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抱朴子·外篇》“逆向”的人物风尚批评观
杨康[1]
摘要：葛洪的《抱朴子·外篇》涉及政治批评、人物批评、风俗批评和文学批评等诸多内容，其中的人物批评和风俗批评明显呈现出“逆向”于六朝主流思想的特征。六朝主流的人物批评观，重视人物的个性、情感和精神气质，其时的社会风尚也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显著特征，但是，葛洪却以人物的社会影响及价值作为衡量准的，并以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评判当时的各种社会风尚，在“逆向”批评中彰显出“崇真”“尚实”的批评态度和独立的批评精神。对《抱朴子·外篇》思想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六朝的思想面貌和发展轨迹，同时也可以发现其融社会和人生于创作的中国文艺思想特征。
关键词：《抱朴子·外篇》 人物批评 社会风尚批评
Abstract：Ge Hong’s Bao Puzi involves criticism in politics，characters，social customs，literature and so on. Among them，character criticism and genre criticism demonstrate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 dominating thoughts of the Six Dynasties. Character critism in the Six Dynasties lay empha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emotion and ethos，the then social fashion was also known for its “transcending the moral doctrine and placing trust in the nature”. However，Ge Hong gouges the charactes by their social influence and value；evaluates the various social fashion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 standards，manifasting his independent critical attitude of “Chong Zhen” and “Shang Shi”.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thoughts of “Outer Chapter” of Bao Puzi can be helpful in learning more deeply the ideological features and developing trajectory of the Six Dynasties，as well as in discov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s that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society and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Outer Chapter” of Bao Puzi character criticism social fashion criticism
《抱朴子·外篇》（以下简称为《外篇》）是两晋士人葛洪针对乱世纷争而著述的一部子书，相对于其阐释神仙道教理论的《抱朴子·内篇》（以下简称为《内篇》）来说，《外篇》涉及政治批评、人物批评、风俗批评和文学批评等诸多内容。面对社会动荡时期出现的种种乱象，葛洪的人物批评和风俗批评明显呈现出“逆向”于六朝主流思想的特征。六朝主流的人物批评观，重视人物的个性、情感和精神气质，彰显的是对个体生命和个人情感的崇尚以及对自由意志的张扬，后世对六朝风尚的推崇也多基于此。六朝的社会风尚，在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影响下，以“任诞”为显著特征，冲破传统礼教束缚的人们愈加放纵不羁。面对这样的主流思想观，葛洪在《外篇》中吐奇拨乱，其“逆向”批评观念以人物的社会影响及价值作为衡量准的，并以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评判当时的各种社会风尚，在“逆向”批评中彰显出“崇真”“尚实”的批评态度和独立的批评精神。葛洪的《外篇》作为两晋子书的代表，对其思想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六朝的思想面貌和发展轨迹，同时也彰显出其融社会和人生于创作的中国文艺思想特征。
一 基于社会影响的人物批评观
——以对郭泰的批评为例
