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南海主权观念与主权教育的嬗变[1]
温小平[2]
提要 近代是中国从“天下观”向“国家观”的转型时期，这不仅体现在对以“主权”和“国家”为中心的系列概念的认知和诠释上，更体现在“国家主权”观念觉醒之后对“国家”集体认知感的增强和“主权”的教育和捍卫上。伴随着西方列强对南海权益的侵犯，从非法测量到资源掠夺，从资源掠夺到非法侵占，“主权观念”认识日趋清晰和完备的中国政府，不但积极采取行政管辖、地图绘制、进驻收复、治理开发等措施来捍卫南海主权完整，更开始注重加强南海的主权教育。在内容上将其融入国耻教育、爱国教育，途径上融入地理教育、历史教育，在阶段上从强调“重领土而保海权”到强调“现在的国境”再到强调“中国领土之一部”。通过加强南海主权教育，不但增强了国人南海的主权观念和主权意识，更增强了南海疆域领土空间意识和捍卫南海主权的行动意识。
关键词 近代中国 南海 主权观念 主权教育
主权是国家的最重要属性，是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3]近代以来，随着“主权”观念在世界范围内诠释和运用，并成为建构世界政治格局秩序的基本原则，“主权的捍卫”和“主权的教育”变得更加重要。中国近代以来从“天下观”向“国家观”的转变，一方面是中国中心天下观一步步解体；另一方面是以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观逐步确立。[4]较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在分析近代南海问题的过程中，对南海主权问题研究给予高度的重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南海发现、命名和管辖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积极的进展，形成丰硕的成果，但就主权观念觉醒后的中国政府如何加强南海主权教育的研究基本没有。翻开史料，一方面我们能够在民国时期的地理、历史教科书中找寻到许多涉及南海知识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何瑞年西沙岛承领案”和“南海九小岛”事件发生后，社会舆论和国民大众反响强烈，积极行动起来捍卫南海主权。由此，本文试站在主权教育的角度，对1907年东沙岛事件后至1949年的历程做考察，主要分析其历史阶段的变化和主权教育的观念、内容、措施和效果等。
一 “重领土而保海权”（1901～1927）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但从历史来看，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南海观念的认识转变，沿循着从“天下观”到“国家观”的轨迹。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客观上催生了中国人的主权意识和独立意识。伴随着思想启蒙和西学东渐，西方的sovereignty概念，在流入中国之后，有了“治国之上权，谓之主权”[5]的认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署之后，中国开始寻求融入主权国家体系。在这样的转型背景之下，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开始改变过去从“天下疆域”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维观念来认识南海及南海诸岛。1841年，明谊、张岳崧撰修的《琼州府志》和钟元棣编的《崖州志》把“琼洋”所属“千里石塘、万里长沙”列入海防领域。[6]1876年，郭嵩焘出任驻外公使途经西沙，视为“中国属海”。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规定“该线以东海中各岛归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对南海的非法测量等侵犯，也开始有了近代国家主权捍卫的意识，“查公法，他国军舰在领海测量，主权国得拒绝，非航行必需之线，可不认许”。[7]
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来看，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关于主权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强化和深入的过程，而且先是着眼于“陆权”，后逐步发展到“海权”，比如同治年间发生的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1900年3月，在上海出版的日本乙未会主办的中文月刊以《海上权力要素论》为题，连载了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第一章内容。[8]《新民丛报》发表《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疾呼“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9]查阅这一时期《申报》，1904年之后，先后刊登《俄谋海权》《渤海领海权之抗议》《海权将被日人占尽》等文章，指出：“近来辽海一带渔业，日人视为独擅之利，海洋辽阔，行动自由，渐次进至渤海沿岸，网船出没，吾国漠不关心。近且在盖平县境之鲅鱼圈抽收鱼税，直有反客为主之势。锡钦帅以海权所在，断难放任，屡向日领交涉。乃驻奉日总领事坚执领海二字当以潮退时离岸三英里为断，其余海洋除特订条约限制外悉为公海，均归各国人之自由，且借口此说为万国公法之所规定。其强辞夺理，所援公法无非舍短抽长，以片面的单词据为例证，刻交涉司韩司使特函达德领，请其将海权约章抄示一份，以为抗议之根据。”[10]孙中山认为：“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11]陈独秀认为：“我国海岸……再南下为中国海”。[12]1923年4月，海军部也派员南下调研海权，包括渔业权、税务权、引水权和海防权。[13]1925年，在“警卫海岸、救防灾害、传报风警、转助航术”的职责之下，全国海岸巡防处在东沙岛修建了无线电台灯塔，“装配明显炭气灯，发射光度可达二十海里，现已是确定岛屿主权归属的重要依据”。[14]
