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沉寂与复兴
——20世纪50～60年代的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
第一节 解冻时期文学叙事中的反乌托邦倾向
50年代末至60年代，苏联文学迎来了“解冻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提倡“关注普通人和他的日常生活，关注现实问题与矛盾冲突”[1]。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家们惯用的伊索式语言在这一时期失去了对经验主义的现实的戏谑功能，如伊斯坎德尔（Искандер Ф.）在1966年发表的《科兹洛图拉星座》（Созвездие Козлотура）中就使用了大量的委婉语，只是这些委婉语不再试图去创造元世界，而是成为传达作者喻言形象（аллегорический образ）的重要手段。俄罗斯文学后花园里的科幻文学也开始突破意识形态的樊篱，在伊索式的语言中融入了大量的象征意义。如叶符列莫夫（Ефремов И.Е.）的长篇小说《仙女座的迷雾》（Туманность Андромеды，1957）就描绘了这样的图景：在2850年，共产主义在地球上已经彻底取得胜利，人类对下一代的教育更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地球人和其他地外行星上的居住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一些行星被地球人开发成犯罪分子永久的居住地。这种叙事手法把苏联的社会现实和艺术现实两种乌托邦融为一体，这部小说的意义在于开创了苏联乌托邦文学新的叙事模式，让可能成为反乌托邦小说的科幻小说拥有了合法的生存空间，那些原来不被允许的批判意识可以用伊索式的叙事手法在具有反乌托邦元素的科幻小说中找到出口。与小说创作相呼应的是60年代诗歌创作中的乌托邦热情，出现了诸如沃兹涅先斯基（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А.В.）的《反世界》（Антимиры，1961）、罗日杰斯特文斯基（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Р.）的《邮往30世纪的信件》（Письма в XXX век，1964）等作品。尽管如此，解冻时期的苏联文学并没有完全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范式，作家们在保持“对二三十年代乌托邦式的艺术实践的忠诚”[2]的同时，也在用反乌托邦的方式表达对缺少活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不满，反乌托邦和乌托邦在许多作品中处在一个复杂而紧张的对话之中，这在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Русский лес）、艾特玛托夫（Айтматов Ч.）的《别了，古里萨雷！》（Прощай，Гульсары！）以及索尔仁尼琴（Солженицын А.）和格罗斯曼（Гроссман В.）等人的创作中均有所表现。
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思想具有众声喧哗的特征[3]，作家在审视苏联文学的乌托邦品格的同时，也在关注苏联社会现实的反乌托邦特质。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宣告理想（идеал）的存在更像一个谎言，战后国家糟糕的经济形势和文学创作所鼓吹的国家发展状况的美好形成鲜明的反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由原来作家所依靠的参天大树变成了一棵无法救命的稻草。之所以马雅可夫斯基面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尚能在长诗《好》（Хорошо，1927）中从内心深处发出“我高兴/我的诗集/就陈列在众多的书柜之上/这是我的成果/它融入我的共和国/共同的劳动之中”这样真诚的声音，是因为在创作初期马雅可夫斯基的确把他的满腔热情奉献给了让他无限向往的“我的革命”。马雅可夫斯基生命悲剧（自杀）的原因“是诗人面对现实和信仰间无法逾越的鸿沟时之绝望”[4]。在1921年发表的悼念勃洛克的《亚历山大·勃洛克死了》（Умер 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一文中，马雅可夫斯基就有诗人“再往前无路可走”（дальше дороги не было）[5]的悲观判断。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社会的动荡和文化政策的收紧让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在内的很多诗人感到不安。同样是歌颂乌托邦，20世纪60年代的诗人们更愿意把激情寄托在无法触及的遥远未来，以回避因为离现实太近而产生太多不必要联想的麻烦。在《邮往30世纪的信件》里，尽管沃兹涅先斯基依然激情四溢，但其指涉的对象是可望而不可即的30世纪：
我们把岁月永恒之色的旗帜，
传递给下一代。
让大旗更加鲜红！
但那绝不是因为，
上面涂抹了鲜血和耻辱！
（Знамена наши перейдут к потомкам，
Бессмертным цветом озарив года.
Еще краснее будут пусть！
Но только-
Чтоб не от крови и не от стыда！）[6]
也是在这一时期，文学开始呼唤人性的复归，要求重新确认“人”的地位和价值，作家开始对“无冲突论”进行清算，别洛夫（Белов В.）、拉斯普京（Распутин В.）、阿斯塔菲耶夫（Астафьев В.）和阿勃拉莫夫（Абрамов Ф.）等人的“农村小说”（деревенская проза）让读者看到了苏联文学中的一线光明。在爱伦堡发表《解冻》前的30～50年代，以显流方式存在的苏联文学更像语言的乌托邦，相当一部分作家充当了御用文人的角色，他们笔下的国度仅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那么，进入60年代，文学的乌托邦游戏面临终结的可能，这也意味着停滞时期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