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一 相关理论研究进展
（一）基于市场的环境治理政策理论分析
治理环境问题的手段决定于对环境问题根本性的认知理论，不同的学科领域对环境问题根源的判断截然不同，包括人口根源说（威廉福格特，1981）、科技根源说（巴里·康芒纳，1997）、道德根源说（罗尔斯顿，2000）、文化根源说（查伦·斯普瑞特奈克，2001），尤其是经济制度根源说（德内拉·梅多斯等，2013），开启了可持续发展思想（WCED，1987），社会公平、代际公平、环境与发展协调统一理念沿着环境和资源两条线向纵深发展，联合国相继出台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文件，形成了资源经济学理论流派（Smith，1993；Freeman，2003）和环境经济学理论流派（Maler and Vincent，2005）。其中，环境经济学理论分支的发展尤为深远，最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人类所面临的最紧迫的环境问题，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仅由于热膨胀，预估持续多个世纪的全球变暖将导致海平面上升，上升幅度将大大超过20世纪所观测到的升幅，造成海岸带地区的丧失及相关影响”。同时给出全球减排量化目标：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最低情景490～535ppm，允许温度上升范围为2.4～2.8℃。以减排为终极目标及核心使命的低碳经济学应运而生，其理论体系的形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发展休戚相关。在环境经济学中，关于环境治理的政策类型主要包括命令控制型（CAC）、基于市场型（MBI）和自愿型，基于本书研究需要，仅针对MBI型治理政策的基本理论进行综述。
1.污染收费政策理论
（1）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外部性理论
经济学界认为经济活动外部性理论对环境问题拥有较强的解释力，如何治理由人类经济活动外部性引发的环境问题则引起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环境学等多领域学者的研究热潮，最终解决问题的主体思路归结到如何将环境问题的外部性进行内部化道路上。最先对外部性问题进行系统思考并给出政策方案的经济学家是马歇尔的学生庇古，庇古（2003）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中首次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系统阐释了外部性问题，在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基础上提炼出了外部性的概念内涵，他用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之间的背离来解释和描述外部性，庇古还详细解释了二者相背离的具体表现形态及经济影响，如果边际社会净产值大于边际私人净产值，那么私人经济活动就产生了正外部性；如果边际社会净产值小于边际私人净产值，那么私人经济活动就产生了负外部性。庇古的这一认知对解决外部性问题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一是开拓了经济学对经济活动外部性问题的认知视野，二是使解决外部性问题向着可量化可操作的方向转变。为了消除背离，庇古认为依靠市场自由竞争难以实现，即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应引入政府干预手段，即采取经济政策，对边际私人净产值大于边际社会净产值的部门征税，即存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时，向企业征税；对边际私人净产值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值的部门给予补贴，即存在外部经济效应时，给企业以补贴。这种政策手段被称作“庇古税”。以庇古理论为起点，污染收费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基本原则是“谁污染，谁付费”和“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污染收费政策手段除了税收之外，还包括制定单一排放标准、补贴等。污染收费成为早期治理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Bressers和Schuddeboom（1994）的荷兰环境政策工具有效性研究工作证实了排污收费对水污染具有正向控制作用，Bovenberg和Goulder（1996）利用一般均衡框架分析最优环境税收效应，理论结果表明最优环境税率等于污染的边际环境损失。
（2）政策机制评价及适用性理论
收费机制支撑者（Beckeman，1972；Baunol and Oates，1975；Anderson et al.，1977）认为只有收费才能不断向污染者施加压力来改善排放技术，收费使厂商能够自由地选择那些在减少排放方面成本最小的办法或者在排放不同数量的废物上具有灵活性，收费使污染控制的成本全部由废物生产者承担，收费制度是代价最小的控制形式，因为它只需要较少的信息，是自我执行的。但收费机制也饱受质疑，排放标准和收费制度均要求大体上相同数量的关于所用生产技术的信息，以及可供厂商选择的减排方式（Brown，1973；Storey and Walker，1975；Walker and Storey，1977）；同时，为防止厂商逃避监控，二者都需要排放量检测系统及警察部队（Wenner，1978），执行收费政策的过程需要去计算账单和去收钱（Harrison and Sewell，1980），甚至于Brown（1973）直接指出对厂商降低排放以达标的补贴手段并不能改善环境的质量状况。由此引出收费机制的适用性问题，影响适用性的因素中尤其以企业对收费的实际反应因素最为重要。Lof和Kneese（1967）以及Vanghan和Russell（1973）在各自的实证研究前都假设只要存在节约的可能性，企业就将对合理计算和实施的收费系统做出响应，但研究后发现价格机制对排放水平没有产生可观察到的影响，也就是说企业对价格机制的响应程度较低。企业未做出预期响应的一个原因是收费系统设计缺陷导致收费只考虑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影响，第二个原因是企业对价格机制系统的理解出了问题，朱迪·丽丝（2002）系统分析了该原因，企业对排污权的感知问题，缺乏足够的认知，认为他们被赋予了大量的随便排放的权利；有的企业对收费系统过于了解出现了逆向选择问题；还有就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对污染处理的方法和费用，以及对能改变产品、程序或投入而减少排放潜力的信息不完备，由信息不对称导致不响应。从国内研究来看，我国学者沈满洪（1998）通过对三种补贴制度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对正外部性者的补贴制度、对负外部性减少者的补贴制度以及对负外部性行为中的受害者的补贴制度均有利弊，尤其是对负外部性减少者给予补贴这种形式并不能保证企业减少排污量，也不利于刺激污染者研制和采用新的控制污染的技术，同时补贴把环境的所有权看作归污染者所有，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会导致企业间的心态不平衡，不利于“奖勤罚懒”。
