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文化
高野山秦景教流行于中国碑的由来与特征
〔日〕奥山直司
（日本高野大学）
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大秦景教流行于中国碑（781年竖立，以下简称景教碑）是7～8世纪中国流行的聂斯托利派基督教的纪念碑。这个碑被世界所熟知，是从侧面表现古代东西交流的珍贵遗物。高野山的奥之院立着景教碑的仿造碑（以下简称高野山景教碑）（图1）。
图1 高野山景教碑
该纪念碑是位于真言密教中心地的基督教纪念碑的特殊存在。本文在明确高野山景教碑的竖立经过和原碑所没有的高野山景教碑的特征的同时，还对该碑所表现的思想进行了考察。
1.建立者戈登的前半生
树立高野山景教碑的是英国女性宗教研究者伊丽莎白·安娜·戈登（Elizabeth Anna Gordon，1851～1925）（图2）。
她于1851年出生在英格兰西北兰卡舍（Lancashire）地区的 Crumpsall，旧姓亨利（Henry）。亨利家族是通过销售曼彻斯特生产的棉织物积累财富的新兴富裕阶层。她的祖父和父亲既是企业家，又是曾担任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保守党政治家。她是在基督教徒家庭中长大的。她从20岁开始连续出版了5部有关基督教史的书，并作为精力充沛的作家崭露头角。后来，她在牛津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希·穆勒（Friedrich Max Mller，1823～1900）的指导下，学习了比较宗教学和东洋学。她还曾担任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的女官。她于1879年秋天与在苏格兰出生的约翰·爱德华·戈登（John Edward Gordon，1850～1915）结婚。丈夫约翰是一名企业家，同时是保守党的下议院议员。两人养育了2子和3女。
图2 伊丽莎白·安娜·戈登（高野山大学图书馆藏）
1891年的秋天，伊丽莎白和家人一起开始了环游世界的旅行。戈登一家在同年11月横渡太平洋登陆横滨，之后3周左右在东京、镰仓、箱根、热海、日光、神户、大阪、京都等地进行了巡游。她在两年后出版的《戈登旅行记》（1893）中以善意的笔致，讲述了她的经历。第一次访问日本使她对日本产生了热爱之情。她一回国，就与丈夫一起加入了刚起步的伦敦日本协会（Japan Society of London），援助因留学及其他目的来英国的日本人。
2.戈登佛教研究和“两部耶稣”思想
1907年9月，戈登55岁时独自来到日本，开始在东京居住。她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东方宗教，特别是佛教。她在东京帝国大学梵语学教授高楠顺次郎（1866～1945）的指导下，着手进行了值得期待的佛教研究。她向高楠学习梵语，向加藤玄智（1873～1965）学习神道，除此之外，还亲自去拜访高楠指定的各个宗派的高僧。
其后1908年的夏天，戈登从东京西游，来到了安艺的宫岛（严岛）。宫岛当时已成为外国人眼中著名的观光地、疗养地。这个岛的最高峰弥山（海拔535米）的山顶，弘法大师空海（774～835）从唐朝返回后在此地修建了大圣院。于是，戈登接触到了与弘法大师相关的事物，那就是被认为是被弘法大师点燃且一直燃烧的灵火堂“不灭之火”，祭祀弘法大师的大圣院奥之院幕布和灯笼上的“叉斧”（Double Axe），即交叉为“X”形的斧的图案（三鬼大权现的三摩耶形之一，图3）。戈登认为“不灭之火”如同“圣诞节前夜焚起的大柴火”，叉斧则是英国考古学家阿瑟·约翰·埃文斯（Arthur John Evans，1851～1941）在爱琴海克里特岛宙斯的诞生窟和克诺索斯遗址中发现的 Lorys（labrys 双刃斧）的变形。它们使戈登直观地认识到，弘法大师从唐朝带来的事物和遥远西方的宗教文化之间存在隐秘的联系。[1]
图3 祭祀弘法大师的大圣院奥之院幕布和灯笼上的“叉斧”
图片来源：E.A Gordon，Messiah，The Ancestral Hope of the Ages，“The Desire of All Nations，” As proved from The Records on the sun=dried bricks of Babylonia，the Papyri and pyramids of Egypt，the frescoes of the Roman Catacombs，and on the Chinese incised Memorial Stone at Cho’ang，1909，Tokyo：Keiseisha。
接着，戈登在访问京都时也有重要的经历——“奇妙的盆火”（Bon fire），即五山的送火。戈登说它是从弘法大师那里传来的。从为了将祖先的灵魂送到另一个世界而在京都周边的群山用火描绘的图形和文字中，戈登发现这与古代埃及所谓的《死亡之书》（The Book of the Dead）与将死者的灵魂复活并引导至永生的教导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样，戈登的关心焦点是1100多年来对日本文化具有强烈感化力的留学唐朝的弘法大师如何带回了西方宗教文化。
1909年9月，戈登在《新佛教》上发表了题为《传说中的石教之石》[2]的文章。它立即作为题为《弘法大师与景教》的小册子出版。这篇文章是高楠把她用英语写的“King-Kiao-Pei，A Speaking Stone”（《景教碑，物说石》）的前半部分翻译成日语。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主张弘法大师在留学地长安观看景教碑并产生浓厚兴趣，直接向编写该碑文的大秦寺的波斯僧景净（Adam）求教景教教义，并将其引入密教带回日本，其至今还存在于日本的各种信仰习俗中。
这一年的11月，戈登在东京向真言僧释庆淳（1869～1919）学习真言密教。其主要目的是寻找真言密教和基督教的共同点。释庆淳赋予了戈登的真言密教和基督教具有一致性的说法以“两部耶稣”的名字。《金刚界法》和《胎藏》是真言密教的两大法门。戈登与曾在中国长期活动的英国巴普示范教会传教士蒂莫西·理查德进行了交流，受到了理查德所说的佛耶一元论（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的一元论）的影响。戈登通过以空海真言密教为媒介的景教日本传来说，将佛教和基督教用双链连接起来。[3]
3.竖立高野山景教碑
1910年夏天，戈登以研究真言密教为目的登上高野山，并在那里停留了3个多月。这期间得到了高野山人的理解，这与次年竖立高野山景教碑有关。1911年10月1日，在奥之院举行了高野山景教碑的开眼供养仪式（图4）。戈登在这一仪式上的致辞中，提到了玄奘三藏（600/602～664）的伟业，提到了7世纪前半期向唐朝传播内斯特斯派基督教的阿罗本及其传教团，并回顾了9世纪初长安惠果和尚（746～805）与弘法大师、般若三藏与景净的交往。奥之院高野山景教碑的竖立，有在东西佛教和基督教之间建设“两部桥”的意义。[4]
