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东北亚国际体系变革与区域合作发展前景
从各国间经济互补性和区域生产网络发展情况来看，东北亚地区具有推进经济一体化的良好现实基础和巨大发展潜力，然而这种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关于制约东北亚区域合作深入发展的主要因素，学术界已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普遍认为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矛盾、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问题突出、域外因素的干扰、各国间经济发展差距巨大和弱势产业开放面临的现实困难等，都是造成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展滞后的突出问题。[15]国家间经济发展差距和弱势产业保护问题，并不能成为制约区域合作深入发展的根本性因素。近年来，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建立的自由贸易区越来越多，区域合作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包容性越来越强。因此，制约东北亚区域合作深入发展的最根本因素是该地区的国际秩序与政治安全局势。东北亚地区是全球范围内政治安全矛盾最复杂多变的地区之一。冷战时期，东北亚地区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前沿地带。冷战体制终结后，东北亚地区政治安全局势曾经历了一段相对趋于平静的时期，区域内各国间关系总体呈现改善态势。进入21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的许多历史矛盾和分歧日趋突出，新的政治安全问题也不断显现，东北亚国际政治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化。
（一）东北亚政治局势与区域合作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任何一个地区政治安全局势与经济都不可能处于相互隔绝状态。东北亚国际体系变革和安全局势演变与区域经济合作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互馈关系。因此，思考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方向，必须充分考虑国际体系变革与国际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关于东北亚政治安全局势与经济合作关系的讨论，“亚洲悖论”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术语。“亚洲悖论”主要是指东北亚地区存在的政治安全问题与经济合作相分离的现象，即尽管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已经高度发展，许多国家之间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但是却没有建立起政治安全互信，致使该地区政治安全形势非常严峻。有的学者将“亚洲悖论”进一步引申，甚至认为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越发展，其政治安全问题越突出。我们认为这种观察并不客观，东北亚地区政治安全局势与经济合作的互馈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1.东北亚国际政治局势对区域合作的影响
地区国际政治局势必然会对区域经济合作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制度性的经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政治过程。东北亚地区各国间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冷战结束后地区形势出现前所未有的缓和。如果没有冷战体系的终结，东北亚地区将仍是两极对抗的前沿地带，区域内各国间的经贸关系就不可能获得快速发展。进一步讲，如果冷战体系终结后美日、美韩同盟也随之解体，同时各国之间也不存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矛盾，那么东北亚区域合作可能会远远超过现有的发展水平。
政治安全问题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并非一个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政经分离”也是正常状态。正如巴里·布赞等所指出的那样，“离开经济和社会维度，就难以理解国际体系的军事—政治维度”，因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强烈倾向，它不仅在范围上比军事—政治体系更广，而且当国际体系达到地理意义上的闭合时，经济体系也比政治—经济体系更强”。[16]中日关系和中韩关系都经历过“政冷经热”的局面，即政治关系的严重恶化并没有立刻导致经济关系倒退。
当然，“政经分离”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东北亚地区政治安全问题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抑制性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一问题首先表现为制度性区域合作一直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长期以来，关于如何推进东北亚制度性区域合作的讨论非常多，但是大部分方案设想都没有真正引起地区各国政府的充分重视，甚至没有纳入政府层面的磋商议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展一直非常缓慢，截至目前已经进行十六轮谈判，但在各领域谈判都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各方对市场开放安排意见差异过大的经济性原因，也有很多政治性因素的干扰。例如，2013年中日钓鱼岛争端爆发后，双方政治交流陷入停顿，国家领导人互访和会晤中断，很多领域的合作磋商都陷入困境。其后，“萨德”入韩也导致中韩关系严重倒退，中、韩两国领导人互访和会晤也出现中断。在上述背景下，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机制曾出现中断现象，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因此陷入止步不前的境地。
当然，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迟迟无法完成也受到区域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美国一直反对东亚地区建立将其排除在外的区域组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有关建立东亚区域合作组织的倡议就因遭到美国反对无果而终。尽管美国政府并未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公开发表意见，但其对中、日、韩经济合作加深而影响同盟关系向心力的担心是不言而喻的。在日本政府出台的区域合作（EPA/FTA）战略中，从来没有将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作为优先内容，并且从来没有提及要推动与中国开展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另外，在地区政治安全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会上升，这对政府推动与自身存在政治安全矛盾国家的经济合作构成巨大压力，并且直接成为相互间加强合作的社会障碍。例如，韩国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允许“萨德”入韩后，中国民众对韩国的反感情绪空前高涨，出现了大量自发抵制韩国产品、韩国企业的行动，赴韩国旅游人数大幅度降低，风靡一时的韩国文化热也随之戛然而止。受此影响，中韩双边经贸关系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双边贸易、投资增速都出现了明显放缓。
次区域合作开发问题也是受地区政治安全影响非常大的一个领域。图们江地区合作开发项目曾引起东北亚各国的广泛关注，但由于受地区局势不稳定影响而举步维艰，日本一直没有正式参与。在图们江地区合作开发项目转型升级为“大图们倡议”合作机制后，这样的局面并未出现根本好转。2009年，朝鲜以联合国对其制裁为由退出了该项目。近年来，各方一直希望将“大图们倡议”合作机制正式转变为东北亚次区域开发组织，使其发展成为具有国际法实体地位的政府间组织机构，然而相关协商并未取得积极进展。东北亚地区政治安全问题是影响其转型的重要原因。因此，并不像“亚洲悖论”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东北亚地区政治安全问题没有对区域经济合作产生影响，实际上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严重影响区域合作潜力的发挥。
2.经济合作对东北亚政治安全局势的影响
