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费开发”
采访者：您作为区委书记，是怎么带领大家一起重新干起来的？
孙成堪：龙湾这个领导班子当初是经过市委严格挑选的，这些人大多是大学毕业的，思想比较开阔，对经济工作比较熟悉，政治责任心很强，班子政治素质整体很好。在这么大的困难下大家的思想没有大的波动，也没有打退堂鼓。至于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也开会做了一些分析。在当时情况下，我们觉得有几条路、几个方案是可以考虑的。第一个方案是现在开发区“不宜动工”了，龙湾开发可以偃旗息鼓了。大家什么单位来的，就回到什么单位去。这些同志都是骨干，如果让他们回他们的原单位，单位是高兴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想想大家都是共产党员，碰到困难就绕道走，碰到困难就低头，这不是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的品格，所以这条路我们认为不可取。第二个方案是让龙湾走发展城郊型经济的路子。前面我也提到龙湾本来就是城郊区，吃吃种种、自给自足，这还是可以的。如果搞城郊型经济，我们机关里许多人也是接受的，和市领导那边也好交代。但是后来想想，这也不对。一是如果搞城郊型经济，整个区的水、电这些投资环境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龙湾的经济就永远发展不起来。二是温州难得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假如我们把对外开放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错过了，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所以我们认为这条路也是不可取的。那最后一条路是什么呢？当初我们是抱着对外开放这个愿望来的，虽然现在“不宜动工”了，我们还是应该坚持走对外开放的路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讨论，我和区长叶桐章等班子成员很快达成共识，并做出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选择：在困难面前偃旗息鼓，是愧对后人的事，不可取；走城郊型经济，工作压力轻但经济后续力量不足，同时不符合建区宗旨，也不可取；第三个方案，我们是为对外开放而来的，一定要坚持走对外开放、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路子。就这样，我们的思想统一了，但是当时对外开放的路到底怎么走？谁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范本。况且在这种“不宜动工”的形势下继续走对外开放的路子，谈何容易？我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我们在工作指导思想上首先要来一个大转变——由原来眼睛向上要政策、要资金转变为眼睛向下、不等不靠、积极而为。我们从龙湾的实际出发，第一步就从1985年9月状元新街建设开始。
图2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龙湾区领导班子
采访者：为什么从这里起步呢？
孙成堪：有几个原因：一是若要坚持在龙湾搞开发，首先就要把龙湾区委、区政府安顿下来，要有一个窝。因为现有的龙湾区范围里面找不出可以承受我们区委、区政府办公的场所，所以我们的窝不得已租用在海军大院里面。我们想通过开发状元新街先把办公的问题解决掉。二是那个时候是龙湾开发最低潮的时候，这么冷的氛围我们总得搞热闹一点，要有点动作出来。所以我们想开发状元街这一片。
采访者：你们如何开展状元新街建设？资金问题又如何解决？
孙成堪：状元新街开发是1985年9月18日破土动工的，离国务院“批复”下达的时间仅仅相隔六个多月，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这六个多月的时间里，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确定了状元新街建设的总体方案和规划设计、新街开发的政策制定和审批、现场的测量等工作，效率是非常高的。市政府批准状元新街规划用地面积是18.62公顷，为此龙湾区政府建立了状元新街建设指挥部，由副区长张立法同志担任总指挥，并制定了许多政策性文件，积极吸收社会资金。“自费开发”也是这个形势下被逼出来的，开发区未批，国家不给资金，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所谓“自费开发”，就是利用省一级、市一级政府的财政资金和省政府、市政府制定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吸收民间、企业、华侨的资金来开发。