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与外交】
赴赛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与“中华民国”之呈现[1]
洪振强[2]
提要 赴赛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是新造民国首次参加国际盛会。袁氏中华民国参赛十分积极，整体上展现出了一种积极进取，励精图治，并努力维护国家尊严的精神风貌。仿紫禁城太和殿的中国展馆之布置及以农业品、手工艺品、传统美术品和教育品为主的中国展品，所呈现出的是一副农业中国、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围绕赴赛，时人表达出的国家观念，以“中华”“中国”“政府”居多，而“中华民国”较少，较少关注“国耻”，更关注“国本”，倾向于埋头苦干，奋发图强。整体而言，袁氏中华民国虽号称“民国”，宣传“共和”，但缺乏相应的实际内容内涵，与缔造民国的孙中山辛亥革命一脉较为疏离，而与晚清立宪脉络关联较大，承袭了传统帝制文化、农业文明的国家形象。
关键词 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中华民国 国家形象 国家观念
引言
辛亥革命后，从1912年到1915年，中国在“国家”层面，经历了从“大清国”到“中华民国”的国体变更，从南京临时政府到袁世凯北京政府的政权更迭，亦发生了“袁氏帝制复辟”。这四年，是“中华民国”开国的四年，亦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全面转型开始的四年，既有质变，但质变又不彻底，又有量变，但量变方向又不明确、坚定。一方面，虽国号“中华民国”，并对外号称“民主”“共和”，但另一方面，袁氏北京政府取代南京临时政府，成为“中华民国”唯一合法代表后，却与缔造中华民国的孙中山辛亥一脉渐行渐远，龃龉不断，乃至敌我相见，直至出现与“民主共和”似乎完全两立的“帝制复辟”。这不得不让人思考：袁氏当国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与孙中山革命派所号称的“中华民国”是否一致？有何不同？而与被辛亥革命推翻了的晚清王朝中国又有何关系？
本文选取1915年赴赛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下文简称巴博会）对这些问题做一探讨。据笔者目力，迄今学界虽对新造民国参加巴博会已有一些研究，[3]但基本未有从如上问题意识进行专题探讨。赴赛巴博会是新造民国，实即袁氏中华民国，首次以中央政府名义亮相国际大舞台，必然会通过“国家”呈现反映出袁氏中华民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一 赴赛巴博会所呈现的“中华民国”之“国家形象”
美国于1915年2月22日至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时称三藩市），举办了长达近10个月的巴博会，其之所以要举办此会，一则是要纪念其开通巴拿马运河及太平洋被发现400年；二则在欧战正激之时，在亚太倡导和平，塑造其作为世界和平、正义的领导者的地位；三则扩充亚太商业利益，谋求亚太商业霸主地位。而地处亚太西岸，与美国隔洋相望的中国，对美国扩张亚太商业利益十分重要，因而美国积极动员中国参加巴博会。1912年2月，向中国正式发出外交照会，并派特使罗伯特·大赉到中国，邀请中国政府参赛。此后，大赉与巴博会官方代表司徒斯密士等人又多次赴中国，劝导各地官商积极赴赛。
袁氏中华民国赴赛巴博会相当积极。接到美国政府赴赛邀请后，次月就派代表赴美表示参展，并选定中国馆地址，随后，又派专人常驻旧金山，负责与美方联络事宜。同时，预算专款由工商部牵头积极筹备。1913年6月，正式成立中国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由陈琪任局长，直属工商部，具体负责筹备赴美赛会一切事务，并通令中央各官厅、各省都督及民政长官积极配合工商部及事务局，切实筹备赴赛。
事务局成立后，制定了20多种规章制度，使得各项筹备工作有章可循，同时大力组织出品，这是所有筹备工作的核心、重心。1913年8月，专门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如何征集出品，议决出6种出品方式：官厅出品，由各相关政府机构分任征集；指定出品，即对曾经赴赛获得奖励者、著名大公司及其他有力量的出品人、有名的制造家技术家等，要专门征集；合同出品，由愿意出品者集合资本，订立合同，专造物品赴赛，如丝茶等业，可以联合出品；团体出品，即由商会、教育会等社会团体出品；同盟出品，即以契约关系组织永久对外之贸易机关的出品；自营出品，由出品人自行出品，并自任陈列装饰等事。[4]交通部、农林部、教育部、财政部等中央官厅出品积极，既分别会同事务局研讨如何出品，又派人专事出品征集事宜，交通部、财政部还对各地出品减免运费和税费。
在地方，主要由商人出品。一方面，事务局致函各地商会、农会、教育会等社团和丝、茶、瓷等行业，以及著名大公司，请积极征品出品；另一方面，农商部和事务局督饬各省由民政长官具体负责，积极征集出品，要求各省成立出品协会，专办出品事宜，并举办出品展览会。同时派员到各地督促、指导出品，从1914年6月起，派审查团赴重要省份审查赴赛物品，共分三路，北路赴直隶、山东、奉天、吉林；中路赴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南路赴江苏、浙江、福建、广东。
各地响应积极。江苏、直隶、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吉林、四川、江西、安徽、浙江、奉天、河南、福建、陕西、山西、黑龙江等19个省成立了出品协会，共举办了17个出品展览会。此外，茶业、瓷业、丝绸业，以及江西景德镇和湖南醴陵的瓷业公司也成立了出品协会。商务繁盛省份还成立了众多出品分会，比如江苏所属60个县市都成立了出品分会，由各县市知事兼任会长，商会会长兼任副会长，各分会于当地举办物产会以征选出品。
