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和发展的土壤

第一节 孕育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土壤

一、自然是孕育文化之母

世界的一切物种和生命都生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不可能脱离自然环境而独立存在。自然环境是人类生活的承载空间，也是人类文化创造的直接土壤，人类从古至今，其文化创造的历程，都必然是在特定的自然空间中进行的。人地关系是人类诸多关系中的首要关系，其解决的是人类生活于自然空间，依托于自然空间提供的基本生存之需，使得人类在对自然的适应中，获得了基本的生存资料的同时，也开始让自然逐渐地人文化。自然是孕育人类文化之母，而人类有目的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便有了文化的产生。因此，地理—文化—人这三者间构成了一个紧密的关系，自然环境就是孕育文化的土壤，而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就像在土壤里埋入的一粒种子，文化则是这粒种子生根发芽春华秋实的果实。

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具有多样性，生活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必然会孕育出多元的人类文化。人类文化是丰富多样的，这种多样性来自人类对不同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人类文化总是产生、发展于特定的地理空间，每一种人类文化都和特定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文化必然要打上地理环境因素的深刻烙印，人类文化也才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这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是自然之道，是不可扭转的普遍规律。生活于同一自然环境的人们，他们有着创造具有共同性文化的生态基础，当他们走出原有空间，在新空间中其原有的文化形式，不免在文化适应中会有新的变化。总之，文化的实质是自然的人化，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就是文化创造的实践。

二、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孕生的自然地理环境

（一）中国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

中国位于东亚大陆，疆域辽阔，自然地理环境有其独特性，从东部到西部，从南疆到北疆，自然地理环境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如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各种不同区域地理条件差异明显，整体地理环境独立封闭，这是我国地理环境的显著特征。

从地形地貌类型看，我国地形从东到西可划分为东部平原地带、平原向高原过渡地带、高原地带三种类型。地形地势西高东低，高度由西向东依次递降，呈现三大阶梯式的地形地貌特征，从西部的高山和高原到东部的平原地带，海拔悬殊，差距达到9000多米，在地理学上习惯称其为“三大阶梯”。正是这样一种地形地貌的多样性，由此影响并形成了我国自然地理环境的复杂性。

从气候气温方面看，地形地貌的多样性决定了我国气候类型的多样，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却能感受到气候和气温的地区差异悬殊，如在我国东部季风气候区内，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可将中国分为南北两大区域。以秦岭为起点向北方延伸，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北方，越往北走，东部季风气候区特征就愈加不明显了，唐诗中描绘的“春风不度玉门关”实为真实的写照。淮河以南则称为南方，南北两区气候特征差异明显。具体来看，气候带由北向南可分为亚寒带、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等六种类型，不同地带气候及其气温差异较大，特征明显。从东北的黑龙江流域到南部的南沙群岛，两地气温在冬夏两季相差悬殊，一个四季分明，一个四季如春。在年降雨量方面，由于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的降雨量由东南向西北呈现递减趋势，其以我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界，划开了两个不同的区域，是我国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的界线，这条区域分界线可以视为我国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界线，是我国地势第二阶梯、第三阶梯的分界线，也是我国游牧文化区与农耕文化区的分界线。而这条分界线大致与著名的黑河—腾冲线（胡焕庸线）重合，以此线为界，南部的多雨地区和北部的干旱地区的降雨量悬殊较大，多雨的南方地区年降雨量可达1600毫米以上，而某些西北干旱地区年降雨量不足300毫米。

地形地貌的差别，气候类型的差别，海拔高度以及降雨量的差别，等等，必然构成多样化的地理气候区域环境，形成了我国多种经济文化区，继而形成各地多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等，从而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丰富性与多元性格局的存在形态。

（二）相对封闭与完整的地理空间环境

中国是坐落于亚洲东部的大陆性国家，其地理环境三面环山，一面邻海。西北起自帕米尔高原以及高原以外茫茫无际的沙漠戈壁，正北面是干旱的大草原和广阔的沙漠，西南面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艰难险阻的横断山脉，东南面为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这块中国人生存的大陆上，四周都是自然屏障，把中国与外部世界在空间上天然地隔离开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隔绝的自然环境，其内部却是一个各地区间紧密相连的完整体系，使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国地域广阔，由南到北，从东到西，在空间上相距万里，有海角天涯之感。在这样一个广阔的空间中，其内部虽有历代王朝的行政区划，但是政治上的区划没有分割开中国地理版图各个区域间的紧密联系，中国的地域向来是一个完整的地理空间，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空间与家园。

（三）优越的农耕地理环境

中华文明最为重要的发源地是黄河流域，此处经黄河水域的长年滋养，土地肥沃，温带气候的适宜条件提供了农耕经济得以产生的先天土壤，成为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黄河也由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流域气候温暖，空气湿润，雨量充沛，土地肥沃，为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是中国农耕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长江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第二条“母亲河”。此外，还有遍布于中国各地的河流与湖泊等，它们分布的空间，都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重要经济生产区域。总体而言，大致上是以胡焕庸线为界，区分出了中国的农耕与游牧两大文化区。