总体看来，经济合作对地区政治安全局势的影响一般是间接的和滞后的。“亚洲悖论”实质上是对东北亚地区政治安全与经济合作两者之间发展程度不一致的一种困惑，但实际上这种不一致是非常正常的。吉尔斯和弗兰克（Gills and Frank）曾对这种“经济与政治非一致性”（The Economy-polity Contradiction）进行分析，认为“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一体化总是比世界政治的相互联系与一体化更为强烈和广泛，而后者往往更倾向于碎片化和领土边界化”。[17]由此看来，“经济与政治非一致性”并非是东北亚地区独有的现象，可能只是东北亚地区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经贸关系密切和经济相互高度依赖国家之间的政治安全问题为什么不能在经济合作中不断得到化解呢？其主要原因是对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利益并非最重要的利益，各国都不肯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领土、主权等方面的利益。按照现代国际政治理论分析，国际体系结构性权力主要有四个来源，分别为“对安全的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贷的控制以及对知识、信仰和思想的控制”。[18]也就是说，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这四种结构是最基本、最基础性的结构，并且决定着贸易、援助、能源等“次要权力结构”[19]。这也意味着，不能过高估计国家间高度发展的经贸关系对其他方面矛盾的化解作用，因为涉及根本权力结构方面的矛盾是无法用经贸关系这种相对次要权力来化解的。另外，如果有关国家之间经济呈现严重的不平衡发展，有的国家经济实力快速上升，综合国力也不断提升，而与其存在政治安全矛盾的经贸伙伴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则呈现相对下降态势，那么这样的国家之间就可能会陷入严重的矛盾和对立之中。戴尔·考普兰（Dale Copeland）的研究已经表明，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一些国家走向战争的可能性不取决于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而取决于它们对未来贸易关系的预期。[20]因此，如果经济问题成为两个国家严重矛盾和对抗的根源，绝不是由于他们之间存在密切的经贸关系，而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以及对这种不平衡性带来后果的恐惧。
承认经贸关系对国家间关系的非决定性影响，并不意味可以完全否定其对促进国家间关系健康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欧盟和东盟的发展历程都表明，政治安全合作和社会文化合作都是需要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随着经济合作的不断加深和统一市场建设的深入推进，各方才有更大的积极性提升合作层次和水平，并将合作提升到社会文化及政治领域。东北亚区域合作还没有发展到这一阶段，甚至经济合作的发展也基本上是功能性合作，即主要是基于市场力量而展开的贸易投资活动。
尽管如此，东北亚区域各国间经贸关系的发展，还是在抑制一些国家之间矛盾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北亚许多国家之间虽然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甚至有些矛盾不时激化，但是总也斗而不破、吵而不战，主要是因为相互间在经济上存在高度的依赖关系，任何国家都难以承受因为经贸关系严重受损或中断对自身造成的巨大冲击。另外，这样的国家之间的政治安全矛盾往往可以通过经济领域的制裁威慑来控制，如果没有这种威慑手段，直接动用武力威慑来进行，将导致政治安全矛盾持续上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安全矛盾通过经济制裁威慑手段来解决，实际上经济合作就已经发挥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功能。经济领域的竞争和相互制裁威胁尽管不是一种积极现象，但其影响和后果远好于军事竞争和威胁。
（二）东北亚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
有的学者将东北亚地区存在的各种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矛盾称为东北亚安全困局的“病灶”。[21]问题是这些“病灶”中的大部分一直长期存在，但为什么近年来东北亚政治安全困境日益严峻化，并使得冷战结束后逐步趋向缓和的地区局势走向开始出现逆转？总体看来，对各种地区矛盾走向起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地区国际政治格局或国际体系，即东北亚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不仅会激发原有的被抑制的地区矛盾，而且会衍生出新的复杂矛盾。因此，分析东北亚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走向，首先需要把握东北亚国际体系的演变趋势。根据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界定，国际体系就是由各种国际行为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形成的有机统一整体。这种相互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为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冲突、竞争、合作和依存。
1.冷战体制终结后东北亚国家战略再选择
在冷战体制下，东北亚是两极对抗的前沿地带，并形成了南北三角对抗和势力平衡格局。冷战体制终结使得各国相对灵活地进行战略选择成为可能，东北亚地区主义也获得了不断孕育和成长的机遇。朝鲜半岛“北三角”（中朝俄）体制解体，使得大国的“交叉承认”成为可能，朝鲜半岛问题“地区化”的趋势日渐加强。以俄韩、中韩建交以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为契机，东北亚国际体系的转型迈出了第一步。与此同时，东北亚国际体系再塑造仍未摆脱“冷战阴影”。以美国为首的“南三角”体制继续坚持“冷战思维”，并逐步向“地区同盟”体制进行功能转换。1995～2005年，美日、美韩同盟以“安保再定义”和“重塑同盟”的名义进行延续和强化。可见，尽管冷战体制已经终结，但东北亚地区并未完全消除冷战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体制在政治安全领域仍然保持冷战时期的基本形态。
无论如何，冷战体制的终结还是大大缓和了东北亚地区局势，东北亚主要大国对政治安全威胁的担忧情绪开始缓解，对区域合作的态度也越发积极，并推动东北亚国际体系开始逐步向“政经分离”转变。尽管许多国家之间的历史与现实矛盾并未彻底解决，但各国总体上采取搁置争议和管控矛盾激化的政策，创造条件发展各领域的经济合作，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对话改善双边关系。东北亚国际体系的“政经分离”特征，既是冷战体制终结的积极结果，同时也是冷战体制没有得到彻底根除的消极影响。
冷战体制终结不仅使东北亚地区大国获得了国家战略再选择的空间，而且使得蒙古国、朝鲜有必要重新定义其国家战略。例如，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传统同盟关系的终结，蒙古国既产生了获取更多国家支持和援助的迫切需要，同时也获得了制定自身国家战略的政策选择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国在继续发展对俄关系的同时，也采取措施不断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且大力发展“第三邻国”关系。
因此，冷战体制终结直接推动了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冷战体制遗留问题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种转型的方向和进程。截至目前，始于冷战体制终结的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仍没有结束，并且上述影响力量仍将持续发挥作用。
2.中国崛起与美国围堵的战略碰撞
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推进使中国已保持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差距也在不断缩小，目前中国GDP规模已经接近于美国的2/3。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经常被称为“中国奇迹”，甚至被称为“21世纪最伟大的传奇”。经济成功发展必然带来综合国力提升和国际地位提高，有人甚至以此宣扬中国世纪的来临，即认为“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22]。无论上述说法的目的为何，以及这种言论是否准确，但至少说明中国已经作为影响全球格局的重要力量展现于世界舞台，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影响东北亚国际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
中国崛起对东北亚国际体系变革的推动作用首先体现在重塑区域经济关系格局上。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日本、韩国在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都高度依赖美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大部分东亚国家越来越依赖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中国不断取代美国成为各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最大的贸易伙伴，甚至是一些国家最大的国外投资来源地。中国实力的增长直接冲击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长期保持的绝对优势地位，中俄合作的日渐深化也成为美国的战略忧虑，中、日、韩三国合作的稳步推进让美国感受到有将美国“排除在外”的风险，朝核六方会谈以及地区安全体系的摸索让美国加剧了联盟体系瓦解的担忧。这些问题也是近二十年来美国不断对中美关系进行战略定位调整的核心原因。