最终从全国征选出品10万多件，有2000多吨，装了1800多箱，于1914年12月和1915年1月分两批装运美国。同时，撤销事务局，成立驻美赛会监督处，陈琪任监督，直隶农商部，掌管巴博会上中国一切赛会事务，其下设出品、编辑、庶务、会计、外事五股，分管相应事务。整体而言，中国赴赛筹备相当成功，“中国的参赛准备是充分的”，[5]即便当时之外人，亦多有认可，如《金山日报》就评论曰：“此次巴拿马外国博览会中国筹备之初，计划极为伟大，实可为赴赛各国之冠。”[6]正因如此，中国才能成为巴博会出品最多的国家，所获各种奖项亦居各国之冠，远超日本。
为何袁氏中华民国要积极赴赛呢？一是为了敦睦与美邦谊，二是为了培植商智商德，激励商业竞争精神，积极拓展贸易，发展商业，振兴国民经济，实现“国富”。工商总长刘揆一认为，赴赛巴博会，可“唤起一般国民商战之兴会，达到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可向世界介绍丰富物产，宣告新立民国希望无穷；可乘势考察巴拿马运河开通后的“世界大势”，“明悉利害”；可与美国敦睦邦交。[7]陈琪认为，赴赛巴博会可实现十大目标：恢复固有国产名誉；扩张土产输出额；探外人嗜好，改良输出品；借鉴他国良法，改良大宗出产；诱发国民世界企业心；研究巴拿马运河开通后商业变迁大势和发展国际贸易的方法；按世界企业潮流，确定发展商业的程序；调查万国物产，并与中国物产比较优劣，以求改进之方；养成国民好的商业道德，以植国际贸易之本源；联络美国，共图扩张太平洋之商业权。[8]
在巴博会会场，中国驻美赛会监督处作为中华民国参加巴博会的官方机构，监督陈琪及其他工作人员和随行人员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
（1）办展。此次赴赛，一改前清主要委诸海关洋人的做法，全部由中国人自办，监督处负责会场一切赴赛事务。中国之展品，及其陈列布置，比之晚清，不仅未有辱国，且大有改进，虽有些不足，但总体上得到中外肯定。直隶所派观会代表屠坤华认为，“此次赴赛，超乎以前各次，可无待言。将来效果，当以此为其因。弗论此次为成功为失败，均与国计民生，有无限之利益”。[9]荷兰驻旧金山领事兼赴赛监督认为，“中国在会场所办之事极为美满，不惟较前大有进步，且得奖几冠各国，使各国咸知中国之地位及其出产”。[10]即便在世博会场一直与中国竞争的日本人，亦认为中国比之以前，“此次与赛则大异其趣，即各馆之出品其自身虽未见大进步，而其计划及陈列等颇形阔大，使由此以进，殆未可轻视”。[11]
（2）交际。赴美之前，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规定，所有赴赛人员，在会场须注意礼俗，正式场合要符合“外交人员着衣守则”。因而，赴赛人员一改前清之长辫、长袍、瓜皮帽等中国人形象，一律都是西式短发、白手套、黑礼帽、下摆黑礼服，以及国产丝绸制服。监督陈琪及其夫人，参加诸多宴会，衣着举止优雅大方，获得外人一致赞美，认为以二人观之，“中国君子”与“女流人物”，“与欧美上流社会无二观”。[12]陈琪夫人参加系列社交活动，十分活跃，用流利英语演说，宣传女权，宣示中国妇女的解放与进步，特别提及“民国妇女获得了投票权”，其展示出了一副“中国前卫先锋女性”的形象。中式女装在巴博会上得到极大关注，一度在旧金山十分流行，尤其是中式丝绸套装，“是新潮和舒适的”，并有气质和内涵。[13]这与前清在世博会所展示的中国缠足小脚女人的形象，有着质的天壤之别。
监督处在会场开展了大量交际活动。一是赴宴，包括美国政府和巴博会官方，以及华侨中华会馆之欢迎宴会，还有各国相互之间的宴请；二是宴请，包括答谢美国政府、巴博会官方，回请各国赛会监督；三是接待，包括美国副总统、巴博会官方人员、各国赴赛人员、中国驻北美外交官等到中国馆参观之人，还接待了中华游美实业团和中国留美学生千余人；四是举行庆典，主要是中国政府馆开馆庆典和中国国庆庆典。在这些交际场合，监督陈琪基本会发表演讲，大多宣言中美敦睦，中国之共和政体，以及中国如何励精图治，大力发展工商。在正式的交际场合，都会悬挂五色国旗，以凸显中华民国。
（3）考察研究。早在征选出品时，就有人认为，在实业不振、工商苶靡的情况下，赴赛巴博会，不宜偏重于出品，只求一时之利和获奖多寡，而应注重在会场上进行考察研究，做振兴中国之长远谋划，“非吾国以物品争胜之时，乃吾国以观摩求益之日，不宜以竞赛而冀目前之胜利，惟宜以考察而储日后之人才”。[14]而实际上，监督处职员、农商部及直隶、江苏、湖南、广东、四川等省所派赴赛委员、调查员，在巴博会场进行了大量的考察研究，写了详细的报告，有的回国后还宣讲参观考察的状况和心得。
最为典型的是直隶省。直隶共派出了10多位代表，他们都写有详细的参观考察研究报告，会后编辑成《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共有16册。他们对博览会场所展陈的先进文明成果，予以详细介绍，表现出了极大的惊叹和羡慕，同时，亦深深感叹中国近代文明的落后，并产生深深的忧虑，希望中国积极学习西方，励精图治，以使国家富强。比如孙继丁考察了没有中国展品的机械馆，写了非常细致的报告，结合中国工业现状，详细介绍了西方展示的发达机器，警醒国人，希望为国富计，为国之生存计，奋起直追，大力提倡。略举二例：关于水力发电机，水力是“最节俭、最清洁”之能源，“用之不尽，取之不竭，不假人工，而生力无穷”，希望国人积极制造水力发电机，利用水能，否则，“待他人起而代有之，始顿足而叹利权之丧失，亦已晚矣。愿国民急起直追，勿待至他日，为噬脐之悔，则我国前途，庶有望焉”；关于吸水式起水机，其大大有利于公共卫生和农业灌溉，“愿我国民深自猛醒，努力提倡，为长时间之计划，即不欲竞衡欧美，亦宜为本国生存计”。[15]