郭泰，字林宗，博通群书，擅长说词，善于鉴识、品评人物。郭泰的人物批评，与汉代“清议”密切相关。清议原本是一种选用官员的依据，主要是对士人的品德和才干予以评价，但在当时，清议的主要内容还是侧重于对人物品德的评价。因此，为了能够获得晋升仕途所需的名声，它就成了关乎士人命运的一件大事。东汉末年桓灵之后，由于宦官把持朝政，士人经由清议进身仕途受到了阻碍，为了扼制宦官及其党羽的任人唯亲的状况，清议逐渐转变成为“党人之议”。《后汉书·党锢列传》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2]虽然在党锢之祸后“清议”不复盛况，但其影响却绵延不绝。在这股“清议”之风中，郭泰是最受人推崇的精神领袖，他通过交游等一系列活动参与当时的斗争，成为京师三万多太学生的领袖。他也因没有和朝廷发生正面冲突和崇高的社会声望而幸免于难。对于这样一位名士，《世说新语》给予了高度肯定：“郭泰秀立高峙，澹然渊停。九州之士，悉凛凛宗仰，以为覆盖。”不仅如此，与郭泰同时期的名士也多对其予以肯定，符融评曰：“高雅奇伟，达见清理，行不苟合，言不夸毗，此异士也。”范滂评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李膺评曰：“吾见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聪识通朗，高雅密博，今之华夏，鲜见其俦。”范晔在《后汉书》中评曰：“林宗怀宝，识深甄藻。明发周流，永言时道。”
但是，从历史上看，对于郭泰的评价也存在不同的声音。葛洪认为，虽然郭泰作为当时众人拥护的人物，在人物品评方面具有很高的声望，却对当时浮华交游、虚伪矫饰的社会风尚有推波助澜之影响。他在《外篇·正郭》中写道：
林宗拔萃翘特，鉴识朗彻。方之常人所议，固多引之上及，实复未足也。
此人有机辩风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为之羽翼，延其声誉于四方。故能挟之见准慕于乱世，而为遇听不核实者所摧策。及其片言所褒，则重于千金；游步所经，则贤愚波荡。谓龙凤之集，奇瑞之出也。吐声则余音见法，移足则遗迹见拟，可谓善击建鼓而当揭日月者耳，非真隐也。……案林宗之言，其知汉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辩审矣。……林宗才非应期，器不绝伦，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入不能弹毫属笔，祖述六艺。行自炫耀，亦既过差，收名赫赫，受饶颇多。然卒进无补于治乱，退无迹于竹帛。观倾视汨，冰泮草靡，未有异庸人也。
无故沉浮于波涛之间，倒屣于埃尘之中，遨集京邑，交关贵游，轮刷荚弊，匪遑启处，遂使声誉翕习，秦胡景附。巷结朱轮之轨，堂列赤绂之客，轺车盈街，载奏连车。诚为游侠之徒，未合逸隐之科也。[3]
葛洪对于郭泰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士人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价值出发，认为郭泰的人物品鉴并未起到安上治民、移风易俗的社会功用，反而助长了当时的求名结党之风。郭泰作为当时的士人领袖，应该发挥自身的才能和优势，对于世事和百姓更应有所助益。但其所倡领的人物品鉴非但没有达成此社会效果，反而更加有混乱世风的负面影响，虽有识鉴之才，却没有举荐之功。二是从郭泰本身的行为来看，葛洪认为他并非一个真正的隐士，有“名实不符”的一面。他虽然没有进入朝堂，却“遨集京邑，交关贵游”，这显然不是隐士所为，更像是“游侠之徒”。郭泰的行为和言论是充满矛盾的，其“精神内虚，不胜烦躁，言行相伐，口称静退，心希荣利”，他虽然口称隐士，其实是为了避乱，而他的人物品评也被认为是招揽自身声誉的一种手段。郭泰本人虽然没有在朝堂之上，却与当时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其所作所为对当时的政局有很大影响。这种言语与行为后果的不一，也体现了其“不实”的一面。葛洪对于郭泰所做的评论，并非个例。在《外篇》中，葛洪也引用了前人的评论。三国时期吴国人诸葛元逊评价说：“林宗隐不修遁，出不益时，实欲扬名养誉而已。”殷伯绪认为郭泰的行为无助于济世助民：“林宗周旋，清谈闾阎，无救于世道之陵迟，无解于天民之憔悴也。”周恭远认为：“林宗既不能荐有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通逃不仕也，则方之巢、许；废职待客者，则比之周公；养徒避役者，则拟之仲尼；弃亲依豪者，则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实，而大乱滋甚也。”[4]这三人的观点也代表了葛洪对于郭泰的看法，他意识到了郭泰在发现人才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众人过度追求虚名、结党成派，却难以有助政教之功，贻害后世。
《外篇》中对于郭泰的批评，突出体现了葛洪“逆向”的人物批评观，即他的人物批评注重从外在的社会影响来评判个体的社会价值，同时，葛洪的这一批评观也体现出魏晋以来“名实之辨”思潮的影响。魏晋的人物批评与当时政治上要求选贤任能密切相关，魏晋士人对汉代取士重名的弊端进行了反思，相比于汉代人物察举最终导致的虚伪矫饰的求名之风，他们更注重人物声名背后的实际的才能和价值，葛洪的人物批评也体现了这种“求实”“崇真”的批评理路。
二 反对虚伪矫饰的社会风尚批评
伴随着汉末士人对于自身名声的追求，社会上充斥着各种为了求得声誉而进行的“交游”活动，并且这种浮华交游之风也一直延续到了后世，葛洪深感浮华交游之风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在《外篇》中多次抨击此风：“或推货贿以龙跃，或阶党援以凤起。风成化习，大道渐芜，后生昧然，儒训遂堙。将为立身，非财莫可。”[5]葛洪用犀利的笔触将这些士人在追名逐利时的卑劣猥琐的丑态描绘得呼之欲出：“星言宵征，守其门庭，翕然谄笑，卑辞悦色，提壶执贽，时行索媚，勤苦积久，犹见嫌拒，乃行因托长者以构合之。其见受也，则踊悦过于幽系之遇赦；其不合也，则懊悴剧于丧病之逮己也。”[6]对于那些积极奔走而官位显赫的人，葛洪耻于为伍，也显示出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精神。