正在中国近代主权观念和领海观念日趋成熟之时，继英、德等国非法测量南海之后，崛起后的日本接踵而来，并多次登陆东沙岛盗采磷矿资源。日本人对东沙岛资源的盗采，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此为吾国之领海，何来日本之国旗”。[15]从晚清政府跟日本交涉东沙岛问题来看，其显然有了国家主权，特别是海权的意识。“在南海方面，近若庭户，犹若放弃海权，则又何怪别人起而谋我耶。”[16]张人骏在给朝廷上奏折中特别强调：“其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非唯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也。”[17]并采取了一系列“重领土而保海权”的措施，包括“筹办西沙岛事务处”、“复勘西沙岛入手办法大纲十条”和李准率领水师巡视等，巡视过程当中，随船的测绘委员和海军测绘学堂学生绘制了西沙群岛总图和西沙各岛的分图。这一系列的措施，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各国航海之书都称西沙群岛为中国领土，“帕拉赛尔群岛是分散在海南岛南部中国海上的群岛”。[18]另外，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东沙岛事件”处置之后，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意识开始逐步融入国家主权意识教育。当然，这在最早的表现形式是“国耻教育”。[19]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和发展既是一个自然的进程，也是一个自新的进程。[20]伴随着国家主权意识觉醒而来的，是对国家集体感的认知。这集中体现在对“国耻”的认知和“国耻教育”的发展。20世纪初，《申报》《东方杂志》《甲寅》《复旦杂志》《清华周刊》等出现大量有关“国耻”的论述文章，比如《申报》在1908年后刊登《女界国耻会记略》《论国耻会》《各乡国耻会之踵起》《痛哉国耻会之纪念》等文章，强调：“我中国当人人以国耻为纪念，而不可稍忽忘者也。”[21]国内还先后出版《国耻杂志》《中国国耻地理图说》《中国国耻地理》等书籍。1904年，《东方杂志》刊登《社说国耻篇》，认为我国有可耻者五，分别是无个人、无家庭、无社会、无国家、无宗教。[22]近代中国国家主权观念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犯刺激下觉醒的，这也使得一旦国家主权观念觉醒之后，一方面从已有知识经验和现实利益出发对国际法加以本土化的理解与采择，发生由因应到自觉、由注重工具理性到追求价值理性的整体变迁；[23]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再次遇到外敌的侵犯之时，很自然地在观念里将它视为对主权的侵犯，视为国耻。
从教科书来看，“国耻”一词较早出现在1905年学部审定出版的《最新地理教科书》，认为“国之耻欤，抑吾民之羞也”。1915年“二十一条”事件之后，国耻开始大规模地纳入教育体系。教科书以“能令学子奋发自强，不忘国耻”为宗旨，以“注重国耻，多采经训”为编辑方针，以“国耻”为题叙述了清中期以后战败赔款、失去藩属、割让和租借土地等历史，以期实现“激发学生的道德心、责任心、雪耻心和爱国心”的目标。[24]1916年，吕思勉出版《新式地理教授书》，详细叙述中国周边的藩属脱离中国的历史收缩过程：“朝鲜，本中国藩属。中日战后，离我独立，日俄战后，归日保护，至清宣统二年，遂为日所并。”[25]由“失去的疆域”，引出关于中国“地理空间的缩小”问题，进而从历史“疆域”与现实“领土”之间的反差对比中，激发人们“痛”的意识和“耻”的意识。而从这一时期“国耻教育”的发展和对“国耻”的认识角度，当我们在分析比较1912年胡晋接、程敷锴出版的《中华民国边界海岸及面积区划图》和1927年屠思聪等编绘和出版的《中华最新形势图·中华疆界变迁图》时，可以发现有国耻和国耻教育的影子。在《中华民国边界海岸及面积区划图》中首次绘出了南海疆界线，但《中华最新形势图·中华疆界变迁图》的绘制，界线从广西防城一直沿北部湾中越中间线往南，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南部兜过中沙群岛，东北向一直穿过台湾海峡东部，延伸到东海和黄海的鸭绿江口。[26]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随着《申报》《东方杂志》《地学杂志》等报刊媒体的发展，对南海诸岛历史、地理的介绍逐渐增多。1909年《东方杂志》刊载《记粤省勘办西沙岛事》，1910年4月刊载了《大东沙岛》，并详细描述了东沙岛的地理位置、历史、物产及我国渔民在该岛进行的开发活动和航路情况。6月刊载了《中国调查录·广东西沙群岛志》，详细记载了西沙群岛的命名及各岛屿水文地理等情况，“其处为来往香港南洋航海必经之路，海虽深，而多暗礁石花浮砂等”。[27]1910年9月至10月《地学杂志》刊载了《粤东查勘西沙岛小记》，也记述了西沙群岛各岛礁的地理、物产及通航等情况。1922年《地学杂志》刊载李长博《东沙岛及西沙群岛》，也详细描述了东沙岛和西沙岛的历史、地理及我国对东沙岛和西沙岛的开发经营情况。《东方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而且是中国杂志中“最努力者”“创刊最早而又养积最久之刊物”，其对南海诸岛的持续关注，尤其是对南海诸岛历史地理的关注，并突出介绍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开发经营情况，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人对南海诸岛的认识，发挥了南海主权教育的功能。
