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文明对话：亚洲和欧洲的前景和机遇
帕特里克·库吉尔（Patryk Kugiel）
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分析员
阿格涅斯卡·库莱萨（Agnieszka Kulesa）
波兰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学家
一 介绍
人类文明历来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沟通的。文化影响通过军队、商人、旅行者、使者、僧侣、研究人员等传播。他们给一些人带来了财富，也给另一些人带来了痛苦。亚洲在过去和现在的对话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亚洲是世界上大多数文明的发源地和当代家园，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亚洲的文化多样性是其最大的优势，也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与欧洲不同的是，整个亚洲从来没有统一的文化准则，这可能就是从来没有出现任何泛亚区域组织或大陆合作框架的原因。一些学者甚至注意到，在亚洲，历史上首次同时出现了三个不同文明的大国，即中国、日本和印度，这可能导致更多的区域竞争和动荡。[1]亚洲国家之间未来的互动不仅将对亚洲大陆的和平与繁荣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将远远超出亚洲范围。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如何在历史上演变的，以及文明间对话是如何受到现代数字技术影响的。新的沟通工具和方法如何影响对话的功能、内容和意义，它们为亚洲互动以及欧亚对话带来了哪些机遇和风险。
二 前数字时代的对话
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佛教僧人法显徒步从古代中国走到天竺，历时数月，之后历时13年，游历南亚次大陆。另一位著名的中国僧人玄奘，在唐朝早期进行了长时间的陆路旅行到达天竺，然后在645年从天竺把佛教书籍带回中国。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于1271年启程前往亚洲，游历中国，并沿着丝绸之路回到了威尼斯，历时24年。尽管16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人员和信息流动变得更加便捷，但只有最近几十年的全球化和数字化才改变了我们与其他文明交流和互动的本质。古代旅行者花数月才完成的旅行，现在只需飞行几个小时，我们甚至根本不需要迁移，就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千里之外的朋友见面。这将如何改变对话的功能、目标、参与者和工具？
总的来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始终是为了在不同文化之间传递信息，增进相互了解。自然，文明对话服务于许多更直接的利益——它是传播个人思想和价值观、扩大影响和开拓新经济机会的一种方式。这关乎权力和统治。当文化代码很容易扩展时，发动战争的理由就会减少。思想和发现的交流是一个双向和互利的过程。在对话中，每个人都只学习和接受这些有用和有价值的因素。与“他人”的会面也是一面镜子——能更多地了解自己，更好地构建自己独特的身份。与征服不同，对话并不一定导致其他文化的同化或所有文化的同质化。
传统上，跨文化对话是一个精英化的过程，局限于一小部分人，主要来自较高的社会阶层。这包括国王的使者、商人、僧侣、知识分子，所有这些人都对到未知的地方去旅行乐此不疲。关于遥远文化的知识很难被普罗大众接触到的观点，如果过去确实如此，那现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些知识已被诠释并适合当地的环境。例如，正是由于僧侣的游历和旅行，佛教才能向北传到中国、朝鲜，甚至传到遥远的日本。印度商人主要负责将印度教——其信仰、思想和建筑——扩展到东南亚乃至巴厘岛。此外，阿拉伯商人首次将伊斯兰教带到印度南部。中国文化也随着商人向东南亚的经济推进而发展。
古代跨文化对话的主要及不可或缺的媒介是人。即使信息是通过信件、书籍和其他人工制品等媒介传播的，其传播方式也是通过人的移动达到的。因此，传统对话耗时、耗财、烦琐、时空有限。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的全球化和交通革命在许多地方引发了对文化普遍同质化和差异不明显的担忧。尽管这种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但恐惧还是引发了反全球主义运动等暴力现象。
三 数字时代的对话
尽管如本文前一部分所述，自人类诞生以来，通信就一直伴随着人类发展，但信息和通信技术如今已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活动，并对社会互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在19世纪中叶，电报就首次打破了相对稳定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并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过去的交流方式。如今，即时通信、电话会议和社交网络只是这种沟通不稳定因素的几个例子。由于技术促进了生活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根本变化，并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引起了一场革命，世界一直在不断“缩小”。所谓的技术转向与近年来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传播有关，信息和通信技术几乎渗透到人际关系、文化、政治和科学的各个方面，导致人类生活[2]技术化，信息和通信技术是网络媒体社会的中坚力量。[3]