同时，葛洪用批判之笔将其中那些名不副实、表面光鲜却胸无点墨的士人的庸劣本质点出：“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盛务唯在樗蒱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口不逾绮襦纨绔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7]他们不懂何为老庄自然之道，却把它当作自己放荡任诞的理由，这些通过交游获取官爵晋升的人不过是一群势利之徒，本身并没有实际的才干和良好的品德。不仅如此，依靠自身官宦家世得到提升的人，更是一群浅薄无礼之人：“率冠盖之后，势援之门，素颇力行善事，以窃虚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8]他们凭借自身的家族优势获取官位声名，此后便露出了粗俗的本性。
不仅葛洪对当时的浮华交游、虚伪矫饰之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葛洪时代相近的有识之士也对此多有同样的评论。是时，有朱穆的《崇厚论》批评当时清议名不副实之风：“然而时俗或异，风化不敦，而尚相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称乎！凡此之类，岂徒乖为君子之首道，将有危身累家之祸焉。……务进者趋前而不顾后，荣贵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赈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厄而不存。……故时敦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何则？先进者既往而不反，后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9]朱穆直刺贤贞之士不存而小人得道的现状，痛感当时党同伐异、趋名逐利的交游之风，慨叹“虚华盛而忠信微”。《后汉书·文苑列传》中记载了刘梁的《破群论》，他也批评当时的势利交游之风：“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著《破群论》。时之览者以为：‘仲尼作《春秋》，乱臣知惧。今此论之作，俗士岂不愧心！’”[10]此外，《后汉书·文苑列传》也记载了侯瑾作《矫世论》：“侯瑾……作《矫世论》以讥切当时，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11]汉末诸子之一的王符在《潜夫论·交际》中云：“夫与富贵交者，上有称举之用，下有货财之益。与贫贱交者，大有赈贷之费，小有假借之损。”[12]因利相交，德行之人因贫贱受到贬损，反过来使攀附富贵的浮华之风愈甚。人们之间的交往不再追求志同道合，而是成为追名逐利的手段。
这股交游之风在汉末发展到了极致，从上至下无不为了利益而迎来送往，徐干《中论·遣交》曰：“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商以得人。……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求志属托，规图仕进，然掷目指掌，高谈大语，若此之类，言之犹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13]
造成浮华交游之风盛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朝廷选士只重虚名而不求实察，《中论·谴交》曰：“取士不由于乡党，考行不本于阀阅，多助者为贤才，寡助者为不肖，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民见其如此者，知富贵可以从众为也，知名誉可以虚哗获也。乃离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艺，不治德行，讲偶时之说，结比周之党，汲汲皇皇，无日以处，更相叹扬，迭为表里，梼杌生华，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也。”[14]在朝廷察举制度的弊端下，人们看到国家取士不是看重真实的品行和才能，而是在于获得的赞誉，于是士人为了求取功名而四方交游，不修德行道艺，虚伪矫饰、沽名钓誉者不可胜数。
从汉末至两晋这一时期士人对这一浮华风尚的批评也可以看出，“求真”“尚实”成为支撑社会风尚批判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内核，“名实之辨”的思想发展轨迹也体现于其中，同时也可见传统儒家思想并未随着汉代大一统的消失而完全丧失其统治力，其对士人仍旧有着潜移默化的强大影响，虽然式微，却从未中断。
三 对“放诞”之风的异议
汉末魏晋之际，名士的荒诞不经之风逐渐盛行。从汉末的戴良至正始名士，他们的行为完全脱离于礼教的法则，并逐渐引起了世人的仿效，进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放诞”之风。“放诞”之风在《世说新语》中，是从其彰显士人精神人格的一面予以肯定的，对于这种精神的肯定，也体现了六朝以来个体意识的觉醒。《世说新语·德行》第二十三条注引王隐《晋书》：“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15]对于阮籍的这种行为，《世说新语》并没有予以否定，还将其放在了《德行篇》中，可见其褒奖的态度。
不过西晋以来，在骄奢淫逸风气中成长起来的元康名士虽然以阮籍的继承者自居，但他们将何晏、王弼的思想改造成宣传、宣扬虚无主义的贵无论，对社会秩序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勤于职守者被称为俗吏，不理政务者被誉为高雅，一些极端分子酗酒空谈，甚至当众裸体以示通达。对此，裴頠著《崇有论》予以回击：“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但被群起攻之，淹没在“贵无”的声浪中。
