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关于协调发展理念的演化
协调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追求，也是人类力图追求的发展目标，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实践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协调发展理念。这些协调发展理念的共通之处，就是都在探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般规律。不论作为农耕文明代表的古代中国，还是后来成为工业文明代表的近代西方国家，均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入研究决定和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更具有科学性和指导性的协调发展思想。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协调发展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源自古代农耕社会中对自然界的规律认识和利用，以“和”为基本特征，强调人对自然的保护和利用，从而实现协调发展。再延伸到社会治理之中，突出以秩序为首的系列协调理念，以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希望最终能够达致“大同世界”。
（一）天人合一的“和”
古代思想家视天地万物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人与自然只有处于和谐关系，才能各展所长，各得其所，并生生不息。古人把这种天地万物和谐的状态称为“天人合一”，并从多层次进行阐述。首先是自然的“和”。《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庸》则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荀子说，“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其次是对人在对自然利用基础上实现的人与自然的“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要掌握好自然规律。老子最初提出“以辅万物之自然”，[17]人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可以主动辅助自然，从而促使自然更加完善。子思进一步提出“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8]即人对自然的辅助可以增强自然的“化育”能力，人与自然具有同等作用。那么人对自然的这种辅助是什么性质呢？荀子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19]子思强调人对自然的作用，荀子则认为应该实现人与自然的利益相结合，形成人与自然更深层次的融合。对应该如何“参”，庄子认为应该“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20]，利用对自然环境的调节与适时的人工管理等协调手段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达到天地万物与人的和谐相处。当然，这种人的主动性必须有规律可循。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21]
（二）人与人的“和而不同”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2]对于是否是君子，义利的判断成为其中的核心标准，孔子提倡“见利思义”[23]后，“重义轻利”成为儒家一直推崇的价值观。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24]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5]这一思想对于统治者具有重大的意义，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因应他们的主张对社会管理具有积极的作用。世俗社会中义利取舍成为基本的道德观，管仲主张治国必须先富民，“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26]孟子直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27]。执政者应怀仁义之心，社会就会和谐，相反，如果“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28]义礼兼顾则是墨子所提倡的，他认为“义，利也”，“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29]“义”为“利”的手段，但不能否认“义”，“义”“利”必须相结合。荀子也有同样的思想，“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欲利不克其好义也”，更是提出要以“义”赢“利”。
（三）国泰民安的“大同”社会
从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到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和谐，再到社会的协调和谐，中国古代思想中对于社会建设的设想以“大同”社会为最高追求。儒家重要经典《礼记》中描绘了一个“小康”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在此基础上，孔子进一步设计了更为理想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0]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建立一个“爱无差等”的社会。庄子则构想“至德”“至治”“同心”“同德”的平行自由社会。社会发展不可能均衡，现实中由于执政者与民争利，最终导致社会动荡，为此，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设计了一个令广大农民心驰神往的“大同”社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31]
中国古代对和谐的追求贯穿着协调发展的思想。协调的对象覆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大同社会”等思想，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这一中国人独有的价值体系，也体现于新时代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实践过程中。
二 国外管理理论中的协调发展理念
与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背景不同，国外管理理论中的协调发展理念更多源于近代工业的发展，从而更关注如何协调地配置有限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科技等资源，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经济运行和工业生产的持续稳定，获取更多的收益。因此，国外管理理论中的协调发展理念较多关注人与人、人与资源间的关系调整。这种协调理论进一步扩展到宏观管理领域，强调通过政府的治理和适度干预，构筑更为协调有序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一）工业生产中的协调
资本的本质就是获取利润，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国外管理理论中的研究核心。亚当·斯密指出：“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32]同数劳动者能够完成工作，就要求在分工的基础上实现更好的协调，通过不同工序、不同工种之间的协作，形成更高效率的生产。因此，早期的西方企业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如泰勒、法约尔等，都强调通过人与机器或人与人间的组织形式，以更协调的生产方式实现效率提升，达到增加利润的目标。泰勒说：“科学管理的根本原理适用于人的一切行为——从我们最简单的个人行为到我们大公司的业务运行。”[33]不仅个别劳动者，整个企业都以协调的理念推进分工合作，从而“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34]法约尔不仅提出了十四项管理原则，更强调了组织的重要性，在组织运行中指挥、协调和控制成为组织最为重要的三个要素。关于协调，“法约尔认为，协调是管理中的一个单独要素，意思就是‘要使一家公司的活动协调一致，从而促进它的工作和加速它的成功’。”[35]
（二）政府管理中的协调
企业管理理论的不断完善，使这种管理理论和工具逐步引入社会的最重要管理组织——政府之中。基于企业管理所带来的结果，马克斯·韦伯认为成熟稳定有效的官僚组织是管理追求的目标，他指出：“官僚体制的组织广泛传播的决定性的原因，向来是由于它的纯技术的优势超过其他的任何形式。”[36]马克斯·韦伯认为，“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为特征的官僚制在形式上已经成为最理性和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
