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
工作质量研究的一个流行观点认为，国家的产业结构对工作质量模式具有决定性影响，简单来说，即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造就了大量低质量的工作，而随着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新的工作和职业被创造出来，这些构成了高质量工作的主要来源。我们在第一章中论述工作质量研究的缘起时，就指出服务业的不断扩大及由此带来的管理问题是引发工作质量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社会学关于中间阶层的大量研究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虽然几乎完全没有关注有关工作质量的话题，但是它们对中间阶层生活方式的关注几乎总是需要把因果链的源头拉回到工作场所中去，即回到这些阶层所面临的工作条件和雇佣关系上去（米尔斯，1986；Dahrendorf，1959；Giddens，1973）。另外一种比产业结构视角更细化的观点，则是把工作质量的分布模式与行业和职业分类联系起来。这种观点认为，工作质量是由一系列微观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特征所决定的，而行业（industries）和职业（occupations）作为各种工作所聚集的小环境，其内部的工作质量分布理应具有相当程度的同质性。在工作质量研究领域，大多数学者是循着职业分类来划分工作质量类型的，因此整个社会中总体工作质量的好坏就与各种职业的成长和衰退密切相关（Kalleberg，2011）。比如，在凯勒伯格的研究中，销售和服务行业构成了低质量工作的来源；行政支持、手工艺和维修、精密仪器生产、机器操作等职业构成了中间质量工作的来源；而管理职业、专业职业以及技术职业则属于高质量工作（Kalleberg，2011：64）。
根据上述两种观点，我们可以尝试推测中国的工作质量分布情况。从产业结构来看（见图2-1），第一产业和其他两大产业的就业人员数之间长期维持着巨大差距，直到2002年左右这种差距才开始缩小。在1992年之前，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数总体是增长的，而在这之后，则总体上在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数总体上在上升，不过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数一直低于第一产业，直到2013年，两者才接近一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数在1994年超过了第二产业，此后直到2011年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2006年，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数的比例分别为42.6%、25.2%和32.2%（国家统计局，2014），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数明显多于其他两大产业。2013年，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数的比例分别为31.4%、30.1%和38.5%（国家统计局，2014），基本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不过第三产业已经逐渐占据优势。如果上述产业结构观点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当前的工作质量情况应该也是三分天下的，即好工作、坏工作和中间型工作各占1/3，而随着第三产业的增长，好工作的数量将越来越多。
图2-1 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数变化（1952～2013年）
陆学艺（2004）提出的职业结构“趋高级化”命题可以视作从行业或职业结构角度窥探工作质量趋势的一种尝试。该命题认为，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市场化取向的“双重转型”，产业结构出现重大调整，职业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并且在整体上呈现低层次职业增速减缓，中高层次职业增速加快的发展形态。他发现，在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企事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人员和服务人员等5种职业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工人的比重在1982～1990年下降，在1990～2000年有所回升，但未达到1982年的水平；而农业劳动者的比重则是持续下降的。总体来看，低层次职业从业人数下降了8.1个百分点，而中高层次职业增加了7.2个百分点，整个社会的职业等级结构在向上提升。随着职业等级结构的高级化，整体的工作质量也自然应该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我们针对全国统计数据的分析得出了与其不同的结论。我们所参考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按行业分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这一数据只统计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没有纳入农村就业人员。根据图2-2可以明显看出，2006年，制造业、教育、公共管理、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的就业人员数位列前几名，其中制造业为3351万人，比排名第二的教育行业多出1倍有余。图中所表明的行业结构一直比较稳定，但近年来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建筑业的迅速崛起，2013年，建筑业的就业人员数为2921万人，是排名第三的教育行业的1.73倍。为了清楚工作质量的分布情况，我们对这些行业进行合并，分别生成低工作质量行业、中间型工作质量行业和高工作质量行业。具体合并原则是：第一类，由农业、采矿业、制造业、电热燃气业、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组成；第二类，由交通运输业、住宿餐饮业、信息软件业、房地产业、租赁服务业、水利环境业、居民服务业和文体娱乐业组成；第三类，由金融业、科学技术、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公共管理组成。[2]合并后的结果显示，2006年，三类行业所占比例分别为52.3%、14.4%和33.3%；2013年，这一比例分别为57.5%、15.2%和27.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工作质量的分布呈现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形态，即低工作质量和高工作质量的职业多，而中间型工作质量的职业少。实际上，这一结论与凯勒伯格关于美国工作质量模式的研究结果非常一致，即出现了他所谓的“两极分化的职业结构”（Kalleberg，2011：63-71）。
图2-2 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2006年）
