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带一路”主要地区华侨华人的发展现状
一 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及其发展现状
东南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东盟十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站[30]，被列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优先方向。[31]同时，东南亚还是华侨华人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华侨华人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对住在国和祖（籍）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人口发展
东南亚是中国对外移民的主要方向，中国向东南亚大规模移民大约开始于17世纪，20世纪上半叶达到高峰期。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达1000万人以上。[32]此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开始停顿，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与东南亚经济合作的飞速发展，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又开始增加。据估计，目前在东盟十国的华侨华人在3500万人左右，占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60%以上，占东盟十国总人口的5%以上。
表1.1 东南亚华侨华人分布及占当地人口的比例
如表1.1所示，新加坡的华人占比最高，达到74.26%，是华人占主流的社会，201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新加坡华人主要来自福建闽南、广东潮州和广府，上述三地的华人占比超过70%。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祖籍广东梅州市。目前，新加坡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居民向东南亚移民的首选地，也吸引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前往定居。
马来西亚是华人较为集中的国家，华人是第二大族群，仅次于马来人。这些华人的祖籍主要是福建闽南和福州、广东潮州和广府。但是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不高，2014年仅为5‰，低于马来人的15.7‰、印度人的5.4‰和其他族群的8.3‰。[33]
文莱人口较少，2011年全国总人口42.27万人，其中华侨华人6万人，占比14.19%。他们的祖籍主要是福建和广东两省，其中不少人来自福建金门。文莱的华侨华人仅有约23%拿到“黄卡”身份证，可以享受公民待遇，约29%拿到“红卡”，即永久性居民身份，其余48%均为临时性居民。
泰国的华侨华人数量较多，据推算，2011年泰国的华侨华人达到718万人，祖籍广东的最多，约占65%。他们与当地社会融合较深，主要是与当地人通婚、合作经商、参政等。
在东南亚国家中，老挝人口较少，但民族多，其华侨华人数量一度较少，20世纪70年代仅有10多万人，其中祖籍广东潮州的占70%以上。[34]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赴老挝经商创业，这个群体被称为“华人新移民”。据媒体报道，仅在首都万象，就有12万华人。[35]
柬埔寨是以高棉族为主的国家，高棉族约占总人口的80%，华侨华人约有7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89%。20世纪，由于战乱，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一度大量减少，战后才有所回升。他们大多数祖籍为广东、海南和福建等地，以广东潮州为最多，大部分人已经加入柬籍。[36]
由于印度尼西亚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特殊地理区位，这里很早就成为华侨华人迁移聚居的地方。目前，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2015年人口总数约2.55亿，也是华侨华人最多的国家，据估计超过10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左右。他们大多数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雅加达、泗水、万隆、茂物、棉兰、巨港等大中城市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的主要聚居地。
缅甸与中国云南、西藏接壤，目前有260多万的华侨华人，占该国总人口的4%以上，他们大多祖籍福建、云南和广东等地，主要分布在仰光、曼德勒、勃生、毛淡棉等主要城市。
越南的华侨华人占比较低，现有15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不到2%。根据越南官方2009年的人口普查，越南华族人口为823071人，数量比原来减少。国内学者加上经估算的中国在越南的商务人员、边贸商贩和台商及其眷属，得出上述150多万人的估计数字。[37]这些华侨华人大多生活在胡志明市和湄公河三角洲地带，约占总数的80%，他们的祖籍以广东和福建居多。
菲律宾是较早有中国人前往贸易和定居的地方，史料记载中的吕宋、苏禄等地就在今日的菲律宾境内。但菲律宾是东盟十国中华侨华人人口占比最低的国家，约占1.69%，但也有约162万人，他们的祖籍约90%都是福建，其中又以晋江、南安和惠安最多。在东南亚，菲律宾的华侨华人与当地的融合也比较深入，与当地人通婚较多，所以具有华人血统的菲律宾人也不在少数。
（二）参政议政