总结1901年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一段时间内有关南海的主权教育，一是观念认识更多立足于“重领土而保海权”，二是更多基于“国耻”教育的角度，三是内容侧重历史地理。这一方面使得人们对南海诸岛的地理状况和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28年7月《国闻周报》便刊载了《东西沙群岛之价值》的文章；另一方面在国人对南海诸岛主权和南海海权有了进一步深化的认识之后，特别是“救亡图存”背景之下国民产生国耻体验感，进而当南海再次面临侵犯之时，积极捍卫南海主权的除了中国政府之外，还有奋起反击的中国人民。其转折点和历史印证便是“何瑞年西沙岛承领案”。
如果说发生在1907年的“东沙岛事件”交涉的应对主体主要是中国政府，尤其是广东地方政府，那么“何瑞年西沙岛承领案”事件当中，主体开始转为以民为主。1921年，日据台湾专卖局长池田等利用粤商何瑞年，以西沙群岛实业公司名义瞒报广东军政府，获得内政部“该商有优先取得矿业权之权”的批准。根据《承领书》，何瑞年开发西沙群岛的年限为5年，承领地为“广东琼崖海面西南之西沙群岛，分列15处，计东7岛、西8岛，各距海口海线一千余里，位于北纬16度至17度、东经111度至113度之间，距榆林港远者一二百里，近者数十海里”。[28]此后，又获得承领昌江县港外海面来往西沙群岛必经之地的“浮水洲”的开办之权，面积300余方里。1922年，当何瑞年等人起航经过海南奔赴西沙群岛勘测时，引起同行崖县政府派出的崖县公民大会执行委员陈明华的注意，认为“苟一旦为日本合垦，则海权领土尽行夹失”。陈明华的判断，得到时任琼崖崖县县长孙毓斌的支持。4月，孙毓斌根据陈明华报告，呈报省署，详细说明何瑞年公司为日股所控制，并站在海权的角度强调西沙群岛的重要性。[29]
《崖县勘测西沙群岛委员陈明华报告》和孙毓斌县长的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引发一场激烈的“琼崖保卫西沙群岛的运动”。4月，张启经、吉采等24人以“琼崖公民代表”的名义发表《琼崖公民对西沙群岛沦亡宣言书》，指出“西沙而入日人之掌握，则琼崖海权随之尽失”，“他日肉搏西沙，血飞琼海，争主权于万难”。琼东县第二高等小学在校学生联合会、乐会县学生联合会、中国国民党琼侨联合会筹办处、香港琼崖商会、越南琼崖侨商海口琼侨联合会等30多个团体纷纷向有关部门提出抗议和质询。1923年4月1日，琼崖各界人士在广州琼崖会馆集会，讨论日本借由奸商之手侵占我西沙群岛之事。会后，由大会推举的10名代表联合琼籍省议员，共赴元帅府及省长署请愿，要求省政府以实力驱逐日本人出境，“即出激烈手段，亦在所不辞”。1924年2月，琼崖各界召开全琼公民大会，“抗议日人侵占西沙群岛”。正是民众积极捍卫西沙群岛的活动和呼声，使得何瑞年西沙岛承领一事“一波三折”，最终让日本扶持中国汉奸商人掠夺西沙群岛资源的计划破产。
二 “现在的国境”（1927～1945）
观念的嬗变总会受到其他观念谱系的影响。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虽然仅仅是形式上统一全国，但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比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国耻教育的重视进一步增强，并将它作为唤起国人民族观念、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1928年，朱家骅等人提交《中小学应特别注意国耻教材以唤起民族观念案》给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我国迭受外侮，民气日弱，欲强国保种，须唤起国民同仇敌忾。”[30]蒋介石也认为“教科书之精神，其一即为国耻”。[31]国民政府先后通过和颁布《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今后中小学训育上应特别注重之事项》《修正中小学教学科目及课时数》《革命纪念日简明表》《修正革命纪念日简明表》等，并建立内容审查制度。1929年河南省教育厅便函开封各书局：“饬各书坊迅速将所出各种外交史国耻史各一份，呈部审查为要。”[32]谢洪赉在《最新地理教科书》中更是明确指出儿童肄习地理是以“激发国家思想为宗旨”。
与国民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海权”的认识也在进一步增强，并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此前还仅仅是“重领土而保海权”，所着眼还更多是“领土”，此时则进一步拓展为“领海”“领水”，而且对“领海”“领水”的管辖进一步完备，积极争取“领海权”“领水权”。1929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成立，积极从事收回海权的活动。7月3日，海军部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要求统一审查海图。[33]强调“不但本国领水测绘，失所专司，贻羞国际，而图表纪载，又未正确，用者每致歧误，流弊滋多”。海军部呈请获得国民政府的同意，《中央日报》发布通告要求“所有海关及浚江、港务各局，拟制之图表，应送交海道测量局检查”。[34]1930年1月27日，国民政府颁令实施《水陆地图审查条例》，强调“陆海军要塞位置、国防界址、军港要港、军用航空站，无论在地在水不得自由测量及制图”，应行审查之种类包括“本国地图、本国水道图、本国海岸潮汐图表、本国江海水系之记载”。[35]1931年，《修正水陆地图审查条例》和《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规则》先后颁布，进一步强调审查事项包括疆界之位置正确、地方名称之正确、记载及量度之适宜、图式及颜色之合法、负责测绘机关之认可以及其他有关系之事项。[36]1933年6月7日，“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行政院“颁发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铜质关防一颗”。[37]
