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分发展:1930年代以来的连云港港口、城市与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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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海岸线及港口的变迁

秦汉时期,苏北北部的海岸线,大体上沿今赣榆区,向南经锦屏山东麓的板浦、涟水县的云梯关,达盐城的东门附近。[2]现海州所在地为滨海浅滩,云台山一带是海中的岛屿,有记载称云台山“自古在大海中”。[3]姚陶《登云台山记》中亦称:“云台山在海中,围亘三百里,筑三城。”[4]由陆地至云台山需渡海,可见18世纪初,云台山仍为海中岛屿。

南宋建炎二年至清咸丰五年(1128~1855),黄河决口改道“夺淮入海”,挟带大量泥沙,对海州区域海岸线变迁产生重大影响。南宋建炎二年至明万历六年(1128~1578)的450年间,海岸每年向东延伸10~20米,海口由板浦推进到东辛;杨集原来近海,此时海岸推移到图河以东;老沭河从卞家铺推移到新浦口(今朐山东)。赣榆县青口镇东的坝头,经三沱、黄沙形成一道最新的沙堤,堤内侧为盐田,外侧为近代海滩。此道沙堤成为明清时代的海岸线。明万历六年至清咸丰五年(1578~1855)的277年间,黄河水全部经苏北入海。清政府先“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继而采取“分趋五港、灌口”,“广其途入海”,“以杀其势”的治河方针,疏通黄河,导部分河水入骆马湖,临洪河、盐河、场河为入海河道。海州区域海岸完全处于黄河尾闾直接控制之下,海滩淤长,每年平均达100米以上。康熙四十年(1701)后,云台山“海涨沙淤,渡口渐塞,至五十年忽成陆地,直抵(云台)山下矣”。[5]康熙五十年(1711)后,前后云台山之间原本作为当地水师训练水域的五羊湖,淤成平陆,并与沂、沭河口三角洲连为一体,使淮北平原增加了1000多平方公里的新生土地。清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北流入渤海,泥沙来源骤少,海岸基本稳定,初步形成现代海岸线。[6]从图1-1可见,海州地区海岸线后退的基本趋势是以云台山脉为轴,南北两翼逐步向东推进。

图1-1 海州(连云港市)海岸线变迁

资料来源:徐德济主编《连云港港史(古、近代部分)》,第8页。原图经修改后使用。

由于海岸线的变迁,海州区域的港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屡有转移。元朝时,为弥补河运漕粮的不足,开辟了海上航道运输漕粮,海州成为海上运输漕粮的必经之地,“海运之道,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行月余始抵成山”。[7]由于海州为漕运的必经之地,经常有船舶避风,上下增补供给,有力地刺激了海口集镇商业经济的发展。今天的南城以及板浦在当时已成为商船云集、商旅熙攘的海口集镇。[8]

明代海州岸线在临洪口、海州、新坝、板浦、东辛一线。明代实行“禁海”政策,只注重河漕,仅在漕运不通或无法满足需要时才开通海运,而一旦出现沉船或搁浅事故则旋即废止海运。因而海州地区的近海商业交往和海外贸易发展缓慢。隆庆六年(1572),明穆宗诏令重开海运,运粮由淮安清江浦口入海,由云梯关往东北经新坝,过鹰游山(东西连岛)、安东卫、石臼所等,缘海岸沿近海最终抵达天津卫。[9]新坝、鹰游山成为沿海粮道途经之地后增设了航行标志,白天用标旗导航,晚上用灯光导航。新坝[10]港地理位置日渐重要,地位逐渐提升,成为由淮安至直沽(今塘沽)沿海航行的重要口岸。明初在此先设巡检司,嘉靖年间在此改设榷关。[11]清初开禁以后,新坝已成为钦定口岸,设立海关征收船货税,是清朝的重要海关之一。[12]由于海岸东徙,河道淤塞,关隘遂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裁撤。从明嘉靖年间算起到清康熙五十四年放弃,新坝港的兴盛维持了一百余年。

