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与突围：吕进诗学关键词分析

学术界对吕进诗学理论的论述已经很多，大多是针对吕进诗学的某一理论观点或是吕进诗学对现代诗学的贡献来考量。随着《吕进文存》的出版，如何从吕进诗学繁复的理论体系中找到一条路径，并能从整体上对吕进诗学作一个框架式的把握已经不断凸现出来。纵观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学理论著作和诗学观点，可以发现在吕进诗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始终有一双若隐若现的翅膀在支撑着吕进诗学的形成。

“守住”与“突围”正是助飞吕进诗学之翅的两翼，也是打开吕进诗学体系的两把钥匙。“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抓住了吕进诗学的这两个关键词，也就找准了进入吕进诗学的门径，对吕进诗学体系的种种歧义和谜团就豁然开朗了。

吕进诗学体系的建设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新诗文体论、现代转换论、三大重建论（三大重建论包含了新诗文体论和现代转换论的部分内容，增加了新诗媒体重建论。为研究方便，仍然沿用三大重建论这个说法，不把媒体重建论单独分开论述）。这三者是互为照应、相辅相成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从吕进诗学的两大关键词“守住”和“突围”出发，解读吕进诗学体系的三个互为表里的组成部分，可以很方便地进入吕进诗学体系，是研究吕进诗学体系的一条捷径。

一、守 住

诗学理论在西方泛指各种文艺理论，而在有着数千年诗歌传统的中国，诗歌理论一向被视为畏途，原因大致有三：诗歌是文学的大道正途，不学诗，无以言，诗歌可以兴观群怨，是经天纬地的大学问，一般人不敢轻易涉足；诗歌是少数天才在灵感突现时的妙悟，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诗歌无法通过陈述性语言得其圭臬，道可道非常道，诗无达诂。中国古代鲜见专门的诗歌理论著作，除钟嵘的《诗品》和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外，大多是些零碎的诗话或是散文式作品。从这些凤毛麟角的中国诗学理论著作中，不难看出，中国诗学之路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艰辛之路，中国诗学理论和一般的文学理论有一定的区别，这和诗歌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有关。诗歌的确和其他文体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一定的差别，这也导致了诗歌理论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吕进诗学一直坚持走回归诗学传统之路，贯穿吕进诗学的一根主线就是守住诗歌家园，不搞诗歌以外的东西，一切论述围绕诗歌展开，吕进在他的早期诗学论著《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写道：“不能在诗外谈诗，不能在诗之上谈诗，不搞高堂讲章，不玩概念游戏。要抛弃纯概念，使用类概念，要在诗内谈诗。应当这样揭示诗的秘密：不仅不能用枯燥乏味的空论去使寓于这一秘密的魅力消失，相反，经过诗论的照射，这一秘密应当变得更加妙不可言。未来这本书，应当有诗的神秘光彩，有诗一般的语言，在给读者以理论启示的时候，也给读者以美的享受”。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吕进诗学体系从一开始就很谨慎地严守那片诗歌的净土。这是对中国数千年来诗学传统的尊重，也是对古今中外无数诗人和诗学理论家给后人留下的那份诗学遗产的热爱。吕进的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筑基于中外诗学理论传统，吕进诗学的一贯特色就是坚持继承传统、坚定精神操守。吕进诗学善于用“诗家语”来谈诗，既有传统诗论的余韵，又不落前人窠臼；既有现代理论概念支撑，又不堕入学术术语遮蔽诗性妙悟之陷阱。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诗中外诗论研究论者必须有一定的诗歌体验，吕进先生本人就是一位诗人，以诗论诗自然是顺手拈来，头头是道。

在新诗文体论上，吕进诗学强调“诗总是诗，它总是具有自身的文体特征和文体可能”。因此，不管新诗在文体的外在形式和表现内容上如何演变，“诗表现的心灵不但是原生态心灵的升华，也是升华了的心灵的符号化。”吕进诗学在新诗文体方面的开拓坚持继承前人诗论，坚守诗歌的心灵书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诗歌的各种文体创造可能性才能实现，诗歌才不会变成非诗的东西，变成诗歌以外的赝品。事实上，吕进诗学的这个论点对当下诗坛具有很重要的导向作用，在当下诗坛，良莠不分的诗歌样式大量出现，从客观上说是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方式，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非诗化因素和伤害诗歌的负面效应。坚持心灵书写，坚守精神家园，这是吕进诗学的一贯特色，也是诗歌自身内在规定性的要求。美国诗人阿什伯利在一首诗里曾写道：“这首诗已把我/轻柔地放在你身边。/这首诗就是你。”在看似朴实无华的诗句中包含着对诗的崇敬和热爱，中国现代诗学和异域诗歌艺术巧妙地契合，诗学理论和诗歌艺术不经意间同时揭示了诗歌艺术的秘密。在新诗的现代转换问题上，吕进诗学也是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吕进诗学旗帜鲜明地提出“坚定地继承本民族的优秀诗歌传统，但主张传统的现代转换：大胆地借鉴西方的艺术经验，但主张西方艺术经验的本土化转换！”[1]在中国诗歌现代转换这个问题上，吕进诗学毫不含糊地提出，坚持传统，走本土化之路。从中国新诗的发生发展来看，中国新诗的历史不断在提醒我们，中国现代诗歌绝不是古代诗歌，更不可能是西方诗歌。中国新诗是在对中国古代诗歌继承的基础上，在西方诗歌和外来文化的全面冲击下杀出一条血路，具备独立个性和自身特色的现代创造。艾略特在他《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指出：“实在呢，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不朽的地方。我并非指易接受影响的青春时期，乃指完全成熟的时期。”艾略特的论述一语道出天机，所谓传统，并非只是那些过去的东西，诗人们不断在创新的同时，也是在创造新的传统，尽管这个传统还是来自先辈的传统。

