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人类历史，无论有无文字记载，始终充满着战争。在两万年前的最后一个冰川期，冰层覆盖面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人类主要是为了生存而与自然环境进行斗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毫无疑问地时有发生，但人口规模不大，以致无须有一个专业性的社会阶层专门从事人与人之间的争战。

在冰川期结束和冰层消退以后，有利的生存环境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人口数量大大增加。食物来源也由此增多，因此社会秩序一度变化甚小。狩猎仍然是头等要务，无论是狩猎工具还是狩猎技术，既可以用来对付人类，也可以用来对付动物。

实际上，在人类群体为了争夺良好狩猎场所等资源而发生的冲突日益成为家常便饭之时，他们所运用的手段，却与狩猎方式相差无几。那些拥有掷枪或弓箭的人群，使用投射武器对付其他人类目标，而且可能采取伏击方式。在近身作战中，人们使用长矛或原始斧钺，这些武器往往由一块石头和一根木棒制作而成。

洞穴岩画表明，人们不仅使用这类武器进行作战，甚至还采取了防御性手段。有些图像似乎刻画了人们穿着类似于护身铠甲的装备，用树皮或兽皮制成，而且使用了看上去像是盾牌之类的武器。

这些防御性手段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们是专门用于作战的，而不是用来狩猎的。枪矛、棍棒、刀剑或弓箭，其获取或制作的灵感可能是源于狩猎，然后被转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作战，但是，大自然当中却少有那些需要运用盾牌或原始铠甲来加以对付的威胁。因此，这些工具必定是用来对付其他部落的战争团体所使用的武器。人们不会耗时费力去制造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在这些岩画的时代，即大约一万年到五千年以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已经司空见惯了，以致需要专门的工具。

然而，狩猎—采集部落却供养不起那些专门与其他人群进行作战的个人。猎人为自己和他人提供食物，但是，部落却需要适量的多余食物，才能维持武士的生存。当时又不可能通过袭扰其他部落而获得食物。因此，这些原始武士必定自己也是猎人，他们只是偶尔发动对付其他人群的战争。

从猎人到武士

当人类开始定居并转向农业生产以维持生存之后，适量的剩余食物愈益成为可能。这也使得定居点成为袭扰目标，因为对于人们所需的生活产品而言，偷盗要比种植来得容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人们转向耕种而不再狩猎之时，绝大多数人类共同体却不再熟悉弓箭和枪矛技能，而这正是猎人赖以与其他人进行作战的看家本领。人们保卫财产的需求不断增长，而绝大多数人又忙于耕种或手工制作，以致不可能去操练他们在保家卫国时所需的那些技能。

这是公元前第七个千年新石器时代的一幅岩画，刻画了两群武士正使用长矛和盾牌进行战斗。

在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器时代初期，典型的农民不再需要学习投掷枪矛或射击弓箭，他们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以致在需要之时他们甚至腾不出时间去进行操练。几种解决办法应运而生。一种措施是，通过建造某种形式的堡垒来保护定居点，从而使得进攻者难于攻取。方法林林总总，包括壕沟、栅栏和路障，甚至把定居点建造在打进湖床的木桩上。

这些消极措施多多少少有些作用，使得住在定居点内的人们掌握了一些优势，但是，任何一种并非旨在积极防御的障碍，都无法阻挡一个意志坚定的进攻者。当然，任何人都会抓住或随手利用一种武器去奋力作战，尤其是在不战而必死无疑的情况下。但是，绝大多数社会都逐渐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其职责包括（并在一些情况下是唯一的职责）保卫自身的社会共同体，同时去伤害其他的社会共同体。

在许多社会，这些人构成了武士贵族阶层的基础，这也许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尽管具体情况因各个地区而大不相同，但定居点的军事组织，通常由一群规模不大的装备精良的人组成，他们专门从事某种备战训练，其他人起着辅助作用，运用不那么精良的武器，竭尽所能地奋力作战。

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采用了将武士阶层作为保护者和统治者的模式，但是，随着人口总数的不断增加，以及在规模上超过单一农业定居点的社会组织的逐渐出现，这种模式成为不断崛起的许多国家的基本制度。

缔造战争

毫无疑问，武士的作用是上阵打仗并打败敌人。然而，如果上阵打仗要超越肆意妄为的杀戮行动的话，那就必须服务于某种更大的目标。最为清晰明确而又迫在眉睫的目标，就是赶跑袭扰者和其他侵略者。这种做法也许不应被看作是战争行为，仅仅赶跑前来袭扰之敌，至多是自卫之举而不是军事行动。

青铜器时代的武器

这里汇集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初期的一些武器的头部，包括一把丹麦的叶片形燧石匕首和黑石战斧，以及一把斯堪的纳维亚石槌，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500至前1000年。

然而，一旦掌握了一定的军事能力，就有可能为着战略目标而使用武力。这可能包括从其他定居点夺取贮藏物资，控制某个枢纽地区，虏获奴隶，或通过摧毁另一个群体的军事或经济能力而消除某种威胁。

有两种服务于缔造战争的目的：一是增强自身共同体的实力，二是削弱其他社会的力量。这两个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重叠的，至少，当某个社会重创其对手而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目标之后，就不再有过分担心自身安全之虞。

战争与外交携手并进。一个社会如果显然有能力打退侵略者或派遣军队为害其周边四邻的话，不大可能受到袭扰之难，而且往往会发现其外交使节的言辞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同样的，一个羸弱的社会可能会成为其他社会的觊觎目标，或至少可能会屈服于强大邻国提出的苛刻要求。