多元文化和跨文化关系，包括文明之间的对话，是上述转变的重要方面之一。因此，多元文化和跨文化接触、互动和对话的范围和强度都有所增加。此外，中断多元文化和跨文化关系也变得更加容易，事实上，与前信息通信技术时代相比，这种关系上的中断更是经常发生。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在世界各地流动的可能性（因为到达全球大部分地区日益便捷和廉价），而且还扩大了不同文化的交流空间，使其包含了虚拟空间。文化在虚拟空间中轻松相遇，一方面为新的体验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甚至常常是威胁。当代的话语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主要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这为互动开辟了新的领域，也为相互了解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当我们使用互联网时，我们通常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多种文化融合的世界，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也不管我们接受与否。然而，与此同时，当代话语的扩张加深了相互误解和厌恶的威胁，尤其是在相互关系具有随机性和不稳定性的背景下。
如前所述，在前信息通信技术时代，外交官、政治家和以交流为目的指定机构已经建立了文化之间理解的桥梁。文化之间的接触之前只属于少数代表，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选择与另一个人接触的普遍自由扩大了对话的可能性，突破了不同文化的界限。
在新的虚拟层面上举行的会议数量之多、会议之轻松，不仅满足了交换信息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产生了相互理解的需要。后者与其说是通过交谈，不如说是通过对话来实现的，这种对话不仅仅是说服他人相信自己的观点，而且通过改变自己来探索真理。
此外，在快速增长的网络中相遇的人距离越远、文化越多样化，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变得越重要。全球信息通信技术时代的参与者必须能够跨越稳定、可持续性和可预测性的障碍，参与跨文化交流。另外，在一个动态变化的时期，他们的交流能力不能建立在适应战略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重新创造和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和参与模式的能力之上。[4]
信息通信技术时代的威胁之一是，今天人类存在的空间，结合了真实和虚拟的维度，不仅反映了现实，而且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创造了现实。媒体（包括互联网）并不以其复杂性来呈现世界——这样的说法太过简单。媒体不允许全面地体验世界，也不提供具有连续性的替代品。因为媒体给每个人提供了无数的信息，并且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媒体同样也提供了无数虚假和错误的信息。有时，社交媒体被用来传播暴力和仇恨，导致社会动荡和犯罪。现代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宣传其病态的意识形态，策划新的恐怖袭击。互联网也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新工具和操纵选举的手段。亚洲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控制、管理和限制免费使用互联网带来的意外后果。这引起了部分西方自由媒体和政治家的批评。
在这一点上必须强调，信息不是知识。掌握信息不是拥有认知。似乎多亏了新的通信工具，我们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事实上，我们真的知道该如何运用这些信息吗？只要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仅限于少数人，这些人受过更好的教育，并准备好应对多样性，实现沟通目标的机会就很大。如今，随着交流成为一种大众现象，人们会发现太多的错误信息，为跨文化交流带来负面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跨文化对话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有必要的，跨文化对话需要被真正理解，而不是被一个看似有着不同文化的观众所接受[5]，与跨文化对话相反的是，跨文化交流通常被认为是由一种文化的代表创造出要被理解的信息，而接受者是另一种文化的代表。[6]
一些人认为，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日益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文化领域的一体化。文化和文化差异持续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从了解他人及其文化的道德义务中得到解脱。所以，数字化时代的现代对话不仅旨在理解差异，而且要在不忽视差异的情况下，适应虚拟和现实空间的所有特征。不同的对话参与者必须理解他们所获得的知识。这不仅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责任。
新的对话空间要求将跨文化对话纳入超越有限的物理范围的新范式。目前讨论的问题包括协同性、越界性、互动性、前瞻性、混合性、多维性、虚幻性，甚至是跨文化对话的分裂性。[7]现实为对话的各种观点提供了路径，学者们的共识还远远没有达成。
四 总结
数字时代的新文化现实产生了跨文化对话的新需要，对现实和虚拟空间中发生的各种互动的性质十分敏感。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亚洲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为与欧洲的交流和国际关系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新的国际条约来管理这些数字空间？如何应对网络恐怖主义、虚假信息和网络操纵的威胁？如何利用大数据和物联网，为所有人创造更平等的机会，避免经济体和国家之间出现新的断层？如何在控制互联网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的需要与言论自由和不受限制地获取信息的原则之间取得平衡？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相关问题。亚洲国家可以与欧洲国家合作制定相关规则。
