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国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严可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序言
日僧圆仁用汉文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行记》），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交通等提供了极丰富的史料，也是研究9世纪东亚交流史的第一手材料。《行记》亲笔手稿已佚，今流传最早的钞本即日本京都东寺观智院古抄本。日本学界对《行记》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且主要集中在佛教史、东洋史、日本汉文学史、国语史等领域。[1]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行记》的研究在中国也得以展开，相继出现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入唐礼行记校注》[2]等三个版本。据20世纪50年代《行记》的研究概况，学界关注点多集中在《行记》的史料价值、在唐新罗人、佛教等方面[3]。但此项研究对《行记》中的唐代嗜茶风俗、经济史料价值、词汇与语法、口语词与概数等问题缺乏必要的探讨。[4]
21世纪以来，《行记》研究在继承前代成果基础上，开始有了新的探索。本文首先探讨近20年来国内学界对《行记》中的语言学、地理交通、饮食文化、唐代乡村社会、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以及与其他史籍的比较等问题研究的现状，并提出个人看法，继而对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予以展望。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21世纪以来国内《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述评
（一）《行记》中的语言学研究
21世纪之初，《行记》中的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汉语词汇领域[5]，其中多以实词、口语词为主。词汇方面，最早见于董志翘先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一书，该书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行记》词汇的著作，全面收集了国内、日本及西方224种相关研究论著，力求从前代语料中追溯源头，大量征引同时代语料，并从后世语料中察其发展变化，因而此书对汉语词汇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汉语史分期的探讨、对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修订，都极具参考价值。[6]方一新、王云路亦认为，我国学者唯蒋绍愚先生曾专门考释《行记》中的数十个口语词，后来者甚少，此书可谓国内外首部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行记》一书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填补了研究空白。[7]但由于《行记》中涉及的中古汉语语料丰富，学界难免对相关代词、口语词、新词等缺乏相应的统计，如“梵赞”“香积”等佛教用语。且从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多关注实词领域，对虚词则重视不够。
近年来，学界针对《行记》中虚词领域的研究开始有所深入，主要体现在其中涉及的助动词、副词、方位词、介词等方面。刘东认为，《行记》中的助动词总体数量相对稳定，使用频率相差较大，语义在稳定中有所发展，语法分布相对简单，宾语类型多样，作为修饰语的副词种类齐全等。[8]曾艳绘则运用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对《行记》中的副词进行了分类考察。[9]值得关注的是，学界对《行记》中的方位词、代词及介词等展开了系统研究，尤其对中古时期汉语言的发展及规律有了新认识。如夏寒杨提出，《行记》中范围方位词的成语、语义域、组合方式、语法功能和构词法已经大体具备了现代汉语方位词的格局，但也存在明显的历史阶段性特点，同时在某些方面也有作者个人的特点。[10]至于该书中的代词与介词，费爽则对其中出现的36个代词和26个介词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并全面揭示了它们的特点。[11]
不仅如此，《行记》中的新词、疑难词语考释等也成为近年学界研究的新领域。赵丽、阚绪良将《行记》中的新词与《汉语大词典》进行比对，找出其失收或晚收的新词，以订补《汉语大词典》在释义和书证方面的疏漏。[12]贾燕子新考释了《行记》中的疑难词语，她指出，晚唐五代时“喫”对“食”“饮”的替换在口语中已经完成，“喫”对“食”“饮”历时替换的不平衡性，只存在于从魏晋到晚唐五代这段时间内。[13]
从对21世纪以来《行记》的语言学研究梳理来看，在《行记》实词、虚词、新词、疑难词语等领域还存在较大研究空间。可见，国内学界重点在于《行记》中的语言学研究，对其中文学价值则有所忽视，几乎未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出现。
（二）《行记》中的唐代地理交通
近20年国内学界关于《行记》中唐代地理交通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问世。《行记》详细记载了圆仁所经州县、村镇、河流、海岛与港湾等，其中也记录不少的沿途诸地商业贸易活动，为研究唐代地理交通甚至贸易活动提供了丰富史料。
