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岭南哲学的要素、范畴和体系

一 岭南哲学要素

岭南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其构成的要素同其他地域哲学构成的要素，都深受中国哲学的影响，都有中国哲学的要素，这是我国各地域哲学的共性。但岭南哲学作为地域哲学，又有地域的特征。由于各地域哲学的自然环境不同、人文环境不同和发展过程不同，实践主体与客体不同，构成地域哲学的要素也不尽相同，这是各地域哲学的个性。岭南哲学的要素同岭南观念文化的要素大体相同，作为理论形态的岭南哲学的出现要比岭南观念文化的出现晚得多，但就其元素、要素来说，它们的出现基本上是同步的。构成岭南哲学的要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岭南先民、古越族的哲学意识。岭南思想的发端，可以上溯到秦汉之前，古越族的时代。远在秦汉之前，我国中原地区思想观念已有很大发展。早在殷商朝（公元前17世纪至前11世纪），中原人已有典有册，有思想信仰——上帝。降及西周，周人讲“天”，也讲“德”，讲“以德配天命”，人们的思想观念又有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出现了思想文化的繁荣局面，哲学也有较高水平。岭南开发较晚，在战国时期，古南越各族还处在未开化的状态，“人如禽兽，长幼无别”“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各因淫好，无适对匹”“风俗脆薄，不识学义”，更未形成观念形态的哲学理论，但岭南先民在实践中，努力创造历史，创造文化，形成具有哲学思维和哲学意识的文化现象和事物，诸如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灵魂不灭的观念，印纹、音乐、歌舞等的审美观念，把性器官掩藏起来“羞耻感”的道德意识等。所有这些，都是岭南哲学形成和发展的要素，为岭南哲学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素材，也是岭南哲学保持本根性的所在。

第二，中原哲学思想。在统一的汉文化形成前，岭南哲学接受外来哲学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临近岭南的百越文化圈哲学的影响。秦汉以降的汉越文化融合期以及后来中原哲学逐渐成为影响岭南哲学的主要因素。秦汉之后，随着岭南“士”的阶层的形成和学校的创立，中原哲学大量传入岭南，并与岭南原有的哲学意识结合。岭南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同中原哲学有密切关系。但由于岭南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特殊性和岭南先民形成的本根文化以及百越文化、海外文化的影响，包括岭南哲学在内的岭南文化，始终保持其鲜明的个性，多元、开放、兼容、远儒、非规范等特性一直延续下来。它以自己的鲜明特点，同我国其他地域文化、地域哲学区别开来，始终保持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第三，外国哲学思想。岭南是我国最早、最广泛接受外国哲学、外国文化的地区。自秦统一中国以来，岭南不仅从海外引进了众多的花果和农作物品种，而且为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科学技术、人文科学的传入打开了大门，各种哲学思想也随之而入。在明代之前，以南亚、东南亚、北非和中东的各种哲学思潮为主，佛教、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比基督教哲学等西方哲学更早进入岭南。清代中期后，外国哲学的传入，主要是西方哲学以及西方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西方哲学对岭南哲学影响很大，特别是近代前后，西方哲学和科学技术的大量传入，对岭南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是岭南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相互碰撞、兼容中，铸造了自己的特色，不断实现文化创新与文化转型，实现了由非主流文化到主流文化的转变。

岭南哲学上述要素在岭南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在古代，中原哲学对岭南哲学的渗透和影响比较大，而在近现代，西方哲学对岭南哲学的渗透和影响则是巨大的。由于岭南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实践主体，以及历史过程不同于我国其他的地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使岭南哲学一直保特自己的特色。

二 岭南哲学范畴

岭南哲学是个庞大的哲学宝库，它的范畴非常丰富。岭南哲学是本体之学、价值之学、认知之学、伦理之学、审美之学、科技之学、人本之学、宗教之学等。由于岭南哲学空间跨度大，时间跨度长，内容又极为丰富，有众多的哲学派别和哲学家，多元并包，纵横交汇，其哲学范畴难以抽象为一两个具体的概念，去统领岭南哲学，我们尽力将它们分类、归纳、提升，疏忽、遗漏在所难免。