与亚洲进行文明对话对欧洲来说意义重大，尤其是在全球权力从西向东、从北向南转移之际。近年来，西方文化的普遍支配地位不仅被削弱，而且西方对跨文化互动本质的许多预测也被证明有所误判。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全球的美国化[8]，也没有带来文化的同质化，这种同质化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为“麦当劳化”[9]，也没有像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预测的那样，致使人们接受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民主”。[10]文明、民族认同和地方文化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强大得多。令人高兴的是，“人类的巨大分裂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11]这一著名论点没有被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尽管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预言“文明冲突”不可避免，但他实际上也就如何避免“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紧张局势提出了建议。
增进相互了解对促进和平至关重要，也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了解自己。早在数十年前，罗马尼亚东方学家米塞拉·伊莱德（Mircella Eliade）就曾指出：“如果西方文化轻视或忽视与其他文化的对话，那么它就有衰落成贫瘠的地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西方被迫（有人可能会对此予以谴责）与‘其他’文化价值观相遇并对抗。”[12]
事实上，欧洲长期以来是亚洲历史的一部分，亚洲在欧洲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种接触并不总是和平的，但两种文化一直在相互影响。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复兴古丝绸之路，需要尤为谨慎地评估随之而来的新机遇和新风险。数字化和新的传播工具开启了各国跨文化接触的新时代。欧洲不仅要做亚洲文明对话的观察员，而且要积极参与同亚洲文明的对话。欧洲既可以对亚洲文明对话做出贡献，也可以从中受益。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与过去不同，在数字化时代，对话和交流的规则和章程不能由一个国家或一个文明强加于他人。不同利益攸关方应达成共识，共同抵制强加于他人的国家或文明，以确保更大的平等和公平，并促进全球的理解和繁荣。在这方面，亚洲——一个拥有多种文明的大陆——可以做出许多贡献，欧洲亦如此。
最后但并非无关紧要的是，虽然当代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本身是自发的，但跨文化能力需要适当的培育，为跨文化对话的运作和发展制定新的模式。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对话教学法的新模式，这种需要在欧洲和亚洲日益明显。首先，对话参与者必须具备适当的技能，这使他们能够管理与其他文化的接触，并对欺骗和错误信息及时做出反应。其次，他们必须承担寻求认知和避免捷径的道德义务。
[1] B. Emmott，Rivals：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Allen Lane，2008.
[2] 参见 G. Böhme，Invasive Technisierung. Technikphilosophie und Technikkritik，Die Graue Edition，Kusterdingen 2008。
[3] 参见H. M. McLuhan，Wybór tekstów，Zysk i S-ka，Poznań 2001。
[4] U. Kusio，“Swiat się rusza-szkic z komunikacji międzykulturowej，” Kultura i Edukacja 2007，1/2007，pp. 23-35.
[5] K. Sitaram，R.T. Cogdell，F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Columbus 1976，p.26.
[6] M. Zuber，“Komunikowanie międzykulturowe，” in Masowego，B. Dobek-Ostrowska （ed.），Studia z teorii Komunikowania，Wrocław 1999.
[7] 更多信息请参见S. Jaskuła，L. Korporowicz，“Współczesne paradygmaty dialogu międzykulturowego，” Edukacja Humanistyczna 2007，No. 2 （37），pp. 33-43。
[8] B. Barber，“Jihad vs. McWorld：Terrorism’s Challenge to Democracy，” Times Books，1995.
[9] G. Ritzer，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Pine Forge Press，1993.
[10] F.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Free Press，1992.
[11] S.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No. 3，1993，p. 22.
[12] M. Eliade，Myths，Dreams and Mysteries，Harper & Row，1975，p.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