状元新街建设主要是靠民间资金。当时状元老街农民的房子都是通天的，那个通天房是独立的。我这里一栋，你那里一栋。状元新街开发就是要把这些单独的通天楼捆在一起，从外面看上去是五层或六层的大楼，里边还是通天的。我们具体的做法是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即在规划和设计完毕后，组织工作人员分头到各县（区）宣传状元新街开发建设的意义和优惠政策。接着，我们召开认购大会，动员认购者按设计图纸认购房子，然后分期付款，再由指挥部统一建设。特别是沿街的楼房一定要严格按照规划来建设。就这样利用民间的资金，把状元新街的建筑群给造出来了。在当时来讲，这个地方在整个温州用民间资金来建设的楼群中是最漂亮的。有一个同志在龙湾工作过，后来调到温州大学当老师了，三年后，他到了状元新街不禁惊叹，说：“原来的状元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我怎么都认不出来了？！”
采访者：在状元新街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大吗？
孙成堪：状元新街建设是逆境中的项目，困难自然是很大的。当时龙湾的开发氛围是很冷的，很多人都不看好龙湾的开发前景，在这种情况下，搞状元新街建设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不但机关里思想混乱，社会上无中生有的谣传也很多。有一段时间谣传龙湾区要撤销，认购者人心惶惶，纷纷要求退房。许多原来认购房子的积极分子，成了要求退房的积极分子，指挥部一度出现退房者比购房者还要多的反常现象，也有的人认购了房子，不肯按期付款，拖着不理不睬。还有，“自费开发”在状元新街建设中刚刚尝试，指挥部里新同志多，缺少经验，老同志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些也都给状元新街建设带来困难。
采访者：你们又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孙成堪：1987年12月27日是龙湾建区三周年的纪念日，三年里龙湾的同志一直坚持“人生难得几回搏”的拼搏精神，遇到什么困难，解决什么困难。上面我讲到状元新街建设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退房潮的出现。后来我们决定对状元新街的规划做调整，把区委、区政府大楼从规划的别处调整到状元新街，并带头动工建设，这样才稳住了人心。到1987年年底，出现了许多喜人的新气象：状元新街建设初具规模（总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总投资6000万元，其中财政拨款为150万元），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的建筑屹立在状元新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龙湾区委、区政府大楼在状元新街落成，大家喜气洋洋地从海军大院搬进属于自己的办公大楼，欢乐的心情溢于言表；温州市委、市政府初步计划在屿田建立龙湾出口工业区，这使我们看到了对外开放的曙光。12月27日市委书记董朝才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龙湾考察了一天。上午，他参观了状元新街、建设中的万吨级码头和温州永强机场、黄山黄石标准堤塘、第十五中学。下午，他在机关的千人大会上做了鼓舞人心的报告。董书记在报告中指出：龙湾建区三年大有成绩，市委十分满意。同时，他强调温州的希望在龙湾，龙湾的建设大有希望，也希望龙湾的同志要不负重托，踏实苦干，早日把龙湾建成温州市对外开放的窗口。12月30日，区机关宣传报道组在《温州日报》上发表了名为《龙——从这里开始腾飞》的长篇报道，详细而系统地向全市人民汇报了龙湾三年里的开发情况，并把龙湾人民在心底埋藏了三年的话“吼”了出来。建区三周年时，龙湾从“批复”后的低潮中冲了出来，掀开了龙湾开发新的一页，龙湾区委、区政府也及时地把开发龙湾的着重点迅速转移到龙湾出口工业区的建设上。所以1987年是龙湾开发第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图3 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左一）在孙成堪（左二）陪同下视察龙湾（1987年）
采访者：状元新街建设在龙湾开发中起了什么作用？
