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研究方法与切入点
（一）建立连续的历史地理剖面
历史地理研究的任务既然是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面貌并探究其演变过程、原因及其规律，那么其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就必然是恢复某一历史时段的地理面貌，然后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地理面貌的比较，找出其前后的变化。H.C.达比曾经指出：如果地理学家能够勾画出一幅在时间系列中过去某个点的地理剖面，那么他应能照此继续勾画出数个这样的剖面。这些依次排列的地理剖面，就反映了演变。用历史叙述的方法，可以将逐个的地理剖面连接起来。于是，一系列的地理剖面和对剖面的历史叙述，便将地理学家的方法和历史学家的方法结合起来。有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采用这种方法，例如A.H.迈耶（Alfred H.Meyer）在1935年发表的有关美国印第安纳州北部和伊利诺伊州堪卡基湿地的研究，就是重建了四个时期的湿地地理面貌：1840年以前印第安人狩猎与法国贸易时期，1840～1880年先驱围猎和拓荒农业时期，1880～1910年牧畜业与猎野禽时期，1910年以后玉米栽培与沿河度假时期。这样的分期显然是以土地利用方式为出发点的。达比于1936年出版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D.1800）所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67]
实际上，历史（即时间的）剖面的方法传统上用于历史科学，按时代分析历史事件是历史学的特点。所有的历史剖面可以按照一系列组成要素分类，如某一时间段的政治地理剖面、人口地理剖面、经济地理剖面等。这些研究都有自己的目的和区分及分析历史剖面的系统方法，而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即它只能提供对某一种历史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及其形态，而无法在整体上重建一个地区的历史面貌。因此，我们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建立整体性历史剖面（更确切地称之为“历史地理剖面”）的方法，并以之来全面分析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人口、经济和文化地理状况。我们相信，连续的整体性区域历史地理剖面的建立，是考察历史地理区域之生成、演变过程及其规律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连续的历史地理剖面虽然的确可以提供有深度的讨论，但在实行中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地理景观中的不同要素，既不是同时，也不是同一速度变迁的。例如湿地的水排除了，但是荒地并没有开垦。有些资料要在不同的剖面中讲了又讲，有时甚至已经发生了变迁，重复仍难避免”。[68]这些问题虽然也可以解决，但常常不容易找到妥善的办法。最困难的还在于连续剖面的选择要符合整个区域的显著变迁。怎样的剖面时间密度是合适的？在前述迈耶的研究中，每隔三四十年就建立一个地理剖面，这在美洲近现代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显然是必要也是可行的，而对于拥有漫长历史的中国来说，就不大可能，而且似乎也不太必要，因为在农业社会里，地理面貌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同时，布罗代尔关于“长时段”的概念及其所蕴含的思想方法也给我们以很大启发。因此，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依据汉水流域整体地理景观的变化，建立了五个时段的地理剖面：（1）新石器时代，（2）青铜器时代，（3）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后6世纪，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4）7～13世纪，即隋唐宋元时期，（5）14～19世纪，即明清时期。这样，每个地理剖面所涉及的时间段都比较长，有利于资料的使用以及对地理变化的考察。
（二）连续居住、人口变动和土地利用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探讨特定区域地理环境下人类活动的基本规律，也就是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影响的区域特点。考虑到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历史时期不因人的活动而发生的纯粹自然的地理变化确是非常微小的，所以相对而言可以将不同时段的自然地理环境看作是同一的。在这一假定的前提下，惠特尔西与詹姆斯所提出的“连续居住”的概念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前揭詹姆斯对新英格兰南部黑石河谷景观变迁的研究表明，在地理环境没有发生较大变化的同一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种群采用不同的方式利用、改造自然环境，并创造了不同的文化景观：土著印第安人使用原始的方法利用土地，创造了有印第安文化特征的地理景观；早期欧洲移民发展了近代意义上的农耕，创造了近代农业经济的地理景观；工业都市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群在来源、构成、观念上均与农业文明下的人群有很大不同，他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形式，加在乡村景观之上。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规模不等的移民运动波及从海滨到深山的几乎每一个地区，使绝大部分地区所居住的人群都发生过变化，其所创造的文化景观及其活动所引起的环境效应也有很大不同。考察一定区域历史时期居住人群的变化及其所创造的文化景观，对于探讨地理环境之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显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研究思路。
因此，人口移动与土地利用方式是此种研究思路的两个关键环节。不同的人群通过对与土地有关的自然资源的利用活动，创造出不同的文化景观，其对于原始自然景观的改造方式、程度也各不相同。同时，同一人群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包括管理方式的变化），也常常带来文化景观的变化。B.C.热库林指出：“在漫长的有史时期里，农业是居民的基本职业，因而土地使用对景观的影响是很大的。从起源、熟化程度及变化的观点研究农业用地状况，不仅能够作出过去土地使用特点的结论，而且能够作出有关熟化了的地理综合体发生和发展时间的结论。”[69]他研究了俄罗斯联邦西北部地区伐林耕作制和耕作农业制下的土地利用方式及其所引起的景观的变化，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同一地理环境所蕴含的不同含义，是这一类型研究的典范。[70]只是在他的研究中缺乏居住人群的变化，所以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更多是由于生产力的进步与人群观念（包括价值观）的改变，因此还不足以总结出不同类型的人地关系模式。