从目前研究成果看，主要研究区域集中在黄海海域、登州、青州，且有向唐代河东道地区深入的趋势。最先受到关注的是黄海海域的贸易活动，学者朴天伸全面分析了以张保皋为代表的在唐新罗商人掌握东亚贸易主导权的过程，[14]并重新考察史书对东亚航线的记载，与此同时，他还详细考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东西交易。[15]从7世纪到8世纪，登州一直都是日本、渤海以及新罗的朝贡船出入中国的一个门户，也是东亚丝绸之路的一个基点。陈尚胜先生则以唐后期登州港为中心，全面分析了东亚贸易体系形成与封贡体制衰落。[16]可以说，唐代登州地区在整个东亚贸易圈[17]及各国关系之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青州素为古“九州”之一，《尚书·禹贡》称“海岱惟青州”，可见青州自古以来位置殊异。关于唐代青州虽然记载不多，但也为学术界所重视。程少燕指出，青州在隋唐时期就已经辐射当时的山东半岛，后来随着方镇的设置，淄青节度使的治所设在青州，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青州都可谓一方重镇。[18]文章重新考证了圆仁青州所行路线，并对开成年间山东半岛地区的社会状况、节令习俗等进行了探讨，便于我们了解唐代州县的地域特征。另外，河东道作为圆仁巡礼中的重要区域，近年来也为学界重视。任艳艳以圆仁巡礼途中的关、驿、店为中心，考察唐代河东道的交通状况。她认为，唐代河东道境内设置的关有44处、馆驿31处、店18家。[19]因而，河东道沿途的良好交通条件对当地商品贸易、佛教文化的传播有重要推动作用。
可见，21世纪以来学界对《行记》中唐代地理交通的关注多在黄海海域、山东半岛诸区域，且开始向唐河东道延伸，但对五台山至关中地区沿线关联问题研究明显不多。
（三）《行记》中的饮食文化
对于《行记》一书的饮食文化问题，国内最早关注的应推学者黄正建，他在《唐代衣食住行研究》[20]中大量引用《行记》中的史料，为后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世纪之交，学界开始重视饮食文化研究，以学者王赛时为代表，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行记》的研究成果。[21]
21世纪以来，学界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开拓，研究多以《行记》中的茶文化为主。王赛时依据《行记》中的饮食史料记载，在《唐代饮食》一书中对唐代农村甚至全国范围的饮茶习俗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在文中提到，“无论农家生活如何简陋，茶已是必备饮料”。[22]此后，牛致功先生通过统计圆仁笔下的“茶”的数据，指出圆仁在不同地点和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茶，且一共出现“茶”字30余处，茶在当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助休息、待客、送礼、敬佛、怡情”几个方面。[23]另外，梁子、谢莉从慈觉大师所亲历晚唐茶事的角度出发，指出圆仁的日记也充分体现了当时饮茶文化的普及程度，无论宫廷还是寺院、农村，都离不开茶。[24]
除了对饮茶习俗的研究，近年学界也开始涉猎圆仁巡礼途中的饮食研究。关剑平以《行记》为中心，考察了遣唐使团北上前，在扬州、蓬莱县、青州途中，抵达五台山前，五台山巡礼期间，前往长安途中，逗留长安，从长安到文登县等各地区的饮食情况。他提出，圆仁巡礼的饮食以接受布施为主，购买则很少见，自己做饭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25]该文对圆仁巡礼的饮食情况进行分期讨论，从而得出纵向的饮食结构特征，丰富了对唐代饮食文化的认知，也亟须不断深入。
（四）《行记》中的唐代乡村社会
对唐代乡村社会的关注，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且多从聚落史的角度考察汉唐时期乡村的形态与布局，诸如武伯纶《唐长安郊区的研究》[26]、赵其昌《唐幽州村乡初探》[27]等。自80年代后期以来，相关代表性专著相继问世，如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28]、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29]等，至此有关唐代乡村社会问题的研究进入兴盛期。
21世纪以来，学界主要以《行记》为依托，进一步对唐代乡村社会展开系统研究。刘再聪以《行记》所记山东地区的村落为切入点，探讨了西州、四镇都督府、登州与沙州等下辖的基层“村”制度。[30]研究不但证明了村制度执行的严格性，更说明村制度对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国的基层政治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因圆仁所经州县、村落等区域范围较广，文章主要着眼于山东半岛地区基层社会，故而对河东道及周边地区乡村社会关注稍少。王福昌则从乡村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了唐代乡村交通与旅行生活、饮食、宗教信仰、民风习俗等方面。[31]这项研究角度有所创新，不再侧重于乡村制度、体制等方面的探讨，揭示了唐代乡村社会人们的真实生活状况。但因讨论内容较多，故而不够全面。除此之外，刘再聪继续以《行记》为中心，考察“在田野者为村”，这是对该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他以表格数据的方式，全面统计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的村名，证明了山东地区“村”的普遍存在及普遍性意义。[32]这项关于“村”的统计对后续《行记》的乡村研究起到基础性作用。