除了积极争取“领海权”“领水权”和积极从事收回海权的活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也开始加强海权的教育。这一方面体现于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中，相继出现了“领土”“领海”的概念。1932年7月至12月，《时事月报》刊载《西沙群岛之领土权》，特别强调“依国际公法与习惯，凡发现之岛，岛中住民系何国籍，即可证明为属于何国，现该岛完全为华人居住，即足以证明属于中国”。[38]另一方面体现在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成员的构成上，内政部、参谋本部、外交部、教育部、海军部、蒙藏委员会分别指派郑震宇、陈屯、郭铁孙、陈鉴、徐东藩、沈鹏飞、翁筹、朱章等8人为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席代表，内政部郑震宇担任主席。[39]由教育部参与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工作，一方面基于教科书是审查的重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动用规范的教科书来加强教育工作。正是在国民政府国家主权观念进一步觉醒，尤其是加强“领海”和“领水”等国际法知识教育的背景下，南海“九小岛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激发国人对“领海”主权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民政府重视和加强南海的主权意识教育，特别是将之融入中小学校历史地理教育。
“九小岛事件”的发生，影响了近代以来南海局势的发展，南海问题由之前面临列强私自测绘和私自盗采资源的危机，转变为面临列强赤裸裸地侵占和主权声索危机，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宁夏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上海市商会、申报社等50余单位、机构和个人，纷纷致电，希望政府能够对历史由来已久属于中国的海洋疆土进行捍卫。1933年7月27日，《申报》刊载《法占粤海九小岛外部准备提抗议》。29日，《申报》刊载“西南政会讨论法占九小岛案，搜集九岛隶属粤版图之证据，请国府据理向法严重抗议”。[40]31日，又刊发了《中央重视法占九小岛案，令饬参谋海军两部会商彻查》的新闻报道和《再论法占我国南海九小岛》的时评文章，“在我国主权方面，法人所占九岛即为我国之领土，则政府当向法方作切实之抗议”。[41]《汕头市执委会代电》指出：“其侮辱我国体，侵夺我主权有如此者，我国政府若不及早交涉，不但有失领海主权，且恐封豕长蛇得寸进尺，将来琼崖海权亦将受人控制。”[42]《申报》《大公报》等舆论媒体的报道和评析，表述了国人捍卫主权的决心和“九小岛”属我的事实。这对于各界明了事件的原委，增强南海主权意识，推动政府采取行动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民政府则以外交部为中心，各部门或机构能相互配合，展开事件调查并酝酿交涉。[43]广东省政府还采取了一定主权捍卫措施，如“禁止本国渔船悬挂外国旗，另发本国旗悬挂”等。[44]
“九小岛事件”的发生，让国民政府意识到规范地图测绘和加强地图审查工作的重要性。12月21日，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召开第25次会议，根据会前草拟的《南海诸岛译名表》，专门审定了中国南海各岛礁中英岛名。《南海诸岛译名表》分西名、译名、拟定名三类列表，拟定名包括特里顿沙、北险岛、帝都岛、沙比礁、赖他岛、兰肯、赖他南岛、铁砂群岛等。[45]1935年1月，经过审定形成《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在《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1期对外公布。根据《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国民政府首次将南海诸岛明确地分为东沙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团沙群岛等4部分，共计涵盖132个岛、沙洲、暗沙、暗礁的名称。[46]4月，经国民政府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通过的《中国南海各岛屿图》，刊登在《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2期，正式对外公布。《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根据《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在地图上详细标绘西沙南沙东沙团沙各群岛132个岛、沙洲、暗沙、暗礁的位置和名称，将南海最南端标绘在曾母滩。其后，在《指示编制地图应注意事项》中，特别强调：“南海有东沙、西沙、南沙等群岛及现法占九小岛均属我国，凡属中国全图及广东省图应绘具此项岛屿并注明属中国。”[47]1935年3月22日，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召开第29次会议，讨论决定“东沙岛、西沙南沙团沙各群岛，除政区疆域各图必须添绘外，其余各类图中，如各岛位置轶出图幅范围，可不必添绘”。[48]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在审查《广东分县详图》时，认为“南海诸岛名加图界线并改正名称”，[49]给出审查意见“南海诸岛名称应依照南海诸岛位置图所示修正”。[50]