在新诗的三大重建问题上，吕进诗学仍然坚定不移地守住传统，“中国现代诗学需要科学地总结近百年积累的正面和负面的艺术经验，肯定应当肯定的，发扬应当发扬的，批评应当批评的，推掉应当推掉的；向伪诗宣战，向伪诗学宣战，向商业化和‘窝里捧’的诗评宣战，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探讨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推动当下中国新诗的拯衰起敝。”[2]

三大重建是针对当下诗坛的疲弱现象提出的全新的现代诗学理念，这个重建是要建立在对近百年以来新诗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吕进诗学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现代诗学和中国现代诗歌的相通之处，不了解现代诗歌和现代诗学自身，就无法实现中国现代诗歌和现代诗学的重建发展。

二、突 围

吕进诗学在坚持传统和本土化的同时，从来都主张要广泛吸取外来诗歌和西方诗学的精华，为我所用。吕进中国现代诗学体系从来都不是“复古派”或“西化派”，盲目复古只能带来乌托邦式的“国粹主义”：盲目崇洋，只能走向过于激进的“犬儒主义”。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不立足于现实，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现代诗学面临的现实问题。

早在1997年，吕进先生就发表了《诗要突围》，这篇文章提出“三大突围”的观点：一要从商品化、物质化的世界中突围出来，“净化物质世界，升华心灵世界”；二要从现代传媒中突破出来，实现“新诗普及范围的扩大”；三要从自由诗体泛滥中突围出来，实现“诗体的多元化”。[3]

所谓“突围”，是从诗歌的现在出发，从问题本身出发，不盲目空发议论，有的放矢，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学术宗旨，坚持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的务实精神。近些年来，学术界出现了很多貌似强大的学术话语操作，很多研究是从学术到学术，以学术的自足性为借口，精心打造了一些大而无当的学术黑洞。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这种缺乏问题意识，只为满足个人学术兴趣的空头理论比比皆是。吕进诗学立足当下，理论结合实际，从一开始就杜绝了诗学理论研究空泛、浮华的倾向。

“突围”思想，也一直贯穿于吕进诗学的各个组成部分，“突围”和“守住”互为参照，共同构成吕进诗学大厦的两个重要支柱，也成为吕进诗学世界的两极。

在新诗文体的论述上，吕进诗学在强调诗歌纯粹性的同时，也关注诗外功夫的修炼。“有些‘墙’外现象是净化对象，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墙’外现象却是新诗文体学新的描述对象，新的抒情方式。新的篇章结构，新的意象营造，新的语言行为，乃至新的诗体等等。新诗文体学应当乐意充当‘墙’外的抽象与概括者。”[4]不难看出，吕进诗学在新诗的文体上保持着清醒的态度和开放的姿态，新诗的发展需要更多外来因素的刺激，从历代诗歌的发展来看也是如此，诗歌史上的每一次繁荣，无不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思潮乃至外来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诗歌从来都不是“自闭症”的产物。

在新诗的现代转换问题上，吕进诗学的突围意识带有一定的前瞻性，“中国新诗文体学从新诗早期即有成绩。但是由于诗与诗学观念的误导。由于生存环境的艰难，始终比较零散，缺乏构架与深度。新诗文体学者正站在世界文明的水准线上重新测定中国和西方的诗歌文体学，抽象既有的诗歌现象，构筑一个现代的民族的中国新诗文体理论体系。”[5]吕进诗学的史论结合特征早就被学术界所关注，吕进诗学的现代转换思想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观照当下，从全局的视野来打量中国现代诗学。现代转换本身就是一种“突围”，从零散的诗学观念中概括出现代诗学体系的新方法、新思路，从庞杂的诗歌现象中抽象出新诗理论体系的新观念。

在新诗的三大重建上，吕进诗学体现出全新的时代精神，“日益发展的网络诗对诗歌创作、诗歌研究、诗歌传播都提出了许多此前从来没有的理论问题。信息媒介的变化能够导致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的变化。作为公开、公平、公正的大众传媒，网络给诗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网络诗以它向社会大众的进军，向时间和空间的进军，证明自己的实力和发展前景。”[6]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不变的是人的心灵世界，变的是方式方法，如何顺应时代潮流，迎接新媒体带来的诗歌传播方式和诗歌审美价值体系的变革，吕进诗学给中国现代诗歌提出了新的课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会伴随着网络的普及和信息传输的提速而日益凸显出来。

吕进诗学的意义在于它的承前启后性，吕进诗学的总体特征是继承性和开拓性的结合。吕进诗学立足当下，既是对近百年新诗理论的总结，也是对新诗未来发展的前瞻和预测，找准了吕进诗学的这个关键就发现了吕进诗学的脉搏所在，从而实现对吕进诗学体系的整体性把握。

（本文发表于《中外诗歌研究》2011年第3期）

[1]吕进：《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 《西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吕进：《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 《西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3]吕进：《诗要突围》, 《星星》,1997年第6期。

[4]吕进：《新诗文体的净化与变革——〈新诗文体学〉跋》, 《诗刊》,1989年第12期。

[5]吕进：《中国新诗研究：历史与现状》, 《理论与创作》,1995年4月刊。

[6]吕进：《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 《西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