孙成堪：作用很大，具体有三：第一，状元新街建设成功，使龙湾区有了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有了对外联系的窗口。状元新街建设成功以后，龙湾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机场通航以后，人口流量大大增加，街道上也车水马龙了，凡是到温州参观考察的客人都要到龙湾看一看、走一走，龙湾成了温州对外联系的窗口。李鹏、朱镕基、陈慕华、张劲夫等中央领导和许多省市领导都莅临龙湾考察。第二，状元新街建设是“自费开发”的尝试，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龙湾出口工业区的“自费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指导。第三，状元新街的街心矗立着一座27米高的大型雕塑——崛起，它一方面是提高新街建设档次的需要，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批复”后的低潮中，把我们立志要开发龙湾的信心和决心昭示于天下，把龙湾人那种“不怕困难、勇于进取、敢于拼搏”的精神，永远浇铸在状元新街的土地上。
状元新街建设的成功离不开各县（市、区）民间资金的支持。为了纪念和答谢各县（市、区）群众的支持，除了南北走向和东西走向的主干道分别用龙腾路和龙飞路命名外，其他道路一律用各县（市、区）的名字来命名，如瑞安路、乐清路、平阳路、文成路、泰顺路等。
图4 孙成堪（右二）在雕塑“崛起”前与外来客人合影
采访者：当时为什么想到搞龙湾出口工业区呢？
孙成堪：谷牧同志确定的那个开发区就在现在的扶贫开发区位置，在龙湾的东部，离市区约24公里。这个位置离市区太远，投资太大，加之相关条件不成熟，人家也不愿意去。在开发区“不宜动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能力去开发。1987年，市委书记董朝才到福建参观、市长卢声亮到法国考察时，发现当地也是前店后厂楼上当住房，跟“温州模式”很像，回来后就提出：“我们开发区未批，能不能先搞个龙湾出口工业区。”市里有一个想法，打算搞龙湾出口工业区。经实地踏勘，龙湾出口工业区的地点选在屿田这个地方。屿田和市区也就相隔5公里左右，企业到这个地方也愿意，城市辐射能力比较强，配套设施比较好解决。应该说这是一个量力而行的方案。同时，“批复”以后，龙湾的同志仍很气“盛”，一直强烈要求市里根据当前的情况改变龙湾的开发思路，以前确定的龙湾区划是以开发区建设为中心，现在必须充分发挥老市区的依托作用来开发龙湾，并强烈要求改变区划，把东面的永强和西面的杨府山划归龙湾区，开发龙湾应从杨府山开始，代表们连续四次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议案。龙湾出口工业区的诞生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采访者：1986年9月到1987年年初，您去了中共中央党校市长研究班学习是吗？
孙成堪：是的。我去的时候是1986年下半年，那时国内的形势就是放开搞活，经济发展很快，随之城市建设也风起云涌。城市建设是百年大计，城市如果建得好，就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建得不好，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为了城市建设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个大背景下就办了这个市长研究班，一期一期地办。主办单位是中央组织部、建设部、中国科协和中央党校四个部门。中央组织部主要负责落实学习人员，建设部为承办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科协负责安排老师。主题是城市建设，也涉及经济方面的知识。教师是来自全国的名流、大学教授，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的老师都来上过课。他们都以到中共中央党校市长研究班上课为荣。他们备课很认真，讲得也很开放。去的学员主要是全国52个城市的市长和副市长，市委常委只有我一个人。授课结束后，主办单位还安排我们到全国很多地方进行考察，如成都、重庆、武汉等。我在武汉还碰见了在二机部的一些老同事，心里真的很高兴。在这个研究班学习给我最大的帮助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城市建设方面的知识，为日后龙湾出口工业区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市长研究班毕业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写一篇论文，我的论文是《商品经济是推动小城镇建设的强大动力》。当时我是比较认真地去写的，市长研究班办公室看了我的论文后，觉得我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有新意。后来要选四个人在大会上宣讲毕业论文，我就是其中一个。会议规格比较高，全国52个城市的市长、副市长都在里面，还有建设部的一些中层干部、见多识广的城市建设专家以及有关报纸杂志的记者。大会给宣讲者一个小时的时间宣讲论文。第一个发言的是北京市建委主任。我是第二个发言的。当时有个《城镇建设》杂志的记者在那里，他听了以后就把我这篇文章发表在杂志上了，事先也没有跟我说。文章发表之后，邮电局就给了我一个汇款单，说是稿费。这时我才知道《城镇建设》杂志社把我的论文给发表了。