对于这股放诞的风气，葛洪也犀利地予以抨击。他将世人的放诞与阮籍、戴良等人的行为进行了对比，揭露出世人的浅薄粗鄙之处。《外篇·刺骄》云：“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林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16]世人没有戴、阮二人的才学，却盲目跟从，行为更像未经教化的外族人。即便是戴、阮二人，葛洪对其放诞行为也不是全然赞同：“夫以戴阮之才学，犹以踸踔自病，得失财不相补。向使二生敬蹈检括，恂恂以接物，兢兢以御用，其至到何适但尔哉。”[17]葛洪从重视生命的角度出发，认为其二人若能克制自己的行为，也不至于招致灾祸。这种想法，虽然看起来失掉了“舍生取义”的原则，却反映出在动乱时代中人们对于生命的珍视。葛洪并不是苟且存世之人，他对于传统儒家德行的高扬也能反映这一点。葛洪的批判意识，圆融了“贵生”和“重德”，个体价值和大义的彰显并不一定需要以生命为代价，通过守正自节也完全可以达到，《外篇·刺骄》云：“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无党于俗，扬清波以激浊流，执劲矢以厉群枉，不过当不见容与不得富贵耳。天爵苟存于吾体者，以此独立不达，亦何苦何恨乎。而便当伐本瓦合，铺糟握泥，剿足适履，毁方入圆，不亦剧乎？”[18]
此外，魏晋名士的风流态度之一便是嗜酒成性。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名士在酒中寻求精神的解脱，以逃避对现实的失望。在《世说新语》中，对酒的热爱成为彰显名士风范的举动。《世说新语·任诞》中有阮籍为了喝酒求步兵校尉一职的记载：“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刘孝标注引《文士传》：“籍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晋文帝亲爱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籍常从容曰：‘平生曾游东平，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说，从其意。籍便骑驴径到郡，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清宁。十余日，便复骑驴去。后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为校尉。于是入府舍，与刘伶酣饮。”[19]另一位以嗜酒闻名的名士刘伶，比起阮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世说新语·任诞》云：“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20]刘伶以天地为庐，可见其豪放之情。他还曾经作《酒德颂》，文中虚构“大人先生”和“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两组人物，表达了刘伶蔑视礼法、纵情任性、睥睨万物、不受羁绊的洒脱之意：“有大人先生者……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攮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恍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21]
对于当时名士以“纵酒放达”自诩，《世说新语·任诞》还记载了王恭对此的评价：“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22]世俗之人仿效名士的风流，只得其行为的皮毛而丢失了其反抗虚伪礼教的内在精神。葛洪对于放诞、酗酒之风的批判，着眼点就在于此。葛洪在《外篇·酒诫》中严厉地批判了世人饮酒之堕落。文中描写了世人醉酒之后的各种丑态：“于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乱……或争辞尚胜，或哑哑鸟格切笑声独笑，或无对而谈，或呕吐几筵，或值蹙居月切良倡，或冠脱带解。”[23]这段描写淋漓尽致，即便是放到现在来形容醉酒之人也同样适用。饮酒不仅使自己丑态百出，还会连累无辜他人：“或肆忿于器物，或酗蒏于妻子；加枉酷于臣仆，用剡锋乎六畜，炽火烈于室庐，掊宝玩于渊流，迁威怒于踞人，加暴害于士友。”[24]葛洪之所以反对酗酒，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酗酒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会危及国家：“夫使彼夏桀、殷纣、信陵、汉惠荒流于亡国之淫声，沉溺于倾城之乱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势，所以致极情之失，忘修饰之术者也。”[25]