大部分东南亚华人已经实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当地化，他们改变了过去专注经商、不问政治的传统，越来越多地参与住在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华人在东南亚政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出现许多政界领袖和精英人士。这对于“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和政治互信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东南亚各国华人的政治地位和从政环境参差不齐，华人政治参与的程度和取得的成绩也各不相同。笔者按照华人参政议政的主要情况和从政环境的差异将东盟十国分为三组：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是华人从政环境较为宽松且取得突出成就的国家；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是华人从政空间较大，不存在明显的制度和社会障碍，但是华人并不热心从政的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和文莱的华人要取得突出政治成就面临一定的制度或社会约束，而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华人从政环境正在不断改善。
1.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
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是华人参政环境比较好的国家，没有明显的制度和社会障碍，华人可较好地享有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利。
华人在新加坡占人口的大多数，政治上也占据主导地位。新加坡总理和人民行动党秘书长都由华人担任。但是新加坡华人注重将平等的政治权利与其他族群分享，注重与国内的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少数族群合作。在政府公务员、人民行动党党员和议会议员中都有一定的少数族群。[38]
泰国华人很早就融入当地社会，与本地人在政治上基本享有平等的权利。许多华人在泰国政界取得了显赫的成绩，在该国历届总理和部长中有不少人是华裔。如前总理阿南·班雅拉春是陈姓华人后裔，前总理班汉·西巴阿差的中文名叫马德祥，前总理川·立派的中文名叫吕基文，是泰国第三代华裔，前总理他信·西那瓦和英拉·西那瓦，是邱姓华裔后代，其他在政界、警界和军界的华裔政要更是不可胜数。
和泰国一样，菲律宾华人与当地社会融合较好，所以政治权利也得到较为平等的保障。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通过参政来保护和扩展经济利益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方式，有直接的方式，如亲自从政，任政府公职和竞选议员，也有间接的方式，如赞助议员，通过婚姻等方式与当地政要联盟。在菲律宾，华人出任政府高官和当选议员已经不是特别的新闻，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有华裔血统，其祖父是中国人，祖籍福建。
2.老挝、柬埔寨和越南
老挝和柬埔寨一样，法律赋予所有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但是因为华人人数较少，并且专注于工商业，较少参与政治事务。[39]他们当中缺少特别突出的政治领袖，没有形成明显的华裔政治族群，华人主要是通过一些社团来表达诉求和参与社会事务。
越南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全面革新开放的路线和政策，华人的政治环境不断改善，社会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华族已经被视为越南54个民族之一，越南华人享有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40]越南政府甚至有意识地推动华人参政，为华人营造更大的从政空间，也有不少华裔高官和国会代表，但是整体上越南华人仍然以经商为主。
3.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和文莱
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参政机会比较不足，参政意识不强。但在1999年民主化改革之后，印度尼西亚对华人的政策不断放宽，华人参政议政的环境趋向良性和有利。于是，越来越多的华人投身印度尼西亚国内的政治活动中，他们主要是参加或组建政党，参加地方行政长官和议员选举，出任政府高级官员。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华人在印度尼西亚政界不断进步，华人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出现了第一位华人市长——黄少凡，雅加达专区首位通过选举产生的华人省长——钟万学（后因亵渎宗教罪名被判入狱），以及前经济统筹部部长郭建义、旅游和创新经济部部长冯慧兰、西加里曼丹省副省长黄汉山、印尼国会对华合作小组协调主任兼民主党议员叶锦标等。虽然印度尼西亚华人参政的道路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在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马来西亚以宪法的形式将“马来人优先”作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华人和其他少数族群在马来西亚参政的道路面临着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这使华人在马来西亚政界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是马来西亚政策也有宽松的一面，因为政党活动比较自由，所以还是形成了像马华公会、民主行动党等代表华人利益的政党。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马来西亚的华人政策也在逐渐调整。华人的从政空间有所扩大，政府中的华裔高级官员也越来越多。
华人在缅甸的政治空间和参政机会相对不足。根据缅甸1982年的《联邦公民法》，只有1824年以前居住在缅甸国内的克钦、克耶、克伦、钦、缅、若开、掸等族及其支族才是缅甸公民。而依据1948年《缅甸联邦公民法》申请入籍的是客籍公民，缅甸独立前到达缅甸的居住者及其子女，他们没有根据1948年《缅甸联邦公民法》申请入籍，属于归化公民。客籍公民、归化公民没有完全的公民权，在选举、公务员升迁、组建社团等方面受到很大限制。[41]虽然缅甸开始民主化进程，但是华人依然很少参政。[42]
文莱是个君主制国家，人口又少，政府官员基本是皇室亲信，所以华人基本上没有多少从政空间。文莱华人主要是通过各类民间社团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表达族群诉求。
（三）经济实力