考察研究时，还注重与日本进行比较，比较得最为详尽者为《中国实业杂志》社长李文权。他作为直隶省参观考察专员，专门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写了详细的考察报告。在比较之中，既表达出了对日本取得近代化巨大成就的敬佩之情，又对中国发展迟缓，商业观念、市场观念缺乏，表示了深深忧虑，希望明晰中日之间的差距及其原因，以便中国对症下药，谋求改良与发展，成为如日本一样的富强之国。略举一例：在教育馆，日本很注重宣传其文化，以发扬本国之教育及风俗于海外为目的，制有富士山、松岛公园等模型，并在会场放映幻灯，进行讲解，但中国展陈教育品的观念完全不同，极少见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中国风俗和教育进步的标志性展品，很少有中国人自办学校的出品，大多是传教士所办新式教育的成绩品。[16]其实，在筹备时，就有人拿日本做对比来动员中国积极赴赛，认为若不积极赴赛，导致中国输于日本，那中国海外利益就会更为日本所夺，中国国际商业地位就会更为式微，“今赴赛尚未筹备，而日人先已厚集资本来华调查，我若一味放弃，再不力求竞胜，必至固有国产全因比较减色而处于失败地位，将来我国商产不能出太平洋一步矣”。[17]
此外，农商部经全国商会联合会选派商界名流17人，趁巴博会之机，组成中华游美实业团，既在巴博会场调查研究一周时间，又赴美国各地参观考察两个半月。他们都写出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报告，以供国人研究改良发展国货。如此专心致志、规模庞大的赴外调查研究，远超前代，因而有时人认为，中国参与世博会进入了“入手研究时代”。[18]这不仅有益于展示中华民国之共和国国民励精图治、积极进取的新风貌，促使外人改变对华人的不良看法，而且益于中国实业界开阔世界视野，促使世界观念发生变化，更注重国际交往，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的重要性，使得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使命感更为强烈。[19]
（4）维护国家尊严。巴博会场上的游乐区，建有“中国村”，以供商家租赁经营。某西人专门租赁一间，设置了“华埠地狱”，里面是有关中国人赌毒的蜡像展，极力丑化中国人，同时，为了哗众取宠，吸引游客，由真人表演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丑态。[20]显然，这是在侮辱污蔑华人，引起华人“群起反对”。中华会馆、华商会、华人教会，以及中国驻美使馆、旧金山华文报刊、旧金山华人组织同源总会，或致函巴博会总理摩亚，或刊文发布通告，纷纷予以谴责，以示抗议，要求封闭“华埠地狱”。[21]监督陈琪亦致函摩亚，谴责“华埠地狱”极度损害巴博会声誉，诋毁中国人民，与中国文化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想象的、捏造的，令人恶心，相当低级无趣，并列举美国的诸多阴暗面，诘问“美国政府会无动于衷吗？”[22]最终，“华埠地狱”开场不到两周即被巴博会官方封闭，且“死灰不能复燃，再辱国体”。[23]华人之所以对巴博会上的辱华行径如此义愤填膺，必除之而后快，诚如时人言，是因为“国人之国家思想进步也”。[24]
我们再看看巴博会上的中国场馆和展品。任何国家参加大型博览会，在会场上布置展馆、陈列展品，都会呈现出自己的“影像”，即“国家形象”。
中国馆场共2万多平方英尺。中国政府馆由农商部派黄慕德、束日璐从国内带工人赴美建造。馆式主殿仿北京紫禁城太和殿而规模有所缩小，正中为大殿，左右为两偏殿，铺设有北京地毯，陈设有桌椅绣屏、雕玩字画等中国传统精致家具和珍异优美品物，并挂有大总统袁世凯、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画像。偏殿之上的楼室和大殿左右之厢房为办公室和事务员室。偏殿之外，东西各有六间劝工房，东为各省商家廉价租赁以作销售出品之用，售品主要是瓷器、漆器、陶器、茶、景泰蓝、丝绣、竹刻、雕石等，西为陈列所，将巴博会各专馆未能尽列之赛品择优展陈。劝工房外，右为中国式六角亭，左有中国式五层宝塔。正门为中国式牌楼，上书“中华民国政府馆”，正门两旁有茶社两座，为浙粤商人集资兴建。整个馆殿髹以鲜红大黄。馆场四周有栏杆、围墙，围墙之上，有各种古色花纹图案。馆场隙地种以花草，牌楼及各殿、塔亭等处，皆布置有五色国旗。中国政府馆获得了巴博会官方认可，因其能“代表东方建筑雏形”而被授予大奖章一枚，[25]此为巴博会场上各国政府馆所得的唯一最高奖项。
诚如时人所言，“政府馆之建筑，以能表示其国性为主”，[26]那中国政府馆呈现出了何种“国性”？从场馆命名看，很明确，就是“中华民国”，但此“中华民国”有何内容内涵呢？太和殿是紫禁城最核心、最高级的建筑，是举行皇帝加冕等重大仪式的地方，可以说是王朝中国的国家象征。袁世凯总统府驻地选在太和殿，既可表示其是国家最高掌权者，是国家之中央，又可延续王朝中国之文化权威，体现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中国政府馆仿太和殿，虽凸显了“总统府”，但亦呈现出了“王朝中国”的帝制文化形象。而所布置的桌椅绣屏、雕玩字画、茶瓷丝绣、亭塔牌楼、古案围墙等等，以及鲜红大黄之颜色，这些基本是传统“文化中国”形象的象征。显然，这样的“中华民国”，就如时人言，“有文明古国之风”，“遥视之殆同禁地，有帝王家气象”，[27]当是指袁世凯北京政府所代表的中国，而不是指由孙中山国民党和辛亥革命所缔造的中华民国，缺乏民主、共和及三民主义、辛亥革命等的表述与内涵，因而革命者冯自由批评中国政府馆仿太和殿建筑及悬挂袁世凯画像，体现了“中国人尊敬君上之心”，非真共和之表示，[28]即便外人亦认为“以政府馆观之，中华美术家之亡久矣。吾惧其新共和国亦与之偕亡也”。[29]
巴博会共有美术、机械、矿业、交通、农业、食品、教育、文艺、制造、工艺、园艺、牲畜等12个专馆，专门分类陈列来自31个参展国的展品。中国展品主要展陈于美术、矿业、交通、农业、食品、教育、文艺、工艺等8个专馆，而机械、制造、园艺和牲畜4个专馆没有中国展品。各专馆之中国展品状况如下表1。