图4 高野山景教碑开眼仪式一幕。站在碑左侧的是戈登（戈登，1912）
戈登竖立高野山景教碑的愿望是，以真言密教为桥梁使佛教和基督教融合，当天在弘法大师灵场高野山奥之院举行开眼仪式的高野山景教碑正是其象征。
4.高野山景教碑特点
高野山景教碑上有西安碑林博物馆原碑上没有的特征。比较两者，石碑的大小没有太大差异，但是碑额的十字架刻法等有各种各样的差异。高野山景教碑的最大特点在于其背面（碑阴），即原碑的背面没有任何文字，但是高野山景教碑的背面刻有一切遍知印（一切如来智印），在其下面刻有《玄奘上高昌王麹文泰书》的25行文章（图5）。一切遍知印是白莲花上覆盖着光芒的三角形，其中央和顶角都刻有右错字。这是一个画在大悲胎藏曼陀罗遍知院中央的图形，象征着一切如来的智火。另外，《玄奘上高昌王麹文泰书》还引用了玄奘的自传《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辅2053）卷中第一卷玄奘上文的部分内容。
图5 高野山景教碑背面刻《玄奘上高昌王麹文泰书》
除刻有一切遍知印之外，这座碑的背面还有基督教十字架和佛教的图案。因此，这座碑成为象征戈登佛耶一元思想的纪念碑。另外，戈登似乎体会到了玄奘上表中所表现出的大乘的众生济度的精神，以及获取了通晓景教碑文内容的信息。如上所述，戈登考虑到自己的思想和信念，设计了高野山景教碑。
此后，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以外，戈登在日本继续进行研究，1925年6月在京都病故。遗体告别仪式在东寺举行。其戒名为密严院自觉妙理之女。根据遗言，遗骸的一半被转移到了高野山，剩下的一半被转移到了朝鲜金刚山长安寺。
同年10月4日，在大师教会本部举行埋骨法会后，遗骸安葬在高野山景教碑旁边。她的墓碑上有象征十二使徒的十二叶莲花座和石球，石球正面刻有阿字，背面刻有十字架。这个墓石还象征着戈登的“两部耶稣”思想（图6）。
图6 高野山景教碑侧戈登之墓
结语
戈登的主张，特别是对弘法大师的真言密教受基督教影响的观点，在学术上是难以被接受的。但是，她以真言密教为媒介谋求东西思想、宗教和谐的理想，至今仍具有不变的价值。中国、印度、西域的佛教僧侣们以求法和弘法的精神走过丝绸之路，为了传播福音，从西方到东方进行艰难旅行的景教传教士们的精神也是如此。戈登超越时空感受到了他们的精神。另外，高野山的僧侣们正面接受了她的观点，允许在真言密教圣地竖立基督教纪念碑，这是两部曼陀罗所象征的真言密教具有包容性、柔韧性的缘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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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楠順次郎1900「景教碑撰者アダムに就て」『言語学雑誌』1（10）：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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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E·A·ゴルドンの人と思想——その仏耶一元論への轨跡——」『比較思想研究』21：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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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E.A. 1893，Clear Round！or Seeds of Story from Other Countries. Being a Chronicle of Links and Rivets in this Worlds Girdle，London：Sampson Low，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909，Messiah，The Ancestral Hope of the Ages，“The Desire of All Nations，” As proved from The Records on the sun=dried bricks of Babylonia，the Papyri and pyramids of Egypt，the frescoes of the Roman Catacombs，and on the Chinese incised Memorial Stone at Cho’ang，Tokyo：Keisei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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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lizabeth Anna Gordon，Messiah，The Ancestral Hope of the Ages，“The Desire of All Nations，” As proved from The Records on the sun=dried bricks of Babylonia，the Papyri and pyramids of Egypt，the frescoes of the Roman Catacombs，and on the Chinese incised Memorial Stone at Cho’ang，1909，Tokyo：Keiseisha.
[2] E.A Gordon，Messiah，The Ancestral Hope of the Ages，“The Desire of All Nations，” As proved from The Records on the sun=dried bricks of Babylonia，the Papyri and pyramids of Egypt，the frescoes of the Roman Catacombs，and on the Chinese incised Memorial Stone at Cho’ang，1909，Tokyo：Keiseisha.
[3] 奥山直司：「E·A·ゴルドンの学問·思想形成」，『印度學佛教學研究』66（2），2018。
[4] Elizabeth Anna Gordon，“On the Consecration Ceremony of the Nestorian Tablet ‘The Teaching Stone’”，《三密》1911年第4期，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