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产

如前所述，生产过程中的许多要素本身需要被生产出来。尽管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土地原本是自然的“礼物”，但它也会因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而发生改变。例如，土地的肥力可能会降低，也可能保持不变或得到提高。如同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所有这些耕作的要素需要被不断地生产出来，这就是再生产：再生产出生产资料（土地、工具、种子和牲畜），再生产出这一代和下一代的生产者，以及再生产出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者与他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让我们姑且假定所有这些再生产的需求、这些保证未来能够进行生产的条件，必须从目前的生产中得到满足。对于任何时间内的出产，比如收成，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各种再生产“储备”对它的需求。

我从最显而易见的消费储备（consumption fund）开始谈起。人要活下来，就必须吃饭。消费储备就是指人类每天的食品需求（还有住所、休息等其他需求）。因此，一部分收成必须供生产者自身消费，还要供那些靠生产者养活的人消费，即孩子以及因为年老或其他原因无法种地的人。

接下来，我想简述一下重置储备（replacement fund）。耕作的工具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其他的一些“投入”（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劳动资料”）会被更快地耗尽，比如每个耕作周期都要用到的种子和肥料。因此，一部分目前的生产必须用于重置它们。根据社会条件的不同，这种重置可能存在多种方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重置是在农户家庭内部发生的，即收成的一部分被挑选出来，用作下一轮生产的种子；农民自己制作简单的工具或者请有手艺的邻居来打造（这些邻居会得到某种形式的报偿）。实际上，实现重置储备的各种用途意味着占用一部分劳动和劳动成果，例如，留下一部分收成用作种子；将上一个季节储存的粮食当作口粮，这样劳动者才能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进行对于再生产而言十分重要的劳作；或获得农民难以自己生产的基本的生产和消费资料。

在重置储备的种种用途之中，有一项尤为重要，即下一代生产者的生养与抚育，或者说，代际再生产（generational reproduction）。在本章中，我还没有提到，也没有使用“性别”的概念——这不同于马克思，他在上文的引述中就使用了古老的词语“男人”（man）来代指人类，在他的类比推论中，建筑师也被假定为男性（在他那个时代，确实几乎所有的建筑师都是男性）。我现在提到性别，是因为生育子女——这是代际再生产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是女性独有的能力，这是生物因素决定的。但是，这种能力的运用是一种社会实践，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尽管“天性注定”了只有女性才能生育子女，但是，是否所有的女性都生孩子，她们多大的时候生孩子，还有她们生几个孩子，这些都不是“天性”使然。在有些文化中，女性还必须生出男孩，这也不是天性带来的压力。除了最初的哺乳阶段外，养育子女的责任是被移交给母亲或祖母，还是被移交给姨妈、姐姐或女佣，这些都不是“天性注定的”。同样，大部分情况下是女性在照料当前这一代生产者，如煮饭、清洁、洗衣、担水、打柴等，这也不是“天性”或生理所决定的。对于再生产而言，这些家务劳动其实与我们所提到的其他因素同样重要。

家务劳动展现了另一种更深一层的劳动分工。如前所述，劳动分工的含义之一体现在生产单位之间以及生产单位内部各种生产活动的专门化上。在性别方面，专门化是由人们在社会关系的特殊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构建的。尽管不同社会以及社会不同群体之中的性别关系迥然不同，但是性别关系——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影响或支撑这些关系的意识形态——为我们理解社会分工提供了最广泛的案例。随着历史的演变，这些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也表明从本质上而言性别关系并不是“固有的”），而且超出家务劳动的范围，延伸到包括农业系统在内的其他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之中。这样，一系列劳动的性别分工出现了。

接下来是仪式储备（ceremonial fund），指将劳动产品用于创造和再创造农耕社区的文化和社会关系（Wolf 1966）。例如，耕作前的仪式，还有收获后的欢庆。另外的例子包括庆祝“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如出生、结婚），为新组成的家庭盖新房，以及纪念社区内某位成员辞世（如守丧、葬礼）。

在所有以基本生存需求和成员活动为中心的社会里，都存在消费储备、重置储备和仪式储备。除了性别和年龄的分化以外（如长者拥有特殊的威权），在这些社会里社会分化并不明显。劳动产品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用途是租用储备（rent fund），这里我们将进入社会关系中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