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外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发展理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现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邓小平等，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对于世界经济的矛盾运动，对于中国如何面对世界、实行对外开放等，有着精辟的分析和认识，这是我们新时代开放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发展的思想渊源。

一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的思想学说及其启示

人类经济活动的国际化现象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古代的丝绸之路开创性地带动了国际贸易活动的展开，并在贸易中推进着人类文明的交流，成为和谐平等的跨国界、跨民族的经济纽带。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后，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大大加快了经济国际化交流的进程，使世界市场得到全面开拓，使经济全球化得以全面形成；而在这一进程中，又令国际经济重心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并借此构建了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

以《共产党宣言》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发表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加快拓展的时代，其中它对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本质、特征、走向等的剖析，提供了我们解读近现代全球化发展趋势、发展规律的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在此期间，马克思、恩格斯还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揭示了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本质，表达了对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极大关注。

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思想，需要基于两个维度。一是历史的维度，即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维度。要把经济全球化同人类交往历史、世界历史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以揭示经济全球化形成的背景条件、形成过程及必然趋势。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二是资本的维度，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维度。要把经济全球化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及资本的实质结合在一起分析，以揭示经济全球化的运行逻辑、内在矛盾及其实质。马克思指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在开辟世界市场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推向了世界，这是造成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根源。

《共产党宣言》等关于全球化的思想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阐明了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市场的加快形成，打破了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国家与民族的界限，使市场与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格局成为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总体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4]

第二，阐发了全球化的经济必然影响文化和精神生产的国际交流，促进人与人的国际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因此，“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而“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6]当然，这种“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的现象虽然在旧的国际经济体系中难以充分形成，但作为一种趋势，必将要求变革与突破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而向前发展。

第三，揭示了资产阶级把它的生产方式引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其生产关系对全球化的发展具有两面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7]这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关系，体现了资本的本质在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而危机爆发是其结果之一，仅此“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8]。

第四，指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的特征呈现西方主导的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正像资产阶级及其推进的工业革命在国内所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在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演进中，“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9]。这种格局的演化，使经济发展相对起步晚的国家和民族受国际剥削和掠夺，有形或无形地被殖民化，构造了全球治理中的国家与民族间的不平等地位，一些老牌的或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西方强国在制造新的矛盾和问题，那种凌驾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上的强权政治、强权经济行为不断升级。在这种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中，一些独立良久的国家，仍长期处于最不发达国家行列；而一些新兴经济体，也不断遭受西方强权国家的打压。

第五，以全球视野关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不仅以欧洲成熟的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还非常关注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和亚洲。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着坚船利炮野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引起了马克思高度关注。”[10]马克思写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的《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当时作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社论发表），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暴行：“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而英国正是以“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11]。而对于英国人指责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行为的所谓“野蛮”，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发出了正义声音：“这些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尽可以把中国人这种抵抗方法叫做卑劣的、野蛮的、凶残的方法；但是只要这种方法有效，那么对中国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英国人把他们当做野蛮人对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他们充分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长处。……简言之，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2]是的，经过了鸦片战争，饱受屈辱达百年的中国人民，终于在20世纪中叶迎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科学预见。”[13]马克思去世以后，从19世纪末至今的一个多世纪里，资本的全球化与劳动的全球化、科技的全球化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与此同时，西方垄断资本的全球博弈也达到空前激烈甚至严重激化和恶化的高度。对于经济全球化，某些发达国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阻挠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在世界市场中平等竞争的努力，并不时以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企图扭转甚至阻止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趋势。这正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14]在全球范围的表现。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面临一系列新挑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对包括如何认识与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如何构建全球治理的新时代新体系，做出了一系列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发；这些思考与解答所体现的最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开放发展思想的发展及实践

（一）列宁开放发展思想的发展及“新经济政策”的实践

列宁在领导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过程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中如何进行对外开放的思想，并进行了初步的有益尝试。