正是由于对中国崛起存在极强的“战略忧虑”，美国奥巴马政府出台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采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多种手段，旨在“对冲”中国的影响，并希望通过自身所主导构建的TPP等区域经济组织重建世界经济新规则。美国期望通过一系列战略措施将中国的影响力遏制在地区内并规范于西方体系，重新打造“21世纪的美国世纪”。特朗普上台后则有回归共和党的传统政策方式的倾向，将中俄视为战略威胁，对朝极限施压、挑起中美贸易战。这种做法更强调美国“单边行动”的战略效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使得各国对美战略要求做出让步。
美国至今仍是世界霸权国，其东北亚战略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和转变，都对该地区国际体系变革产生影响。长期以来，美国对东北亚地区的掌控主要通过以下战略手段来进行：一是通过同盟体系的强化，建立稳定的前沿存在，从而保持对该地区的整体优势；二是通过调控主要大国关系，例如美中、美俄关系，建立相对稳定的联系框架；三是通过热点和焦点问题，有选择地介入地区盟友和大国的纠纷和矛盾之中；四是通过总体调控亚太战略，改变其在东北亚的战略布局。上述战略手段有时被综合运用，有时则进行选择性运用，并且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在政策选择上也具有较大差异。
然而无论如何，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美之间的战略碰撞都不会终止，甚至可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不会因为美国的战略围堵而停止，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短期内也难以被撼动，中美之间既斗争又合作，既争吵又对话的复杂博弈关系将趋向常态化。中美的这种战略碰撞将持续成为进一步推动东北亚国际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
3.美日中俄等地区大国在东北亚的多元战略博弈
美、日、中、俄四国作为东北亚地区主要大国，既是全球战略博弈的国家行为者，更是东北亚体系变革的博弈参与方。除上述的中美战略碰撞外，日、俄两国的战略选择成为势力均衡的关键。日、俄都将东北亚地区视为自己权势获取的核心区，并且在战略选择上保持着一定的灵活性。美日同盟体制一直是日本安全战略的基轴，同时日本也对能否完全依赖美国保障自身安全持怀疑态度。所以，在东北亚国际体系的变革过程中，日本一直谋求逐步强化自身的自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逐步形成依靠联盟、自主努力和多面下注的综合性安全战略。即宣扬和利用所谓的朝鲜核武威胁，为改变安全战略提供合法依据；通过宣扬“中国威胁论”为修宪扩军提供政治和军事合理性支撑；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激化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矛盾和对立，进一步营造国民支持安保政策调整的内外环境。与此同时，日本在美中之间也一直保持较高的战略灵活性，并采取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两面下注做法。因此，日本的东北亚战略看似存在很大的矛盾性，一方面对东北亚地区国际局势不稳定存在一定程度的忧虑，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持东北亚地区适度的紧张态势。只有在这样的政治安全形势下，日本才能够逐步实施其所确定的综合安全战略。
俄罗斯的战略重心在欧洲，东北亚则是俄罗斯对美战略的一个重要支点，同时也是维护其全球大国地位的重要舞台。受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相对衰落的影响，俄罗斯已经无力全面参与和主导东北亚地区事务，其东北亚战略已经转变为在事关自身重大利益的领域进行选择性参与，并且在这些领域极力争取扮演“关键先生”的角色。即一方面希望推动东北亚地区国际形势缓和，为其远东开发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助中美战略碰撞和加强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以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一方面在解决朝核问题等严重地区矛盾上保持适度超然态度，避免使自己成为有关矛盾的一方而需要承担过多责任，另一方面也在巧妙地利用传统的政治军事联系，争取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保证自己在东北亚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关键大国地位。
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在东北亚地区中、美、日、俄之间的大国战略博弈仍将持续进行，并且这种战略博弈也将持续成为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和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总体看来，中、美、日、俄四个大国同时也是塑造东北亚国际体系的关键行为主体，各自的战略选择空间在不断扩大，战略自主性在不断提高，特别是美国的战略能力下降和战略意图变化将使各国获得更大的战略选择空间，而战略选择空间的扩大必将进一步强化各国相互间的战略制衡和相互牵制。
4.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战略选择
在大国战略博弈和制衡过程中，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战略选择空间也在扩大，并且可能成为引发地区局势变化和国际体系变革的最不确定性力量。近年来，朝核问题一直是影响东北亚地区局势和朝鲜半岛问题的最突出矛盾。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朝鲜进行核武开发和拥核，既是东北亚传统国际体系终结的产物，也对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朝鲜通常都是以“加强自卫能力”“应对美国核武威胁”阐释自己核武开发和拥核的合理性。考虑到冷战体制终结后“北三角”同盟关系随之结束，而“南三角”则继续保持同盟关系的现实情况，朝鲜的行为似乎就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因果关系方面的必然性。
从国际法角度看，朝鲜进行核武开发和拥核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同时也破坏了地区和平稳定，甚至还埋下了核污染在东北亚地区扩散的隐患。朝鲜的做法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了一系列制裁朝鲜的决议。各方单独或集体探索应对朝鲜核武开发和拥核的努力，也推动了东北亚国际体系的新调整。美国与日本、韩国的同盟关系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日本、韩国的防卫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自主空间因此被大大压缩。在探讨解决“朝核危机”的过程中，东北亚集体安全体制建构问题曾经被提上议程。无论是早期的“四方会谈”机制还是“六方会谈”机制，都反映了东北亚国家希望以集体磋商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等地区安全威胁的积极愿望。当然，由于美国和朝鲜双方对于解决朝核问题态度严重对立，“六方会谈”机制并未取得预期结果，将“六方会谈”机制化并以此构建东北亚地区集体安全机制的设想也没有成为现实。
在东北亚国家中，韩国是受国际政治安全困扰非常严重的国家之一。从国际势力方面看，韩国远不及中、美、日、俄四个大国，并且不能选择类似“朝鲜拥核”那样的极端手段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其对外政策选择严重受制于美国的态度。长期以来，韩国一直努力谋求实现政策自主选择并在东北亚区域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地缘身份重塑和四个大国势均力敌的局面出发，韩国尝试扮演了“均衡者”或“区域合作协调人”的角色，即同时与存在矛盾和分歧的双方保持友好关系，甚至提出相互间开展合作的议题倡议。韩国作为“均衡者”的做法一度获得较高认可，其同时与中、美、日、俄四个大国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然而，随着近年来中美战略碰撞加剧以及日韩关系恶化，韩国失去了扮演“平衡者”的角色选择空间，甚至在推动和协调美国与朝鲜解决朝核问题方面也表现得有心无力。
在未来的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和变革中，朝核问题及朝鲜半岛局势仍是一个重要影响力量。无论是选择彻底弃核，还是在不进行新的核试验的情况下拥核，或者重回发展核武器的老路，朝鲜的政策选择都将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影响各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
（三）东北亚国际体系变革的基本趋势
冷战体制结束以来的30年间，东北亚国际体系在上述动力推动下的变革趋势是明显的，但变革进程却极其曲折。尤其是新变数和偶然性因素不断增加，使得主要大国和地区国家间的体系塑造呈现诸多的反复过程。至今东北亚地区并未构建起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和变革仍在各国战略博弈中逐步深化，并且已经初步展现出一些趋势性特征。