图5 孙成堪论文荣获“中国理论创新优秀学术成果奖”一等奖
采访者：论文刊登了以后社会反响怎样？
孙成堪：我的论文刊登以后，真没想到由此带来的影响会是这么大。1986年以后的10年里，至少有20多家杂志社找我要登这篇文章。事后我也在想，我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温州市场经济是超前发展的，小城镇建设也是超前发展的。我这篇文章里面主要讲温州小城镇建设成功的原因、商品经济发展对小城镇建设起了哪些推动作用，其中有些观点专家不一定写得出来的，因为我们在基层工作，平时也了解小城镇建设的一些状况，于是从中悟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就把它写出来了。因为我们是先发地区，其他一些地区比如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等，它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建设也会风起云涌。所以这篇文章对它们来讲有参考价值。后来这篇文章还获得了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举办的“中国理论创新优秀学术成果奖”一等奖。离开中共中央党校后，我一直为自己能在这个神圣的讲台上宣讲自己的论文，并有这么多杂志社要刊登这篇论文而感到自豪。到1987年6月的时候我开始负责龙湾出口工业区建设，这正好为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学到的城市建设方面的知识提供了用武之地。
采访者：您能介绍一下龙湾出口工业区的情况吗？
孙成堪：龙湾出口工业区是1987年8月10日破土动工的。龙湾出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自建立以后也立即着手制定建设规划和有关政策，积极开展对外宣传，抓紧落实洽谈项目，认真组织建设资金，做好统一征地工作，使出口工业区的工作有序进行。龙湾出口工业区有2.2平方公里，建设资金也是“自费开发”。当时我们在这2.2平方公里内先对0.88平方公里进行“五通一平”。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引进的资金以企业和华侨资金为主，基本上外资企业本来生产什么，我们就支持它生产什么，一般是箱包、电器、皮件和工艺品等。像达得利、威斯康和米莉莎这些温州最早的外向型企业都是在出口工业区建设初期被引进的。龙湾出口工业区的规划指导思想是：统一规划、分步建设，开发一片、成活一片。建设方针是：一边基建，一边引进项目，一边组织生产，一边出口创汇。由于出口工业区规划和建设能从龙湾的实际出发，特别是从“自费开发”这个现实出发，发展还是顺畅的。到了1990年的时候，龙湾出口工业区的厂房建了8万平方米，引进的项目有40来个，而且生产状况和创汇能力都比较好。1988年产值只有1600万元，1989年为3000多万元，1990年为5000多万元。出口创汇的比例都保持在50%左右，可以说是初具规模了。特别是永强机场通航后，我们市里举行了一个通航仪式，财政部、国务院特区办、海关总署等部门派了一些领导同志过来。他们原本想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没有批，这里经济应该说是萧条的，地点还是在农村。当我们组织他们到出口工业区里参观时，他们都很意外，真的无法想象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虽然没有批，但已经初具规模了，所以他们对我们温州的印象非常好。
采访者：龙湾出口工业区建设为什么会如您所说的那样顺畅地发展呢？
孙成堪：我先说明一点，我上面说的“顺畅”，不是说龙湾出口工业区的建设没有困难，实际上工业区建设中的困难是很多的，除了内部的原因造成一些困难之外，外部的原因也带来了很多困难。我说的“顺畅”是指在龙湾出口工业区建设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能上下一致、齐心协力地去克服，保证了开发建设顺利进行。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温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温州市委、市政府对龙湾出口工业区的建设非常重视，成立了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刘锡荣同志任组长（不久，他调市政府任市长），我是副组长兼龙湾出口工业区党组书记，叶桐章同志为出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张立法、何达同志为管委会副主任。市政府还出台了《关于鼓励在龙湾出口工业区投资的优惠规定》等一系列文件。刘锡荣同志每个月召集市有关部门召开一次协调会，解决开发建设中的困难，为龙湾出口工业区建设“搬石头”。“搬石头”是刘市长的原话。1989年4月份，他召集有关部门在龙湾区召开了三天的协调会，一个协调会开三天，这是很少见的。这个协调会的作用很大，首先解决了出口工业区赖以生存的各种各样的审批权问题。由于开发区未批，国家的优惠政策我们不能享受。而龙湾区又是县一级的城区，各种各样的审批权都集中在市有关部门。协调会解决了部门对出口工业区的松绑放权问题，搬掉了这个最大的“石头”，才使出口工业区获得生命力。其次，协调会还解决了龙湾出口工业区在起步阶段亟须有关部门解决的问题，如水、电、通信等。