岭南哲学是本体之学。本体范畴是哲学的基本范畴。本体论研究的是世界本原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世界是什么，这是哲学的根本任务。对于这个哲学的根本问题，古今中外众多哲学和哲学家做出了众多不同的回答。哲学教科书大多归于两种回答，唯物论与唯心论，有些简单化。事实上，哲学史上对世界是什么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比较复杂。岭南哲学和哲学家们的回答，总体而言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传统，但有所创新和突破。岭南第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是东汉杨孚的《异物志》，讲的植物、动物和矿物“异品”和世俗风情，没有讲述世界本原的问题，但其哲学基础无疑是唯物论。岭南较早明确从本体论回答世界本原问题的是葛洪，他继承了王充元气论的思想，认为“元气”是世界的本原。佛学家牟子在《理惑论》中把“道”作为修炼的方法和途径，也把“道”作为最高实体。康僧会则把“心”作为万有本原，在岭南以至全国都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唐代惠能的“心性本体论”，张九龄的“神道观”，宋代余靖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等，从不同方面回答了世界本原问题。明代陈献章的“道与气为体”的本体论、湛若水的“宇宙一体”论等，内容更为丰富，颇有影响。清代以来，岭南涌现了一批思想家哲学家，他们对世界本原问题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康有为的进化论、梁启超的“境由心造”论、孙中山的唯物论等，直接或间接对哲学这一根本问题都做出了不同回答。岭南哲学的本体论，特别是岭南近代哲学的本体论，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成果，把哲学思想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这是岭南哲学一大特点。

岭南哲学是价值之学。价值范畴是岭南哲学的重要范畴，而且是很有特色的范畴。岭南哲学同中原地区的哲学的差别，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价值哲学。中国中原古代哲学有较多的超世俗的非实利的精神规范，追求内心平衡与满足，着重精神境界的价值，轻物质利益，道德规范成为生活最高标准和价值取向。岭南哲学则具有浓厚的务实性、世俗性和功利性，“崇实事，去浮文”，比较重实际、重实利、重实惠、重结果。这种价值观突出表现在岭南哲学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上。惠能主张众生平等，全面肯定百姓众生的现实日常生活，使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具有价值论意义。“岭南四杰之一”的丘濬的通经致用，济世安民的思想，对商品交换的市场功能和价值作了充分的肯定。陈献章的“自得”之学，经他的弟子湛若水的发扬延伸，形成注重日常生活，不为教条束缚的学风。陈建的“实学”思想，提倡知本务实。黄佐的“知本务实”的思想，要求知本要落实到行动上。清代“九江先生”朱次琦提倡经世致用学风，反对脱离实际。陈澧提倡通经致用，认为治学要着眼效益和实用。康有为、孙中山的理论，其救国救民的实用功利性更为明显。岭南哲学这种价值理论，对于岭南以至全国的发展，特别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和发展，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转换和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岭南哲学是认知之学。认知范畴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岭南哲学的认知理论继承和丰富了中国哲学的知行观，内容非常丰富。葛洪继承了王充“重效验”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又利用了邹衍的类推法，并把它们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道教哲学的认识论，提出了“校其小验，则知其大效，睹其已然，则明其未观”的认识论原则。惠能在知行观上，把“定”和“慧”结合起来，视作统一的整体。余靖的认知思想，曾提出“朽本腐草皆有光”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他认为在感情经验之上有个先验的认识本原。这个本原通过“幻寄”“寂然不动”或“虚灵照鉴”的活动而产生的“神秘自觉”，这是一种先验认识论。陈献章的“顿悟”说，提出“静中悟出端倪”。湛若水继承陈献章的“静养端倪”的思想，创立了“随处体认天理”的“知行合一”论。郑观应的“名副其实”、行而后知的认识论，主张“各擅所长，名副其实”，学以致用，行而后知，反对“务虚名而不求实效”。康有为的认识论，总体上属于唯心主义，但有唯物主义因素。梁启超的“慧观出真理”强调“慧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孙中山则有“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知难行易”说等。以上都是岭南哲学认识论的重要内容，它们体现了岭南特色，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感知，感觉主义、经验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

岭南哲学是伦理之学。中国是伦理之邦，历史上每个哲学家和哲学派别无不讲伦理道德，岭南哲学亦然。葛洪的“宗世”“利世”的修道思想，是一种道学道德观。惠能的伦理思想无疑属于佛学伦理范畴，佛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又是伦理学，惠能的贡献是使禅学伦理化，成为伦理型佛学。陈献章的“静养端倪”的道德涵养观，倡导人的道德自觉，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完成“作圣之功”。湛若水继承了陈献章“静养端倪”的思想，提出“随处体认”的道德涵养观，揭示了涵养的含义，论述了涵养必要性、形式多样性和实践操作性。康有为的“世界大同”道德观，认为历史发展标准是人类道德的进步，社会循序发展是道德的循进。梁启超的“重铸民众道德论”，认为当务之急是发明一种新道德，重建道德体系，每个人既要个性，更要群性。新型的国民群体必须有合群思想，是善群的群体。孙中山“替众人服务”的“为公”道德观，继承和改造了中国古代“八德”“三达德”的优良传统，认为“替众人服务”是“世界道德新潮流”，“真理和名誉”是“比生命还要贵的东西”。岭南哲学这些伦理范畴，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哲学的伦理思想。