1.地区多极化国际格局将进一步加强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力量对比不断深入调整，多极化国际格局逐步形成。国家间的力量对比不仅仅是经济实力，而是融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于一体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对比。这种大国力量对比变化首先表现在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迅速崛起。目前，美国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四个最重要的决定国家力量的领域仍居于全球首屈一指的地位，美国仍然拥有任何其他国家都无可匹敌的综合国力。[23]在经济领域，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在全球金融体系、多边贸易体系、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在军事领域，美国拥有世界最强的军事力量，其核力量、全球军事力量投送能力仍然具有绝对优势，其作为超级大国的重要影响力仍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在科技领域，美国在众多高新技术领域都位居世界前列，具有明显的创新优势；在国际政治领域，美国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和地区组织中的主导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动摇，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国际规则的制定；在文化领域，美国文化在全球依然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其拥有与各种硬实力一样突出的软实力。因此，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仍然没有发生重大的根本性的改变。[24]在充分肯定美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同时，还要看到其国家实力相对下降也是客观事实。从自身纵向比较来看，美国经济总量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初占世界总量的2/5左右下降至1/4左右，美元的世界基础货币地位在不断削弱，其财政收支状况不断恶化。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均使美国陷入难以自拔的战争泥潭，其动用军事力量解决国际纷争的能力和信心都不断降低。特别是美国不断退出曾由其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协定，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受损严重，同时也表明美国对世界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下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较长时期内，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还很难动摇，同时其国家实力继续相对衰落的势头也很难逆转。
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也是全面的和综合性的。在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科技实力、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文化等软实力都在快速增强。近年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水平和国防能力不断提高，特别是远洋巡航能力和远洋防御能力全面提升，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军事实力空前加强。近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战略布局，“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广泛支持和参与，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获得广泛认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已经成为维护全球及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中国未来的发展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但这种发展将不可阻挡，中美实力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还得益于世界其他大国和区域组织综合实力的增强，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尽管俄罗斯的实力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已经无法相提并论，但其仍然是国际政治舞台不可忽视的力量。近年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在很多国际及地区事务上相互沟通、相互支持，有效地制约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谋求全球及地区霸权的意图。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进一步东移和亚太地区在全球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俄罗斯将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强有力的措施实施“向东看”发展战略，进一步提高与东北亚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参与度。
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总体上存在追随美国的特征。但是随着美国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和国内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其对外政策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日本对美国的信任程度随之不断降低。特别是日美之间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双边经贸关系、区域经贸协定、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处理与第三国关系等国际事务上的分歧越来越多。受同盟关系协定及在安全上要高度依赖美国等现实问题制约，日本对美国的一些做法即使强烈不满也只能隐忍不发，但在具体的政策选择上，日本也不是完全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美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出的很多动议都没有获得日本支持。俄罗斯双面间谍在英国遭到毒害事件发生后，日本也没有追随美国出台对俄制裁措施。[25]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未来日本对外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总之，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力量正在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各国间的战略博弈和相互制衡将不断加强。
2.多重“两元秩序”将进一步强化
对于东亚或者东北亚“两元秩序”的界定，不同学者的理解有所不同。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东亚地区国家存在着“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倾向，即“在经济上注重中国之龙，在安全上则指望美国之鹰”，这种“两元秩序”下的“不同等级体系之间的互动将对地区长期特征的塑造产生影响”。[26]这种观点实质上认为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秩序和经济秩序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倾向，即存在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和一个由中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两元秩序”。上述对东北亚地区国际秩序或国际体系的概括当然是很片面的，其合理之处是看到了东亚地区安全秩序和经济秩序的非一致性。当然，东北亚地区的“两元秩序”结构是多方面的，并不仅限于政治与经济的非一致性。