在减少大气碳排放政策领域，污染收费政策理论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借鉴该理论建立了碳税、减排补贴、碳排放标准等政策机制，尤其是污染收费政策理论中的评价和适用性理论对本书进行低碳消费补贴政策评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排污权交易机制理论
（1）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交易理论
Coase（1960）对庇古理论提出了质疑，将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环境资源产权没有得到明确界定，或者虽然有明确规定但实施成本过高或根本无法有效实施。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通过经济主体在市场上对污染排放权进行协商和交易，利用市场价格来引导私人行为。理论上，只要排放权初始的分配方式确定，则各企业通过市场交易，利用价格体系的功能，能够促使污染外部成本内部化，达到最适当的污染排放水平。与税收由政府制定税率不同，排放权交易价格由市场决定，灵敏度更大，效率更高。科斯的这一理论观点对现代环境治理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经济学家Dales（1968）在其《污染，财产与价格：一篇有关政策制定和经济学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排放权交易的设计，界定了排放权，围绕明晰产权和交易费用两个理论内核创新出了一系列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政策工具，典型代表就是排污权交易制度，也称为排污许可交易制度。Hoffman和Spitzer（1982）证实了在完全信息及一个主体做出有限信息单边决策的情况下，一个联合最大化结果可以是最优选择，于是证明了将科斯定理用作环境政策工具是有效的。
（2）排污权交易制度设计理论
该理论主要包括交易机制类型选择理论、排污权初始分配理论、排污交易市场势力理论、排污权交易成本理论、排放权定价理论。关于交易机制类型选择理论，包括排放权总量交易机制和基线交易机制。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Fischer（2001）以及Fischer等（2003）将总排放量在基线交易体系下跟随企业的规模变化而变动称为“可交易的绩效标准”。从理论上看，如果在基准交易制度下将总量值固定在限量交易机制下的排放水平，则两种机制效果相同，在长期，限量交易与排放绩效标准相结合，相当于排放密度rs=E/Q，E和Q分别代表总排放量和长期均衡产出。
（3）排污权初始分配理论
最初科斯定理暗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排污权市场的效率与其初始分配方式无关。但Hahn（1984）指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与排污权交易效率密切相关。初始分配存在三种方案，公开拍卖、标价出售和免费分配。凯瑟琳（Catherine）等人通过建立模型证明，拍卖和免费的排污权有不同的长期效率。当污染损害对企业数量不敏感时，所有排污权都应免费发放；当污染损害对每个企业的排污水平与企业数量同等敏感时，所有排污权都应拍卖；当污染损害对每个企业的排污水平比企业数量更敏感时，部分排污权应该拍卖。Cramton和Kerr（2002）认为，当没有明显的市场势力存在时，拍卖比免费方式更加优势可行。
（4）排污权交易市场势力理论
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的现实导致排污权交易市场中存在市场势力问题，一是成本最小化操作，也称为利润最大化操作，即某些企业具有影响排污权交易价格的能力；二是排他性操作，即某些企业囤积排污权能达到阻止竞争对手进入其产品市场的目的。Hahn（1984）最先指出垄断企业通过价格垄断优势促使均衡价格偏离企业边际治理成本，导致治理效率下降。只有通过政府合理地分配初始排污权，才能减少垄断行为导致的社会福利的损失。Misiolek（1989）认为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可以通过排他性操作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导致污染治理效率降低。Tietenberg（1992）研究暗示市场势力的存在容易导致排污权卖方市场垄断，买方企业的进入促使排污权价格上升，卖方企业获得了较高的交易收益，但排污成本并未受到影响，减排动机弱化，相比较之下，新排污企业有可能更偏重于治理污染。Godby（2000）实证证明排污交易市场存在市场势力。
（5）排污权交易成本理论
Hahn和Hester（1989）实证后发现福克斯河水污染交易系统的失败原因就在于管理存在高交易费用抵消了交易收益。Stavins（1995）研究发现由于存在交易成本，边际治理成本不等于排污权的市场价格，原来碳排放权市场效率受到影响，促使市场均衡向着新的成本效率均衡点移动。Cason（2003）用实验方法验证了Stavins的观点并得出以下结论：如果开始交易成本为零，新出现的交易成本就会提高交易价格；边际交易成本降低，排污权初始分配结构与均衡点相偏离，交易价格下降，当均衡价格趋近于零时，交易量增加；边际交易成本不变，交易价格、交易量和市场效率不受排污权初始分配情况的影响。
（6）排放权定价理论
Rubin（1996）使用均衡模型探讨排放权价格，Cronshaw等（2000）对Rubin的工作进行了拓展，研究随机、连续且有限时间下的内涵现货价格模型，Seifert等（2008）建立可解的随机均衡模型来反映交易动态价格机制。
3.环境治理政策复合化趋势
Roberts和Spence（1976）提出在管制者不知道企业减排成本时，可以将许可权、补贴以及税收组合在一起。沈满洪（1997）建立了理论模型，讨论了各种政策机制复合使用的条件，如图1-2所示。
图1-2 环境经济手段的选择模型
MMC代表边际管理成本曲线，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存在固定运行成本，所以曲线具有“U”形特征；MTC代表边际交易费用曲线，曲线向右上方攀升。MTC曲线与MMC曲线相交于F点，由F点所决定的边际成本为MC0，污染企业的数量为Q2。此时，选择庇古手段和科斯手段均可，当Q＜Q2时，由于边际交易费用小于边际管理成本，即MTC＜MMC，理性的政府应该选择科斯手段。但在参与者很少时，比如当Q＜Q1时，由于交易市场还不完全，采用排污权交易方式反而会更费成本，此时最佳选择也许是自愿协商。当Q1＜Q＜Q2时，则可以采用排污许可证交易方式。当Q＞Q2时，边际交易成本大于边际管理成本，应选择庇古手段。但当MMC曲线经过长区间的持续下降以后达到最低点L，然后出现回升时情况就会变得复杂。那么，L点以后采用什么手段更好呢？这不仅取决于MTC与MMC的比较，还涉及庇古手段的管理成本与管制手段实施成本的比较。但至少在G点以左，即MMC＜MC0时，也就是Q3＜Q＜Q4的区间内，政府还可以继续选择庇古手段。在G点以右，即Q＞Q4时，MMC急剧上升，便于采用管制手段。最后，沈满洪给出的结论是：选择环境经济手段可以有三种思路，一是在现有的经济手段中选择一种最佳手段；二是在现有的经济手段中进行优化组合，包括与其他手段（如管制手段）配合使用；三是进行环境经济手段的制度创新，寻找一种新的最佳方案。