表1 巴博会各专馆之中国展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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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中国展品虽数量众多，但基本是展现农业文明的农业品、手工艺品、传统美术品和教育品，而最能展现一国之实力、体现时代之进步的工业品却极少而简陋，甚至作为近代工业翘楚的机械制造类展品完全缺失。时人就言，中国展品“具有历史上气味，令人一见即可知为东方文明之代表”，[30]“所有精华，皆在美术、教育、工艺三馆，工艺馆丝器瓷器最多，然皆无显然之进步”。[31]这说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虽具有了“中华民国”之近代国家名号，但从国家实力而言，与晚清时期并无二致，仍然是一个传统农业文明国家。不过，比之晚清，已经有了维护“国”之形象的观念自觉。在征集出品时，就有人从维护国家尊严，展现国家形象，开拓国家利权的角度，明确指出，图龙者、神像者、烟枪刑具等与封建专制王朝及其文化密切相关的丑陋之物，不可赴赛，以免“彰国耻”，而能凸显“中华民国”形象，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中国之进步的物品，应大力征集，积极与赛，以“增吾国之荣光”，比如图五色旗者、古玩字画等国粹、丝绸瓷器茶品等能图利者，并对这些物品如何赴赛提出了许多建议。[32]实际征集中，明确规定以“表彰文化、比较政绩、启发生产、改良社会”和“扩张销路，并图永久之利益”为宗旨。[33]所有出品，未有与近代文化格格不入、损害“国格”物品，并开始有向近代农业品、工业品、教育品、美术品等迈进的迹象。即便是传统农业文明的物品，其质量与装饰陈列，亦有进步，可视为“东方文明之代表”。
综而观之，袁氏中华民国赴赛巴博会的态度和活动，基本反映出了当时中国所具有的一种以近代西方为目标和标准，积极进取，励精图治，并努力维护国家尊严的精神风貌，包括：一是强烈的民族、国家忧患意识，及由之而来的强烈的竞争精神和发展观念。面对“漏卮日钜，生计日难”的严峻形势，有“亡国灭种”之骇，希冀乘赴赛巴博会之机，奋勇直前，积极参与世界商业竞争，拓展商权，挽回利权。通过大量的观摩、比较、研究，明了中西发展的差距和原因，既积极学习西方，又正视自己的优缺点，卧薪尝胆，埋头苦干，急谋改良、发展，夯实国基，最终实现国富民强。二是强烈的维护民族国家之尊严的意识。不仅能积极主动与有损中国之国家尊严的行径做坚决斗争，维护国格，而且自觉、积极按近代外交和交际礼仪开展活动，既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又展现向西方学习、靠拢的趋新风貌。同时，自觉征集、展陈彰显国家文明形象的物品，避免损及“国格”，馆场布置也极力凸显中国“文明古国之风”，维护国家良好形象。不过，囿于国家实力之不济，袁氏中华民国在巴博会上所呈现出的整体形象，虽有趋新进步，但仍然是一副传统农业国家形象，与晚清中国并无二致，而且，受政治现实之影响，并未呈现出辛亥革命所造就的民主共和，而是体现出帝王气象，沿袭的是君主立宪之一脉。
二 “国”之相关词语所反映的“中华民国”之“国家观念”
围绕赴赛巴博会，时人发表了大量言论，并留下了一些文献资料，里面有不少“国”及与“国家”相关的词语，这些词语当是时之“国家观念”的反映。笔者据目力所及的中文文献，把这些词语汇集成如下表2，并进行量化分析，以期窥见时之“国家观念”的大致状况。
表2 中国赴赛巴博会言论及所留文献中的“国”之相关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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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所列“国”之相关词语共有278个，这些词语大体上可以分为4类。按这4类，以及它们的数量分布状况，列为表3。
表3 中国赴赛巴博会言论及所留文献中“国”之相关词语的种类与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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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有关中国国家称呼和国家形象标志的词语，共有124个。大体上，通过赴赛巴博会所反映出的时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基本有三种。一是称之为“中国”。这当是较为中性的称呼，就如当今所称“中国”一样。从晚清到民国，直至今日，“中国”一词，就是对中国这个“国家”的泛称，虽然与古称“中国”有了区别，含有了“国家”观念，但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国人对自己国家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一种标号式的统称，并无特殊政治义涵，只是在不同时境，可以对应指称大清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时人称呼“中国”，而不是“中华民国”，虽然不能判定此“中国”肯定不是指“中华民国”，但基本可以说明时人的国家观念没有凸显辛亥革命所造就的“中华民国”，“中国”之国家观要强于“中华民国”观念。
