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伴随丰裕社会的来临，中国内地的绝对性、分散性、发展性贫困问题得到有效克服，相对性、集中性、结构性贫困问题却逐渐凸显，对于前者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对于后者我们理论研究和政策应用的经验尚不多。本书以香港为例深入探究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的形式、特点、性质、成因及其治理方案，希冀为廓清和解决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做些抛砖引玉的工作。

香港是探究丰裕社会贫困问题的绝佳案例：一方面，香港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商贸服务业中心及航运枢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香港是一个贫富两重天的社会，是全球发达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也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先后经历三次经济转型，从一个小小的贸易转口港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后，却始终面临贫富差距扩大和贫困问题恶化。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贫困问题恶化，这非香港独有的现象，香港贫困问题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贫富差距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不仅是“亚洲四小龙”所独有，亦属全球发达经济体所罕见。根据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设：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香港的收入分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未出现“倒U曲线”所预测的“先恶化，后改进”，而是呈现“长时期持续恶化”的特点，这种情况在同等经济水平的地区极为罕见。

首先，本书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系统地研究香港贫困问题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图景，重点考察香港三次经济转型过程中贫困问题的演变历程，廓清香港贫困问题的主要形式、量度标准、分布特征、人口规模以及根本原因，分析香港社会比较突出的老人贫困、儿童及青少年贫困、失业贫困、在职低收入贫困、单亲家庭贫困等问题。其次，系统地考察香港社会的扶贫理念、政策及举措，探讨香港在深化官商民三方合作、促进社会投资、缩减贫富差距以及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大扶贫格局等方面的经验，为内地扶贫政策创新提供经验借鉴。最后，以香港为例总结丰裕社会贫困问题的形式、特点、性质、成因和扶贫策略，为治理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提供理论启示与政策经验。

本书在三个方面做出了新的富有意义的探索。

首先，深入探究丰裕社会的新型贫困问题。目前国内贫困研究的关注点多在传统贫困问题，对丰裕社会的新型贫困问题的研究较少。本书以香港为例探讨丰裕社会贫困问题的形式、特点、性质及成因，探究其贫困成因及治理方案，对于新时期中国精准扶贫政策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传统贫困问题，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在形式上以相对性贫困为主，在分布上具有集中性贫困特征，在成因上属于结构性贫困，在扶贫策略上侧重存量式扶贫，其表现形式更加多样、致贫原因更加复杂、扶贫工作更加棘手。

其次，系统考察香港社会的扶贫经验。当我们在享受丰裕社会带来的繁荣与富庶时，也遭遇收入悬殊和贫富两极化的阵痛。相比内地，香港属于先发地区，遭遇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更早，应对经验更为丰富和成熟。本书从贫困救助、社会福利、NPO扶贫、调节贫富差距等方面比较系统地考察了香港社会的扶贫理念、政策及举措，为内地应对和缓解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提供理论与政策经验。香港的经验表明，要坚持增量扶贫和存量扶贫相结合、政府扶贫和社会扶贫相结合、兜底扶贫和开发扶贫相结合、外延扶贫与内涵扶贫相结合，推动扶贫开发从事后补救到事前预防、从贫困救助到社会投资、从维持基本生计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最后，提出了“倒U曲线”反例、增量式扶贫、存量式扶贫等富有见解的命题。增量扶贫可以解决绝对性和发展性贫困，却无法解决相对性和结构性贫困，随着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增量扶贫的边际效益会递减，存量扶贫的边际效益会递增。香港以快速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增量扶贫策略，带来了绝对贫困的快速缓解，但也引起了相对贫困的不断恶化。香港并未出现“倒U曲线”所预测的“先恶化，后改进”，这既证明了“倒U曲线”经验的局部性，也说明了香港发展经验的特殊性。香港的教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重增量发展轻存量分配，经济发展不仅不能缓解贫困，反而会加剧相对性和结构性贫困问题。要治理丰裕社会的贫困问题，包容性经济增长（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和益贫式社会发展（pro-poor social development）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