中国政府对南海疆域地图的编绘规范和出版审查，对开展和加强国人南海主权教育的规范化起到积极的作用，突出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小学历史地理教科书中有关中华民国、世界地图插图和这一时期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华民国地图和世界地图等图集当中。1934年3月，武昌亚新地学社出版欧阳缨主编华英文对照的《新世界列国地图》，在该图集第5页《中华民国》图中，标绘有东沙岛和西沙群岛，在第18页“南洋群岛”中标绘有特里屯岛和法占九小岛，而且特别用红色进行标注。而仅在一年前，同样由武昌亚新地学社出版欧阳缨主编的《新中华民国分省图》，其第2图《中华民国》标绘的只有东沙岛、西沙群岛和特里屯岛。1935年3月，武昌亚新地学社出版的欧阳缨主编华英文对照的《新世界列国地图》，图集第5页《中华民国》，南海标绘进一步规范东沙岛、西沙群岛和附图《我国南海诸小岛》，第18页《南洋群岛》图中标绘西沙群岛、九洲洋、东沙群岛、南沙群岛和法占九小岛。此后至1948年间，国内至少有60种出版的各类行政区域地图或专业地图，较为完整地标绘了南沙群岛。[51]1936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丁文江等编的《中国分省新图》，在第28～29页《广东》附图中标绘有东沙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团沙群岛。1937年，日新舆地学社出版的苏甲荣编《中华省市地方新图》第五图《中华民国南海各岛地图》，直接依据《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刊登的《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改制。1937年1月，武昌亚新地学社出版的《新世界列国地图》，在附图《我国南海诸小岛》中编绘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团沙群岛和危险区域。同年，亚新地学社出版欧阳缨主编的《中华析类分省图》，第35页《国境变迁图》编绘不同时期和当时的国界，南海部分与我国目前海上断续国界线相似，线内标绘有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团沙群岛，并注明团沙群岛被“法占”。在第48页《广东省图》右下角有《南海诸小岛》附图，标绘有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团沙群岛，并特别在《广东省图表》的《海岸·岛屿》条目中明确指明广东省岛屿包括东沙、西沙、南沙和团沙等群岛。
由于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领海”观念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所以总结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南海主权教育的重点则更多是侧重“国境”，而不仅仅是“海权”。其一，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人对“国家”的观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加注重加强“国耻教育”，“使全国数千万的青年，能对于民族的演进与光荣，有深切的认识”，[52]激烈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为此，在学校环境设备上，“配置国耻地图、国耻历史表解、国难中所受损失统计图表、国难发生地方前后比较详图、中国民族运动史事图、各地义勇军抗敌图以及记载中日交涉的图书资料和其它国难资料”。“把民族精神做骨干，特别注重救国雪耻的教材”，[53]先后组织编写了《国耻小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小史》《中国丧地史》等大批付诸教学用书和中华书局的新小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复兴小学教科书、世界书局的新标准小学教科书、大东书局的新生活小学教科书、开明书局的开明小学教科书等合乎规范的教材。[54]进而国耻教育渗透于各学科教学中，覆盖中小学。在加强国耻教育的背景之下，对南海的主权教育也就势必纳入国耻教育，或者说有国耻教育的影子。比如1941年出版的《高中本国地理》，延续了民国初年以来有关国耻论述的基调和脉络，将近代以来中国疆域变迁描述为“过去的疆域”和“现在的国境”，指出过去的疆域“南面又有安南、缅甸，东面又有朝鲜、琉球等藩属”，而现在的国境“南起南沙群岛的詹姆士滩（北纬4度）”。[55]
其二，注重将“领海”视为“国境”。1937年，《复兴地理教科书》介绍“我国的领土与领海”，认为“领土”是“一个国家统治权所及的地方，不是别的国家可以侵犯的”，沿海各国为保护渔业和国防都有“领海”，“领海以内，有完全主权，别国不得侵犯”，“现在各国，以六海里为领海的定界”。在日本占领南海诸岛之后，国民政府对南海的主权教育一直没有中断，而且将它视为国耻教育的重要内容。1938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刘季辰、李庆长编撰的《中国分省图》，第10页《广东省图》标绘有东沙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团沙群岛。1939年，由重庆申报馆出版的丁文江、翁文灏等编的《中国分省新图》，在其27～28页《广东》附图中标绘有东沙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团沙群岛。同年由上海申报馆发行的《中国分省新图》，也在《广东省分图》中明确标绘西沙、东沙、南沙和团沙群岛的地理位置及各主要岛礁名称，在后附《中国分省新图地名索引》注明西沙、东沙、南沙和团沙群岛皆归粤管辖。1941年版《高小地理课本》提出“我们要保全领土、领海”[56]的主张。
三 “国境范围”（1945～1949）
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后，中国政府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随着民族自信心的恢复而增强。比如抗战胜利前后，国内探讨主权的文章进一步增多。在《学思》《新中华》《东方杂志》《中国建设月刊》《中美周报》等杂志，先后发表《国家主权论》《主权国家与国家责任》《主权与国际法》《论主权》《如何保证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的要件》《关于要求主权》《领土主权不容割裂》等文章。1946年，中国政府和国内民众还特别就东北主权完整，发布《上海自由协会宣言力主东北主权完整》《东北主权不容分割》等。