此外，气候变化是人类历史上基本不因人类活动而发生（至少在工业社会以前是如此），并给人类带来深刻影响的最重要的自然变化。气候资源的变化必然引起土地资源的变化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由此引起农业产出的变化，进而影响作为一个种群的人口，人口因农业产出的区域差异而被动或主动地改变自己的分布，而这种分布的变化又引出社会、经济的诸多变化。反之，社会、经济乃至文化方面的因素也会引起人口分布的变化，而人口分布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土地资源分配与利用方式的改变，并进而影响环境（包括气候）的变化。因此，人地之间可能形成两条对向关系链。[71]在前一条关系链中，气候变化是变化之源，土地资源利用是中心环节。抓住土地利用这一中心环节，探讨因气候变化而引起的人口分布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诸种文化景观的变化，是考察人类不断适应环境变化、调整人类活动的空间结构与行为方式的良好途径。在后一条关系链中，人口分布的变化（包括人口迁移）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在一般情况下虽然会引起文化景观的变迁，却并不对环境特别是环境中的气候因素带来重大影响，但生态脆弱地区除外。以人口变化为线索，对环境脆弱地带人地关系演化模式展开探讨，必将丰富人地关系理论研究。
（三）方言、风俗、居住方式
文化（狭义的，非物质层面的文化）景观的地域差异是历史地理区域多样性的重要体现。谭其骧先生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一文中指出：“文化区域的形成因素则主要是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的异同。”[72]在《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序论”中，周振鹤先生对此进一步申论说：
最能表现文化特征的首先是语言，语言（方言）的认同有时几乎就是文化的认同。以我国为例，客家人的文化认同，首先就是以客家话为第一要素，而地缘方面的认同却是次要的。但是究其实，语言很难说是精神文化还是制度文化的层面，它是超出于一般对文化进行分层的简单化理论之上的。次于语言的重要文化因素一般而言是宗教。无论在东方或西方，宗教的不同，甚至教派的相异有时就是势同水火的事，因此以宗教的差异来表示文化的区别通常是可行的。宗教以外，则应以风俗地理的研究最为多姿多彩。风俗包括民间信仰、风俗习尚、居住方式、衣食特征等等内容，既有物质层面也有非物质层面。风俗的差异也很直观地体现文化的差异。
同时，他还指出：“在中国，宗教地理似不如风俗地理重要。因为一方面，中国人宗教观念比较淡薄；另一方面，在历史上政治体制从来就凌驾于宗教组织之上。因而，就国家宗教而言，在我国，区域性并不显著，往往只能就同一宗教的不同特征进行点状的分析。相反，在民间信仰方面，地域差异却是十分明显的，而民间信仰是应归入风俗范畴的。”[73]因此，语言（方言）与风俗常常是中国文化地理研究的重点，其地域差异也常被作为划分文化区的基础。[74]我们关于汉水流域历史文化地理面貌的阐述和分析也主要从这两方面着手。
周振鹤将居住方式归于风俗之中，诚然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依然将其分别出来，作为文化景观的重要一项，并将它放在与语言（方言）、风俗同等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两点考虑。（1）居住方式的某些特点可以向我们揭示某些社会气质和某些物质文明的特点。居住方式绝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层面的文化表现，也包含着丰富的非物质层面的文化内容。居住方式的地域差异有时非常显明地展现出地域氛围的差异。“在印度封闭、退缩自守、严格集中、忠守劳动习惯和共同生活的古老村庄，和由许多还没有社会中心的孤立农庄组成的美国大湖区的年轻镇区之间，存在着多么深刻的差异！”[75]同样，当我们乘火车旅行，从一个区域进入另一差异较大的区域时，就会发现沿途农村的房屋式样和分布格局都发生了变化，我们无须考察方言和风俗，也会明显地感觉到区域间的差异。且不说城市与乡村在居住方式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形态方面的巨大反差，仅就农村而言，聚居地区与散居地区人们的生活习俗乃至心理状态都会有很大差别。阿·德芒戎指出：“居住形式的差异，到处都和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差异有联系。”他写道：
每一居住形式，都为社会生活提供一个不同的背景。村庄就是靠近、接触，使思想感情一致；散居则“一切都谈的是分离，一切都标志着分开住”。因此就产生了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所精辟指出的村民和散居农民的差异：“在聚居的教堂钟楼周围的农村人口中，发展成一种特有的生活，即具有古老法国的力量和组织的村庄生活。虽然村庄的天地很有限，从外面进来的声音很微弱，它却组成一个能接受普遍影响的小小社会。它的人口不是分散成分子，而是结合成一个核心；而且这种初步的组织就足以把握住它。……”因此，从散居人口到聚居人口，有时存在着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上的深刻差异。A·西格弗里德非常机敏地指出这一点：在分散农舍地区，是“在篱笆或树行后面有点怕与人交往的离群索居，不信任人的个人主义”，对外人怀有敌意，和对外来思想意识的一种不可渗透性；在村庄地区是集体行动的便利，配合的意识，外来影响的渗透和传播。[76]
（2）居住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体现出某些恒久因素，即便有演变，也很缓慢。因为居住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和农业经济的制约，而这两方面因素在农业社会中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同时，“任何住宅都是依据传统范本建成或重建的，因循守旧在建筑领域比在其他领域势力更大”。[77]因此，居住方式的研究，比较适合从长时段的角度，考察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综上，我们对汉水流域历史地理剖面的考察，将从人口分布及其变动、土地利用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方言、风俗等几方面展开，并结合气候、地貌等自然地理因素的变化，探讨其区域人地关系的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1] Jules Michelet，Histoire de France，1869年版的序言，转引自〔英〕H.C.达比《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姜道章译，《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244页。
[2]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505～506页。
[3]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曾培耿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8页。
[4] 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前之“中译本代序”，商务印书馆，1992，第1～18页；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518～520页。
[5]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顾良、张泽乾译，商务印书馆，1994，第15页。关于布罗代尔所受维达尔地理学思想的影响，另请参阅池永歆《维达尔地理学影响下的布劳岱论著》，（台湾）《思与言》第35卷第4期，1997年12月。
[6] 〔英〕H.C.达比：《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历史地理》第13辑，第245页。
