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外移民的理论研究

人口迁徙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生相伴，自15世纪以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浪潮不断涌现于人类的历史画册之上，移民研究应运而生。随着19世纪跨国移民浪潮的此起彼伏，关注人口迁移的移民史研究，已明显难以对移民现象浪潮涌动的多重动因做出足够的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移民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对移民问题的关注亦逐步升温，探讨移民动因机制的五大理论就逐一浮现在世人面前，在不断接受移民实践的检验与挑战的同时，积极吸纳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完善着自身的架构，并发展出了颇具时代意味的五大移民理论和三种移民学说。

一 五大移民理论

（一）推拉理论

解释移民迁移动因的推拉理论出现于19世纪末。美国社会学家莱文斯坦对移民迁移动力机制的深刻洞见，在其《移民的规律》中进行了阐述：“举凡峻法酷律、苛捐杂税、恶劣的气候、糟糕的社会以及强制行为的存在（如奴隶的买卖和贩运）等，都曾造成而且仍在引发人们背井离乡。不过，这些移民在规模上远比不上求富裕的本能所酿成的移民大潮。”[4]可见，人口迁移非盲流，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此后，学者们逐渐在莱文斯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推—拉理论，并概括列出了12个方面的推力因素和6个方面的拉力因素[5]。推—拉理论遂成为研究移民迁出地与迁入地间，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形成的推拉力的外部机制及移民个体差异的内部机制的一种理论与方法，并因其理论框架宏大，而经常被学者们往里面放入各种“填充物”，用以解释移民的动因[6]。不过，因其模糊的概念与只能作为定性比较研究的缺憾，加之很难确定推力和拉力的强度，使其难以解释移民迁移的全部动因，学者们遂开始更多地关注自愿移民的动因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移民学界关于移民动力机制理论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并逐步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New Classical Economics）、新经济移民理论（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劳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和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

（二）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又称投资—效益比较模型）

该理论直接脱胎于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利用无穷劳动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均势模型，由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提出，经由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Todaro）进一步建构而成[7]。它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国际移民动因，视经济差异为移民的重要原因，认为人们移民与否取决于当事人对付出与回报的估算，当移民后的预期收入明显高于为移民而付出的代价时，移民行动就会发生。虽然其对受限制较少、文化适应较易的国内移民现象还具有一定解释力，但是，由于其低估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忽视了在关乎移民生存大事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而陷入尴尬境地。机械性地简化移民因素，对移民、社会浑然不加区别，以静止的眼光看问题，多少已使其显得不合时宜。

（三）新经济移民理论

新经济移民理论以奥德·斯塔克（Oded Stark）、爱德华·泰勒（J.Edward Taylor）等为主要领军人物。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基调一致，理性选择成为其共同的内核。新经济移民理论与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家庭而不是个人看作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并在墨西哥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导出引发移民动因的不是两地“绝对收入”的差距，而是基于与参照群体比较后产生的“相对失落感”的主观感知[8]，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增损修补的变体。

（四）劳力市场分割理论

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在分析发达国家的市场结构时，提出了劳力市场分割理论，指出现代发达国家业已形成了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而下层市场则相反[9]。劳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出发点（发达经济对外来劳动力的永久需求）以及对这种需求的解释（发达国家自己的工人不肯从事低报酬、不稳定、没技术、太危险、丢人现眼的工作），都是明摆着的经验事实。其长处不在于提出了跨国移民的一般原因，而在于强调了跨国移民的重要原因，即来自当代发达社会经济体制内部的、对于外来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10]。不过，由于这一理论只考察移民的接受方，单纯从需求方而不从供给方来看待一切移民，注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理论。

（五）世界体系理论

由美国历史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它以“现代世界体系”学说为基石，与劳力市场分割理论一样，着眼于宏观社会过程，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对移民的推动作用，认为发达经济体的一些部门需要外来劳动力从事低工资劳动，移民是资本主义渗透给欠发达国家造成的混乱[11]。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移民理论研究的结构—历史—功能主义分析范式，将传统、结构与历史因素纳入了移民研究的视野，视移民为对特定结构需求的回应与满足[12]。跨国移民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半边缘、边缘国家扩展、渗透和对边缘地区的压榨，处于外围的半边缘、边缘国家融入日益统一的全球经济，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移民根源于不均衡的国际秩序。不过，这一理论只是根据假设对移民现象进行的解说，故因无法加以实证而受到质疑。

