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和研究评述
第一节 绪论
一 研究背景及提出问题
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迄今为止最具紧迫性、危险性、复杂性、挑战性而且必须要全人类共同面对、共同努力的大课题，低碳经济（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Industry，2003）一经提出，立即被各国纳入本国经济系统，启动低碳发展模式，探求低碳经济、低碳社会系统协同发展之道。面对碳排放的公共产品属性以及高碳发展路径的锁定效应，通过制定低碳政策来控制碳排放并走上低碳发展之路的治理措施获得各国一致认可。各国不断优化低碳政策以期探索出适应不同发展条件、不同发展阶段的减排之路。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不得不面对多个压力面相互叠加的局面，例如，国际减排压力、大国形象压力、产业优化升级及发展方式转型压力、节能减排技术资金缺口压力、经济主体节能减排积极性不足的压力。这些问题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因果次序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否存在共性关键节点作为解决全局问题的突破口？等等。围绕这些疑问，我国低碳问题研究者们开出的解决药方大多集中于碳源面减排路径，即针对二氧化碳“元凶”——化石能源及衍生品，寻求对化石能源的节约、替代路径，启动政策机制，如可再生能源替代政策、企业低碳技术创新的激励政策、淘汰高碳落后产能的限制性政策。这样的减排努力似乎“显而易见的正确”，各国政府正式公布的数据显示，这些减排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从长期来看，这种着重强调生产侧节能、替代措施的减排效果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不断衰减，原因很简单，这些措施被置于经济体自循环逻辑之外，社会低碳型供给侧的节约、替代成本仅靠体外机制（政策机制）补偿是不可持续的，其需要的是需求侧的可再生性补偿机制。
另外，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在担负减排责任的同时一定要考虑经济体的发展效率问题。尤其当前我国的经济转型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进入攻坚克难阶段，转型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不是稳定的，减排效率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容易导致轻减排重增长，进而在经济下行期减排任务重新被边缘化。
我们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在统筹考虑减排效应与经济效应的前提下，低碳消费的核心功能是什么；二是为了发挥低碳消费的核心功能，经济系统中各类行为主体如何做出最优决策。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协调匹配、经济效应与减排效应统筹共生，强调低碳政策体系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兼容性，强调低碳主体决策工具优化目标的多元属性。
二 研究方法
在低碳消费市场效率论证过程中应用了传统微观经济学中的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法、消费者剩余分析法和埃奇沃斯盒状图法，其中，在对低碳消费市场交换效率进行研究时，我们的关注点不是商品交换过程，而是使用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法来验证交换结果是否有效率；在分析低碳消费者剩余问题时，我们根据消费者剩余概念内涵抽象出低碳消费者剩余理论方程式，据此探讨政策因素对低碳消费者剩余的影响；在分析低碳消费外部性时，我们用埃奇沃斯盒状图法来解读低碳消费正外部性与市场效率的关系。
在分析我国低碳消费政策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时，根据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低碳消费补偿政策建立三部门参与的静态委托代理模型，模型框架如图1-1所示，在将我国低碳消费补偿政策模型化的过程中，如何用变量、参数刻画参与主体行为是关键。
图1-1 委托代理理论应用思路
在模型求解过程中，选择的是“状态空间模型化方法”（Wilson，1969；Spence and Zechhauser，1971；Ross，1973），尽管此方法无法得到有直接经济信息的解，但在解的讨论过程中，可以更深入地研究经济运行机理，探究经济各部分之间衔接逻辑是否恰当，或者模型的数理逻辑与经济事实逻辑是否匹配，能更充分地表达我们建立模型的初衷。
在消费政策优化部分，本书选择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Schorfheide，2000；陈昆亭等，2004；黄赜琳，2005；陈昆亭等，2006；刘斌，2010；贺云松，2010）。主要借助其动态、随机、系统三位一体的宏观分析优势来模拟我国低碳消费补偿政策的机制系统，同时又可借助模型与Matlab软件良好的衔接功能，实现对政策机制系统优化路径的动态模拟，该模型是实现本书研究目的的有力保障。在建立低碳消费补偿政策的DSGE模型过程中，所搭建的模型模块及模型设计技术主要包括行为方程刻画模块、非线性方程线性化模块、参数估计模块、数值模拟模块。最终通过软件模拟获得我国“节能惠民”政策对这些冲击的动态响应曲线。
在低碳科技创新政策和清洁发展机制政策评价分析部分使用处理效应计量方法。
三 创新及不足
本书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内容创新。在国内低碳政策研究方面，多集中于单独分析某政策工具的减排效应，而从经济效应和减排效应融合角度考察低碳政策体系优化问题的研究较为罕见，其研究视角较为新颖。设计多元化的融合机制，并根据融合指标优化低碳政策工具的协同演化路径，该研究内容也具有一定新意。本书运用数理、计量工具对该项政策工具进行精细刻画的研究方式更是有别于其他描述性模型方法，强化了优化路径的可操作性；另外，独创性地提出在需求侧建立我国低碳消费碳交易机制，对我国完善低碳消费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二，理论应用创新。低碳消费尚属新领域，理论架构模糊会给研究带来诸多不便。本书根据研究目的及内容所需，将消费者行为理论、外部性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纳入低碳消费分析框架，奠定了低碳消费政策研究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特点在于：低碳消费政策工具分析是建立在产品、市场、政策、消费者、生产者、政府等复杂网络之上的系统分析，微观与宏观统一、方法逻辑与经济逻辑统一、理论逻辑与事实逻辑统一，在主体决策优化方向上力求行为逻辑与政策逻辑的统一。据此，我们在经典经济学与低碳消费的理论结合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性研究工作。
第三，方法应用创新。DSGE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金融政策分析，但在低碳消费政策领域还未得到应用，我们首次将DSGE模型应用于低碳消费领域研究，为低碳消费政策优化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应用难点在于市场类型的筛选及主体行为方程的刻画，DSGE模型在财税货币政策分析上一直沿用商品、劳动、货币三市场的分析传统，由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本书采用对商品市场细分的方法，同时通过假设将货币市场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建立低碳商品市场、一般商品市场、劳动市场的分析模式，以此为基础重新刻画各主体的行为方程。
本书在“建立低碳消费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DSGE方法应用移植”两方面做了尝试性探索工作，但可借鉴的经验有限，存在的不足之处有待完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针对低碳消费政策的经济学分析框架还需继续完善，建立分析框架的逻辑基础是假设低碳商品与一般商品是完全替代的。这个假设条件会随着技术水平、产品设计能力以及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而失效，这就需要重新审视低碳消费市场效率问题、政策工具设计机制问题等。
其二，在DSGE模型动态方程参数的校准和估计过程中，由于我国“节能惠民”政策实施仅4年的时间，补贴返款的时间频率不规范，数据难以获得，又难以加大数据时间频度，因此，本书更多采用的是校准法，这对参数的精准性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