二是称之为“中华民国”，或“民国”。这当是对辛亥革命之后的“新中国”即新造民国最直接的称呼，说明中华民国成立，使得中国有了具体的近代国家之载体，中国人开始对自己的国家有了明确的指称，这相对于晚清，是一大进步。这两个词一共有33个，虽然不及“中华”一词多，但也不少，反映了“中华民国”，至少从国号上，开始深入人心，为社会上一部分人所接受，即便是立宪派人士也有称呼中国为“中华民国”的。
三是称之为“中华”。这一称呼最多，达到42个，超过“中华民国”“民国”二词的总和达9个之多。为何以“中华”称呼中国？根据“中华”一词所在的语境，有的明显是指“中华民国”，如“亚东新国如中华”，“新中华开国伊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要建立的新国家，从最初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到最终确定为“中华民国”，都冠以“中华”一词，把“中华”与“共和国”或“民国”连在一起，使得新建国家具有了中国特性的同时，也显然赋予了“中华”一词以国家义涵。此外，梁启超等人大力宣传近代民族思想，提出并鼓吹“中华民族”之概念，孙中山等人在“排满革命”成功后，亦力主五族共和，倡导“中华民族”之共同体，把“中华”一词与“民族”相连，使得建构的民族共同体具有了中国特性的同时，也明显赋予了“中华”一词以民族义涵。这样，“中华”一词就具有了近代民族国家的义涵，某种程度上也就具有了与“中国”一样的意义，可以用来泛称中国这个国家。但此词更倾重于文化意义，较少政治色彩，诚如章太炎所言，“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34]显然，以“中华”称呼自己的国家，是在沿袭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传统文化根基。
时人以“中华”指称“中国”或“民国”，而不是直接称呼“民国”，说明清王朝被推翻之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得中国具有了第一个近代国家载体，但“中华民国”并未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仍然有不少人，乃至大部分人要么不知“中华民国”，要么不愿认同“中华民国”，要么不清楚“中华民国”之内涵，就以国家认同较为模糊的“中华”称呼清王朝被推翻之后的“新中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认知新国家。这反映了中华民国之核心内涵，比如民主、共和，并未深入人心，而为人们普遍接受，亦进一步说明，比之晚清，民初社会具有了较为明确的近代国家观念，但这种观念并没有因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变得较为丰实，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国号层面，而对近代国家之真义，仍是模糊的。不过，还是有人把“中华”与“民主”相联系，从国名上直接点出了中华民国之内涵，称呼中国为“中华民主国”，这说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革命对人们的国家观念还是有深层次影响的，但“中华民主国”一词，仅有1个，又说明这个影响，就社会整体而言，比较有限，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少数个体。
到近代，国旗、国庆、国歌，和国号一样，既承载有国家之内涵，又是国家的象征，体现了人们的国家观念。在如巴博会这样的国际场合，国旗就是国家的标志，更容易产生宣传效果。巴博会上，时人表达出了国旗、国庆、国歌意识，说明已经有了近代国家观念。巴博会上所宣扬的国旗是五色旗，此乃中华民国第一面国旗。五色旗，虽然有五族共和之义，强调中华民族大一统，但它原为北洋海军将领旗，与袁世凯北洋派系颇有关系，同时也与晚清之立宪派倡导的“五族大同”、蒙古族的“五色四藩”文化观颇有渊源，而与“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联系不深。孙中山反对以五色旗为国旗。巴博会中国馆原定在“双十节”举行中华民国国庆庆典，却因驻美公使行程不便而改日举行，使得庆典丧失了“双十”之意味。“双十节”“国庆”，乃民国之神圣大典，却因一公使而改变，可见其在国民心中并不神圣，反映了时人并不重视“中华民国”及“辛亥革命”。
近代国家与政府密不可分，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载体的具体组织形式。清末近代国家观念开始泛起之时，近代政府观念亦随之而起。中华民国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使得近代国家与近代政府都变成了现实。可之后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消亡，虽然中华民国一直存在，但代表中华民国的政府却发生了变化。赴赛巴博会时，时人所表达的“政府”一词，有46个之多，远多于表达新造民国的“民国”与“中华民国”之词语33个。参赛巴博会是国家行为，中国场馆是国家馆，代表着“中华民国”，理应称之为“中华民国馆”，可官方却把中国场馆命名为“中华民国政府馆”。而且，无论是官方，还是社会，没有称呼“中华民国馆”的，亦极少称呼“中国馆”的，基本是称之为“政府馆”，一共有38个，其中，与“中华民国”合组在一起的，只有3个，而与“中国”或“中华”合组的却有25个，没有与国家称号合组，单纯称之为“政府馆”的有10个。这说明时人之“政府”观要远盛于“中华民国”国家观，时人更注重文化与区域意义上的“中华”和“中国”。时人所指“政府”，毫无疑义，当是指袁世凯“北京政府”，其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实即“中华民国政府”，这个“中华民国”，与南方革命阵营关系不大。