从上述研究来看，山东半岛地区基层政治制度已较为完善，唐代“村”这一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对朝鲜半岛及日本诸国基层政治制度影响深远。
（五）《行记》中的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韩三国一衣带水，隋唐时期三国之间交往频繁，尤其体现在文化交流层面，其中以佛教往来最具代表性。关于《行记》中佛教的研究，前代研究者已做了较多探讨。
首先，近20年来研究不断深入，尤其表现在五台山佛教、佛教宗派、圆仁求法经历等方面。史睿通过圆仁求法目录所记五台山石刻，考察了圆仁求法带回的大量汉籍文献，并结合五种五台山石刻与《行记》《行历抄》等，分析唐代佛教各宗与五台山文殊信仰之间的关系，集中讨论了佛教史籍、敦煌文献等中关于五台山的史事。[33]陈坚则从佛教宗派的角度论述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他将中国的天台宗与密教圆融起来合二为一，将日本天台宗与中国佛教宗派进行比较。[34]师敏从圆仁求法的背景、活动、社会交往以及对日本佛教、语言文字、民俗的影响着手，认为圆仁入唐求法对中日交流具有不可磨灭的文化价值及历史作用。[35]此文基于《行记》中历史细节的描写，为研究唐代中日交流提供了珍贵史料。另外，师敏还对圆仁与另一高僧最澄对禅宗的贡献进行比较研究，并以数据形式考察了五台山周边禅宗的情况，[36]将该领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其次，关于《行记》中的佛教僧人和寺院研究也开始展开。一方面以僧人为例，何先成以《行记》中开成会昌年间圆仁等僧人巡礼的遭遇为突破口，专门探讨唐人对外来游方僧的态度及其原因。他指出，唐代对待外来僧人的态度也有不友好的，这些僧人甚至出现投宿无门、乞斋无路的窘况[37]，这项研究便于我们了解唐代社会对外来人员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关于佛教寺院的讨论，刘晓东以山东赤山法华院为媒介，以《行记》中新罗人庆祝八月十五日的习俗为例，认为赤山法华院是唐代中、韩、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并指出张保皋兴建的赤山法华院繁荣了唐代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38]
以上关于《行记》中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以山西五台山、山东赤山法华院为主要区域，二者在僧人巡礼、求法等活动中发挥重要媒介作用，为后续研究寺院与僧人等相关问题打开了新局面。
（六）《行记》的比较研究
《行记》作为关于唐代中日交流的一部重要史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近年来，研究者多将其与另外中外交流史籍进行比较，从侧面探究《行记》自身价值。
首先，与五台山相关史籍的比较。胡莉蓉将其与《参天台五台山记》比较，并以五台山为载体，翔实比较两位高僧来华的方式、目的和巡礼五台山的路径、内容[39]。文中关于二人巡礼五台山的路线与目的研究，便于加强对五台山信仰研究的认识。但其中对巡礼五台山所见的文殊传说、五台山成为圣地的自然条件等缺乏一定程度的探讨。邱雅芬、匡伶将《日本灵异记》《参天台五台山记》等日本文献与《行记》一起进行梳理，并指出日本最晚在8世纪末已出现文殊信仰，五台山以神圣的“黄金山”形象走进日本人的视野，而“黄金山”形象与五台山金阁寺密切相关。[40]
其次，与其他著作的比较。李凌云将其与人类史上西方人感知东方的第一部著作——《马可波罗游记》进行对比，认为如果从历史作用、历史地位来看，《行记》高于包括《马可波罗游记》在内的其他的旅行记，应当给圆仁及其日记以更为充分的肯定。[41]后者尽管有夸大和失实之处，但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学者严耀中则比较了法显和圆仁去他国求经巡法的不同身份，探究了中国与日本佛教早期区别的原因及其后来形成的不同走向。[42]
上述关于近20年来的《行记》研究回顾，对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进行了梳理。但因角度多而分散，难免会挂一漏万，譬如《行记》中所见的圆仁视野中晚唐长安平民男子的服饰[43]、颇受关注的张保皋及其商团[44]、在唐新罗人的生活及地位[45]等问题，期待得到批评与指正。
二 21世纪以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研究的不足之处及展望
（一）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从近20年中国学界对《行记》的研究来看，无论在论文的数量还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上，都呈现不断深入推进的态势。纵观国内对《行记》中的语言学、饮食文化、地理交通等问题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然而还存在不少薄弱之处，大体包括《行记》所涉及的唐代政治、风俗文化、文学价值三个方面。