新坝港衰落后,赣榆县青口港逐渐兴起。清乾隆十八年(1753)设淮安关。海关设于阜宁新河,并在海州之永丰口设子口,征收海船梁头钞。江苏沿海仍实行海禁,在170余公里的海岸线上,作为通商口岸,明令开放的只有青口。旨准赣榆一县之豆饼由青口运往上海之浏河口粜卖,[13]因而青口一时成为商业繁荣、行栈甚多的海口港。清末海州地区集散的粮油、豆饼经海道出口,主要依赖于青口港、临洪口以及灌河口各港。由于集散货物的需要,逐渐形成较大集镇,车船往来,商旅辐辏,商业逐渐兴旺。尤其是青口,经乾隆五年(1740)准予开放,聚集了山东、山西、江南各地商贾,海州、沭阳等地士民供需商货均集散于此。[14]道光中叶五口通商以后,苏北、鲁南地区的粮油和禽产品同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品及工业加工品的交换增加。

同治年间,捻军在淮北活动,南北货物更依赖青口海运,青口港逐步成为苏北沿海有名的商埠。[15]山东、山西、河南各地商船汇聚于此。承接南方的上海、宁波,北方的青岛、威海等地海船运来的布匹、糖、烛等日用品杂货,再装上本地花生米、生猪等土特产品运回。河南、河北等地的山果、皮货、豆类等通过陆路车辆运至青口经销。山东沂蒙、泰安的油类、香椿等也从青口转运上海销售,特别是油类,最多时一年有120万篓从青口运往上海、宁波。木材运输的规模较大,有六家较大的木行。木材多系从福建、浙江、江西、广东运来,用大木排一次最多可运来数千立方米。[16]

1910~1920年代,海州地区的港口又以临洪河的大浦港和灌河诸港较为突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大浦作为商埠正式对外开放,并逐渐取代了青口港的地位。“临洪口开埠,商务渐胜,土产以大小麦、大豆、秫黍(高粱)、苞米、山芋、花生等运销上海、山东等地,尤以豆饼为商货之大宗。”[17]位于临洪河南岸的大浦港,面临海州湾,东邻中正、板浦二盐场,西与临兴盐场隔河相对,连通盐河、蔷薇河,经由水路出黄海可顺利抵达上海、青岛等地。大浦因靠近盐场,也是淮北盐的重要集散地,锦屏磷矿亦经由大浦港向日本出口磷矿石。大浦一度商业繁盛,常住人口达1000户以上。为联络水陆交通,陇海铁路修筑到新浦以后,陇海路局将其展筑到大浦港。在连云港修筑之前,大浦港是陇海铁路唯一的出海口。大浦依托的市镇是新浦,新浦作为新兴市镇取代海州城成为海州地区的中心。但临洪河水含沙量高,大浦作为河海交汇之处,海潮的冲击使泥沙沉降,航道极易淤积而疏浚不易,有时甚至疏浚不及淤积速度。港口条件的恶化加速了大浦的衰败,中兴煤矿经由大浦转运煤炭虽一度延缓其颓势,但终难挽救其最终被废弃的命运。

灌河诸港包括燕尾港、陈家港、堆沟港等,这些港口的兴起主要缘于济南盐场在灌河口濒海区域开辟盐滩,淮北盐产量大增,济南盐场七公司纷纷在灌河口修筑码头,以方便盐斤运输。灌河口水深条件较好,平均超过4米,高潮时可达5米,3000吨级海轮可乘潮出入。但这些港口均以装载淮北盐为主要业务,且灌河口附近有拦门沙,因此这些河港的吞吐量和规模很难达到较高水平。

从新坝港的废弃到青口港的兴盛,从大浦港的衰落到新港老窑的崛起,自明代特别是清末民初以来,随着海港港址的迁徙,政治中心也几次变易。这个转移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连云港地区的海岸变迁。[18]

海州区域海岸线的变化,尤其是靠近海州城的临洪河以及灌河两条主要入海河道滩涂与海岸线的增长,云台山从海岛到与陆地连为一体,对海州的直接影响就是中心城镇的变迁。秦汉时期的朐县位于朐山西,南朝时期的龙苴城位于朐山南,北朝的海州则位于朐山北,隋唐时的朐山县位于朐山东,到了明清时期的海州,城址又迁移到了朐山北。从城址变迁的趋势来看,中心城镇虽屡经变迁,但都没有离开朐山(今锦屏山)的周围,其线路的大体方向是沿锦屏山和云台山麓逐渐东移。总的趋势是越到近期,特别是明代以来直到近代连云港开港之前,中心城镇越向东北方向迁移,这与当地泥沙沉积、海岸逐渐增长的趋势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