华人经济在东南亚的成就斐然，出现了许多在本地区和全世界都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形成一大批国际化、多元化和集团化的华人企业集团，以及遍布各行各业的中小企业。这些华人经济已经成为东南亚各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太经济的跨国投资和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据庄国土的估算，截至2008年，东南亚华商的总资产在1.5万亿美元左右。[43]刘文正、王永光测算，2012年，东南亚最大的20家华人上市企业总资产达8125.87亿，总市值2401.68亿美元，平均营业额已达39.15亿美元，华商大企业实力雄厚。[44]在2016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中，上榜的泰国富豪前3名均为华人，前10名中有8名是华人。[45]
但是具体来看，华人经济在东南亚各国的实力分布并不均衡。总体而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的华人经济实力较强，企业资产规模和经营范围较大，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文莱的华人经济实力相对较弱。比如，香港《亚洲周刊》从2007年开始，每年评出“全球华商1000强”，截至2015年共9年，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文莱均没有华商企业上榜。根据2015年胡润全球华人富豪榜，新加坡有36人上榜，马来西亚有28人上榜，印度尼西亚有22人上榜，泰国有12人上榜，菲律宾有13人上榜，而其他东盟国家只有柬埔寨、越南、缅甸各1人上榜。[46]
但是不管在哪个国家，华人经济都蓬勃发展，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比如，自1993年5月柬埔寨新政府成立后，华人经济迅速成长壮大，已经支撑起柬埔寨经济的半壁江山。[47]文莱城市的餐馆、旅馆、建筑业、航运业、运输业等大多由华人投资经营。[48]在越南的胡志明市，2003年华人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为当地创造了数万个工作岗位，2004年胡志明市已有华人企业5000家，经营范围涉及几乎所有经济领域。[49]
二 西欧地区的华侨华人及其发展现状
西欧一般指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爱尔兰、卢森堡等6个国家，它们位于“一带一路”西端，是全球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伙伴，同时还是中国移民增长最快的地区。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中国人通过留学、经商、探亲、移民等方式前往西欧国家，并且定居下来。经过多年的发展，在西欧各国已经形成颇具规模的华人族群，他们活跃在经济、教育、科技、政治等各个领域，是中国与西欧国家合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一）人口发展
有关西欧华侨华人的人口数量是各方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但是目前仍然缺少比较完整可靠的统计。台湾地区“侨委会”对全球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跟踪、统计和研究已经持续多年，其组织的统计工作具有一定持续性和准确性，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笔者参考台湾地区“侨委会”2011年和2016年的统计年鉴，结合相关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收集和测算了西欧六国的华侨华人数量分布。如表1.2所示，法国的华侨华人数量最多，达68万；其次为英国，华侨华人数量达50万；然后是荷兰，华侨华人数量达13.24万，比利时和爱尔兰各有1万多华侨华人，而卢森堡则有0.31万华侨华人。上述西欧六国的华侨华人数量总计135.29万。
表1.2 华侨华人在西欧六国的数量分布（2016年）
（二）经济实力
西欧华侨华人对当地的经济影响不大，但也遍布各行各业，华人经济已然成形。进出口、批发零售仍是西欧华人的主体行业，凭借语言优势和“中国制造”的强大优势，以进出口批发商贸为主、部分延伸到零售终端的华人商城经济，已经成为欧洲主要国家华人经济的主体。[50]餐饮业则是西欧华人的又一支柱产业，因为创业门槛低，又有日益增加的华人市场需求，中餐馆几乎遍布西欧各地。以英国为例，据统计已经有1.8万家中餐馆和外卖店，其最大的行业协会——英国中华饮食业总商会已经成立二三十年。但是欧债危机之后，欧洲经济普遍不景气，市场需求下降，进出口、批发零售和中餐业首当其冲，华人经济面临变革和转型。英国中餐业面临市场需求下降、食材进口管制和厨师短缺等挑战。[51]只有变革才有出路，有些华人企业开始转型，如借助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时机，大力推广网上销售，进而推动传统批发零售业的转型。[52]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和海外华商全球布局的推进，西欧华人经济也在不断壮大。如英国宣布脱欧后，华为公司宣布不改变在英国投资13亿英镑的计划，[53]华为公司在英国设立欧洲总部和开展石墨烯商用研发，预计2017年员工总数达1500人。[54]香港富商李嘉诚旗下企业在英国的投资尤为引人注目，李氏商业帝国在英国的总资产高达3900亿港元，占整个李氏家族总投资的37%，包括3个港口、3家连锁店、1家移动运营商、1家铁路集团、1家区域电网公司、2家区域煤气公司、1家水务公司。其中，在伦敦市区还有一个3500套住宅的楼盘开发项目。尤其是李嘉诚对英国供电和供水网络进行的两笔大收购，占有英国大约1/4的电力分销市场以及约5%的供水市场。[55]而台商在西欧的布局也较多，主要在电子通信业，在英国和荷兰的台商投资中，该行业投资分别占60%和70%，主要为市场推广、研发、售后服务和分销，著名企业如宏碁、华硕、鸿海精密和台积电等。另外还有航运业的阳明和长荣，金融业的兆丰、永丰、台湾银行、彰化银行等。[56]
（三）参政议政