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反复说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决定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5]。在这里，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公式，即“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

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采取的方式，一要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学习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们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16]二要积极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各种类型的专家，加强社会主义建设自身的能力。例如，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外资的两种形式：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款和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吸引外国资本家直接到苏联投资。三要积极开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活动，以满足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四要注意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关系时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掠夺的本性要有清醒的认识。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从1920年春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后，通过租让制、合营公司、利用国际信贷、进口现代机器设备、引进技术和人才等形式，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

（二）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及其实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17]“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由此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论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毛泽东更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学习借鉴苏联的经验，在对外开放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其中《论十大关系》对开放思想的论述具有集中代表性。《论十大关系》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及结合我国实际基础上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对于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大意义。《论十大关系》一文辟有“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一节，其论述的要点有：第一，强调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向一切民族、向一切国家学习，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基本点。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18]，要通过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增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第二，阐述了向外国学习什么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9]，尤其是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20]。第三，阐述了如何向外国学习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在向外国学习时，“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21]，学习的内容一定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善于吸收，变成中国的东西。毛泽东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是吃过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大亏的，我们现在搞建设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反对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而反对教条主义也就要反对“全盘西化”。在毛泽东看来，向外国学习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全盘西化”，“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22]。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在实践上经历了一定的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主要是发展与社会主义苏联及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占比很低。20世纪50年代，我国利用苏联和东欧国家给我们提供的贷款、技术设备及专家，进行重点项目的建设，初步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体系残缺不全的状况，创立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互相合作原则基础上，发展与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经贸关系，1952年我国对外进出口总额是19.4亿美元，1959年达到43.8亿美元。[23]20世纪60年代后，因中苏关系剧变，中国对外关系重点转向了第三世界国家，并寻求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联系。这一时期，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我们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和民生项目援助，以及与之开展商品贸易；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为与之经济贸易往来局面的开创和扩大。例如，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快速增长，1971年两国贸易额为500万美元左右，到1974年就达到了934万美元，三年增长近一倍。[24]

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未能充分展开，但其观点和在实践中探索的经验教训，对我国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成为我们后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先声。

三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历史时期，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改革开放作为我国发展的基本国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观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提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抓住机遇，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要扩大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25]

第二，阐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中心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邓小平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26]邓小平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至于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27]改革开放就是把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否则死路一条。

第三，实行对外开放是要辩证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要在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一方面，要大胆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全部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加快发展，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另一方面，要坚持把独立自主和争取外部发展条件结合起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搞建设，我们必须把发展的重心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28]

第四，要辩证认识改革与开放的内在统一关系，改革与开放体现的是双向开放。邓小平说：“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29]

第五，在开放步骤上，要通过大胆试验，逐步扩大。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由“点”到“线”和“面”逐步推开的历史进程。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做出决定，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4年，在第一批经济特区试验仅几年后，邓小平就通过调研，总结经验，提出逐步扩大开放的新构想。他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了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30]因此，“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31]。后来，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又专门谈到“开发浦东”的问题，以形成中国对外开放更大影响力。在邓小平的指导下，1984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1988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把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在内的140个市、县纳入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1990年4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把上海浦东新区作为特区，开发浦东。至此，我国初步构建起对外开放较多层次、较宽领域的格局。

邓小平关于开放政策逐步推开的设想，为我们在21世纪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思想源流。实行对外开放，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走向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在促进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更加重要的贡献。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离京外出调研考察，就来到深圳；在视察的同时，到深圳莲花山上，向邓小平铜像献上花篮。习近平说：“这次调研，是我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第一次到地方调研。之所以到广东来，就是要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宣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坚定决心。”[32]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继承和创新发展。在新时代，我们向世界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打开了，就不会关上，只会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越开越大。历经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人的开放发展观和中国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已经证明，并将在今后以更大程度、更高水平进一步证明，发展开放型经济，对中国而言，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须长期坚持也必将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