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评论(2019年第1期/总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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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福隆行的印章印记

印章印信,渊源古远,起自泥陶印模,作为器物凭信,传自金鼎雅石,尤其是商业活动及商人身份必不可少的信物。近年来笔者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福隆行印章印记,在颜色已经泛黄的档案文献上,数百年前的印章仍然鲜红醒目,成为福隆行的历史见证。

1.“福隆行内柜图记”印章

在英国怡和洋行档案中发现了福隆行几十份商务契约,皆盖有印文为“福隆行内柜图记”的印章,例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二月十一日福隆行写给怡和洋行商人柏林的借款收据,说明借款番银719元,约定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前偿还,在借据尾部盖有印章,印文为“福隆行内柜图记”。[8]这是福隆行的正式印章,印章为方形,显示了中国印章以高、方、大为佳的特点。切成正方形的章,耗料最多。方方正正,是中华民族崇尚的美德,高则有气势,大则气势磅礴。

2.“福隆”印章

之所以认为“福隆行内柜图记”方形印章为福隆行正式印章,是因为还发现了其他印章,印文为“福隆”[9],用于印在契约文中相关金额数目之处,以作为正式印章的补充。还如二者的用印格式不同,在契约末尾盖上“福隆行内柜图记”方形印章时,不能偏斜,以示庄重;在文中涉及金额的关键地方盖上“福隆”,或者盖上“福隆行内柜图记”方形印章,但是以印章菱角向上,不是方正盖印,以示区别,显示了福隆行严谨的文书格式。

3.福隆行英文印章

嘉庆十六年(1811),在关氏父子刚刚接手福隆行时,就受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大班益花臣(John Fullarton Elprnstone)、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所托,向两广总督送礼三百余元,完成任务后向英国大班汇报,信笺中使用了英文印章,印文为“Gouqua”[10]

4.福隆行专用合同

我们注意到,福隆行的契约合同具有规范批量印刷的特点,印刷了带有“福隆行”和年月的固定格式契约,只要填入具体内容和日期即可,显示了福隆行商贸往来的规模化和规范化[11]

5.福隆行专用信封[12]

在邮票、邮局、邮戳、邮差、信封等近代邮政基本要素还没有出现的时代,发现的福隆行信封也成为特殊的信息载体,映射出与印章类似的印记功能,为19世纪中国邮政史的发展提供了翔实有趣的见证个案,完全可以称为“商书抵万金”了。此次发现的福隆行信封并不是规范的,而是福隆行自身特制的,说明其当时存在专门印制信封信纸的作坊,还使用了木刻雕版、水色印刷的方法制作,将中国的吉祥纹饰和图案结合,成为中国吉祥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一种独有生动的印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