具体到碳减排政策机制设计上，曾刚和万志宏（2010）研究表明：从环境控制目标和成本效率、动态激励特征、收入与政策租金分配和管理成本等多种角度分析来看，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不能武断地说哪个更有效，不同的政策环境下，每种政策机制都存在长处和弊端。
这些理论总结中所发现的问题和产生的成功经验，一方面成为本书选题的直接诱因，另一方面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养分。例如，我国低碳消费引导政策体系中所包含的不同种类的政策机制是否存在理论综述分析中发现的问题？问题的性质有什么变化吗？如果进行低碳消费引导政策机制创新，那么既有的政策设计理论中有哪些参照样本呢？这些参照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二）低碳消费者行为学理论
低碳消费者行为学理论探索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主要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均来源于传统消费者行为学理论，该理论对启动低碳消费市场和制定低碳消费引导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当前学界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低碳消费者行为学理论体系，但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该领域研究并做出了突出贡献。
1.低碳消费行为基本概念内涵
低碳消费行为是指公众在日常消费过程（包括购买购置、使用管理、处理废弃全过程）中自觉降低能源消耗（特别是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消费行为模式（王建明，2012），该定义明确指明了低碳消费行为的核心目的和内容是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将低碳消费行为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消费行为模式。本书以低碳消费内涵为基础，指出低碳消费行为可界定为消费主体进行各类可以有效降低消费碳排放的碳消费决策活动。该定义的内涵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低碳消费行为由一系列消费决策行为组成，例如，寻找行为、选择行为、购买行为、使用行为、废弃行为，这些行为按照时间序列共同组成了低碳消费行为总集。第二，低碳消费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碳消费方式，一种能够有效降低消费碳排放的碳消费方式，具体表现为：在一系列消费决策行为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竭力探索降低消费碳排放的消费方式、方法。第三，低碳消费行为主体是个人、集体、组织，由此可以看出低碳消费行为既包括个体行为，也包括集体行为和组织行为，这构成了广义的低碳消费行为主体。与已有的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行为相比较，低碳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当一般消费行为由经济理性向消费主义的社会理性演化之时，低碳消费行为从一个崭新视角提出新的消费行为价值观，体现在以下三种理性特征。一是低碳理性。低碳理性是低碳消费行为的第一理性，该理性的核心内涵并不是一味追求减少碳排放这一单一目标，而是强调发展阶段、经济条件、技术能力等条件约束下的优选低碳化消费行为序列。该理性是探索有效低碳消费行为方式的根本性指导原则。二是公益理性。公益理性是低碳消费行为最为新颖之处，具有已有的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行为完全不具备的全新特征。这种理性要求低碳消费行为带有环境友好型的利他主义意愿，成为消费主体改变既有行为习惯，建立新型低碳消费行为惯性的心理动机之一。三是成本理性。成本理性是低碳消费行为规范能否被公众广泛认可的关键。消费行为实施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与传统消费行为实施成本的经济成本一元性相比，低碳消费行为的实施成本具有二元性，既包括经济成本，例如，购买、使用低碳产品、服务所支付的价格提高，再如，消费行为所产生的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等；也包括非经济成本，例如，改变消费习惯所带来的行为和心理的不便或不适等。两种成本的相对比例随着时间、技术、政策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另外，在国内外低碳消费领域研究的学者们，基本上没有对低碳消费与低碳消费行为进行严格区分，更倾向于将二者的内涵等同起来，至少没有对二者概念内涵进行过比较分析。但二者无论是从内涵、外延，还是属性、特征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的混淆将对制定科学的低碳消费性干预政策产生不良影响。首先，消费和消费行为两个概念内涵的侧重点不同。消费强调消耗活动的经济属性及经济作用；消费行为强调消耗活动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影响因素。消费强调消耗行为的群体性、集合性；消费行为强调消耗行为的集成过程，即消费主体在消耗过程中对各类影响因素的能动效应，体现了由个体行为向群体行为的社会建构过程。消费强调群体消耗的总体标量成果；消费行为强调主体在消耗过程中采用的优化手段、方式、模式。其次，在学科属性上，低碳消费倾向于强调其经济学属性，低碳消费是低碳化社会生产中继生产、分配、交换之后的一个活动环节，低碳消费是这个活动环节的概括性总称，是人们在低碳物质资料和劳务的生产与生活中，对低碳物质产品和劳动力的低碳消耗过程。低碳消费往往与低碳需求紧密相关，需求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对低碳需求的分析研究仍然有效。低碳消费行为倾向于强调其社会学属性，低碳消费行为是消费者的低碳行为科学在市场营销活动中的体现和反映，市场营销除了是经济环节之外，更是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中的消费行为受到社会环境控制和行为心理基础两方面的影响，体现的是社会人之间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从理论基础上看，低碳消费理论仍适用成熟的消费理论框架，例如，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消费需求量化测度的消费函数理论等分析范式对低碳消费仍然适用，并以经济学作为主要理论基础；低碳消费行为强调低碳消费个体与个体之间社会关系的互动，在强调社会因素对消费者行为选择的影响的同时，也强调消费者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反馈作用及影响，以社会学作为主要理论基础。