二 与时俱进的三大移民学说

随着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移民浪潮的汹涌流动和推动移民迁移因素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对移民实践的反思与理论研究亦与时俱进，逐步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由此产生了关于移民延续延伸的一些观点，要而言之，主要有移民网络说（Network Theory）、移民系统说（Migration Sustem Theory）和累积因果关系说（Cumulative Causation）。

（一）移民网络说

移民网络说是当代移民研究中最具时代特征的移民研究理论，源于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 Massey）对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以及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的“社会资本理论”灵感的触发。该学说将移民或移民同亲友、同胞间的种种关系构筑的网络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对移民的考察和解释以社会资本为纲，使其别具一格，故又被称为社会资本理论[13]。虽然移民网络理论并未超越原有的概念框架，但社会资本网络作为一种介于个人决策微观层面与社会结构宏观层面的人际结构，却有助于弥补移民研究中的一项主要空白[14]。它既可以容纳由个人纽带（血缘、乡缘、情缘等）组成的“社会资本”，以及其他中介性的组织（如移民中介组织、走私团伙及慈善或人道主义团体），亦可以为移民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援，如通风报信、助人钱财、代谋差事、提供住宿等，降低了移民的成本和风险，使得川流顺畅。且社会资本自我延续的动态特征，使移民形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资本累积，是移民现象得以持续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将移民网络归入“社会资本”顺理成章。社会资本网络虽不能解释移民的最初发生，却可以说明它的绵延不绝。

（二）移民系统说

移民系统说以阿金·马博贡耶对非洲城乡移民别具一格的研究为基础，自克里茨提出以来，“系统研究”便作为综合有效的理论框架为相关研究者所瞩目。移民系统意指一种空间（或“场域”），它包含了移民输入地区与移民输出地区相对稳定的联系，该联系成于移民流动，基于各色纽带（由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因素形成的紧密而稳定的纽带）。而纽带与移民系统互动，导致了接踵而至的大规模移民，成为移民研究最恰切的背景。移民系统理论综合了宏观与微观的双重结构，试图整合其他研究方法，对移民链两端的所有关系如移民网络、中间组织、文化联系、国际关系等进行整体性的研究[15]。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移民研究领域的不足。

（三）累积因果关系说

累积因果关系说因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惯习说”（Habitus）一致，也称“惯习说”。它由冈纳·米达尔（Gunnar Myrdal）提出，道格拉斯·梅西对其进行了补充，在基于三种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论证并探讨了移民现象经久不息的内在机制。累积因果关系说认为移民行为有其内在的自身延续性（self-perpetuation），是一种能靠自身生生不息的现象，一旦移民行为内化为超越意识控制的、具有衍生性的“惯习”时，即使最初导致移民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移民行为仍将持续，即会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机会（相对失落感、移民自主性文化形成、人力资本的不合理分布、工作受人小看等）造就新的移民。在这里“惯习”成为剖析移民之“理性”或“非理性”选择的连接点（Massey，1998）[16]。累积因果关系说深化了新经济移民理论和劳力市场分割理论，避免了只对移民迁出国或迁入国的片面考察，认为移民会影响迁出国和迁入国双方的社会经济结构[17]。

关于移民理论研究的五大理论与三种学说的探讨，有助于理解自愿移民产生的原因及其自我延续的机制，对现成的事实做出一定解释。五大理论无一例外地只关心国际性自愿移民迁移的根本原因，而没有顾及其他限定性因素；虽然三种学说探讨了诸如社会资本、场域、惯习等方面的因素对自愿移民迁移的影响，不过它们仍然局限于对自愿移民动因的探讨。这些理论学说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对跨境移民现象的理解；不过对于与跨境移民相关的社会管理，移民与发展之间存在的“未定关系”，家庭、亲属纽带的社会结构，移民网络以及其他介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间联系，移民发生的政府与政治背景等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