第一，对《行记》关联的唐代政治研究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军队官僚机构与地方行政制度两个方面。首先，军队官僚机构方面，以唐代神策军和神策中尉相关军事建制为例，从圆仁在长安居住期间的记录来看，他曾亲赴左神策中尉衙院会见中尉仇世良，且记录不少传闻，他曾称：“左。右神策军，天子护军也。每年有十万军。自古君王频有臣叛之难。仍置此军已来。无人敢夺国位。”[46]可见，神策军的机构、神策中尉的职权及神策军的作用不容忽视，《行记》对此记载较多，但现有研究相对不多。其次，对唐代的基层行政制度研究不够，诸如各级政府的行政公文、州县长官开衙办公制度、地方长官接受诏书的隆重仪式等问题均较少涉及。《行记》曾多次记载圆仁一行申请滞留唐境与归国公验所需程序，“自会昌元年八月始申请归国公验，至会昌五年五月取得公验，历时三年九个月，前后通状百余回”，[47]这些学界均较少涉及。而关于两国往来文书及其疑难词语情况，目前仅有学者齐会君[48]、葛继勇[49]予以探究，也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第二，对《行记》中所载风俗文化研究较少，尤其对唐代时令风俗研究相对缺失。《行记》记载了诸多开成、会昌年间从元日到冬至的节庆活动，先以立春节气为例，“六日。立春节。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又别敕除左金吾卫大将军。是国亲”。[50]此处表明，唐朝在9世纪已有立春食胡饼的社会风俗。再者，从当时正月十五元宵节活动来看，“十五日夜。东西街中。人宅燃灯。与本国年尽晦夜不殊矣。寺里燃灯供养佛。俗人亦尔”，[51]可见唐朝当时地方社会元宵民俗的盛行，寺院与普通百姓活动相融合。除此之外，《行记》中还有关于端午节、中秋节等节令活动的记载，对于了解整个唐代风俗文化大有裨益。
第三，对《行记》文学价值的忽视。国内大多从历史学角度探讨《行记》的史学价值，仅有郭雪妮、董志翘等少数学者分别从文本[52]、词汇角度着手讨论。而日本学界早从昭和30年（1955）前后就开始关注其文学价值，甚至提出“《行记》有没有可能在日本文学史上是日记文学的发端，且《行记》记述上的文学性可否得到认可”，[53]极大地肯定了此书的文学性，期待国内学界在此领域有所突破。
（二）研究展望
有鉴于此，首先，应扩大研究区域，加强对圆仁巡礼唐代关中、山西、河东道等地的关注。如，山东半岛地区的地理交通，历来是热门研究领域，论文数量规模较大。对《行记》中唐代河东道地区以及关中地区的情况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且从开成五年至会昌三年（840～843），圆仁驻留此区域时间较长，对当地州县、山川等记录尤为详细，但目前研究成果不多。
其次，应重点关注《行记》中目前尚未深入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唐代佛教、社会经济、对外关系等领域亟须引起重视。一是佛教方面，目前学界关注点仅在日本的五台山信仰、圆仁所见五台山石刻、唐代“五台山进香道”等几个有限的层面，而对圆仁抵达五台山之前所见各地寺院的建筑、僧众、宗教仪式及日本、新罗僧人在唐等关键性问题[54]鲜少涉及。二是社会经济方面，《行记》大量记载圆仁途经州县的粮食、绢帛等的市场物价，包括制衣、租赁等关联情况，这些对于研究唐代地方经济，皆极具史料价值。三是对外关系方面，《行记》是研究9世纪唐朝与日本、新罗等东亚各国关系必不可少的史料，其反映了东亚各国在不同领域的往来，《行记》中在唐新罗人、日本人与本地官方、民间的交流，都值得探讨。
最后，应时刻关注国内外《行记》研究动态，对国内外给予《行记》的评价[55]应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及时加强部分研究领域的薄弱之处。如，对上述提及《行记》中中日两国文书的研究，目前国内研究人员力量较为单薄，故而可加强与日本、韩国学术界的交流，合理利用国内外研究资源，取长补短。
[1] 关于《行记》国外研究现状，参看师敏、海波《日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概况》，《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44～47页。
[2] 目前国内比较通用的三个版本，即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顾承甫、何泉达点校的1986年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日〕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订校注的1992年版；以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版。
[3] 吕红梅：《五十年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研究综述》，《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12～16页。
[4] 上文中提及的问题，参阅张剑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唐代嗜茶风俗》，《农业考古》1994年第4期，第2页；张剑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经济史料价值略述》，《上饶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第8页；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2期，第1页；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词汇特点及其在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上的价值》，《中国语文》1999年第2期，第137～144页；武振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见的语法成分》，《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4期，第6页；武振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口语词》，《绥化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第54～57页；曹小云《〈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概数词“类”》，《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2期，第3页。