抗战胜利后，根据《开罗宣言》规定，剥夺日本自1914年一战后在太平洋所得的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57]在此过程中，对南海诸岛主权的收复也逐渐提上日程。1946年1月，由上海东方舆地学社出版李长博等编绘的《东方中华新地图》，其第3页《中国政治区域图》中，不但标绘了南沙群岛和团沙群岛等南海诸岛，并注明属于中国。在第29页《广东省图》附图《团沙群岛》，也标绘有东沙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团沙群岛，而且也注明了属于中国。7月5日，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蒋梦麟致电外交部，要求迅速查明新南群岛“是否系南沙群岛之别称”。[58]根据台湾行政长官陈仪的建议，国民政府很快决定南沙、西沙群岛改归广东省政府管辖，行政院指示外交部令广东省政府接管各岛群。9月，国民政府发布了关于收复西沙、南沙群岛的训令。经国防部及海军总司令部、外交部、内政部等会商决定，由海军组织舰队，协助广东省政府接收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由海军派兵驻守西沙的永兴岛和南沙的太平岛，竖立“太平岛”“南威岛”碑。经过积极谋划，克服诸多困难，从日本手中接收了南海诸岛主权，派兵进驻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59]在发生法国军舰登陆南威岛和太平岛并建立石碑的事件后，国民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民间也在加强南海主权证据研究，比如《申报》发表文章指出：“我某慰关系方面连日集会，研究西沙群岛问题，准备向法方彻底交涉。按该群岛主权，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之附图，明确属于我国。”[60]
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复南海诸岛的大致过程，正如陈谦平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国收复南海诸岛主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和同盟国赋予中国的权利，更是中国依据战后国际秩序所享有的权利。”[61]不过从加强主权教育角度来审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南海诸岛的进驻详细过程，会发现自始至终国民政府都较为重视加强南海主权的教育，特别是在进驻南海诸岛之后，对南海的主权教育也进一步成熟和完善，“明确属于我国”。在南海诸岛收复的准备过程中，每次开会都有教育部的人员参会，而且要求教育部通饬各学校。比如1947年1月16日在国防部召开的“关于西南沙群岛建设实施会议”，一方面要求西沙、南沙群岛“其经纬度之界线、岛名之更订，由内政部审定，再饬出版机构遵办”；[62]另一方面还特别规定“由教育部通饬各级学校”。[63]4月14日，时任内政部方域司司长傅角今按照《水陆地图审查条例实施细则》有关地图审查之“内政部办理，召集国防部、教育部、外交部、地政部专门人员会同审查”的规定，召集国防部马定波、外交部沈默和陈泽溎、海军总司令部林遵和丁其璋、内政部王政诗等开会，商讨“西南沙群岛范围及主权之确定与公布报告”。会议一方面确定了进驻及接收西南沙群岛的公布方式及时间、本国国境范围、西南沙群岛之范围、西南沙群岛主权之公布等问题，强调“值此全国民众对西南沙问题发生兴趣之时，似亦应公布以激发民众对南海之思想并确定国境范围”，并要求“南海领土范围最南应至曾母滩，此项范围抗战前，我国政府机关学校及书局出版物均以此为准，并曾经内政部呈奉有案，仍照原案不变”。这在一个角度强调了南海是“国境范围”，在另一个角度也点出了此前在学校教育中强化南海主权教育对此时的影响。另一方面，这次会议还做出“西南沙群岛主权之公布，由内政部命名后附具图说，呈请国民政府备案，仍由内政部通告全国周知”的决定。[64]在6月10日由行政院秘书处召集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召开“公布南沙群岛收复范围图案审查会”，也一方面强调“国界南端系达于北纬4度曾母暗沙”；另一方面要求“通饬国内机关学校一体知照”。[65]从历史结果看来，此后在收复过程当中，由内政部方域司自1947年起组织郑资约等一批专家根据测绘资料绘制南海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地图，并最终形成的《南海诸岛位置略图》《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等，都发给了教育部，作为教育部“通饬国内机关学校一体知照”的模板。
在国民政府规范南海地图绘制之后，“我国南海诸岛，自经国防部会同各有关机关接收后，即经积极整顿，现已全部竣事。关于海内各岛之名称，顷已由内政部方域司拟定，并由内政部正式核定公布”。[66]依据1947年6月至8月修正的《水陆地图审查条例》和《水陆地图审查条例实施细则》，国民政府还加强“禁止各出版社未经政府核准擅自刊行中国及其领海之地理图表，并禁止国外所印中国地图未得中国政府许可而在中国翻印或售卖”，[67]避免在疆域界限和主权教育上出现“以讹传讹”等问题。1948年2月，经过国民政府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右下角附有南海诸岛插图，绘有南海十一段线和标注清楚南海诸岛名称。7月1日，由上海申报馆发行出版的《中国分省新图》中，按照要求，在广东省部分专门用一幅小图，明确标绘南海四大群岛的位置和弹丸礁、安波沙洲、景宏岛等具体岛礁的位置和名称。1949年4月，经审核通过出版的《袖珍中国分省精图》，在断续线最南端的曾母暗沙标注“中国”字样，在西沙、中沙与南沙群岛的地名后，标注（中）。7月，由华夏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丁文江、翁文灏编撰的《中国分省新图》，在该图集《政治区域图》中编绘了海上断续国界线，还标绘了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且将最南端标绘在曾姆沙之南。8月由武昌亚新地学社编制的《中华形势讲授地图》，绘有南海断续国界线，线内绘有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南海诸岛。