东晋时期，对于西晋玄学思想带来的任诞之风进行反思的大有人在。王坦之是东晋门阀世族的代表人物，崇尚儒教，针对当时放荡享乐的风气，他特意作《废庄论》：“……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庄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鲁酒薄而邯郸围，庄生作而风俗颓。礼与浮云俱征，伪与利荡并肆，人以克己为耻，士以无措为通，时无履德之誉，俗有蹈义之愆。骤语赏罚不可以造次，屡称无为不可与适变。虽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26]王坦之看到了天下之人中，真正能达到庄子之境界的人实属少数，庄子所崇尚的“自然”之道对社会造成的弊其实是大于利的，因此虽然可以提倡，但不适用于天下人。此外，在玄学士人中也未曾放弃对儒学的继承。孙放出身东晋有名的玄学家族，但他却推崇孔子，《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了孙放的逸事：“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答曰：‘字齐庄。’亮曰：‘欲何齐？’曰：‘齐庄周。’庚亮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27]在孙放看来，孔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对玄学士人的影响。应詹针对元康以来的放达之风，也提倡重振儒教以应对，《晋书·应詹传》载：“魏正始之间，蔚为文林。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材，纳之轨物也。”[28]
干宝在《晋纪·总论》中也有对玄风的反思：“加以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长虞数直笔而不能纠。其妇女庄栉织纴，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29]干宝对虚浮、放浊的世风和为人择官、为身择利的官场腐败以及懒散放荡的世俗等社会乱象有着较为全面的总结，认为玄风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西晋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东晋建立之初，不乏这种总结亡国经验的反思，以干宝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尤为体现了这种反思倾向，并在东晋时期一直持续。
戴逵就士人的放达之风专门作《放达为非道论》。《晋书·戴逵传》记载：“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且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情礼俱亏，则仰咏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30]戴逵对魏晋以来的士风进行了冷静的梳理，对于追逐虚名、舍本求末之人和那些仅从行为上模仿放达之人，他都是予以批判的。戴逵在此特意说明，以道家思想为旗号做着反对名教之事，应以“笃实”为本，而不应为自我的放纵行为寻找借口，对于“自驱以物，自诳以伪，外眩嚣华，内丧道实，以矜尚夺其真主，以尘垢翳其天正”这些虚伪矫饰的行为，是应该摒弃的。
四 不重容貌的人物审美观
汉末与社会政治有着密切渊源的人物品鉴，到了魏晋转而成为一种审美活动。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世家大族牢牢掌控了国家权力，人物选取实际上也在他们的操控之中，人物品藻的政治功能也就随之消失，逐渐转向了对人物的个性、智慧、精神风度等方面的品鉴，带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色彩。从人们的心理来说，形貌美和精神美是联系在一起的。个体的才情、精神等固然为当时人物品鉴的重心，但这些内在的真我仍要通过外在的辞采容貌才能显现，所以，通过人的外貌声色来窥悟其内在的才性神情，便成为魏晋时期人物美品鉴的一种风尚。魏晋人物品藻的代表作品《世说新语》中就专有《容止篇》，记载了各种相貌美好的士人的风流韵事，有很多形容名士貌美的人物品评，如形容王衍“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形容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形容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等，反映了时人对于风貌俊美人士的推崇。当时的风流名士如王弼、何晏、嵇康、王衍、潘岳、夏侯湛等也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世人对其进行赏誉，容貌出众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对于这种崇尚外貌的风尚，葛洪则有着自己的态度，《外篇·行品》曰：“士有颜貌修丽，风表闲雅，望之溢目，接之适意，威仪如龙虎，盘旋成规矩。然心蔽神否，才无所堪，心中所有，尽附皮肤。”[31]葛洪从注重人物内在的品性才能出发，对这种专注形貌之美的行为提出了逆向的批评。没有内在的才性作为支撑，是难以拥有外在的容貌之美的。
当时的服装潮流也是变化多端，《外篇·自叙》曰：“俗之服用，俄而屡改，或忽广领而大带，或身促而修袖，或长裾曳地，或短不蔽脚。”[32]针对这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紧一会儿宽的服装潮流，守常而不随世变的葛洪则认为这并不是值得追逐的风尚，《外篇·讥惑》曰：“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仿效。”[33]葛洪认为，对于服饰潮流的追逐不过是好事者盲目肤浅的随流之举，只有那些哗众取宠之士才会随时在意这些琐碎的流行转向。这种与社会风尚保持向左的态度，说明他一直保持着较为客观、冷静的头脑，不盲目，不从俗，这种独立的风格也成为葛洪批评的一贯特征。