二是龙湾区委、区政府举全区之力支持龙湾出口工业区建设，做出口工业区建设的坚强支撑和后盾。龙湾区是对外开放的产物，区委、区政府一直把“以开发为主旋律”作为建区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经常性的对外开放教育，不断提高机关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对外开放意识。出口工业区开始建设以来，龙湾区委、区政府更是举全区之力支持出口工业区建设。首先是加强了对出口工业区建设的领导力量。龙湾区委对班子里每位领导的分工，根据出口工业区建设的需要做了新的调整。叶桐章同志既是区长，又是管委会主任，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要求全身心地先把出口工业区建设抓起来。张立法同志予以紧密配合并管理好出口工业区的日常工作。龙湾区的日常工作由区委副书记朱自强同志和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张锡岳同志负责，重大问题由区长召开区长办公会议决定。我兼顾两方，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龙湾出口工业区建设上。其次是切切实实加强对出口工业区建设的支持。建区初期，龙湾区自身的困难重重，但只要是出口工业区建设需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再次是全社会总动员。在出口工业区建设初期，资金短缺，给征地带来困难，龙湾的群众顾全大局，同意对土地“先用后征”（这在当时是政策允许的），保证了工业区建设的土地供应。龙湾出口工业区建设之所以能顺利进行，“自费开发”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有一级党委和政府作为开发工作的坚强支撑和后盾。
三是龙湾出口工业区的同志发扬了“不等不靠，不是不要，而是创造条件要”的积极进取精神。这里我想给你们讲一个龙湾的故事，相信听了之后你们就会知道什么是“积极进取”的精神了。1987年出口工业区破土动工后，刘锡荣市长带领我们去广东、福建考察，回来后制定了《关于鼓励在龙湾出口工业区投资的优惠规定》，并报省政府审批。几个星期后，市里要我带几个人去省里催批及办理其他事。在杭州，我们听到第二天要召开省委书记办公会议，要听取温州试验区的汇报，温州市委副秘书长宋文光同志是拟稿人。我听到消息后顾不上吃饭，就去找宋文光同志。我问：“龙湾出口工业区有没有列入温州试验区汇报提纲？”宋文光同志说：“没有。”我说：“没有不行，市委文件说得很明白，出口工业区是温州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文光同志说：“对啊，应该列上，你带有关资料了吗？”我说：“都有。”于是我们两人连夜将龙湾出口工业区列入了汇报提纲。几天后，省委、省政府对温州试验区提出的要求一一做了书面的答复，内容十分丰富。与龙湾出口工业区关系重大的有两项：一是对温州在开发区“不宜动工”的情况下，在龙湾建立出口工业区做了充分肯定，从而使出口工业区获得了省委、省政府颁发的“出生证”，保证了出口工业区存在的合法性。二是答复中写有这么一条政策：“龙湾区的财政，以1985年为基数，在1990年以前，新增部分免除上缴、上借任务，年终由省、市财政部门审核后返回。”这是对龙湾开发非常有利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后来没有兑现，省政府拿了500万元一次性买断了这个政策。当时省财政厅解释不兑现的原因是“把关不严，漏写了”。实际上是他们开始时对龙湾的经济发展估计不足——后来发现龙湾1984年财政收入只有160多万元，但到了1987年已经增到2000万元，预计到1990年可能还要翻番——所以不敢实施，只能一次性买断。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得到了500万元的开发资金，这对龙湾出口工业区来说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采访者：您刚才说龙湾出口工业区建设遇到的困难很多。对内部原因带来的困难，您在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外部原因带来的困难又是怎样的？你们又如何克服呢？