与此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为加强南海主权教育，还通过举办展览会等形式来丰富南海主权教育。1947年6月11日至15日，广东省政府在广州文庙举办一次“西沙、南沙群岛物产展览会”，参与展览的有各种实物、标本、照片、图表以及历史文物等珍贵资料，比如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等提供的40多张珊瑚图片、省立海军专科学校提供的100多件鱼类标本、海军司令部舰队指挥姚汝钰提供的300多件珊瑚贝壳等等，最终展览会吸引30多万人次的参观。
四 结语
由上梳理可见，近代是中国从“天下观”向近代“国家主权观”的转型时期，这不仅体现在对以“主权”和“国家”为中心的系列概念的认知和诠释，更体现在“国家主权”观念觉醒之后对“国家主权”的教育和捍卫。南海问题在今天看来，本质是国家主权之争，但在南海问题上围绕“国家主权”而来的对“领土”“领海”“公海”“自由航行”“渔业权”等的认识和捍卫，有一个萌芽、发展、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伴随着近代西方列强对南海权益的侵犯，从非法测量到资源掠夺，从资源掠夺到非法侵占，“主权观念”认识日趋清晰和完备的中国政府，不但积极采取行政管辖、地图绘制、进驻收复、治理开发等措施来捍卫南海主权完整，更开始注重加强南海的主权教育。在内容上将其融入国耻教育、爱国教育，途径上融入地理教育、历史教育，在阶段上从强调“重领土而保海权”到强调“现在的国境”再到强调“中国领土之一部”。通过加强南海主权教育，不但增强了国人南海的主权观念和主权意识，更增强了南海疆域领土空间意识和捍卫南海主权的行动意识，进而才能最终让我们看到在“何瑞年西沙岛承领案”“南海九小岛”等事件中，除了中国政府积极捍卫南海主权权益外，南海主权意识和观念觉醒后的中国人民，在南海主权捍卫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政府南海经略史研究”（15CGJ011）的阶段性成果。
[2]温小平，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3]周鲠生：《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第75页。
[4]张春林：《解构与建构：近代天下观向国家观转变历程解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5]〔美〕惠顿：《万国公法》，丁韪良译，何勤华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第27页。
[6]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第123页。
[7]《力争缉捕权及领土权汇录》 （1907年11月10日），转引自刘利民《近代中国水道测量事业的民族化进程述论——以海道测量局为中心的考察》，《晋阳学刊》2016年第3期。
[8]李强华：《观念史视角下的中国近代海权观念嬗变》，《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9]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著《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第1126页。
[10]《渤海领海权之抗议》，《申报》1910年6月8日。
[11]《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第119页。
[12]《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64页。
[13]《海军部派员南下调查海权》，《时报》1923年4月12日。
[14]《东沙岛设立灯塔》，《申报》1925年8月18日。
[15]李准：《巡海记》，台北，学生书局，1975，第1～2页。
[16]田涛：《国际法输入与晚清中国》，济南出版社，2006，第55页。
[17]陈天锡编《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商务印书馆，1982，第322页。
[18]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第571页。
[19]有关“国耻”与“国耻教育”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李里峰《在民族与阶级之间：中共早期的“国耻”论述——以〈向导〉周报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马建标《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一战前后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等。
[20]常士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多重建构及其逻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3期。
[21]《痛哉国耻会之纪念》，《申报》1910年3月21日。
[22]《社说国耻篇》，《东方杂志》第1卷第10期，1904年。
[23]张卫明：《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1。
[24]《教育部审定新制小学教科书》，《时报》1915年7月1日。
[25]吕思勉：《新式地理教授书》，中华书局，1916，第31页。