2.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
Gardner 和 Stern（1996）归纳了影响人类环境行为的四种因素，分别是法规与激励机制、教育与意识提高、社会环境资源管理、宗教或道德准则。该划分法具有高度概括性。王建明和贺爱忠（2011）从深层心理因素出发总结影响低碳消费行为的因素，从大类上可以划分为个人内部心理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他在文中细致总结了之前学者们对心理因素的更详细分类，本书现将这些分类汇总在表1-1中。
表1-1 低碳消费行为心理因素分类
综合文献分析结果，从不同学科角度看，影响低碳消费行为的因素有很多种类型，现有研究文献显示，社会学学者对低碳消费行为投入了较大关注，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评价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从经济学、管理学视角对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待增强，尤其缺乏深入机理进行细致周密的机制架构剖析。现将社会学、经济学两个学科视角下的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种类及影响力传导过程进行对比。社会学强调个人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对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消费者的环境态度、环境知识、感知消费者效力、社会责任意识等，这些因素会对消费者的低碳消费行为产生较为长期的影响，通过建构社会低碳消费心理来改变其既有消费习惯，进而形成低碳消费习惯。这是一个社会驯化的行为教育过程，行为实施成本主要表现为非经济成本。经济学强调外界刺激对消费者优化选择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策因素，包括消费预期目标、商品搜寻信息的获得性及各类经济激励，通过改变消费者成本-收益曲线来短期刺激低碳消费行为的产生。这两种视角的影响因素对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效应着力点不同，各有利弊，互相补充，有机整合会产生更有效的作用。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关注了一些特殊影响因素，在改变人类环境行为的四种基本因素类型中（Gardner and Stern，1996），社区环境资源管理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但是低碳社区（Eva Heiskanen et al.，2010）能起到不同于其他因素的影响效应（Middlemiss，2008）。尽管还没有量化研究来评价低碳社区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行为，但是这提供了激励低碳消费的新视角。低碳社区所塑造的人文性低碳环境，一方面可以起到低碳意识教育作用；另一方面为居民提供了低碳体验情景，最重要的是可以在居民群体内建立低碳行为示范机制，有助于形成低碳消费文化氛围，这些功能是其他手段很难达到的。如果从人的理性角度来寻找原因，Kollock（1998）对消费者可以完全控制自身行为并独立做出消费选择（Lutzenhiser，1993；Wilhite et al.，2000；Jackson，2005）进行假设验证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人们的节能行为会受到社会其他成员或环境影响，经历社会建构过程。
二 低碳消费政策研究进展
（一）国内外低碳消费政策工具简介
根据各国不同国情，每个国家都会选择最适宜本国经济、社会、环境特性的低碳消费政策工具，通过对众多文献（包括公开发表的和没有发表的文献）的汇总，并综合顾建光（2006）以及顾建光和吴明华（2007）、罗敏和朱雪忠（2014）的政策工具分类标准，将当前的低碳消费政策工具分为管制型政策工具、经济型政策工具、信息传递型政策工具和社会型政策工具。管制型政策工具依靠政府强制力量，对目标行为进行直接管制、指导或直接提供，多表现为法律、命令、行政手段；经济型政策工具主要依托市场价格机制，通过调节目标对象的成本收益账单来达到调整主体选择行为的目的，主要表现为财政支出和税收调节；信息传递型政策工具通过改变信息不对称性以达到改变主体行为决策的目的，以信息披露、标签制为主；社会型政策工具是多元化社会群体通过社会自组织和建构过程，形成自愿提供行为，以宣传教育、自愿协议为主。
1.管制型政策工具
管制型低碳消费政策工具详见表1-2。
表1-2 管制型低碳消费政策工具
表1-2 管制型低碳消费政策工具-续表
2.经济型政策工具
税收工具。采用税收工具对高碳产品征税，限制高碳排放产品的消费量，并促使消费主体在低碳产品和非低碳产品之间做出更有利于低碳产品的选择偏好。当前的税收工具有环境税、能源消费税、碳税、生态税和气候变化税等（见表1-3）。税收减免工具见表1-4。
表1-3 税收工具
表1-4 税收减免工具
我国虽然没有开征碳税，但对我国碳税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在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方面，Garbaccio等（1999）、Liang等（2007）分别构建均衡模型，模拟中国征收碳税和我国宏观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影响程度。在碳税与我国碳排放的关系方面，贺菊煌等（2002）、魏涛远和格罗姆斯洛德（2002）分别使用CGE模型分析征收碳税对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钟笑寒和李子奈（2002）则将以上两方面的思考融合进同一个连续时间动态模型，综合评价减排对策对经济—环境的影响。将碳税政策与减排政策进行对比研究的刘小川和汪增涛（2009）指出，“根据碳税、一般排放权交易体系、复合排放权交易体系、补贴、政府规制这五种二氧化碳减排政策工具各自的特点，得出长期碳税才是最终解决方案”。姚昕和刘希颖（2010）利用DICE模型得出渐进性最优碳税征收额为18元/吨、28元/吨。
财政支出工具。财政支出工具以财政补贴为主，我们通过财政收入及支出账户对比的方式对文献进行归纳（见表1-5）。
表1-5 财政支出工具
3.信息传递型政策工具
当前国际上应用的典型低碳信息传递型政策工具为碳标签制度，在这里我们将各国或各地区的碳标签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归纳总结（见表1-6）。
表1-6 信息传递型政策工具