孙成堪：龙湾出口工业区在建设过程中，因外部的原因给我们带来的困难也是很多的。这种情况，不只是温州有，全国所有的开发区都这样。当时我们做了分析，认为这种情况短期内改变不了，坐在那里等是不行的，但也不要太悲观，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当前的形势，不要认为当前是雁荡山的瀑布——一泻千里，一去不复返，应该把当前的形势看成瓯江的潮水，现在是落潮，潮水退下去了，但不要以为不会再涨起来。当前“筑巢引鸟”不现实，最好的办法是“筑巢等鸟”，建标准厂房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建一批标准厂房需要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当标准厂房建好后，我国对外开放的形势可能会好起来，那时客商要投资、搞项目，可以买我们的标准厂房，这样等于把“政治风波”给我们造成的损失补回来了。这个办法虽好，但建标准厂房需要资金，资金从哪里来？于是我们积极去找合作对象。在当时的情况下，有资金的企业大都捂紧了口袋，不肯投资。唯有一家企业看到我们是政府，表示愿意同我们合作，但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一是资金同我们各出一半，保证他们要有15%的年息；二是保证他们有10%的利润，超过10%的利润对半分；三是厂房建成后一年还卖不出去，政府要将厂房全部买下。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但考虑到当时建标准厂房是唯一的选择，再说我们建标准厂房的目的不是要赚多少钱。同时，我们也坚信我国对外开放的形势会像潮水一样涨起来。后来，我们接受了这个“傻瓜”才会接受的条件。三年过去了，温州永强机场通航了，三座标准厂房（每座2000平方米）拔地而起，我国对外开放的形势也好转了。我们很快引进了人本轴承厂、华士服装厂、广大木业厂、瓯利电动机厂等一批项目。结算时，投资标准厂房的企业分得大半的利润，很高兴。我们虽然分得小半利润，但我们赢得了时间，赢得了项目，赢得了开发区的审批，许多人说真正的赢家还是我们。
采访者：1990年，永强机场建成和通航后，对温州尤其是龙湾开发带来哪些影响？
图6 孙成堪（右六）在温州市对外经济贸易项目合作介绍会上（1990年）
图7 永强机场通航（1990年）
孙成堪：1990年，永强机场通航了，结束了温州没有机场的历史。永强机场建成和通航后，也给温州尤其是对龙湾开发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机场建成和通航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领导到温州视察最频繁的时候，这使温州得到中央更多的了解、关心和支持。机场建成和通航后，民航的航线和航班数很快在全国中等城市中名列前茅。温州在全国各地经商的人多，快捷的航空备受他们的欢迎，从而使航空也成了温州经济发展的推进器。机场建成和通航后，到温州考察的客商人数大幅度增加，投资的项目也大幅度增加。机场的建成和通航最大的作用是它标志着温州对外开放投资环境的形成，这是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对日后龙湾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尽管国务院“批复”中明明写着开发区目前“不宜动工”，但温州人民为对外开放和为建设对外开放投资环境而一步一个脚印所做出的努力，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龙湾建区以后的第一个建设项目是机场公路建设，该项目是1985年4月动工，到1988年4月建成通车。温州万吨级码头一期工程于1985年12月经交通部批准建设，1989年1月龙湾港口竣工。还有水、邮电、电力问题在这个时期也相继得到了解决。所以1990年以机场建成和通航为主要标志，迎来了龙湾开发的第二个重要时间节点，过去那种冷冷清清的气氛烟消云散了，随之迎来了草绿花红的龙湾开发的春天。
通航以后对我的好处就是去北京方便多了，我那时每隔三个月就要到北京去一次，去国务院特区办汇报我们的开发情况，同时也催促有关部门尽快审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中央的领导都是不容易找到的，但温州驻京办事处的同志帮我们找他们的秘书，跟秘书不断地联系，帮我们做好工作，所以那时开发区审批报告在哪个部门待批，我们都是清清楚楚的。
图8 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胡光宝等领导视察龙湾，孙成堪（左一）汇报情况（1990年8月5日）
采访者：您是1990年兼任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1992年还担任党委副书记这个职务。您能说说其中的原因吗？