[26]徐志良：《民国海疆版图演变与南海断续国界线的形成》，《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4期。
[27]《广东西沙群岛志》，《东方杂志》第7卷第6期，1910年。
[28]陈天锡编《西沙岛成案汇编》，海南出版社，2004，第42页。
[29]陈天锡编《西沙岛成案汇编》，第61页。
[30]《中国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第980页。
[31]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第410页。
[32]《函开封各书局所出外交史国耻史径呈教育部审查》，《河南教育》第22期，1929年。
[33]《函广东治河委员会函知全国水道测绘奉令交由海道测量局办理嗣后拟制各图请先送局审查由》（1930年10月11日海军部公函第458号），《海军公报》第17期，1930年。
[34]《国府令海部审定全国水道》，《中央日报》1929年7月27日。
[35]《水陆地图审查条例》，《行政院公报》第121期，1930年。
[36]《修正水陆地图审查条例》，《行政院公报》第283期，1931年。
[37]《行政院训令第347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一二（6）-14206-7。
[38]《西沙群岛之领土权》，《时事月报》第7卷合订本，1932年7～12月，第35页。
[39]《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成立》，《地政月刊》第1期，1933年。
[40]《西南政会讨论法占九小岛案》，《申报》1933年7月29日。
[41]《再论法占我国南海九小岛》，《申报》1933年7月31日。
[42]《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上），台北，“外交部研究设计委员会”，1995，第97页。
[43]郭渊：《南海九小岛事件与中法日之间的交涉》，《世界历史》2015年第3期。
[44]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第259页。
[45]《南海诸岛译名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一二（6）-10476-29。
[46]《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1期，1935年。
[47]《指示编制地图应注意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一二（6）-14206-43。
[48]《本会自24年1月起之重要决议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3期，1935年。
[49]《广东省分县详图指示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一二（2）-136-24。
[50]《广东分县详图审查意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一二（2）-136-7。
[51]李国强：《民国政府与南沙群岛》，《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
[52]陈训慈：《民族名人传记与历史教材》，《教与学》第4期，1935年。
[53]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中华教育界》第11期，1936年。
[54]张逸红：《民国前期学校国耻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
[55]葛绥成：《高中本国地理》，中华书局，1941，第1～2页。
[56]喻守真编《适用标准课程修正〈高小地理课本〉》第3册，中华书局，1941，第7页。
[57]李国栋：《民国时期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维护及其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58]《行政院秘书处公函》，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20/049904/0005/0042x。
[59]陈谦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复南海诸岛主权述论》，《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
[60]《西沙群岛主权依天津条约确属我国》，《申报》1947年1月17日。
[61]陈谦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复南海诸岛主权述论》，《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
[62]《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下），第423页。
[63]《关于西南沙群岛建设实施会议记录》，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20400/00050/054/003x。
[64]《西南沙群岛范围及主权之确定与公布案会议记录》，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20/049904/0008/0086x-0091x。
[65]《外交部刘家驹呈关于审查公布西、南沙群岛为我收复案讨论与决议情形》，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20/049904/0009/0029a-0033a。
[66]《南海诸岛名称内部核定公布》，《申报》1947年12月2日。
[67]《中国地图检查条例国府已明令颁布》，《申报》1947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