第二类是体现中华民国之内涵、性质的词语，共有31个。从观念精神与政权组织形式来讲，最能体现中华民国的国家性质与内涵的，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共和、宪政等。时人在赴赛巴博会中，十分强调“共和”，表达出的“共和”一词，共有23个。据其语境，这23个“共和”中，直接反映共和精神与理想的，只有3个，即“美国人有一种理想，以为国家已达政治上之共和，宜进求经济上之共和”，“世界文明之进化，共和立国之根基，以教育与交通为第一要着”，所指并非中国，而是欧美国家；11个意指共和国家，其中4个仅指中国（有1个是借美国人之口说出），4个仅指美国，3个指中美两国；3个意指共和革命，即辛亥革命；4个指共和政体，其中3个指中美两国，1个仅指中国；1个指中美两国之共和政治；另1个“以增进我共和之幸福”，可能是指中国之共和国家或国民。共有9个仅与中国相关，而其他14个都与美国相关。另外，还有3个“国体”词语，据其所处语境，即“国体新更，国基未固”，“适值国体初更，未遑筹办”，“诚以国体既同，故交谊自厚”，当明确是指中国的国家性质，前两个对国家性质为何表达得比较模糊，而后一个就明确是指和美国一样的“共和国”或“共和政体”。
如上状况，基本可以说明：一是时人的“共和”表述，受到了美国这个“共和国”的影响。中国赴赛巴博会，一大考量就是敦睦中美邦谊，中美共图亚太商业权益，因而注重宣传中美友好，从中美同属“共和国”，有着相同的“共和政体”着手，与美国拉近关系，寻求中美亲近。二是时人表达的“共和”观念，主要是限于共和国家、共和政体、共和政治等表象层面，而极少涉及较为深层次的共和精神，缺乏对共和精神的认知和表述，尤其是没有从精神内涵层面表述中华民国之“共和”。这说明到民初，人们已经从国家和政体层面认知到了“共和”，而美国作为共和国，其对中国的亲善，及邀请中国参加巴博会，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认知，使得人们的国家观念伸入到了“共和”这一内核。但同时，如晚清一样，因缺乏近代国家共和思想的启蒙，人们难以认知到共和的真义，缺乏共和精神，使得“共和”观和“国家”观一样，显得较为空洞。
正因为此，时人表达出的民主宪政、自有平等等观念十分淡薄，乃至完全缺失，说出的相关词语仅仅3个，即“民宪”“民宪政体”“民主国”各1个。可见时人对“中华民国”之内涵精神的认知和接受程度相当低，对近代民主国家之真义的认知十分缺乏。
第三类是表达国家之内容、发展的词语，共有102个。这些词语，大致又可分为三类。一是与中华民国之人相关的词语，即“国民”“国人”。此类词语在整个“国”之词语中是最多的，共有61个。同时，这一类词语，以及表达国之称号的词语，有不少还会在前强调以“我”或“吾”，如，我（吾）国民（国人、民国、国旗、国歌、中华、政府）。这基本可以说明时人表达出了较强的对自己国家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很关注自己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有着较强的自我意识和国家主人翁意识。同时，“国民”身份，既是权利，亦是责任，社会民众变成“国民”，反映了民初民众的社会权利和社会责任意识大大增强。这当是清末民初社会解放，个人追求权利的体现和结果。
二是体现国家生存、发展之基础和状态的词语。此类词语共38个，包括“国基”“国本”“立国”“国力”“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国产”“国富”“国货”“国币”“国度”“国事”“国情”等，涉及面比较广，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这些词语说明民初社会比较注重以物质经济为主的立国之本，强调振兴国货，发展工商实业，以壮大国力，夯实国基。民初社会“国民”意识增强后，更强调追求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三是与“国权”相关的词语。此类词语很少，仅有4个，即“国权”3个，“主权”1个。此类词之所以很少，原因可能有三：首先，赴赛巴博会是在中美友好氛围之中进行的，而且会场上，虽然发生了“华埠地狱”事件，但整体上比较尊重中国；其次，中国赴赛巴博会的主旨在于敦睦邦交、振兴商务、发达贸易，专注于工商贸易事务及联络友谊；最后，如前文所析，民初国人较为注重社会发展，培植国基，而在对外层面的维护国权，关注不多。
第四类是表达国之尊严及对国家之情感的词语，共有21个。这类词语中，“国体”“国光”两词最多，共11个，它们义涵相近，都是指国家之体面，与国家尊严相关。国人关注“国体”“国光”，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在会场上遭到了羞辱，而是出于一种自觉，不仅自觉地不征集、展陈有损国家尊严的出品，而且希望通过积极赴赛，包括征集徒增国光的出品，好的展陈布置，以及会场调查研究和交际活动，展现良好国家形象。尤其是积极宣传共和政体，拉近中国与欧美之间的距离，积极拓展商务，与美国共图太平洋商权，以振兴国运，树立国威。对海外华侨而言，还要有“祖国”意识，维护祖国形象，归饷祖国。
总体而言，与晚清参加国际博览会相比较，此次赴赛巴博会，民初社会在短短的三四年间表达出了更多的“国”之相关词语，说明时人已有更多、更明确的国家观念。这些词语中，第一类有关国家称呼和国家象征的，是最多的，次多的是第三类有关国家内容和发展的词语，二者相当，共226个，占了81%以上，而反映国家之内涵性质的仅占约11%，反映国家尊严，表达爱国情感的仅占约8%，这二者共52个，仅占约19%。这可以反映出民初的国家观念，第一，开始有了明确指称，即国号“中华民国”，且开始与近代政府观念相连，而晚清时期的国家观念却较为模糊，并未与“清朝”合一，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民族主义情感的“共同体”意识。[35]只是“中华民国”虽然指代“中国”，但并未深入人心，为社会所普遍认同、接受，故时人称呼自己的国家，较为多样化，除“中华民国”之外，还有较中性的“中国”和倾重于传统文化的“中华”。同时，因民初特有的政治格局，北方中央政府所号称的“中华民国”，并非南方革命党人和立宪派所开创的“中华民国”。清朝灭亡，民国建立，人们近代国家观念愈发明确，但同时也开始多样化，出现新旧之分，南北之别。