[5] 对于中古汉语言的研究，吕红梅《五十年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研究综述》未进行关注，此处予以补充。
[6] 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 方一新、王云路：《评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语言研究》2002年第4期，第121~126页。
[8] 刘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助动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06。
[9] 曾艳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副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8。
[10] 夏寒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方位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1。
[11] 费爽：《〈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代词介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1。
[12] 赵丽、阚绪良：《〈汉语大词典〉新词补议——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例》，《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年第10期，第126~129页。
[13] 贾燕子：《也论“喫”对“食”、“饮”历时替换的不平衡性》，《汉语史学报》2013年第00期。
[14] 关于张保皋商团在黄海海域的航程与贸易等相关问题，可参考学者拜根兴《九世纪初张保皋海洋活动关联问题研究的现状——以唐与新罗关系为中心》（《唐史论丛》2009年第00期）一文，文章肯定了张保皋在整个黄海海域及东亚贸易圈中的作用，并认为他将山东半岛登州，以及新罗莞岛作为根据地，进行横跨黄海，遍及唐朝、新罗、日本三国的海洋贸易活动。
[15] 朴天伸：《8至9世纪“在唐新罗人”在黄海海上的交易活动》，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8。
[16] 陈尚胜：《东亚贸易体系形成与封贡体制衰落——以唐后期登州港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66~71页。
[17] 车垠和：《8～9世纪唐罗日地方涉外权力的增强与东亚贸易圈的形成——以淄青平卢节度使、清海镇和大宰府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9。
[18] 程少燕：《日僧圆仁视野中的唐代青州》，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海洋大学，2008。
[19] 任艳艳：《试论唐代河东道之交通——以敦煌文书和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关、驿、店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7年第4期，第26~32页。
[20] 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1] 王赛时：《唐朝人的主食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第105～109页；《唐代的饮食店》，《烹调知识》2000年第10期，第32~36页；《唐代调味品》，《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第7~8页；《论唐代的饮茶风习》，《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第121~126页。
[22] 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第207页。
[23] 牛致功：《圆仁笔下的“茶”》，《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第336~340页。
[24] 梁子、谢莉：《慈觉大师所亲历到晚唐茶事》，《农业考古》2004年第2期，第322～326页。
[25] 关剑平：《圆仁巡礼饮食考》，王勇主编《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使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第160～173页。
[26] 武伯纶：《唐长安郊区的研究》，《文史》1963年第3辑。
[27] 赵其昌：《唐幽州村乡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28] 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29] 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30] 刘再聪：《唐朝“村”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3。
[31] 王福昌：《日人圆仁视野中的唐代乡村社会》，《华南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97~101页。
[32] 刘再聪：《“在田野者为村”——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10年第1期，第96~104页。