当前，碳信息因素具有较高关注度，研究减排信息披露或碳标签对消费者日常商品消费选择行为的影响成为领域热点。当前碳信息披露或碳标签（Loureiro and Lotade，2005；Milfont，2007；Teisl et al.，2008；Wheeler，2013；Hartikainen et al.，2014；Motoshita et al.，2015；Sharp and Wheeler，2013；van der Werf and Salou，2015）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碳足迹（Virtanen et al.，2011）、碳标签对国际贸易的影响（Brenton et al.，2009）、碳标签对减排的影响（Upham et al.，2011）以及碳标签对低碳商品购买意愿的影响（Shuai et al.，2014）。我们着重关注碳标签对减排的影响与消费者低碳消费选择决策之间的关系。Upham（2011）通过观察实验法对英国食品杂货业的碳标签公共认知进行评价，研究结论并不是很乐观，没有充足的统计学证据可以证明消费者根据碳标签来做出购买决策，在现实表现上，如果没有额外的信息披露，公众很难评判碳标签上显示的碳排放价值，甚至于Gadema和 Oglethorpe（2011）在调查英国超市之后研究结果显示89%的居民拒绝碳标签。Hartikainen等（2014）对芬兰食品消费者的碳标签认知问题进行了验证，结论是芬兰仅有不超过10%的居民认为环境对食品有影响，也就是说能够对芬兰居民做出食品购买决策的环境因素影响水平非常低，尽管芬兰居民对碳标签有所认知，但居民感兴趣的是希望通过标签信息在商品选择项中做出比较。在中国，张璐（2014）选择了6个城市作为调查区域，研究结论主要有四个：“消费者认知对消费者偏好产生显著影响，消费者偏好对消费者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消费者认知通过消费者偏好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消费者行为。对高学历、高收入以及高农产品消费水平的消费者群体而言，宣传教育对消费者认知的影响相对显著；对低学历、低收入以及低农产品消费水平的消费者群体而言，环境意识对消费者认知的影响更为显著。女性消费者在消费者认知和消费者行为两个维度的表现弱于男性消费者，但环境意识对女性消费者偏好产生的影响高于男性消费者。中老年消费者在环境意识维度和宣传教育维度的表现优于青年消费者，但环境意识对青年消费者偏好产生的影响大于中老年消费者。”张璐给出了较为乐观的信息，但上述结论没有明确显示出碳标签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决策的具体影响状态，这与我国当前还没有实施碳标签制度直接相关，研究者试图通过低碳认知这个间接因素来估计我国消费者对碳标签的反应，但这样的结论存在一定的误差。Zhao和Zhong（2015）用系统动态方法也做了同样的工作，模拟了价格、公共意识、教育水平和消费者感知效应对低碳购买行为的影响，获得了与张璐十分类似的研究结论。至此，关于中国消费者对碳信息披露制度的真实反应，当前经验研究文献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根据国外学者实证文献来看，当前单独的碳标签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行为决策。归纳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正如学者们给出的解释那样，当前社会低碳消费教育还十分有限，与一般商品相比，低碳商品的媒体宣传力度严重偏弱，低碳消费文化还没有融入主流消费文化之中，导致消费者的低碳意识水平还不高。二是碳标签信息结构设计还有待提高，碳信息披露内容与消费者消费需求的信息还没有达到有效匹配状态。单纯的碳标签披露信息是产品生命周期碳排放量，但这个排放量与消费者并没有产生直接关联，由碳排放引起的环境问题没有给消费者当前购买行为及生活造成任何威胁，在一定意义上，当前的碳披露信息传达的是利他性信号，已有研究表明，利他主义精神对消费者消费决策并不具备强影响力，而消费者需要的是能对其在不同商品之间比较之后选出对消费选择有帮助的信息，由此可见，当前的碳信息对消费者消费需求的刺激力度很有限。三是碳标签政策没有跟其他政策形成政策叠加效应，从本质上讲，碳标签起到的是碳信息披露作用，对消费者消费刺激的重担应该由其他政策机制来承担，例如消费补偿政策。两类政策共同作用于消费者，政策杠杆联动，提高消费者对低碳商品的关注度及购买欲望。
4.社会型政策工具
我国低碳政策工具分布见表1-7。
表1-7 我国低碳政策工具分布
表1-7 我国低碳政策工具分布-续表
我国当前主要的社会型政策工具以政府主导的节能减排宣传教育为主，辅以间歇性信息披露、节能减排自愿协议。罗敏和朱雪忠（2014）从情报学的研究视角对我国的低碳政策工具做了总体评价（见表1-7），指出我国社会型政策工具供给不足，政策效果欠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由于“节能减排信息公开”频率低、渠道窄以及非政府组织对“节能减排宣传教育”参与度低两种原因，因此我国信息、劝诫类社会型政策工具的外在支持力薄弱。第二，消费者、金融机构、政府公共采购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化主体间缺乏一致性低碳价值观，最终导致“节能产品认证”企业竞争优势流失，另外“节能减排自愿协议”缺乏监督机制，相比于“节能产品认证”，企业需要付出更高成本，导致企业对“节能减排自愿协议”丧失积极性。同时还指出社会型政策工具不仅成本低、涉及面广泛，而且对低碳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高，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总而言之，我国低碳政策中行政型政策工具数量大，占主导地位，但缺乏灵活性，容易导致政策失灵。我国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设计应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转变（宋德勇、卢忠宝，2009）。
（二）关于低碳消费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
在定量化政策效果评价研究方面，Caurla等（2013）对法国三种薪材消费政策效果进行了比较性分析评价，对不同的消费政策采用了不同的量化评价模型，利用物质平衡方程模拟了固定需求合约政策的实施结果，用跨期需求平衡方程模拟了消费者补偿政策实施效果，用跨期供给均衡方程模拟了生产者补偿政策实施效果，在模拟结果基础上分析了三项薪材消费政策对薪材产业链各个主体部分的影响。该评价方法具有系统化思维模式，将相关政策工具放到一个框架下进行比较分析，既可评价各种政策工具的局部执行效果，又可观察政策工具之间的叠加效应。
Galvin（2014）采用调查法对欧盟28个成员国及挪威的家庭能源消费政策产生的一刀切反弹效应进行了评估，采用的公式是：