第二，比之晚清国家观念，在认知国家之内涵内容上，向前有所推进，一是伸入到了“共和”，涉及了国家性质，但只是限于认知共和国家、共和政体等表象，而没有深入共和精神，这使得其和晚清一样，又显得较为空洞；二是与国家之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国民”观、“国货”观大大增强，更加注重社会国民意识，谋求社会经济发展，振兴国家。从清末到民初，当国家认同还没有完全定型时，国家凝聚力还没拧成一股时，社会上一直存在一股劝兴实业、振兴工商、急谋发展的思潮，而且，随着国民意识的增强，这个思潮愈来愈强烈。国货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第三，比之晚清，更倾向于理性。虽然巴博会场上发生了辱华的“华埠地狱”事件，但时人并未表达出强烈的因辱国、国耻等而导致的民族主义爱国情感，其之国家观念较少对外或受外界刺激，不注重通过抗争来维护国权，而是强调发扬国光，维护国体，注重发挥国民意识，行使“国民”之权利，履行“国民”之责任，积极行动，包括谋求改良发展，培植“国基”，壮大“国力”，敦睦国际友谊，拓展海外贸易，来维护国格国权，树立国家尊严。国货运动就是如此国家观念的表达方式。到了民初，很大程度上，主张对抗西方，开展商战，堵塞漏卮，挽回利权，并不是为了宣传和强化对外的民族主义，而是为了增强提倡国货，追求发展的凝聚力，是为了动员人们更积极投身于改良和发展，以振兴民族国家。
结语
巴博会是新造民国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性活动。中国赴赛巴博会，虽号以“中华民国”，并极力宣传“共和”，而实际上所呈现出的国家形象，却仍有承袭晚清之一面。从展品及展馆来看，中国在巴博会上所呈现的是一副传统的农业中国和文化中国的形象，这是国家实力使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随之缔造的中华民国，难以一时改变国弱之势，仍然是农业国家，在世界博览会这一国家实力展示场上，只能延续前清中国的国家形象。
不过，比之晚清，赴赛巴博会中的中国，仍有很大进步。首先，已经具有了近代国家形象，尤其是具有了“中华民国”这一近代国家载体，以及“共和政体”，而不是晚清的“王朝中国”形象，基本剔除了龙旗、长辫子等与封建王朝紧密相连的东西。其次，具有了树立、维护近代国家形象的自觉，不仅自觉按“近代”之无形标准，剔除有损国家形象的出品，而且积极主动赴赛，乘赴赛之机，参与世界商业竞争，挽回商利，拓展商权，积极开展交际活动，敦睦邦交，通过诸多言行，自觉树立积极进取，符合西方标准的国家形象。最后，具有更强的追求发展的愿望，中央和地方，都积极赴赛，既积极出品，又积极派员赴会场进行考察、研究，甚至组团赴全美考察实业，寻求改良、发展之方。
辛亥革命后的新造民国，赴赛巴博会，是由代表中国即中华民国的袁世凯北京政府所主持，所呈现出的“中华民国”却与革命所造之“中华民国”关联并不紧密，而是与晚清中国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一方面，具体主事者，包括赴美考察之人士，基本是立宪派人士；另一方面，出于与美敦睦邦交之需，虽然标以“共和”，但并无“共和”之实，不仅在巴博会场上缺乏凸显“中华民国”的标志，完全缺失有关辛亥革命的展品和布置，布置较多的就是五色旗，而此旗并无多少富有革命意义的民主、共和之义涵，甚至中华民国之国庆“双十节”都未引起足够重视，而且，时人所表达出的“国家”观，亦乏“中华民国”观，更多的是“中华”“中国”之观念，此观念更富文化意义，以及与袁世凯北京政府合一的“政府”观。可以说，虽然民初标以“中华民国”，但社会上的“国家”观念却较为多样、多歧。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缔造了中华民国这一崭新的国家，虽国号为“中华民国”，但随之的政府层面的国家机器之运转，以及与之相连的社会观念层面，却继续承袭晚清，沿立宪脉络演化，而与“中华民国”及肇建民国的辛亥革命一脉关系疏离，渐行渐远。从这个角度，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要继续革命，“再造民国”，就是一种当然。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现代博览会通史”（13＆ZD096）及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艺术博览会的历史、形态及建构问题研究”（17BF103）阶段性成果。
[2]洪振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3]主要成果有：梁碧莹《民初中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马敏《有关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几点补充》（《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谢辉与林芳合著《陈琪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之第五章、罗靖《中国的世博会历程》（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之第六章、吴伟《中国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2）、苏珊（Suan R.Fernsebner）《物质现代性：中国参与世界博览会（1876～1955）》（Material Modernities：China's Participation in World's Fairs and Expositions，1876-1955，博士学位论文，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002）、胡斌《何以代表“中国”——中国在世博会上的展示与国家形象的呈现》（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10）。