岭南哲学是审美之学。岭南地区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环境，成就了以自然为本的审美观。岭南哲学的审美观主要体现为崇尚自然的自然主义。岭南道教的自然主义审美思想非常丰富，葛洪的“纯任自然”“美之本在于道”的美学思想；禅宗六祖惠能的“法尔自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审美思想；陈献章的“学宗自然”“就衷于自然”“悠乐于自然”“自得于自然”的审美观；湛若水的“天理”审美说等，都是岭南美学思想的亮点。岭南哲学的审美观对岭南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岭南哲学是科技之学。岭南科技观历经道教文化、西方文化等的范畴与转型，从经验主义科技观、方法论科学观和科学精神发展到科学功利主义。岭南科技起步较晚，但起步后发展较快，取得很大成就，无论科技发明，还是科技著述，在我国都有一定影响，葛洪的“炼丹术”和医学、余靖的“潮汐”理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邹伯奇的“实验科学”、康有为的“实验证明”、梁启超的“科学方法”、孙中山的“科学哲学”等，在我国科技史上有重要地位。岭南在科技创新方面有不少第一。岭南哲学的科技观对岭南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岭南哲学是人本之学。人本范畴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岭南哲学的重要范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的历史，有着丰富的人本思想。早在商朝，由于生产力低下，“自然力人格化”的原始神的观念在人们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神性至尊”。周朝建立后，周公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观点，主张“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制定了“周礼”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社会从尊重“神意”变为依靠“人德”。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开始注意人事和人的作用，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文主义思潮，大量有关人的理论和学说涌现出来，孔子的仁礼思想，孟子的性善论，老子的“域中四大”说，墨子的力命之议和兼爱说，庄子的逍遥论、养生论，荀子的性恶说、能群说以及《易传》的文明说、三才说等，无不涉及人、重视人，其中有不少理论讲述“人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中国古人把中国的传统学问概括为“天人之学”。岭南哲学继承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传统，对民本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和论述，惠能的“‘本性是佛’的人性本善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心性合一论”的思想，主张人人皆有佛，人人能成佛的平等观。陈献章的“人人皆可成尧舜”的思想，湛若水以“畏民”为基点的“民本”治国理念，要求人君做到“重民”“爱民”“为民”。康有为主张“世界大同”理论，孙中山倡导“天下为公”“三民主义”。这些思想理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岭南近代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讲的“民”，更多讲的是下层的劳苦大众，其意义更为深刻。

岭南哲学是宗教之学。岭南宗教文化比较发达，远在原始社会时期，岭南古越族就形成与岭南特殊的生活环境相联系的一些原始宗教观念，诸如“断发文身”“雕题黑齿”“俗信鬼”“而以鸡卜”。古越人的这些观念没有发展为系统的理论架构，没有衍生为宗教组织。岭南地区有理论、有组织、有系统的宗教是从外地传入的。道教是在汉晋之际由中原传来，佛教则在汉吴时期从东南亚与中原两地输入，伊斯兰教在唐初从波斯东渡而来，天主教、基督教的传入始于明清时期。岭南宗教门类众多，内容丰富，在我国有影响的、在宗教发展史上有重大地位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葛洪的道教神仙论，二是惠能的禅宗顿悟说。葛洪是中国道教神仙论的理论奠基人，他修道但不忘儒学，道儒相兼，在政治思想方面又吸纳了法家的思想，带有浓郁的法家色彩，其理论是兼容创新的结果。惠能创立的禅宗顿教，实现了佛教的改革，做出了很大贡献，其贡献集中在“两化”上：一是推进了佛教中国化，把舶来品变成中国品，将外来的佛教变成中国文化可以接受的东西，融进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二是促进了佛教平民化，佛教本属贵族文化，经惠能改革，把贵族文化变成平民文化，成为人民的宗教。岭南宗教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又一次体现了岭南文化多元、兼容、创新的特点。

三 岭南哲学体系

岭南哲学是个庞大的系统，它由众多的元素、概念、范畴和体系构成。由于岭南哲学涉及空间广阔，跨度大；时间远久，跨度长，涉及众多哲学家和哲学派别，很难从具体方面作细致分析，把握其体系。我们试图从总体方面对其做些描述、概括，勾画出一个轮廓。

岭南哲学体系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主要内容，以中国哲学为主线，融儒、释、道于一体，融中国古代哲学、近现代哲学于一体，融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于一体的富有岭南特色的哲学体系。