随着西欧华人的人数增加、经济地位提高和日益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他们对当地政治事务的参与也越来越多，主要通过参与投票、竞选和社团活动等各类方式参与当地政治事务。在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都出现了华人议员和政府官员，尤其以英国和法国为多。但华人在西欧仍然是少数族群，在当地的政治参与度、政治成就仍然不稳定和不均衡。例如，英国是华人在欧洲参政最早的地方，出现过20多名华人议员，[57]但是在2010年英国的国会选举中，8名参选华人均落选，2014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9名参选华人也落选；而在法国，2014年则出现首位华裔巴黎市议员，在巴黎各区议员选举中，共有6名华人进入左右两个主流党派的选举名单，3位当选的华人副区长，都主管经济。[58]
三 中亚地区的华侨华人及其发展现状
中亚地区在狭义上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5个位于中亚地区的国家，部分国家与中国新疆接壤，它们地处欧亚大陆的核心腹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陆上要冲，也是连接东西向和南北向丝路的重要节点。[59]目前有一定数量的华侨华人生活和工作在中亚地区，主要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据统计，截至2009年，哈萨克斯坦约有30万华侨华人，吉尔吉斯斯坦约有0.18万华侨华人。[60]但是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中亚地区进行经商贸易，实际数量应该远超过30.18万人。据报道，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移民中，有70%是中国汉族人。[61]这些华侨华人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成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人口发展
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中亚的华侨华人主要是原籍中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分别是维吾尔族、回族和哈萨克族同胞，其中回族华人又被称为“东干人”。在地理分布上，回族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及其周边地区、哈萨克斯坦原首都阿拉木图和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等地。而维吾尔族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原首都阿拉木图、潘菲洛夫和奇姆肯特，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和塔什干，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少数地区。哈萨克斯坦的华人已经融入当地社会，在统计上无法与当地人区分。[62]
21世纪初以来，中国前往中亚的新移民越来越多。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有不少汉族、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的中国人以经商、务工、移民等形式前往哈萨克斯坦。由新、老华侨华人组成的华人社会和华商网络不断发展，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往来和人文交流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2.经济实力
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相比，中亚华侨华人暂时还没发展起较强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在当地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中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族华人利用通晓两国语言和熟悉两地经商环境的优势，从中国购买相对廉价的日用品，然后销售到哈萨克斯坦。有学者认为，在苏联解体后，这些贸易商品对于稳定哈萨克斯坦国内市场，满足其对日常商品的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63]东干人在中亚主要从事蔬菜种植业，其蔬菜供应占哈萨克斯坦市场一半以上，[64]他们的饮食方式甚至影响了中亚其他民族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村还获得了2014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提名，[65]作为华裔，从清末至今的100多年来，东干人在异域落地生根，融合发展，但同时也维系了中华的血脉、乡情和语言，在传播中华文化、承载民族传统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中亚的中国新移民中，有越来越多的汉族人，他们不少来自内地和沿海地区，凭借对国内商品的熟悉，将大量商品销售到中亚国家，逐渐建立起连接国内工厂、贸易公司和中亚销售市场的跨国商业网络。他们的贸易网络也逐渐告别过去小商小贩的模式，向规模化和集约化运作发展，比如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元首达成共识的国家战略项目，也是世界上首个跨境的经济贸易区和投资合作中心，其中苏新中心、义乌国际商贸城、中科商贸中心、黄金口岸、金港国际等14个项目已建成使用。截至2016年5月，中方区域人员入出区达763万人次，哈方区域人员入出区达126万人次。[66]
3.参政议政
中亚华人以维吾尔族和回族等少数民族为主，很多已经移民到当地数十、上百年，他们与当地人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所以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至于侨居中亚的各族华商，他们整体人数较少、力量相对较小。这些华商通过组成和整合各类社团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诉求，如同乡会、商会、行业协会和华侨华人联合会。这些社团一度形式多、数量众、规模小、法律基础缺乏，并且缺乏资金和规范化管理，因而影响力比较低。[67]但是近年来也出现了哈萨克斯坦“杰标”华人华侨全国联合会、吉尔吉斯斯坦华人华侨联合会、塔吉克斯坦华人华侨联合会和乌兹别克斯坦华人华侨联合会等全国性的社团，它们在促进中国与中亚各国沟通，维护华侨华人和华商权益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