[4]陈琪主编《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1916，第34～35页。
[5]梁碧莹：《民初中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6]陈琪主编《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第268页。
[7]《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开局工商总长刘揆一演说词》，《大公报》1913年7月7、8日。
[8]陈琪主编《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第19～20页；高劳：《对于筹备巴拿马赛会之意见》，《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1913年7月。
[9]屠坤华：《万国博览会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第221页。
[10]陈琪主编《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第216页。
[11]陈琪主编《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第270页。
[12]陈琪主编《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第216页
[13]苏珊：《一个预置的紫禁城？——记1915年中华民国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肖笛译，胡斌校），《美术馆》2008年第2期。
[14]高劳：《对于筹备巴拿马赛会之意见》，《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1913年7月。
[15]孙继丁：《机械馆调查记》（下），《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第10册，直隶实业厅，1921年铅印本，第26、29～30页。
[16]李文权：《调查报告》（二），《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第7册，第6、11页。
[17]陈琪主编《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第17页。
[18]李宣龚编《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要览》，第218页。
[19]梁碧莹：《民初中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0]《我侨胞见何以雪耻也》，《少年中国》1915年3月19日。
[21]《纪博览会中之华地狱》，《申报》1915年4月23日。
[22]苏珊：《一个预置的紫禁城？——记1915年中华民国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肖笛译，胡斌校），《美术馆》2008年第2期。
[23]《华地狱已禁复开说》，《申报》1915年4月29日。
[24]屠坤华：《万国博览会游记》，第193页。
[25]陈琪主编《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第104页。
[26]严智怡：《预会志略》（下），《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第2册，第24页。
[27]屠坤华：《万国博览会游记》，第160页。
[28]冯自由编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大赛会游记》，美国旧金山少年中国报馆，1915，第117页。
[29]屠坤华：《万国博览会游记》，第222页。
[30]严智怡：《预会志略》（上），《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第1册，第42页。
[31]乐嘉藻：《大会参观日记》（下），《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第5册，第37页。
[32]杨锦森：《为巴拿马博览会敬告国人》，《民国经世文编》（实业），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97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第4579～4591页。
[33]李宣龚编《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要览》，第208、210页。
[34]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期，1907年7月5日。
[35]洪振强：《国际博览会与晚清中国“国家”之形塑》，《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