岭南哲学体系以人为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说，岭南哲学是人本哲学。人的范畴是岭南哲学最核心的范畴，是岭南哲学整个体系的理论逻辑起点。岭南众多的哲学形态、哲学理论和哲学派别，无不以人为中心，围绕着人而展开。古代先民形成的原始宗教、审美观念、道德观念等的哲学意识，岭南较早形成哲学体系的葛洪道教哲学和惠能的禅宗顿教、陈献章的江门学派、朱次琦的九江学派，以及近代的康梁哲学、孙中山哲学，人的范畴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它们的理论直接或间接地从人的范畴中派生，并服务于这一核心范畴。

岭南哲学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主要内容。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岭南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岭南哲学内容十分丰富，讲天讲地，讲神讲鬼，讲物质也讲精神，讲自然也讲社会，但讲这些东西，其终极点是讲人，是讲人的需要，讲人的生存和发展。岭南古代先民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第一要务就是获得生活物质资料，生存下来，生存的理念是先民们首要的理念。生存哲学、生活哲学自然成为古代岭南人对哲学选择的首项。岭南开化后，人的生存和发展仍然是岭南人生活的主题。生存哲学、生活哲学仍然是岭南人的首选。岭南哲学的人本、世俗、重利、实用、多元、兼容、创新、享乐、平民等特征，都是岭南人的需要，岭南人求生存、求发展在不同哲学领域的反映和表现，都是岭南人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写照。岭南哲学家们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在理论上去说明论证，而且在实践上积极行动，这一点在近代尤为突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既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革新家、革命家、实践者。

岭南哲学以中国哲学为主线。岭南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哲学贯串其始终。但这条主线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内容和形态却不同。在古代，中国哲学主线以儒学为代表，属中国古代哲学，岭南哲学依附中原哲学。明代中叶后，中国哲学主线的发展，冲破了儒学藩篱，其发展轨迹开始发生偏移，向近现代哲学转型，其代表之一是岭南哲学。岭南哲学发展主线从以儒学为代表的古代哲学转变为以岭南哲学为代表的近现代哲学。

融儒、释、道于一体。岭南哲学是多元哲学、兼容哲学。多元性、兼容性是岭南哲学重要特性。岭南古代哲学深受儒学影响，但儒学在岭南从未形成“独尊”地位，就是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岭南仍是“百家”天下，儒、释、道等各家共存、共生、共长、共荣，并融为一体，这是岭南学术的一大奇观。古代岭南，最早以理论形态出现的哲学体系不是儒学，而是道学，是葛洪的道教哲学，可见道学在岭南的影响。佛学等其他学说，在岭南也非常丰富、发达。儒、释、道等融于岭南哲学一体，不仅体现在宏观的岭南哲学体系上，而且体现在各个具体学派上，葛洪道学就吸取、兼容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惠能创立的禅宗顿教就吸取、兼容了儒学和道学的内容。有“活孟子”美誉的大儒陈献章创立的岭南心学也不是纯儒，它是“一个糅合宋代理学诸家，熔儒、释、道于一炉”^[9]的学派。岭南思想史表明，岭南哲学是在继承、兼容了儒、释、道等中国哲学各种元素基础上创新的结果。

融古代哲学、近现代哲学于一体。岭南哲学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岭南文化发展的独立发展期、百越文化圈期、汉越文化融合期、中西文化碰撞期，走向现代化期等五个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许多哲学的优秀颗粒，给岭南哲学的发展输送了大量养分，形成了岭南的古代哲学、近现代哲学。这些不同的哲学形态无不传承了以往岭南哲学、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和积极成果，并融于一身。岭南哲学这种连续性和兼容性非常强，岭南传统哲学的最高成就是孙中山哲学，它是岭南哲学、中国古代哲学、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

融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于一体。岭南哲学以中国哲学为主要内容和发展主线，属于中国哲学，但岭南哲学非但不排斥外国哲学，反而大量吸取外国哲学，拿来为我所用。岭南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近代以来，岭南是中国同外国交往最多、最频繁、最受外国影响的地区。岭南哲学是我国同外国哲学发生碰撞和交融最多、最剧烈、最迅速、最深刻的地域哲学，也是受外国哲学影响最大、最深的地域哲学。岭南哲学在发展中，特别是在近现代哲学的发展中，大量吸纳了西方哲学和科学技术的积极成果，甚至直接引用其概念、范畴和方法论，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同岭南哲学、岭南文化的融合。岭南哲学正是不断兼容了西方哲学的积极成果，才使其不断丰富、发展、壮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上述三个“于一体”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交融、融于一体的，岭南哲学正是由儒、释、道和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多元哲学要素兼容、创新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构成富有岭南特色的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