[7] 转引自〔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9，第357页。
[8] 陆巍等：《试论第四纪晚期中国古人类三次迁移与气候变化》，《地理学报》1997年第5期；邓辉：《全新世大暖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1997年第1期；等等。
[9] 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1996年第4期；史念海：《论我国人口重心区域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期；陈中原、王张华：《太湖流域新石器时期：水与文化兴衰》，《科学》1998年第2期；等等。
[10]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二部分“沙漠的历史地理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43～140页；侯仁之：《我国西北风沙地区的历史地理管窥》，见氏著《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第89～107页；等等。
[11]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4页下注释。
[12] 如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以及后此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冀氏著作的影响。
[13]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第17页。
[14]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第31页。
[15]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3270页。
[16]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上编第一章“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葛剑雄执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29～30页。
[17] 需要指出的是，气候是影响地区景观与历史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在1万年以来的人类历史时期，地形地貌相对比较稳定，其对地区景观的塑造与历史发展道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地域结构的构建方面，而气候的变化，特别是突变则不仅可能彻底改变地区景观，而且还可能极大地影响历史进程，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
[18] 卢云：《文化区：中国历史发展的空间透视》，《历史地理》第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81～92页。
[19] 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19～32页；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周振鹤等：《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等等。
[20] 石泉：《我的治学道路与方法》，见张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1994，第81～82页。
[21] 本节主要讨论与历史观和历史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或然论”等人地关系学说，而对于与此关系不大的或者未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人定胜天论”“天人合一论”“人地和谐论”以及近年来比较流行的“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则未予讨论。
[22] 〔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20～21页。
[23]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419～423页。
[2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第243～245页。
[25]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第131页。
[26]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227～303页。
[27]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26～127页。
[28]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第123～155页。
[29]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第143～167页；〔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第89～106页。
[30] 李旭旦主编《人文地理学论丛》，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第210页；〔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第210～214页；〔美〕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叶光庭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89～91页。
[31] 〔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第278～301页；〔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第214～223页；〔美〕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第101～104页。
[32] 〔美〕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第130页。
[33]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第356～359页。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中，森普尔概括地谈到她的研究方法说：“作者自己的研究方法，是比较各个种族间和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生活在同一地理环境下的典型民族。如果这些生活在相同环境下的不同种族的民族，具有相似或相关的社会、经济或历史的发展，那么就可以合理地说明这种相似性是由于环境，而不是由于种族造成的。这样，通过全面有比较，在这些问题上，当说明某些大型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时，种族因素就在两个求知数中被排除了。”转引自《地理学思想史》，第357页。
[34]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第352～354页。
[35] 〔加拿大〕寇·哈瑞斯：《对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几点看法》，唐晓峰译，见《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164～174页。
