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崩溃的时代：21世纪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
第一节 文学创作中的文明冲突主题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的春风就已吹绿了俄罗斯的文学江南岸，“解构”成了许多作家的创作利器。不过，俄罗斯式的解构依然与西方式的解构在操作方式上有显著的区别，马卡宁式的具有世纪末情结的“地下人”和佩列文式的“存在的难民”始终摆脱不了“教科书情怀”，这就是所谓的俄罗斯文学的思想情结。的确，“最深刻最重要的思想在俄国不是在系统的学术著作中表达出来的，而是在完全另外的形式——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的”[1]。文学家充当哲学家的传统在21世纪这个一切被物化的时代在俄罗斯文学领域仍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和活动空间。
20世纪90年代以及此前的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同样无法完全摆脱经典反乌托邦文学的创作范式。进入21世纪，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的创作有了一些新的特征，这种变化与世界文化生态和世界经济生态发生重大改变密切相关，和俄罗斯在经历了解体的阵痛和巨大的文化洗礼后重装上阵相关。
这些新的特征和一个时间点密不可分，即2001年9月11日震惊全球的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世界文明的两大阵营——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对抗走向公开化和白热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代言人在全球充“当正义先锋”的角色，但该文明本身所具有的多元性特征使得美国并不能让天下都发出同一个声音，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接连受挫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有一点似乎没有争议，即“9·11”事件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无法摆脱恐怖主义梦魇的暗黑时代，“十几年间，从局势动荡的中东到和平稳定的北美，恐怖袭击都未曾离开人们的视线。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的统计，2000～2012年，全世界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达到25903起，平均每年发生2000起左右，每天发生逾5起……在这些地区，盘踞着几大活跃的恐怖组织，如塔利班、基地组织、博科圣地组织等”[2]。与此同时，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信息传播速度空前加快，娱乐至上的精神像流感一样感染了地球人。互联网时代消费社会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读者消费，这个“消费”有两种解释，把文学当作商品或者抚慰心灵的良药。如果承认文学是商业活动的一部分，那么“文学已死”的言说并不是那么耸人听闻；如果把文学依旧当作抚慰心灵的良药，那文学的教科书功能尽管有些被削弱，但还是残存了些许的药效。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之死”是不是真能把文学作品都变成思绪遄飞的文本，这在俄罗斯这个文学王国同样是个疑问。但毋庸置疑的是，反乌托邦文学的产生代表了创作者悲剧性的世界感受，无处不在的恐怖主义活动的确可以成为世界反乌托邦小说的创作素材。21世纪不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甚至可以借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一段话来形容人类的21世纪：
这是最幸运的年代，也是最倒霉的年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昧的年代；这个时期信仰与怀疑共存，这个时期光明与黑暗共存；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琳琅满目，但又一无所有；我们正直达天堂，我们正直通地狱。[3]
说是最幸运的年代，是因为人们可以充分享受科技带来的舒适和便利；说是最倒霉的年代，是因为所谓的幸运一定会变成过眼云烟，繁荣的经济是以破坏环境和疯狂攫取资源换来的，及时行乐般的末日美好时光更像人类的回光返照，“人类仿佛要在末日到来前尽情狂欢，为此不惜放纵自己，在盛宴上对美食浅尝辄止，把大部分的食物扔在地上，还踏上一脚”[4]。在最幸运的年代，人们的内心不会塞满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冲动，只有在末日到来之前，人们才会不顾一切地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反乌托邦思维才能成为左右作家创作的“未思之物”。美国小说家吉姆·德维尔和凯文·弗林在报告文学作品《双子塔》中的一段话就能证明“9·11”事件对整个时代的巨大影响，同样能从侧面说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最不美妙的时代之一，人向自己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即“我”该如何存在。
整个美国东北部地区的人们一下子惊醒了，一夜之间他们就进入了新的时代，那个昨天还能保护他们的年迈国家，现在已经无力再让他们安然无恙，曾几何时，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和身居要职的大人物信誓旦旦说要保护他们。冷战的终止、苏联的解体、中东地区永无宁日的未完结历史、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首都里权力机构的哪怕细小的无意义的动作，都是这次此前数十年历史上全球范围内不可思议的“9·11”事件的起因。[5]
美国无疑是恐怖主义活动的受害者，也是层出不穷的恐怖事件的始作俑者；美国一方面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类对自身命运悲剧性的思考。好莱坞电影梦工厂制造了大批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向全世界输出唯有美国英雄才能拯救世界的价值观，可突然之间美国人发现，他们的英雄不仅无法拯救世界，甚至自身都难保。电影《华氏911》以电影语言来明晰美国成为恐怖袭击对象的必然性，表面上看，布什总统到处充当正义的使者，实际上在一系列恐怖活动的背后，是布什家族和阿拉伯世界富商间的利益博弈。21世纪世界上较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往往紧扣恐怖主义的主题。较早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由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碰撞导致毁灭主题的是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Hoyer Updike）的短篇小说《多种宗教体验》（Многообразие религионого опыта，2003年译成俄文）。小说由多个片段构成，所有的片段都和那束刺眼的毁灭之光有关，毁灭之光过后，小说中的人物除了惊恐和不解之外，尚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民族的悲剧。邓·克洛格来纽约看望女儿和外孙，他目睹了世贸中心南侧大楼的垮塌。每个情节中，作者都安排了两双眼睛，一双眼睛从大楼的内部注视毁灭的场面，另一双眼睛则从外部观察惨剧发生的细节。此外，作家还安排了第三个视角，即恐怖分子的视角。他们坐在基督教国家的某个“不洁”之地（酒吧），吃着这个国家“不洁”的食物，喝着异教徒“不洁”的白酒，等待为真主献身的神圣时刻。这部小说的反乌托邦性表现为对信仰的深度怀疑。当灾难发生时，邓突然发现年轻的恐怖主义者穆罕默德完全控制了局势，上帝并没有现身帮助他的孩子。恐怖分子似乎在向上帝和上帝的审判发出挑战。这挑战即作家在小说中提出的问题：谁（上帝还是安拉）的力量更为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