第一，经济与安全非一致性的“两元秩序”。在东北亚地区只有朝鲜仍然没有全面融入区域及全球经济体系，其他各国均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中、日、韩、俄、蒙在贸易、投资、产业、能源等领域的依存关系不断加深。特别是中、日、韩三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分工协作的生产网络。尽管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以中国为主导，但是“中国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中国正在从以往的资金、技术的主要引进国向资金、技术市场的提供国转变。在经济领域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政治安全领域的矛盾和纷争并未减少，甚至呈现前文所述的不断复杂化的发展态势。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亚洲悖论”。[27]实际上这种现象在本质上仅仅是经济与政治安全不同步甚至不同向问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悖论”。政治安全领域的矛盾并非由经济关系的加深而引起，经济关系的发展也非由政治安全纷争而激发。还应该看到正是由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抑制了一些国家之间安全矛盾的破坏性，并使东北亚地区处于“亚稳定”状态。尽管美国是对东北亚地区政治秩序和国际体系影响最大的国家，但其作用并非单纯地维护地区安全和和平稳定，美国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行为才是地区安全困境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东北亚地区经济与安全非一致性的“两元秩序”将继续存在，甚至可能进一步强化。有关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战略博弈等将长期存在，与此同时，相互间的经贸关系发展也不可阻挡。
第二，行为主体层面的“两元秩序”。如前文所述，决定东北亚国际体系及其变革的关键力量是四个大国的战略选择与博弈，特别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战略碰撞和双边关系走向对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影响最具决定性。在充分认识主要大国战略行为对东北亚地区局势和国际体系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朝鲜、韩国以及蒙古国这些地区国家战略行为的影响，大国博弈为其提供的战略选择空间可能越来越大，其对地区国际体系重塑的影响可能也越来越大。从这种意义上讲，对国际行为主体“大”与“小”的传统评判方式可能对东北亚地区越来越不适用，当今的东北亚正显示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复杂态势。例如，朝鲜的“拥核”或“弃核”战略都对地区国际体系产生了重大冲击，甚至可以认为这种影响并不比美国发出“先发制人打击”威胁所产生的影响小。蒙古国实施的“多支点”战略、“第三邻国”外交以及谋求加入“北约”的努力，也对东北亚国际体系变革产生了远远超出其国力的影响。韩国谋求自主政策选择战略倾向也不可忽视，将来可能会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
第三，国际规则的“两元秩序”。从处理朝核问题、领土争端等重大区域安全问题方面看，尚不存在各国一致认可的基本规则。尽管地区各国一致反对朝鲜进行核武开发和拥核，但在如何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方面，各国态度迥异。美日坚持以极限施压迫使朝鲜让步，而中俄则主张对话协商、对等行动。韩国不同政党执政的政策主张差异较大，但总体上倾向于同意中俄的政策主张。另外，从东北亚国际体系变革方面来看，“破”与“立”一直都是一个相互演化的辩证发展过程。传统两极对抗体制的“破”使得各国相对灵活进行战略选择成为可能，但新体系和新秩序的“立”并没有完成，这也成为许多地区矛盾和纷争的根源。四个大国在地区的传统影响力和战略重点随传统体系的瓦解已“破”，但此消彼长的战略调整和战略碰撞并没有形成“立”，没有形成相对稳定和均衡的权力结构状态。从半岛内部朝韩的行为方面看，朝、韩、蒙三国的“非对称”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并且在一些领域打破了四个大国绝对的主导格局，但四个大国与朝、韩、蒙的新型关系形态并没有“立”起来。因此，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规则仍将长期在“破”与“立”两种行为模式摩擦中继续探索。
3.“地区安全复合体”将在曲折中逐步进化
按照“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分析，可以发现东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发展程度还非常低。布赞认为，一个地区安全复合体一般要走过三个发展阶段，即冲突形态（conflict formation）、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s）、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28]在冲突形态阶段，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相互依存”产生于恐惧、敌对以及对相互威胁的认知；在中间层次的安全机制阶段，地区国家仍然相互视对方为潜在威胁，但已经就地区安全风险做了保障性安排，以消除相互之间的安全困境；在安全共同体阶段，地区国家不再准备动用武力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区域内部安全问题基本解决。东北亚地区处于安全复合体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各方甚至都没有考虑确定地区安全制度性保障安排问题。但受地区大国力量格局变化和多重“两元秩序”结构的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将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东北亚“安全复合体”的基本形态也有可能逐步进化。
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是美国亚太联盟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美国东北亚安全架构的基础与核心。冷战结束后，这两个同盟从以往针对苏联威胁向针对地区威胁和全球性威胁不断进行功能转换。美日、美韩联盟作为传统军事同盟仍具有排他性和威胁针对性，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布局的前沿堡垒和全球战略的重要支点，是布热津斯基所说的“东亚之锚”和“战略支轴”。日韩的安全战略也以联盟为核心。同时还需要看到，日本的安全战略也在逐步转变，即试图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积极推动充实安全防卫的国内法制基础，以便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并且使“军事手段”维护安全的行为合法化和正当化。因此，日本在积极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将东北亚作为其自主军事行为合法化的基础。韩国对于同盟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在安全防卫自主化和依赖之间不断调整。对于朝鲜的核威胁和各种军事挑衅行为，既希望同盟力量给予强有力的保障，同时也希望能够自主地进行积极应对。尽管同盟关系和相关协定限制着日、韩两国安全战略的选择空间，但随着日、韩对“威胁”性质的不断重新界定，他们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和其他“单边行动”的戒心日趋强烈。因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不排除日、韩两国在东北亚地区寻求建立同盟之外的多边安全安排的可能性。
中、俄两国在冷战后逐步摒弃了冷战思维，对美日、美韩同盟不断强化一直持反对和警惕态度，并且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安全战略，希望各国能够按照总体安全观理念构建协调安全和合作安全体系。特别是围绕朝核问题和美国的战略挑战，中、俄两国积极倡导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六方会谈”机制就是东北亚地区各国在构建集体安全机制方面的重要尝试。尽管“六方会谈”机制的功能仅是解决特定安全威胁问题，并且最终并未取得预期成效。但从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解决方式创新来看，该安全问题应对和磋商机制开创了东北亚集体安全实践的先河，并且曾经引发人们对构建东北亚集体安全机制的广泛讨论。
从短期来看，在东北亚地区建立一个统一的地区性安全机制的希望仍然非常渺茫。美日、美韩联盟体制根深蒂固，特别是美国对建立整体性地区安全安排极为排斥。朝鲜从未接受新安全观和总体安全观，而是至今未放弃独自核开发和拥核战略。因此，目前东北亚地区存在着军事同盟、新安全架构和独自军事路线三种安全战略和力量。这三种安全战略和力量有可能长期并存，但也有可能形成相互掣肘、相互影响的局面。对于美日、美韩联盟的各种威胁，中、俄以及朝鲜均有自己的应对方式，同盟的实际作用将非常有限；对于朝核问题，中、俄的“软疏导”与美、日、韩的“硬威慑”共同发挥作用，有很大可能使其不至于失控；对于中俄所倡导的新安全观和构建区域整体安全架构的努力，美、日、韩特别是美国则会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并防范同盟体系的瓦解。因此，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过程，必将是上述三种力量相互碰撞、相互适应的过程。
总之，从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来看，领土领海争端问题、朝核问题、同盟问题等都将长期存在，并且不时激化的可能性较大。但从地区各种安全势力的力量对比和演变来看，东北亚地区将形成一个融多元安全架构、特殊互动规则及共同默认安全行为规范于一体的安全复合体。在这一安全复合体中，各种势力的安全战略指向也在不断调整，并在相互碰撞中逐步形成动态平衡的局面。因此，东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还很难发展到安全机制阶段，距离安全共同体则更加遥远，但也基本能够保证在危机四伏的局面下并不彻底失控，各方行为都有不能逾越的边界。
