的转到政治的”，最后“变成一个夺取政权的斗争”。
（二）1930年8月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五大”，通过了《中国革命职工运动的任务》决议案，并在《赤色职工国际拥护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务》的决议案中，对中国工运问题做了专门的论述和规定。
赤色职工国际“五大”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正在中国革命职工运动中盛行。“五大”关于中国工运的决议对这种错误进行了批评。决议指出，极端的“左倾”“不去艰苦细致的在群众中工作”，“而制定毫无基础的半年以内的政治罢工的日程”，甚至“认为目前在全中国唯一的斗争手段只有武装暴动”，这些观点“是赤色工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决议还指出，在中国工运的领导同志中，抛弃经济斗争及因革命的高涨而取消赤色工会的倾向，“是不正确而且非常有害的”。“五大”关于中国工运的文件，第一次把革命根据地的工运问题放到了重要地位，指出“在苏维埃区域中，赤色工会应成为苏维埃建设最重要的基础”，“应当将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及革命最高原则——保卫和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联系起来”。决议还指出，在苏区，工会应当积极地帮助苏维埃工业的发展。所有这些正确的意见和规定，都帮助了当时中国白区和苏区工运的发展。
但是，赤色职工国际“五大”是在共产国际“六大”以后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召开的。“五大”的基本精神是通过领导发展日常的经济斗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各国无产阶级，实行共产国际的所谓“进攻路线”。“五大”关于中国工运的两个决议也贯穿着这样的基本精神，因而它的主要倾向是“左”的、错误的。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1）夸大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给白区工运提出了过高过急的任务。决议认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崩溃，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动摇”，已经使“革命高涨飞快发展”，使中国革命的职工运动走到了“争取苏维埃的阶段”；强调中国的革命工会“目前最主要的中心任务，就是对苏维埃运动给予最实际的帮助”，“并且把苏维埃政权发展到主要的工业中心去”。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执行中必然要犯冒险主义错误。
（2）不适当地强调“经济斗争的革命化”，指责赤色工会“未能常常将群众争取切身利益的斗争和反对压迫革命的斗争联系起来”，要求给这种现象“以最严重的打击”。决议的这种精神，助长了在群众日常经济斗争中随意加上一些政治口号的错误做法。
（3）在群众组织问题上，坚持和发展了拒绝利用公开合法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决议一方面强调要“给那些把赤色工会降低到适合国民党改良水平”的企图“以最严重的打击”，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在白色恐怖条件下进行“为赤色工会公开存在的斗争”；还要“在革命竞赛的基础上”，为不能公开合法存在的赤色工会“进行特别的征集会员的运动”。在对待国民党黄色工会问题上，决议反对参加黄色工会的领导机关，特别反对在取得国民党工会的领导机关以后还保留它的合法地位，否则就是“自己变成了黄色领袖”。文件强调，赤色工会应在“打倒国民竞工会”“赶走国民党员、黄色的工会官僚”等口号下发动群众；要“在国民党工会里面形成小组”，“有系统的领导职工反对派”。决议还强调，反对国民党工会不只是反对其中的“各个首领”，而是要“反对整个的国民党”，反对国民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全部工作和策略。赤色职工国际“五大”的这些错误主张，不仅没能达到发展赤色工会、打倒国民党工会的目的，反而使革命的工会工作者暴露身份，脱离群众，遭到了敌人的摧残、打击。在“五大”讨论中国黄色工会问题时，刘少奇曾提出不同意见和黄平等人进行争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当时却遭到了赤色职工国际领导方面的拒绝和批评。
（4）在苏区的工运问题上，决议过分强调了改善工人生活问题。决议不顾苏区处在经济落后的偏僻农村和残酷的战争环境，强调“赤色工会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就是要根本改良工人的生活状况”，“故赤色工会应将八小时工作日、保护劳动及一切形式的社会保险等，作为主要口号向政府提出”。文件还主张，即使在苏维埃国有企业中，必要时也“绝不拒绝罢工的方法”。这些规定，对于后来苏区在劳动政策方面发生的“左”倾错误，有一定影响。
赤色职工国际“四大”和“五大”关于中国工运的决议是纲领性的。在这两次大会之后，赤色职工国际关于中国工运的一些决议和指示，都是以这两次大会的决议为依据的。只是后来赤色职工国际的“左”倾错误越来越突出，从而给中国工运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就越来越严重。
三 对相互关系的几点看法
根据以上的历史回顾和初步认识，对于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工运的相互关系，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看法。
第一，赤色职工国际从它筹备建立之日起，就把帮助发展中国革命的职工运动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1927年以前，赤色职工国际从各方面给予中国工运的支持和援助，对于中国革命工会的建立和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中国革命工会的产生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主要是由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决定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觉悟、勇敢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共合作的继续和发展。
第二，赤色职工国际“四大”以后，加强了对中国革命工会的组织领导关系，在革命前低潮时期的白区和苏区工运问题上，做了一些“左”倾错误的决定，对于当时中国革命职工运动的错误和挫折，也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是，当时我国工运的错误和挫折，主要还是由于工人阶级政党和革命工会的领导者本身弱点造成的。因而不应过多地把责任归罪于赤色职工国际。更何况，在赤色职工国际的一些决议和指示中，也有一些正确的东西；至于它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我国革命工会的许多支持和帮助，我们也是不会忘记的。
第三，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国际援助，从来都是相互的。在赤色职工国际存在的十多年间，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工人给予了我国工运许多帮助，而我国革命职工工会也忠实地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规定的任务和国际主义的义务，用自己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勇斗争和流血牺牲，援助了国际无产阶级，首先是援助了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包围和威胁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无产阶级和人民。
第四，从赤色职工国际与我国工运相互关系的历史来看，为了争取解放，各国无产阶级相互团结和合作是必要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曾经鼓舞过我国和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它对于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如何实现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合作，却是赤色职工国际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事实证明，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合作上，采取集中统一的组织形式是不好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国际关系上，尤其不宜建立像赤色职工国际一度形成的那种世界性的指挥中心。这是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
赤色职工国际已经解散了半个多世纪，它与我国工运的关系早已不复存在，但是，这段历史在我国还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相互关系的研究，已有相当大的进展。但愿有关方面把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工运的相互关系，也作为一个课题深入研究下去。
[1]本文发表于《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唐玉良，原中国工运学院中国工运研究所教师。
[2]阿·依卡尔图诺娃《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工人运动——相互关系的历史》，苏联《亚非人民杂志》1972年第1期。
[3]阿·依卡尔图诺娃《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工人运动——相互关系的历史》，苏联《亚非人民杂志》1972年第1期。
[4]阿·依卡尔图诺娃：《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工会运动——相互关系的历史》，苏联《亚非人民杂志》1972年第1期。
[5]《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第23页。
[6]《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第346页。
[7]《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2辑，工人出版社，1981，第236页。
[8]《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1辑，第114～115页。
[9]《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86～93页。
[10]《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2辑，第125～133页、第225～226页；第3辑，第273～274页。
[11]《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3辑，第321～322页。
[12]《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3辑，第622～6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