五 结语
葛洪《外篇》中的人物批评，一方面注重从人物的社会价值、社会影响出发，强调个体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注重辨名析实，其不仅仅对人物的名声做出判断，更深入人物本身的行为及社会影响来看其是否名实相符，所采用的是“名实相一”“辨名析理”的方法，这也是魏晋时期社会思潮所依凭的主要方法。汉魏之际，鉴别人物作为一项时代命题被摆到了人们面前，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了深刻揭露现实政治中存在的“人职不符”及选用人才时重名而不重实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名理者必效于实”的主张，提出由外在的差异来推知其体内才性之不同，作为考察社会政治和各级官吏以及鉴识人物的重要方法。这种人物鉴别思想也反映出魏晋思潮中的“崇真求实”的批评态度，成为这股“逆向”批评的内在精神支撑。而葛洪的社会风尚批评，不乏有识之士与其持有相同的观点，更是体现出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在魏晋时期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六朝时期儒家思想虽然式微却依然具有韧性的存在。
葛洪的批评基于对社会敏锐客观的洞察，虽然“吐奇”，却并非为了立异，而是为了“拨乱”；虽然逆潮流而动，却体现出可贵的独立的批评精神意识。葛洪的批评，始终与社会、与人生有着密切关系，这也使其著书立言的创作形成了为社会和为文艺的统一，显示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融社会于人生的这一传统特征。
[1] 杨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培养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文学博士，讲师，编辑。
[2]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第2185～2186页。
[3]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中华书局，1991，第452～464页。
[4]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第472～473页。
[5]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第82页。
[6]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第422页。
[7]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第601页。
[8]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第613页。
[9] 《后汉书》，第1465～1466页。
[10] 《后汉书》，第2635页。
[11] 《后汉书》，第2649页。
[12] （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证》，中华书局，2014，第437页。
[13] 孙启治：《中论解诂》，中华书局，2014，第231页。
[14] 孙启治：《中论解诂》，第231页。
[15]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中华书局，2007，第29页。
[16]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第29页。
[17]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第31页。
[18]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第41页。
[19]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下），第858页。
[20]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下），第858页。
[21] 《晋书》，中华书局，1974，第1376页。
[22]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下），第897页。
[23]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第572页。
[24]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第575页。
[25]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第586页。
[26] 《晋书》，第1966页。
[27]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第130页。
[28] 《晋书》，第1858页。
[29] 《晋书》，第135～136页。
[30] 《晋书》，第2457页。
[31]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第548页。
[32]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第663页。
[33]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