4.地区安全问题进一步呈现连锁反应态势
东北亚作为传统大国势力和非对称“新兴力量”的集聚区，各种历史与现实矛盾纷繁复杂，国家间的战略碰撞异常尖锐，地区政治安全问题往往都会引发连锁反应。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朝核问题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无论是朝鲜坚持核武开发还是表达弃核意向，都迅速引起地区各国高度重视并纷纷采取相应的对策。
2017年以前，朝核问题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总体上是“冲突扩散型”的。2013年，朝鲜明确宣布采取“核武装和经济并举路线”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东北亚地区政治安全形势急转直下。美国以应对朝鲜核威胁为名强化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力度，高调宣布强化美日、美韩同盟的战略威慑，包括扩大联合军演、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积极推进“萨德”入韩。与此同时，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纵容甚至鼓励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限制，将联合军演的战略威慑从太平洋推进到日本海，并进一步从日本海推进到朝韩海上分界线附近，力图通过强势威压逼迫朝鲜让步。
中、俄两国也坚决反对朝鲜进行核武器开发，并且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下制裁朝鲜核武开发持积极态度，但反对以武力相威胁和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各种行为。美国与日、韩强化军事同盟的一些行为严重威胁了中、俄两国的安全利益，特别是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尤为突出。修改后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将钓鱼岛等中国领土纳入美日相互协防战略合作范围，并且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明确表示支持日本立场，加剧了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恶化。“萨德”入韩造成中韩关系严重倒退，使两国的战略互信严重受损。与此同时，美国还宣扬朝核问题“中国责任”论，将美朝矛盾所引发的问题归结为中国问题，围绕朝核问题中美之间的矛盾和纷争也在不断增多。
这一“冲突扩散型”的连锁反应的展开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是朝鲜进行核武试验或弹道导弹发射试验，然后招致美、日、韩军事威胁同步强化，朝鲜面对威胁展现更强硬姿态，在此过程中，中国因面临安全威胁严重上升而不得不出台反制措施，中国与美、日、韩关系随之恶化。因此，朝鲜核武开发和拥核已经成为影响东北亚地区国际安全格局和整体地区局势的重大问题。
2018年以来，围绕随着朝韩、朝美关系缓和，东北亚地区局势又发生了“僵局破解”型“连锁反应”。在剑拔弩张的2017年朝核危机之后，朝鲜突然决定派高级别代表参加平昌冬奥会，朝、韩两国领导人恢复直接接触。2018年4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首次会晤。此后，朝韩、朝美关系迅速缓和，朝、美最高领导人两次实现会晤，朝、韩最高领导人又举行两次会晤，朝鲜最高领导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次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会晤，朝、俄最高领导人也实现了会晤。尽管这些重大外交活动还没有形成解决朝核问题的具体成果，但各方就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开展各领域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交流，有效缓解了东北亚地区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随之中日、中韩关系都有明显改善。
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呈现连锁反应态势是该地区存在“安全困境”的重要表现。在缺乏安全合作机制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对抗行为都将招致另一方的激烈反应，进而出现安全对抗螺旋式升级，并且将与此没有直接矛盾关系的其他国家卷入其中。与此相反，一方的主动让步也可能促成相互间友好互动，进而使地区紧张局势迅速降温。当然，也需要看到美国一直在利用朝核问题和朝鲜半岛的局势加强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布局，美国对待朝核问题的真实态度和目的一直令人生疑。日本也经常将朝鲜核威胁作为其修改和平宪法和加强防卫建设的借口。
从上述情况来看，无论朝核问题在短期内解决与否，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的连锁反应都将继续存在，因为东北亚“安全困境”并不会因为朝核问题解决而彻底消除，朝核问题仅仅是导致该地区陷入“安全困境”的一个重要安全矛盾，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潜在问题就可能浮出水面。将来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美国采取的一些激化东北亚国家之间矛盾的措施，特别是借一些国家出现摩擦之机将事态扩大化，并将矛盾引导到损害中国安全利益的方向发展。
（四）国际体系变革背景下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前景
如前文所述，政治安全已经对东北亚区域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在未来仍将继续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在可预见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一些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围绕领土领海等方面的矛盾仍将长期存在，但总体来看，这些矛盾基本可控，不会演变为国家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并且在外部压力的影响下，东北亚国家谋求地区和平稳定和合作发展的意愿不断增强，因而东北亚区域合作将面临许多有利的发展机遇。
1.域外因素的实际影响有望发生重大转变
如前文所述，域外因素特别是美国因素一直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凝聚力，制约着东北亚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顽固坚持“美国第一”的政策原则，经常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毫不顾及对方的感受和利益诉求。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取向和政策实施方式，不仅会招致被其界定为竞争对手，譬如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坚决反对，而且也会引起其传统盟友，譬如日本、韩国、欧盟的严重不满。在美国采取的这种政策倾向下，可能会迫使东北亚国家尽可能控制相互间的分歧和矛盾，加强双边或多边合作。
在政治安全问题上，日本和韩国与美国强化同盟关系的目的是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加强自身安全，或者说是为了在与周边国家的安全纷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并不会完全按照美国的战略布局行动。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是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在东北亚国际体系不断向“两元秩序”和“安全复合体”发展的情况下，美国挑起东北亚国家之间纷争的能力在下降，其盟国不愿亦步亦趋追随美国政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例如，近年来由美国、欧盟发起的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日本、韩国都没有跟进。对于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和封杀中国企业华为的行为，日、韩的反应也非常谨慎，不想在政策上追随美国。美国因素诱发的新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会使地区国家寻求更安全和稳妥的政策选择，即日、韩两国会更倾向于采取“两面下注”的方式，尽可能保持在中、美之间的平衡；朝鲜则会以自主的“积极变化”破解僵局和被动局面，并且利用与美国的和解来提升自身的地位；中、俄两国则一方面力争与美国保持正常、稳定的关系，同时也对美国的围堵行为进行必要的反制，但基本不会发生重大武装冲突。总体来看，东北亚地区政治安全形势对区域经济合作的阻碍性影响将不断降低。
