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数据背景下中国经济新闻生产所受的冲击和影响
新闻生产社会学的核心理念就是认为新闻生产处于各种社会因素互相控制的“场”中,媒介在生产实践和社会控制两大环节交织的过程中不断寻求自主性的衍生。本书在进行研究过程中采取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就是把对媒体经济新闻生产现状的考察置于其与组织内外部的各种控制因素的互动网中。其中,组织外部的社会控制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技术等社会力量,它们通过影响乃至决定生产实践的方式对新闻生产进行“控制”;而组织内部的控制因素既有来自集团层面的,也有来自媒体自身层面的,包括调配控制和操作控制两个层次,也就是说,媒体通过发挥自身能动性的“反控制”方式参与新闻生产。新闻生产在“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中不断转变格局,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又译作“皮埃尔·布迪厄”)著名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就是对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与行动者能动性之间关系的权威解读,他认为“场域”呈现的是权力与资本的博弈和此消彼长。[1]因此,从场域视角研究新闻生产就是考察在某一社会空间中贯穿于媒体新闻生产过程的不同权力与资本的力量对比及其实际的紧张状态。[2]
针对场域理论的分析模式,布尔迪厄提出了一个包含“场域”“资本”“习性”三要素在内的简要公式:[(习性)×(资本)]+场域=实践。[3]关于“资本”,布尔迪厄提出三种主要资本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其中经济资本是最有效且显性的资本模式。而不同于西方完全市场化的新闻生产模式,在中国特色的媒介环境中,政治资本更需要被赋予显性地位。关于“习性”,布尔迪厄认为它是指一种包含情绪、语言在内的具有结构化倾向的行为机制,但这种倾向会随着资本与权力力量的此消彼长而不断转换。综上来看,布尔迪厄关于场域理论的分析模式研究的是实践者在特定的“场域”中通过对“资本”要素的争夺和运用,形成一套“习性”的动态过程。[4]因此,本章主要从组织外部的政治、经济、技术控制因素和组织内部的调配控制和操作控制因素出发,并主要以财新网为例,对大数据背景下经济新闻生产的场域特征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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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将视野限定在“大数据背景”下,因此,本书所讨论的经济新闻范畴主要是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生产的经济新闻,即经济类数据新闻。传统的经济新闻报道不是本书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