三、特定地理环境造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与中国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直接相关。比如，按我国地形地貌及气候差异区分的文化类型，有河谷型文化、草原型文化、高原型文化、海洋型文化等，这些文化类型各有其特点，代表着我国地域文化类型的多样性特征。这些不同的文化类别，以地理环境差异为特征，表现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并最终形成不同区域人们在衣、食、住、用、行等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显著差别。如果再从地理环境更小范围区域出发，则可以把中国地理区域环境所涉及的、带有明显地方区域个性差异的文化现象，细分为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关东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实际上还可以将这些地区文化细分为不同层次的地域亚文化，其丰富性可想而知，这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多姿多彩、类别丰富的特点。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与独立性

中国传统文化生长发育在一个四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这种封闭性的地理环境，容易造成与外界的地理隔绝，以及与外界交流与沟通的不畅，这影响并形成了我国古代农耕民族的一大特点——重乡土观念，自给自足，知足常乐，去外界探险和开拓的诉求不高，从而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闭性和独立性特征。诚如历史学家钱穆指出：“中国文化不仅孤立，而且亦比较特殊，这里面有些可从地理背景上来说明。”这种封闭性主要表现为文化的传播障碍和输入障碍，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恰恰因为与外部世界处于封闭隔绝的状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并由此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独立发展、自成体系，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和自我发展能力，展现出独具魅力的中国文化个性。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性与连续性

中国文化孕生并成长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但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并不会始终停留在一个封闭的孤立空间，而是不断地在与其他文明的接触、碰撞、交流中实现创新与发展。中国文化的形成也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在对待外来文化时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持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心态，有力促进了人类文明间的交往与交流。如自秦汉以来早期中国人就开始探索与外界间的文化交流，开启了辉煌的古代陆路丝绸之路，掀开了中西文明交往的序幕，架起了中西文明交流的桥梁，外来文明开始大量涌入中国本土，并被有选择性地吸收，从而成为中国文化得以形成的丰富养料，这是中国文化兼容性与开放性的体现，由此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生命力较强、连续不断的特点。与世界其他三大文明古国相比较，其他文明皆已中断，已成为历史记忆，唯独中国文化几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连续传承未曾中断，显示出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

（四）中国文化凸现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显著特征

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具有多样性特点，但农耕经济始终是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主导类型，尤其是中国文化在中原内地的形成板块，就是典型的东方农耕文明。中国文化得益于农耕经济的滋养而成长，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尽管中国文化存在多样性，但是农耕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类型，这是中国文化千年延续始终不变的一个显著特点。

四、农耕经济支配下的“天下观”

古代中国人有其独特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形成于古代特定的自然历史环境之中，是古代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古代中国人凭着自己的经验与想象建构了一个兼有空间与价值体特性的“天下”，并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表达着他们对世界的空间认知。在他们想象的世界里，他们所处的地方——中原，是世界的中心即中国，是文明之邦华夏族的居所，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由中心向外延伸构成四边，是文明中心与边缘构成的差序格局，居文明之地最中心的是周王所在的京城，处中间的是华夏或者诸夏，而处在最边缘的则是被称为“夷狄”的群体，他们居于荒芜之地，缺少文明的熏陶和教化。

随着“中国”一词的出现，“中心”的原初内涵已被赋予并完成了其空间的人文化，成为一种族群及其文明程度高低在空间范畴的价值标准。诚如葛兆光所说，古代中国人的“中国”常常是一个文明的空间观念，而不是一个有明确国界的地理观念。由此，“中心”一词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范畴的表达，其被构造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世界观，一种文明于他者的权力话语，在彰显自我文明的优越感时，形成了潜隐于古代中国人潜意识中的文化自我中心的“集体无意识”。古代中国人建构的“天下中心”地理观，包括这样三层含义：其一，中国人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化或文明的中心。其二，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偏僻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就越低。其三，野蛮而不开化的周边四夷必须向具有高度文明的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中原王朝也就是接受中国的制约与管辖。

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天下中心”的地理观念意识，制约了古代中国人的思维视野，且持续存在了几千年。第一次对中国人“天下中心”观念带来震撼的，是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参与绘制了一张反映欧洲文艺复兴地理学成就的地图，名为《坤舆万国全图》。图上的中国并不处于世界中心，仅仅是在世界的一部分即亚洲的某一部分。几十年以后，曾被中国皇帝称为“僻居荒远”的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代中国的大门，一系列割地赔款耻辱条约的签订，让中国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不再是天下的中心，不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天朝上国。中国社会几经变革阵痛以后，最终由传统开始向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