在国际经济领域，美国强硬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严重破坏了多边贸易体系的运行，使世界经济秩序受到严重冲击，各国都在积极采取措施规避美国政策风险。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日本坚持推动TPP谈判并达成没有美国参加的CPTPP，日本与欧盟快速达成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有应对美国破坏多边贸易体系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战略意图。近一段时期，日本对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的态度也日趋积极，安倍首相等政府官员均曾表示可以有条件地参加“一带一路”建设。2019年4月14日，第五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日方派出六名部长参加，双方不但在促进投资和贸易上取得广泛共识，而且就区域合作和全球经济规则交换了意见，使自2012年以来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开始明显回暖。这表明中、日两国均有更加重视经济互惠和谋求实际利益的政策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两国都希望通过加强合作来分别化解美国采取单边主义政策的压力。[29]
2.短期内制度性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难度依然巨大
近期东北亚地区国际局势出现了明显缓和，这种缓和很有可能会成为长期趋势，并且地区各国均展现出深化相互间合作的较强愿望，但要将这些有利因素转化为深化制度性合作的动力难度是非常大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美国与日本等国的贸易谈判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和开展与主要经济体贸易谈判，主要目的是重建国际贸易规则。美国认为，现行的WTO多边贸易体制损害了美国利益，并且在WTO框架下展开谈判不能实现其目的，而只有通过双边谈判才能将其作为全球最大进口市场和拥有巨额贸易逆差的“优势”发挥出来。美国采取的“极限施压”谈判策略使得所有谈判对手都承受极大压力，甚至陷入两难境地。按美国要求让步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不按美国要求让步则可能引发双方的贸易战，也会使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在美国的威逼之下，韩国、墨西哥、加拿大均已妥协，先后与美国达成新的贸易协定。欧盟和日本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尚处于僵局之中，但最终达成一致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一些谈判中，美国不仅要求对方扩大市场开放和增加从美国进口，而且还附加一些前所未有的条款，即限制贸易伙伴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权利。例如，《美墨加三国协议》（简称USMCA）就加入了“毒药丸”条款，即第32.10条规定，美、墨、加三方中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FTA事宜，均须在启动谈判前三个月通知其他两个缔约方，需要尽早将缔约目标告知其他缔约方，并在协定签署至少30天前将拟签署文本提交给其他两个缔约方，以供其他两方评估该文本签署对美墨加FTA的影响。另外，《美、墨、加三国协议》还规定，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FTA后的六个月内，其他两个缔约方可以终止并更改《美、墨、加三国协议》的相关条款。[30]《美、墨、加三国协议》的上述条款尽管没有明确提及中国，但“非市场经济国家”指向中国是不言而喻的。这一条款基本上堵住了中国与加拿大、墨西哥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路。很难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孤立事件，美国很有可能对其他贸易谈判伙伴施加同样的压力。当然，美国的这种做法很难被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所公开接受，因为一方面这是严重剥夺其他国家主权的行为，另一方面日本、欧盟不可能不顾及与中国的关系签署这样的协定。尽管如此，美国这种做法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欧盟会不会与美国保持默契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即使不会，中国与他们就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展开磋商也将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提出更高的要价。
中美贸易摩擦还可能造成另外一个后果，即部分产业可能从中国向东南亚、印度等转移。在东亚区域内贸易，特别是中日韩之间的贸易中，中间品贸易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即中国作为最终产品生产国需要大量从日本、韩国及其他东亚经济体进口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后再卖到各个终端市场。如果美国长期维持对中国产品的高关税政策，将迫使以美国市场为主的企业从中国撤出或者缩小生产规模。这很有可能会降低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从而使其在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时要价更高，但对自己扩大市场开放度的态度可能趋向消极。
总之，中美关系到了必将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双方的贸易摩擦可能仅是这种转变的一个开端。贸易摩擦会最终向什么方向发展还不完全确定。如果中美能够尽快达成一致，那么这种影响就是非常短期的，甚至并不会对东北亚以及东亚制度性区域合作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贸易摩擦迟迟不能得到解决，双方一直维持这种高关税的状态，那么其影响将是非常严重和具有破坏性的。
3.功能性区域合作将呈现快速发展势头
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和RCEP谈判，是东北亚或东亚整体性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区域合作的全部内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难度在加大，RCEP能否如期正式生效还存在巨大变数，但这不意味着东北亚区域合作已经完全陷入困境或者已经没有发展空间，因为各领域的功能性合作也是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东北亚地区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以及外部压力的增大，都可能促使东北亚国家在功能性区域合作方面展现更大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中、日、韩三国在经贸投资、财政金融、交通物流、信息通信、海关、知识产权、标准计量等领域不断深化互利合作，积极探讨在循环经济、科技、环境、农业、水利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并均取得了重要进展。中、日、韩三边的功能性合作可以将更多的国家纳入进来，进而形成涵盖大部分东北亚国家的合作机制。例如，在交通物流合作方面，东北亚地区就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随着中欧班列的开行列数不断增加和常态化运行，越来越多的日、韩企业选择通过中欧班列进行货物运输。中、日、韩、俄、蒙加强交通物流合作，积极推进跨境运输便利化和建立东北亚地区陆海联运网络，对东北亚各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朝核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和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实现正常化，将连通朝鲜半岛的铁路与欧亚大陆桥相对接，就将形成完整贯通的东北亚铁路网和更加便捷高效的东北亚陆海联运国际通道。
能源合作在东北亚地区也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在东北亚国家中，中、日、韩三国均为能源消费大国和对进口能源高度依赖的国家，朝鲜也严重依赖石油进口，而俄、蒙两国能源蕴藏丰富，经济高度依赖能源出口。深入开展区域能源合作，符合东北亚各国的共同利益。当然，东北亚能源合作并不局限于能源出口国和能源进口国之间，同为能源进口大国的中、日、韩三国之间也存在深化能源合作的广阔空间。[31]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第三方或第四方市场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合作领域。“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其目标不是打造一个封闭的排他性集团，而是打造一个开放的共建共享的新平台和合作新机制。“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参与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中国深化对外合作的核心平台。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任何国家、国际性以及地区性组织，只要能够接受“一带一路”倡议均可参与进来。中国已经与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就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第三方合作达成共识，并且相关企业签订了大量合作框架协议。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联盟、“草原丝绸之路”以及韩国相关战略倡议的深入对接，东北亚地区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将成为各国互利合作的新领域。