在定性评价方面，Safarzyńska（2013）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评价视角，针对可持续消费政策进行政策的伦理评价，提出在政策类型标准的选择上应该考虑道德因素，并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效果论标准为参照，分析了以最终福利效果作为政策评价标准的不足之处及采用道义标准评价可持续消费政策的必要性，考虑道德因素的道义评价法建立在社会建构机制和适应-压力机制上，因为社会成员间的交互影响会对个体独立理性产生替代，对形成主流消费习惯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具体评价路径是：分析什么样的政策有助于形成对促进可持续消费有良好作用的消费习惯，评价通过政策实施，消费者习惯规则改变了多少。
以上政策评价更强调的是对具体政策工具及其工具运行机制的评价，最多也就延伸到政策工具之间的关联机制评价，而 Steininger等（2014）观察低碳消费政策的视角更为宽阔，他注意到基于生产侧的低碳政策和基于消费侧的低碳政策二者之间在政策运行效果上存在差异，该学术假设受到国家间碳排放分配标准差异导致碳排放责任变化这一事实的启发，将这一争议机制应用于低碳政策评价。由于当前很多国家采用了基于生产侧即碳源层面设计减排政策，而要想从生产侧减排政策向消费侧减排政策转换，会遇到政策效果上的问题吗，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从减排公平性、环境效应、成本效应三个角度对这种转变进行了评价，结论是：从减排公平性角度看，二者没有哪种政策更优于另外一种政策；从环境效应及成本效应角度看，从全球水平来衡量，无论哪一种政策想要获得更高减排水平都需要设计出相对低成本的政策机制，从本质上说，一个地区的气候政策并不能使另外区域的气候政策提高成本。
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追踪国内低碳消费政策评价文献过程中，还没有发现专门针对我国现行低碳消费政策执行效果的定性或定量的系统性研究文献，一方面，我国当前明确实施的低碳消费政策较少，除了“节能惠民工程”（2009～2013年）可以被明确称为低碳消费政策之外，很难再找到确切的低碳消费政策，这使得学者们不容易找到有针对性的研究对象，再加上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数据获得性差，给研究带来了较大难度。另一方面，我国开展政策评价的研究起步较晚，尤其将其应用于低碳政策领域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三）关于低碳消费政策优化的研究
Parag和 Darby（2009）对英国的减排政策机理做了细致入微的剖析，并明确指出了政策的优化方向和路径，其研究思路极具启发意义。首先，研究者从博弈思想的角度来看待减排政策，在减排政策系统中分析政府部门、能源供给部门（生产者）和终端消费部门的功能定位及相互关系，分析结论在图1-3中得到了集中反映。
图1-3 减排系统三部门关系
资料来源：Parag and Darby（2009）。
图1-3厘清了节能政策参与者政府、能源供应者、消费者各自的行为清单，而且这些行为背后隐藏着每个参与者的真实需求动机，如果在节能政策机制设计中充分考虑了这些需求并且建立其需求满足通道，这样的政策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但是在三方形成的委托代理结构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当前英国政府的减排政策将能源供应者作为减排的主要代理者，导致英国减排政策遭遇委托—代理问题，存在逆向选择行为。Parag和 Darby给出的政策优化建议，一是强化监督机制的设计，二是强调通过更为明确的减排目标规划和激励约束措施强化消费者在减排机制中的主体性作用。
Li等（2015）在个人碳交易（PCT）政策优化研究方面卓有成效，尤其在定量分析上突破了碳排放权定价影响因素分析范式，如Bunn和Fezzi（2009）、Kim 和 Koo（2010）、Wadud（2011）分别论证了碳排放权价格与能源价格具有相关性。Li等分别应用消费者行为理论和消费者剩余理论优化出碳排放权最优定价模型，其优化结果为：
以上三式中各符号代表含义如表1-8所示。
表1-8 符号含义说明
Li等对上述优化结果给出的经济解释是：首先，最优碳排放权定价与排放权初始分配和能源价格关系密切；其次，在最优碳排放权价格下，高碳排放者的消费者剩余要小于低碳排放者，这样的优化结论政策意义在于PCT政策机制设计应该关注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机制和其他能源价格的调控机制。
该政策优化方法在学理逻辑上更加严谨细腻，尽管模型做了严格的市场抽象假设，但这并不影响模型优化结论为政策机制设计提供参考，这是政策优化学术构想的根本初衷。
采用优化模型方法优化低碳政策设计机制的学者还有 Almutairi和 Elhedhli（2014），尽管研究对象不是直接的低碳消费政策，而是研究生产者最优碳税率问题，但是其采用的优化思想对低碳消费政策优化研究具有启发作用。文献中作者首先建立包含碳排放、碳税两个内生变量的企业利润最大化模型，得到生产者最优产量，进而确定消费者在最优产量下的最大利润，在此基础上，作者将消费者剩余、生产者理论、市场出清三个条件纳入社会福利最大化模型之中，以此来确定最优碳税率。该政策优化方法创造性地将经济学中局部静态均衡分析与碳税政策有机结合起来，为低碳消费政策优化提供了有意义的方法借鉴。
Safarzyńska（2013）则跳出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范式，从进化经济学（Safarzyńska and van den Bergh，2010；Texteira and Silva，2010；Witt，2008）视角审视可持续消费政策。这也为低碳消费政策优化方向打开了另外一扇思维大门，这些分析视角更加关注动态性、随机性较强的消费者个体行为和社会交互影响。Safarzyńska的学术设想是：用一个动态分析框架研究可持续消费的长期政策问题，该动态框架的建立依赖于经济社会学中的适应-压力机制模型和路径依赖理论，分析政策工具如何借由适应-压力模型中的反馈机制解除、重建个人或群体对可持续消费习惯的路径依赖。这种定性的政策优化学术思想也借鉴了Safarzyńska 和 van den Bergh（2010）的协同演化分析框架，即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增加一个收益刺激信号，双方都会进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进化模式之中。这一结论更具政策意义，为促进低碳消费的激励性政策设计奠定了社会学理论基础。
三 相关模型方法研究进展
本书应用的模型中，DSGE模型又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于低碳经济领域来说较为陌生，尽管该模型在其他经济学分支，如货币、金融、劳动市场中的应用已较为成熟，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将其融入低碳经济领域，本书在低碳消费政策工具优化部分选用该模型主要因为DSGE模型本身的突出优势。DSGE模型作为结构性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具有显性建模框架、宏微观完美结合、长短期分析有效衔接、内部理论统一、理论模型与数值模拟工具的无缝对接以及模型对经济系统的动态性、不确定性、系统性精细刻画能力和处理能力，这些优点大大提高了对经济系统研究的可行性及便捷性，尤其模型在政策工具优化上的突出表现更是备受青睐。本书借鉴该模型在其他领域政策工具的应用实践和研究经验，首次尝试将其应用于低碳消费政策工具的优化研究。下面详细归纳一下模型的基本建模架构和其他领域的应用实践，以资借鉴。