随着需要控制因素的不断增加，管理科学学派开始注重定量模型的研究和应用，以期实现管理的程序化和最优化。他们认为，管理就是利用数学模型和程序系统来表示管理的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职能活动的合乎逻辑的过程，对此做出最优的解答，以达到管理的目标。这里，协调成为重要的因素，只有把各个活动环节加以协整，形成有序体系，才能实现有效管理。此时，借用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管理模式、管理原则、管理方法和技术，包括录用私营部门的管理人员来“重塑政府”，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根本途径。[37]随着工业化推进，技术不断进步，协调能力不断提升，贝尔认为，技术已经为合理性创造了一个新定义，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它强调功能关系和数理。它的行动标准是效率和最佳标准，即利用最便宜和最省力的资源。[38]
相比之下，国外管理理论中对协调定义的内涵并没有过多的专门研究，但在整体的管理过程中都贯穿着协调发展理念，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政府管理，都强调通过协调配置各种资源要素，实现系统整体运行效率的提升。
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协调发展理念的阐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协调发展理念上，强调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规律，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时指出：“‘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坚持唯物辩证法，就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运动规律。”[39]
（一）在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促进协调发展
发展是世界的主题，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40]，不能刻意地追求这种“平衡”，只能以协调状态的相对平衡作为努力的方向。劳动是人类发展的最重要手段，在人类通过劳动对自然界发生作用的过程中，要注意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人类并非万能，“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41]如果人类认为可以征服自然，那么带来的后果将不可估量。恩格斯提醒人们不要陶醉于征服自然界的胜利，实际上在赢得这样的胜利的同时也都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42]因此，只有认识自然规律和遵循自然规律，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人与自然的协调通过劳动关系体现。劳动是联系人类与自然界最主要的途径，这一过程更直接反映出人与自然的互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3]人类通过对自然的劳动获得生存发展所需的物质。在这个过程中，人与自然界这种互动并非是平衡进行的，因为“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44]但一直通过协调的形式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通过劳动，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结合，“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45]人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最后是实现人与自然的融合相生。
（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人不仅要与自然发生关系，人与人之间也要发生关系，人在劳动过程中，也因为利益关系而联结在一起。因此，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不仅指人与自然的互动与协调发展，还包括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和谐发展。“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6]人与人之间形成生产关系，出于不同利益追求，这种生产关系分化为阶级，阶级社会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47]生产力这一具有决定性因素的变化过程中，对平衡状态将提出更多的挑战。“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48]无论如何，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类的共同特征，“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9]这种利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更包括文化等的需要，只有把人类的发展与利益获取达到一致，才能真正调动起人类的积极性。
人的发展是渐进的发展。人自身具有追求利益的本能，在这种本能的推动下，无论是在人对自然的不断认识，还是人类社会结构的不断演进，都提出了人要在不断追求中提升自身发展能力的要求，“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50]正是一种这样的目标，人就需要更为全面地发展自己，以期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形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更为和谐协调的关系。恩格斯提出：“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51]表明了对社会发展中遵循规律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是有利的，列宁在国家建立政权后面临1917年的严重饥荒时，“甚至对大多数资本家，无产阶级不仅不打算把他们‘剥光’，……而且相反，打算让资本家在工人亲自监督下去做有益的和光荣的事情”。[52]无产阶级要承担起建设世界的责任，对每个人来讲“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53]“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4]人不仅获得了与自然界相处的能力，在人与人的利益交往中得以发展，更要在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个性满足，实现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三）和谐社会的追求
和谐社会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最早是由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并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发展动力和发展规律，得出和谐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并且论证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必然性，预示了未来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特征，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指出了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即和谐社会首先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观的本质在于生产关系的和谐，只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社会各方面全面协调发展，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唯物辩证法揭示社会系统内各种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规律，阐明了社会结构、人与社会、自然以及人自身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就是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人彻底从物的支配中解放出来，成为全面发展和全面解放的人，具有丰富的知识、全面的才能、利他主义行为，“别人的感觉和享受也成了我自己的占有”。[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