在上述两种观察经济结构和工作质量状况的视角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方式，即从就业单位类型的角度来分析劳动力的分布状况以及工作质量模式。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关于就业人员数的统计，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按（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来划分的就业人员数。这种划分方式首先把城镇和乡村区分开来，然后在内部分别按照单位类型来做进一步的划分（国家统计局，2014）。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我们可以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分布的一个总体趋势是，集体单位就业人员数持续下降，目前已经微不足道；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数先上升（1980～1997年）然后急速下降（1998年以来）；而在城镇个体、城镇私营企业以及城镇有限责任公司这三种单位类型中的就业人员数则总体在增加。从图2-3中我们可以看出，2006年，在国有单位的就业人员数还远高于在其他单位的就业人员数，但到2013年，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员数已经比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数多出1877万人，与此同时，城镇个体、城镇有限责任公司的就业人员数也无限接近国有单位的就业人员数（分别为6142万人、6069万人和6365万人）。
图2-3 按单位类型划分的城镇就业人员数（1980～2013年）
黄宗智采取了一种修正过的单位类型划分方式来统计我国的就业人员分布，即他提出的“三元分析框架”——正规经济就业、非正规经济就业和乡村就业（黄宗智，2010：172）。黄宗智认为，从产业结构或职业结构的视角出发来观察劳动力的分布，实际上背后秉承的是“现代化理论”的逻辑。这种理论逻辑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三次产业线性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不断被吸收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中，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从传统部门进入现代部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随之破解。而第三产业的扩张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工资收入的提高和工作条件的改善，以及相应的中间质量工作和高质量工作的增长。黄宗智指出，现代化理论的这种演进论并不符合中国现实，在中国“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其实大部分没有进入现代部门而是进入了传统与现代部门之间”（黄宗智，2010：178），他用“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来概括介于传统和现代部门之间的这种就业形态，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基本是缺乏就业保障、福利和法律保护的劳工（黄宗智，2010：165）。根据“三元分析框架”，黄宗智在计算相关数据后指出，2006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总计为2.83亿人，其中正规经济就业人员为1.15亿人，占40.6%；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为1.68亿人，占59.4%（见表2-1）。这里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包括私营企业、个体户，以及未登记人员。如果把乡村就业人员也算作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的话，则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将占到就业总人员的85%（黄宗智，2010：164～173、184～189）。黄宗智的这一估计与后来学者的研究结论大致相同。如根据朴之水（Albert Park）和蔡昉（Fang Cai）的研究，在中国城镇劳动力中，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的比例大概在46%（包括自雇佣人员，以及没有登记的就业人员）和68%（缺乏正式的法律保护）之间（Park & Cai，2011）。如果黄宗智、蔡昉等关于非正规经济的研究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我国整体工作质量的模式将完全不同于从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视角所得出的结论。
表2-1 分城乡统计就业人员数
表2-1 分城乡统计就业人员数-续表
以上我们分别从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和单位类型的角度，考察了我国整体工作质量的分布情况和模式。正如上面所描述的，在这三种视角下我们所看到的是迥然不同的景象。根据产业结构视角，随着第三产业的规模不断增大，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数不断减少，劳动力不断流向第三产业，从而形成了一种以中间阶层职业为主的劳动力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是承载了相当数量的中间质量工作，长期来看，中间质量的工作将占据绝对的优势。根据职业结构视角，随着经济的发展，提供高质量工作的职业和提供低质量工作的职业均得到发展，相反地，中间类型的职业则不断衰落。职业之间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工作质量的差别也越来越明显。根据单位类型视角，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存在大量非正规经济部门，这些非正规经济既脱离传统部门，也无法“升级”为现代部门。总之，根据上述三种理论视角，我国总体工作质量的模式呈现三种不同的可能性。我们在图2-4中对这些可能模式进行了形象的表达。我们把这三种模式分别称作“橄榄型”、“长鼓型”[3]和“烧瓶型”[4]。
图2-4 不同理论推演的工作质量整体分布模式
上述三种模式哪一种最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呢？这是我们在本章剩下的部分所关心的问题。这三种观察视角和相应的模式看似都有数据的支持（我们在上面也提供了相关的数据分析），但这些数据都是在大的分类层次上的“聚合数据”（aggregate data）。这种数据和以此为基础的分析往往容易忽视各个大类的内部异质性，即那些微观的、更加具体的工作特征。我们本章下面的部分将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的数据（CGSS 2006），从微观角度，即具体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特征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城镇就业者整体的工作质量分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