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维护西藏主权史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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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边疆民族问题对于国家的盛衰、王朝的兴亡都有着重大影响。历代王朝都制定了一系列边疆民族政策,来维护国家的稳定。到了近代,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造成中华民族空前危机,处于反对外来侵略前沿的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采取了一系列安边治藏的方针政策。

从清末开始,英国制造了“西藏独立”问题。在英国的侵略下,西藏地方也产生了激进民族主义,造成了与中央政府政治关系的困境。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要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与统一。孙中山积极提倡民族平等与团结,倡导五族共和,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1924年,孙中山又倡导新三民主义,呼吁建立包括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并提出扶助弱小民族,允许民族自决的具体方针。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主义理论成为应对西藏激进民族主义的较佳选择,展现了民族主义建构民族国家的一面。同时,孙中山也拟订了在西藏地区修建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进行移民垦荒的规划,以巩固国防,发展西藏地方经济。这些都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多次呼吁国内各民族团结平等,阐释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内涵,强调国内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以之为团结藏族同胞所倡导和坚持的指导方针。南京国民政府为修复、改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采取了一些措施。蒋介石多次致函十三世达赖表示中央的诚意。国民政府任命谢国梁为中央特派员进入拉萨与西藏地方当局洽商西藏问题。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在河南归德前线指挥部接见了十三世达赖代表贡觉仲尼,就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恢复和改善关系进行了商谈。十三世达赖派代表与南京国民政府联络,双方原则上同意九世班禅返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英国反对中国政府派卫队护送班禅返藏。随着日本全面侵华危机日近,蒋介石不愿得罪英国,瞻前顾后,最终放弃了护卫班禅返藏的方针。

1942年,英国唆使噶厦拒修康印公路,擅设“外交局”,损害了中国主权和抗战大局。蒋介石启动了对藏军事计划,施压于西藏地方当局,并命令外交部与英国交涉。英国没有因为与中国是二战盟国,就放弃侵藏政策,而是变本加厉,干涉中国内政。1943年,丘吉尔首相在太平洋会议上更公然宣称“西藏是独立国”。蒋介石指示宋子文严正交涉,维护中国对西藏主权。国民政府始终坚持在统一的中央管辖下实行民族地方自治,反对隐有分裂之实的所谓“民族自治”、“民族自决”的主张。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计划解决西藏问题,拟承诺西藏地方自治,并制定了初步方案。面对英人的阻挠、威胁,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宣传中央的政策,力邀西藏噶厦派国大代表赴南京参会。噶厦以“慰问同盟国”的名义派代表团访问印度,于1946年4月抵达南京,提出九项要求。1946年的国民大会通过赋予西藏高度自治的宪章,核心是在中央统一的主权管辖下进行民族地方自治,以此整合民族自治、高度自治之说。1949年以前,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有关蒙藏等边疆民族问题决议,都重申孙中山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决议的基本政治准则。国民党直至败退台湾前夕,都坚持了对西藏地区的主权管理。

中共中央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已经着手准备进军西藏,警告西藏地方当局停止分裂活动,制定了解放西藏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努力争取上层僧俗人物的配合,做好和平谈判及以军事战争促和平解放两手准备。周恩来是人民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西藏和平解放战略决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人,自始至终具体领导西藏和平谈判工作。周恩来贯彻和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坚决反对外国干涉,指挥外交部工作人员,与印度政府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打赢了外交战,粉碎了西藏当局的幻想,促成西藏代表团赴北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字生效。西藏和平解放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1949~1959年,西藏上层分裂势力不甘心失败,一直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代理摄政鲁康娃、洛桑扎西策划成立伪人民会议,叫嚷赶走人民解放军,反对成立军政委员会,反对改编藏军,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在噶厦上层分裂势力蓄谋已久、精心策划下,叛乱分子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军”,勾结外国反华势力,在西藏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最终遭到可耻的失败。

正是认识到西藏地方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毛泽东高度重视西藏问题,制定了西藏工作的战略决策和一系列政策。从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放开始,到1959年3月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期间,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尊重、团结达赖喇嘛。毛泽东多次致信十四世达赖喇嘛,亲切关怀,表达了良好的祝愿和期望;尊重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权力;政治上团结争取达赖喇嘛;简略地阐明了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是中央民族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的生动范文。党中央争取以达赖喇嘛为首的上层分子拥护祖国统一和党中央决策,作为统战工作的首要任务,体现出了最大的诚意、宽容和忍耐。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的政策及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政治面目。1954年,达赖、班禅赴京参加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他们,重视宗教在西藏的特殊重要地位及其对社会各方面的深刻影响,尊重西藏各阶层的宗教信仰,尊重达赖、班禅的宗教领袖地位,鼓励他们向释迦牟尼、六祖慧能大师学习,推行佛教的革命,为受压迫的群众服务,做带领群众进步的领袖。他赞成西藏寺庙要发展经济,部分喇嘛参加生产,佛学研究要学术化,改革封建和落后的寺庙制度。佛教的革新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在当时,党中央的西藏政策赢得了西藏各界的衷心拥护和称赞。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处理西藏问题的这些经验、得失,都是珍贵的政治遗产,值得认真总结研究,作为思考和处理今天边疆民族事务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