[36] 〔苏〕普列汉诺夫：《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第484～485页。
[37] 〔苏〕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第170～171页。
[38] 〔苏〕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第216～217页。
[39] 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第27页。
[40] 鲁西奇：《人地关系：地理学之外》，《书屋》1996年第6期；鲁西奇：《谁是中心：人类还是自然》，《读书》1997年第10期。
[41] 牛文元编著《理论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2，第893页。
[42]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3，第9页。
[43]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第374页。
[44]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第382页。
[45] Preston E. James，“The Blackstone Valley：A Study in Chorography in Southern New England”，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 19，No. 2 （Jun.，1929），pp. 67-109.
[46] 〔美〕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地理学思想史》，第383页。
[47] 〔美〕R.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黎樵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59页。
[48] 易君博：《社会科学中的历史解释》，见杜维运、黄俊杰编《史学方法论文选集》，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第315～347页。
[49] 〔美〕理查德·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摘要”，第2页。
[50] 〔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第141页。
[51] 〔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第241页。
[52] 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53] 我们在这里强调地理学的区域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地理体系的完整性与统一性。事实上，地理区域正是相对于地理体系总体以及其他区域而言的，这必须是地理学区域观念的一个重要前提。离开了统一的地理体系的区域是不存在的，而孤立的、片面的区域观念将是非常有害的。
[54]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唐以剑：《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战略研究》，《地球科学进展》第7卷第4期（1992年7月）。
[55] 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香港：中华书局，1990。
[56] 〔苏〕B.C.热库林：《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韩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90页。
[57]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68～75页。
[58] 转引自侯仁之《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历史地理学专刊”。
[59] 从汉江南源（玉带河河源）算起。
[60] 蔡述明、陈国阶主编《汉江流域资源合理开发与经济发展综合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第1页。
[61]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五，“湖广方舆纪要序”，中华书局，2005，第3884页。
[62]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九，湖广五“襄阳府”，第3698～3699页。
[63]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一，河南六“南阳府”；卷五六，陕西五“汉中府”；卷七六，湖广二“汉阳府”，卷七七，湖广三“承天府”，卷七九，湖广五“郧阳府”；等等。
[64] 鲁西奇：《论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汉江流域开发史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65]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66]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以及流域内各地、市、县新编地方志中的方言志部分。
[67] 〔英〕H.C.达比：《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历史地理》第13辑，第243～251页；韩光辉：《历史地理学发展之中西比较》，《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39～54页；阙伟民：《西方欧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及其趋势》，《地理学报》1996年第4期。
[68] 〔英〕H.C.达比：《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历史地理》第13辑，第247页。
[69] 〔苏〕B.C.热库林：《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第125页。
[70] 〔苏〕B.C.热库林：《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第112～203页。
[71] 王铮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年第4期。
[72] 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22页。
[73] 周振鹤等：《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第5页。
[74] 如张伟然对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便是一个典范。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75] 〔法〕阿·德芒戎：《农村居住形式地理》，见其所著《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3，第141页。
[76]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92页。
[77]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