孙成堪：机场通航以后，开发区通过国务院审批的形势越来越好。为了迎接这个开发区审批机会的到来，进一步加快温州对外开放的步伐，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把龙湾出口工业区升格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就由我来担任，这样就把出口工业区的规格给提高起来，由县级变成副市级了。
采访者：请问龙湾出口工业区建设对温州对外开放有哪些积极作用呢？
孙成堪：龙湾出口工业区建设是温州对外开放的重要篇章。刘锡荣书记和卢声亮市长在《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温州卷）》这本书中，都对温州改革开放著有重要的回忆文章，还用专门的章节讲了出口工业区的建设，并做了高度的评价。刘锡荣书记说，龙湾出口工业区建设，促使温州对外开放的“各方面条件日趋完善，1992年国务院发文同意温州龙湾经济技术开发区重新启动”。卢声亮市长说，龙湾出口工业区为1992年国务院批准的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我离开龙湾为时已久，对出口工业区建设的积极作用很难做出精准的回答。好在1992年李涛先生采访我时，提过和你们完全一样的问题，现在我就以那次讲话为依据做出回答。有以下五个方面。
图9 欢庆开发区在龙湾设立大会现场（1992年3月）
第一，龙湾出口工业区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得审批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可以说，没有龙湾出口工业区，就没有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龙湾出口工业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在许多人不了解开发区审批的艰难历程，把龙湾出口工业区和开发区的内在联系人为地割断了，以为经济技术开发区是1992年从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我经历过从出口工业区到开发区的全过程，虽然它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但出口工业区也好，开发区也好，永远要以开发为主旋律，永远要开发在路上，永远要发扬“不怕困难、勇于进取、敢于拼搏”的精神。
图10 孙成堪（右四）陪同外宾参观龙湾（1991年）
第二，促进了对外开放投资环境的形成。龙湾出口工业区建设的目的，一是争取开发区早日得到审批，二是促进龙湾对外开放投资环境的形成。龙湾原是一穷二白的地方，出口工业区的建设使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举全市、全区之力，造万吨级码头，建机场，通水电，装程控电话，等等，形成和完善了龙湾对外开放的投资环境。可以说，没有龙湾出口工业区的建设，就不可能有龙湾现在这样完善的投资环境。
第三，积极探索了“自费开发”这条新路子。“自费开发”是温州对外开放初期的重要特色，是龙湾人民的创举，是温州人精神在对外开放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对外开放领域里的一朵奇葩。在开发区“不宜动工”时期，国家没有给建设资金，我们只有通过“自费开发”的渠道，找米下锅，解决了状元新街建设和出口工业区建设的资金问题。自1985年提出“自费开发”以来，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2014年3月，全国政协在杭州召开了14个沿海城市开放资料征编定稿会议。温州市政协选送了我在1992年写的《“自费开发”龙湾新区》这篇文章作为会议交流材料，现在已被收录在《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温州卷）》一书里，并被刊登在《浙江文史资料》2014年第1期。从此“自费开发”载入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史册。同时，这表明“自费开发”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的独特性，也表明上级有关部门对温州“自费开发”精神的肯定和褒奖。
第四，引进了大批项目。
第五，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外向型经济人才。
图11 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左三）及其夫人（左二）参观龙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