（一）DSGE模型的基本构造及建模方法
模型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基本内涵如表1-9所示，这些要素一方面是实际研究对象的提炼和抽象，另一方面又是宏、微观经济理论的黏合剂，这些要素构成模型基石，最后成为模型中的变量及变量间的经济逻辑表达。
表1-9 DSGE模型构件
在厘清要素并确定变量类型及相互经济关系之后，就进入建模阶段，具体建模步骤如下。
第一步，明确经济主体及主体行为目标，经济学上往往用“最大化”或者“最小化”来描述行为人的偏好问题。构造主体效用函数及行为约束方程是该部分的难点，也是各类假设条件及引进新变量信息最集中的地方。建立更接近行为主体真实反应的效用函数及约束条件是DSGE模型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努力方向。
第二步，求解行为主体的动态行为方程，反映到数学方法上，学者们采用了差分方程的表达方式，尤其需要便于处理及使用的线性化差分方程。在这方面学者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这方面的进步也是DSGE模型进化的重要体现。我国学者刘斌（2010）对国内外的线性化方法做了细致归纳，并总结出较为实用的计算公式，具体如下。
公式1：乘积形式的对数线性化方法。假设，
，则线性化后的表达式为：
公式2：对数个相加变量的对数线性化方法。假设
，则线性化后的表达式为：
公式3：对一般函数的对数线性化方法。假设，zt=f（x1，t，x2，t，…，xn，t），则线性化后的表达式为：
公式4：如果zt=1+xi，t，则简化公式为：
其中，
，ẑt=ln（zt）-ln（zss），
，zss代表zt的稳态值，xi，ss代表xi，t的稳态值。
第三步，校准或估计参数。一般情况下，校准法适用于稳态参数值的确定，估计法适用于动态参数值的确定。其中校准法虽然不是严格的统计方法，但当样本量有限或者数据难以取得的时候，可以根据人们的观察经验从经济数量的内在逻辑关系之中进行判断，所以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会选择应用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参数估计法是严格的统计学方法，可供选择的估计方法有广义矩法（GMM）、模拟矩法（SMM）（Mcfadden，1989；Gourieroux and Monfort，1996）、极大似然估计法和Bayes估计法，这些估计方法各有优势及不足，依据不同数据环境，这些方法的估计精准度也有所不同，需要使用者根据自身的研究目的和数据获得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估计方法，当前DSGE模型使用者对极大似然估计法和Bayes估计法的使用较为普遍。
第四步，数值模拟。用DSGE模型进行特定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拟是学者们青睐DSGE模型的重要理由，以模型稳态水平为参照系，对模型施加外部冲击，利用相关软件的随机模拟计算功能，最终获得所研究的经济对象对外部冲击的动态响应曲线。
关于DSGE模型更为详细的建模细节和应用技巧，刘斌（2010）在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支持项目的研究成果中进行了系统介绍，并通过在我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领域应用DSGE模型实例进行详细讲解，为该模型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和拓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DSGE模型应用状况
在DSGE模型研究领域，国内相关文献表明，我国对于DSGE模型的应用主要停留在引进和吸收应用层面，从早期RBC理论模型发展到DSGE模型，直到当前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国内学者一直追随着DSGE模型的发展轨迹并将其应用于我国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
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DSGE模型研究。实证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成因是我国早期引入DSGE模型的主要实证领域，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陈昆亭等（2004）撰写了四篇论文介绍RBC模型并简单研究了生产、需求（包括政府需求）、技术、供给冲击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影响，尽管模型应用还有待完善，但对引导我国宏观经济领域的DSGE模型应用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后继研究改进了参考框架。黄赜琳（2005）在其建立的中国三部门经济模型中明确加入政府支出（需求侧）冲击，连同技术冲击、供给冲击共同解释我国经济波动，该项研究工作与陈昆亭等（2004）具有相同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创新之处在于在模拟过程中发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做同样工作的还有李春吉和孟晓宏（2006）、王燕武和王俊海（2011）。李春吉和孟晓宏具体模拟了消费偏好、投资效率、技术、货币供给增长、政府支出等多种冲击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王燕武和王俊海则在Ireland（2004）研究框架中引入偏好、政府支出、利率等冲击，模拟后的政策建议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即“来自供给方的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具有重要作用，应该改变过去以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适时强调供给管理”。胡永刚和刘方（2007）使用了改进前后两种RBC模型分析了消费需求偏好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发现我国经济波动的一个事实——“中国的消费波动完全追随甚至大于产量波动，就业人数变动却与产量增减基本无关”。陈师和赵磊（2009）关注了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实证结果显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波动的瞬时冲击比较显著，能解释76%以上的我国经济波动特性。