[33] 史睿：《圆仁求法目录所记五台山石刻考》，《文献》2005年第4期，第128～140页。
[34] 陈坚：《圆仁与中国天台宗》，《世界宗教文化》2009年第3期，第29～33页。
[35] 师敏：《圆仁的入唐求法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1。
[36] 师敏：《入唐求法僧最澄和圆仁对日本禅宗的影响》，《五台山研究》2017年第2期，第32～38页。
[37] 何先成：《唐人对外来游方僧的态度及其原因——以日本僧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032~1036页。
[38] 刘晓东：《山东赤山法华院在中韩日交流史上的作用及影响》，《法音》2017年第4期，第59～62页。
[39] 胡莉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参天台五台山记〉对比研究——以五台山为中心》，《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641~643页。
[40] 邱雅芬、匡伶：《日本的五台山信仰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2018年第3期，第74～80页。
[41] 李凌云：《〈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马可波罗游记〉比较研究》，《日本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9~113页。
[42] 严耀中：《〈法显传〉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欧亚学刊》2015年第2期，第38～43页。
[43] 纳春英：《圆仁视野中晚唐长安平民男子的服饰——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的考察》，《唐史论丛》2013年第2期，第131~142页。
[44] 李海英：《张保皋商团与9世纪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例》，《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120~126页。
[45] 汪晶石：《日本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九世纪的在唐新罗人》，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2013；曹欣贞：《论在唐新罗平民的地位与境遇——以张保皋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2015。
[46]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44页。
[47]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45页。
[48] 齐会君：《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文书研究——兼与圆珍文书、敦煌文书比较》，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14。
[49] 葛继勇、齐会君：《〈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文书疑难词语释读》，《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81~86页。
[50]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18页。
[51]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6页。
[52] 郭雪妮：《文本突转与不可靠叙事：圆仁书写唐武宗的策略》，《理论月刊》2016年第1期，第70～75页。
[53] 师敏、海波：《日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研究概况》，《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44~47页。
[54]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2007，第87～106页。
[55] 有关国内外对《行记》的评价，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元认为：“作为旅行记，我认为比马可波罗及其游记，具有更高的资料价值。圆仁的日记记述了当时中国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以及佛教信仰、佛教活动，这是很珍贵的。而马可波罗所接受的一切都是异质的，对这些事物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可参看赖肖尔《圆仁在唐代中国之旅行》，东京：原书房，1985，前言。而中国学者梁容若认为：“阿拉伯人阿布赛德哈散之《印度中国纪程》，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之游记，实为凤毛麟角之作品。然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之性质、内容以视，固有远超于两书者。由史料价值言，《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乃唐代论中日关系史者，所不可或缺之书也。”参考杨正光主编《从徐福到黄遵宪》，时事出版社，1985，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