在军事冲突爆发之后，交战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失败都会成为随之而来的谈判过程中的有用筹码。但是，战争目标，尤其是古代世界的战争目标，很少是仅仅为了在战场上打败敌人。更为普遍的，是战胜者无所不用其极地大肆掠夺，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毁坏。

这种“焦土政策”，是古代战争的共同特征。这不仅是一种恶意泄愤行为，更是一种好战略。如果通过焚烧庄稼、杀戮平民或毁坏财产而破坏对手的经济基础的话，就会直接冲击对方社会发动战争的能力。以这种方式惩罚敌人，可以让其他潜在敌人对于可能发生的战争是否值得要三思而后行。

这名塞琉古重装步兵接受的训练是，使用马其顿式的步兵方阵进行作战。然而，其装备反映了希腊和罗马的双重影响，传统的步兵小盾牌由仿照罗马的圆形盾牌所取代。

这种战略表面上粗糙原始，但却堪比现代民族国家的那种做法，即运用空袭和巡航导弹去瘫痪另一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两者之间的原理毫无二致。将一个地区化为焦土，不仅削弱敌国用来装备和供给军队的能力，而且确保一场迅速取胜的战争会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当然，鉴于古代社会的许多领导人本身就是武士，不得不耗费资源去维持其军事力量，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要为其军事支出寻求一定的额外回报。这样的目标，可以通过袭击、勒索贡金或征服领土而加以实现。所以，根据武士精英原则而建立的国家，往往会千方百计地使用其军事力量。胜利会带来更大的权势，造就一个不断增强能力的循环过程。然而，世间万物无一能够永恒，古代世界的那些军事大帝国，迟早会遇到更强大的对手，或滑入衰落与败亡的覆辙。

军队的性质

所有的军事力量都是多种因素影响下的产物，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技术的因素。现成的武器系统以及即将面临的威胁之性质，终将决定一支军队的总体性质，而经济和社会因素则塑造其具体形态。

一些社会更青睐于把军事能力集中在一群规模不大的职业军人手中，而这些人通常成为统治精英阶层的一部分，或至少在维持其统治上拥有既得利益。这样的社会往往拥有一个规模不大而又训练有素的武士阶层，其装备处于最高水平，通常由人数更多、装备较差、能力有限的大规模部队提供支持。

在其他地区，公民士兵的观念根深蒂固。这样做在一些方面拥有优势，因为通过这种模式可以组建大规模的军队。如果各人都只负责自身的装备，那么对于整体经济的消耗就颇为轻微。然而，非职业军人的训练水平永远都不会太高。公民士兵也无法经受得起长期远离其工场和农田。一场长期战争，不仅对于人口有着毁灭性的伤害，而且还会对国民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武器装备的选择，通常取决于技术和经济因素。例如，斧头的制造要比刀剑容易一些。还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一群训练水平欠佳的士兵，如果组成一个密集阵形，而不是作为小役分队四处分散在战场上，更有可能留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对于青睐以密集阵形而进行作战的部队来说，枪矛是一种极佳的选择。所以，步兵选择长矛或长枪作为武器，并不是因为其所向披靡的能力，而是取决于参战部队的性质。或者可以这么说，枪矛既便宜，又容易制造。

亚述人从公元前9世纪起开始使用骑兵，但主要是作为侦察兵和散兵。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极为青睐战车，只是从公元前4世纪西徐亚（斯基泰）弓骑兵出现之后，骑兵才成为古代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例如，古希腊城邦国家使用的重装步兵方阵，其应运而生和付诸实践，并不是因为有一个设计委员会认为其无所不能。重装步兵战争脱胎于当时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城邦国家之间的战争需要速战速决，只有如此，公民士兵才能回去从事其正常的经济活动。在希腊的地形条件下，军队可以采用的行进道路颇为有限，因此，他们能够拦截侵略者，打一场速决战，然后回到家乡，而这对经济造成的干扰是最小的。

为了征集所需的军队人数，公民士兵制度得以确立，而这种制度排除了强化军事训练的前提。所以，组织和战术都必须贯彻简单原则。枪兵方阵符合所有这些要求，此外，它还能打败另一支以同样方式作战的步兵方阵。实际上，这样的方阵所发起的正面冲锋几乎是无法抵御的，除非有另一个规模相当的方阵与其相抗衡。

如果所有人都遵守相同的游戏规则，那么方阵战争的一般规则就会大行其道。那个发起最勇猛冲锋并且拼命推压敌人的一方，终将取得胜利。但是，方阵却会败于一个采用不同战法的敌人之手。其他希腊城邦国家并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受到同样因素的影响，因而也把方阵战争作为首选。

但是，希腊地区以外的人，却有着自身的作战方式。如果罗马军团试图坚守阵地并承受方阵冲锋的话，那将会必败无疑；而如果军团的指挥官利用其力量优势，迂回包抄方阵侧翼，那就会打垮并摧毁方阵。一旦方阵遭遇军团，两者高下即刻显现。然而，希腊人并未采用一种弱势作战体系。他们形成了一种满足其自身需求并经由那个时代的各种因素所塑造的体系。

古代时期的所有军事制度都是如此。它们脱胎于各种内部因素，又经由外部因素的修正，比如他们所面临的敌人之性质。那些军事制度最能满足自身需求的国家，最终成为主宰力量，至少直到内部因素导致衰落，并因为下一个新兴强国的崛起而黯然退幕。

“镇敌石柱”（约公元前2600年）是在恩吉尔苏发现的一根苏美尔人的石灰岩浮雕。其中的一部分表现了一个队形紧密的苏美尔士兵方阵。他们装备着长矛，有头盔与盾牌的保护，脚下踩着敌人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