4.次区域开发合作有望出现重大转机
东北亚次区域开发合作的构想非常多，包括“环日本海（东海）经济圈”“东北亚地中海经济圈”以及“大图们倡议”（GTI）等。总体来看，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项目即目前的“大图们倡议”潜力最大，并且只有“大图们倡议”所设想的各领域合作得到有效推进，“环日本海（东海）经济圈”和“东北亚地中海经济圈”建设才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众所周知，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一直进展缓慢，一些国家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资金筹措非常困难，许多领域的跨境合作机制没有得到确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其中东北亚地区政治安全矛盾突出，特别是朝鲜半岛局势一直是制约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取得进展的突出因素。
如前文所述，近一段时期，朝鲜对其内外政策都进行了重大调整，并且展现出通过与美国直接谈判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积极态度，尽管截至目前半岛无核化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联合国安理会出台的对朝制裁措施仍然没有解除，朝鲜还不能重新加入“大图们倡议”并且实质性地参与图们江地区开发。但从地区局势的演进方向看，朝鲜弃核和半岛无核化终将成为大势所趋，东北亚地区没有一个国家支持朝鲜进行核武开发和拥核。一旦朝鲜决定放弃核武器，东北亚地区局势就将翻开全新的一页，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也将随之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一旦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呈现积极的发展态势，日本也必将积极参与进来，甚至可能要求成为正式成员。届时，“大图们倡议”就将发展成为东北亚六国共同参与的次区域开发项目和合作机制。
[1] 文中关于中国对外贸易数据均为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参见《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9年春季）》，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cbw/201905/20190502866408.shtml，第6页中写俄罗斯对外贸易，用的是俄罗斯海关统计数据，此为国际贸易研究方面的通行做法。数据会有一定的出入。
[2] 《国务院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6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2/17/content_10424.htm。
[3] 『ジェトロ世界貿易投資報告2019年版，第2部，国·地域別編·中国』，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編，第5页，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es/world/gtir/2019/dai3.pdf。
[4] 吴昊、姜保中：《日本围绕参加TPP谈判的争论》，《现代日本经济》2014年第3期，第28～40页。
[5] 《李克强在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2/25/c_1125384230.htm。
[6] 吴昊、马琳：《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20年：愿景何以难为现实？》，《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137～144页。
[7] 《中俄元首莫斯科会晤联合声明》（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ldhd/2009-06/18/content_1343301.htm。
[8]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resume/n/201504/20150400929655.shtml。
[9]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zhengce/2016-04/26/content_5068242.htm。
[10] 《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2018—2024年）》，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http：//images.mofcom.gov.cn/www/201811/20181115164728217.pdf。
[11] 《习近平出席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9/11/c_1112448718.htm。
[12] 《中蒙俄将以签署〈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为契机实现共同发展》，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6/24/c_1119108879.htm。
[13]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中国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1609/t20160912_962194.html。
[14] 米军、李娜：《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基础、挑战及路径》，《亚太经济》2018年第5期，第5～12页。
[15] 廉晓梅：《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与我国的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第163～182页。
[16]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82页。
[17]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82页。
[18]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第39页。
[19] 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第41页。
[20] Copeland，Dale C.，“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1996，pp.5-41.
[21] 林利民、续静：《当前东北亚安全困局及其“病灶”探析》，《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5期，第23～38页。
[22] 罗杰斯：《中国必然会崛起 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70910/51940753_0.shtml。
[23]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21页。
[24] 张东冬：《美国国家实力衰落与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国际展望》2018年第2期，第32～51页。
[25] 陈鸿斌：《日本和美国“百分之百站在一起”？》，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80607-865185。
[26] 约翰·伊肯伯里：《地区秩序变革的四大核心议题》，《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6～10页。
[27] 朴炳奭：《构建“东北亚人类安全共同体”中的人类安全议题和国际机制探索》，《当代韩国》2014年第2期，第22～38页。
[28] Barry Buzan，“People，State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Post-Cold War Era”，Hemel Hempstead，Harvester Wheatsheaf，1991，2nd ed. p.218.
[29] 符祝慧：《经济高层对话气氛良好，中日“友好”牵制美国》，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sino-jp/story20190417-949228。
[30]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and Canada Text，USTR，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united-states-mexico-canada-agreement/agreement-between.
[31] 吴昊、崔宇飞：《全球能源格局调整与东北亚能源合作》，《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4期，第17～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