贺云松（2010）创新性地在DSGE模型中引入消费习惯因素，这一创新大大加强了模型解释力，对GDP、消费、投资的波动特性都有比较理想的解释力。陈晓光和张宇麟（2010）将消费者和厂商所面临的信贷约束引入RBC模型，模拟发现信贷约束是分析中国经济波动源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刘方（2011）则建立货币先行约束假设，模拟了外生货币发行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给出了“货币发行冲击主要影响消费、投资和通胀率的波动，而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产出、就业等）的波动基本不受影响”的结论。徐舒等（2011）研究了技术扩散和R&D投入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将技术转化为内生变量，模型对我国经济波动的拟合形状较好。技术扩散和R&D投入两项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特性的解释能力达到83%。耿强等（2011）将产能利用率作为内生变量引入RBC模型，试图解释我国产能过剩的原因，模拟显示“政策性补贴加大会更快形成产能过剩”。
关于劳动市场的DSGE模型研究。卜永祥和靳炎（2002）较早将RBC理论引入我国劳动市场的实证研究，解释劳动市场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他们对劳动变量的处理办法是将劳动作为经济波动的外生变量，建立劳动力外生周期模型，最后由于数据问题，模型没有完成劳动对经济波动冲击的数值模拟。接下来陈昆亭等（2004）继续完善了DSGE模型在我国劳动市场的实证应用框架，陈昆亭等将我国的人力资本要素引入基本RBC模型，并将其进行内生化处理，模拟结果表明这种分析框架与我国实际经济增长机制较为吻合，诚如笔者所得结论“传统的单纯以物质资本利用率为基础解释波动机制的观点不足以充分解释波动的形成，而在引入人力资本及其利用率之后，连同物质资本才能真正解释经济增长波动机制的形成”。黄赜琳（2006）尝试从供给层面分析劳动供给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冲击，研究结果发现相比较技术冲击而言，劳动供给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不显著。前面学者们考察劳动变量对我国真实经济波动的影响，之后的文献表明，学者们更直接地将DSGE模型应用于劳动就业市场，王君斌和王文甫（2010）将技术冲击和货币供给冲击引入劳动就业市场，实证了二者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影响。
关于货币政策及最优通胀的DSGE模型研究。刘斌（2008）、汪川等（2011）分别构建了带有“金融加速器”的中国DSGE模型，其中，刘斌引入黏性价格和黏性工资假设，建立开放经济DSGE模型，模拟政府支出冲击、生产率冲击、劳动力成本冲击、利率水平冲击、金融加速器效应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的基本结论是“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带动总需求及总产出的上升，但利率上升的压力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有挤出效应；生产率的提高是由于总需求与潜在产出的缺口在短期内呈现负的状态，并对价格产生下降压力，但这种状况不可维持；不同的冲击影响货币政策的选择；基准利率的变化导致了货币市场及资本市场的收益率变化，从而影响总需求和通胀率，但利率变化对通胀率的影响不显著；信贷渠道的存在使得中央银行在调控经济时难度加大”（刘斌，2008）。汪川等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中试图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信贷波动源问题，但模型对宏观经济持续性波动特性的解释效果并不好。王君斌和王文甫（2010）研究发现在DSGE模型中引入价格刚性和垄断竞争后，将技术进步和货币供给冲击内生进模型得到通货膨胀和实际产出的脉冲反应图形与经济事实的拟合情况较好，并且薛鹤翔（2010）更进一步发现引入工资刚性的DSGE模型可以更好地刻画实际产出的持续性特征。殷波（2010）建立简化的DSGE模型，研究中国经济最优通货膨胀率，研究结论是：“盯住低通胀目标有利于长期社会经济福利，通过通胀刺激拉动经济的方法可能是弊大于利。”李成等（2011）将学习效应引入DSGE模型，结合投资调整成本、资本利用率、消费惯性、价格与工资指数化等实际黏性、价格与工资黏性等名义黏性变量，分析学习效应冲击、通胀目标冲击对我国季度通胀预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通胀目标顺应了外生冲击的变化，减轻了由此可能引发的货币政策紧缩力度，且公众对这种时变的通胀目标存在显著的学习行为。”而隋建利等（2011）、王艺明和蔡昌达（2012）均应用了DSGE模型分析了我国当时的货币政策效果情况，隋建利等研究结果显示“在国家经济风险度量和预警的基础上，给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将‘扩张内需’的需求管理与‘结构调整’的供给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并选择与之匹配的宏观调控途径和社会资源配置模式”；王艺明和蔡昌达则指出“紧缩性货币政策在长期会使通胀率下降，而对于实际产出、实际消费、投资和劳动等的长期影响则是中性的”。
其他领域的DSGE模型研究。如在财政政策研究领域，吴化斌等（2011）建立一个消息推动下的经济周期模型，分析了政策消息在形成公众预期、改变公众行为等方面的重要性，同时结合脉冲反应对比分析预期到和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制度选择问题，以及开放经济中的汇率传递问题，如黄志刚（2009）建立了一个包含加工贸易部门在内的多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实证分析了“汇率变动对价格的传递效应，同时分析了汇率变动对不同国家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产出的影响，以及对贸易条件和贸易平衡的影响”。
关于DSGE模型应用方法改进。陈昆亭、龚六堂（2006）对基本RBC模型进行了改进，引入“黏滞性价格”、寡头竞争和内生货币机制，建立了包含Taylor规则货币政策的动态周期模型。刘斌（2008）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使用参数校准和贝叶斯估计相结合的方法，在国内首次实现DSGE模型参数的贝叶斯估计。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尝试使用贝叶斯方法估计DSGE模型，并展开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