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书通过对1939年中国士人知与行的微观史考察，揭示战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创述、道义与担当，力图从诸种经过精心择取的个案中揭橥中国士人具有普遍意义的心迹与行迹，并借之寻绎1939年这一特定年份的中国文化思想脉络。

1939年的中国士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或直接置身于抗日前线浴血奋战，或为军政部门及其他抗日组织贡献知识才干，或努力开展抗战宣传，更多的则以振兴中国学术文化为己任，创造了战时中国教育、学术和文学艺术等诸领域的蓬勃气象。本书分析了八个个案：《黄河大合唱》在西洋音乐的形式框架下突出了中华民族和黄河的符号象征，其歌词创作和乐器的运用有意识地取法于传统；熊十力在复性书院的哲学运思一方面积极汲取西方知识论的营养，另一方面则赓续了中国古代“外王事功”“学以致用”的哲学传统；太虚大师希望重振大乘佛教救世利生的精神力量，其东南亚及南亚之行则更体现为“儒释兼容”、见危授命的传统士人行事风格；历史学家刘节的所思所行无一不体现出传统士人的精神特质，1939年日记中深蕴的家国殷忧、交友行谊、学术追求和文人情怀与士人精神一脉相承；废名在对乡土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同时发现了传统乡野的生命原力；于伶通过上海“孤岛”的都市叙事反映了传统士绅的精神觉醒；王度庐用中国武侠传统颂扬士君子的高义，以中国文化的隐微修辞表达抗日情绪；在海外的林语堂则重新发掘道家精神，并强化了传统家族伦理的生命价值，借此凝聚民族的抗战力量。

在微观史这个“放大镜”的视域下，战时中国士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之历史本相得以充分彰显。

关键词：1939 中国士人 抗战 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