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散文诗的边界与身份

卜寸丹

前些日子，一位青年诗人在微信跟我聊天时说：“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对散文诗的界定是啥？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那种小文章算不算散文诗？”这样的问题，在我长时间做编辑的日子里经常会遇到。这似乎也再次说明，散文诗的不幸在于：它一开始就像一个乖巧的弃婴，人见人爱却又没有明确的归属。即使已被郑重地命之以名，却仍时时处在自我身份确认的焦虑与尴尬中。因而我常想，这或许恰也是它的幸运吧！换句话说，这也正好说明，对于散文诗文体，人们迄今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它永远有着巨大的可供实践与研究的空间。正如散文诗的边界在哪里，这永远都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怎样界定散文诗？或者说，散文诗的边界在哪里？

我一直喜欢将散文诗叫作“块状的诗”。

首先，广义地考察，无论各种文体的语言手段如何变幻、新奇，就表达而言，只有两类，即“散文的”与“诗的”。日常，我们提出或多或少的论据，使论证生动有力；我们通报事实，或者阐明抽象真理，讲述自己的思想，等等。这些雄辩术或者报道、叙述、教育均属于“散文的”范畴。但当我们迫于某种需求，必须要把某种特殊体验（经验或者超验，比如由爱、怜悯、战争、政治运动、对死亡的恐惧等引起的）表达出来，所借助的手段便是“诗的”。这两类表达的言语过程是迥然不同的。散文的言语过程必须是合乎语法和逻辑的，简而言之，是一种语义功能，由在使用的人中间形成了固定性质的语义来传达信息。这种语言材料是工具化了的。“诗的”表达依赖的语言材料是词，具有魔力的词。拿克洛岱尔的话来说，就是要凭借“词的独特发音，或者是各种不同音响的结合，或者是句子的抑扬顿挫的排列，或者是每个词和每行字依靠其本身的配置而获得的明显的或潜在的意义，或者是使这些词义在我们面前忽隐忽现的那种词序排列”（保尔·克洛岱尔《诗歌是艺术》）来获得远离实际秩序的心灵真实。甚至企图寻找音响、语义和又从不间断的内在旋律贯穿的理想的语言结构来承受并激发诗的体验。由于表达上的差异，语言方式也分化为“散文的”和“诗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有时散文用整个篇幅来表达的，实际上诗只用一行就够了。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认定，世界上所有的表达最终将只归结于诗与非诗。

毫无疑问，散文诗是诗，是一种体量、形态与精神结构更庞大、更自由、节奏韵律及语言的流向更复杂与多义的块状的诗。如果说现代诗歌的形态与节奏是分行的，是线状的，那么，块状显然涵盖了点与线，这也意味着现代诗歌的所有特质，散文诗都有完全的承接，除此，它还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富于自身需要的开拓与变化。散文诗的先进性与优越性也正是基于此处。把握这点，我们也将获得散文诗的更多秘密与真相，获得更多理性的思考与珍贵的探索。其美妙与庄严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其次，我们知道，一种文体的产生、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它应该是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心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无论是从先秦时出现的《弹歌》《孺子歌》等歌谣，还是到后来整齐划一的格律诗；无论是从古风到形式自由、无拘无束的杂言诗，还是最终定型为“词”这种体制形式，诗人均依据各自情致，自有偏爱与取舍。至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竞作，九流并起”，《庄子》文笔恣肆而寓意丰沛的一类作品，到后来吴均的《与朱元思书》、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等类似诗体的微型散文，也无不可以为“诗”，只是还没有“散文诗”这一名目。更重要的是，还没有形成有意识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因此，包括小赋与小品文在内，都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诗。

散文诗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诞生于19世纪中叶。从世界范围来看，严格意义上散文诗的发展，西方要早于中国，可以上溯到17世纪。1868年，象征主义大师波德莱尔出版了一部书《巴黎的忧郁》，从而他被公认为第一个自觉地把散文诗当作一种独立的文体来写作的人。在中国，散文诗和新诗几乎是同时出现的，都发生在文言文让位于白话文之后。1919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发表了沈尹默的7首新诗，其中的一首《月夜》是这样写的：“霜风呼呼地刮着，月光明明地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站着，却没有靠着。”这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首发表的散文诗。所以，散文诗之在中国，有说是舶来品的，有说是古已有之的。但我自始至终认为，中国的散文诗产生在中国，而且是在白话文学诞生之后，至于借鉴外来散文诗创作技巧和手法以及吸取中国古典诗文中的营养，应该另当别论。

有了以上的这些认识，最后，我们再来谈论散文诗的边界在哪里，就变得容易多了。

一切有着诗性内核的表述，都可视为散文诗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诗性不是诗化。因为“诗化”本身是含混不清的，什么才是“诗化”？是语言上的还是表达上的？“诗化”的程度如何？所言“诗化”会不会导致文本的异化乃至叛逆？因此，像平时人们所谈到的“诗散文”或“诗化的散文”，我们并不否认这些散文作品的叙述当中有诗意的喷发，但那也只能是散文向诗的靠拢。而绝不能将其等同于“诗”或“散文诗”。散文诗一定要与散文撇清关系。这是需要特别强调与警醒的。有人说，散文诗的出现无异于是对语言艺术上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一次突破和探索，其重要意义还在于打破了诗歌与散文两种文体原有的定势与结构，我认为这是比较客观、妥当的一种评价。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大量经典的小说、戏剧里，包括现代艺术中的一些样式，比如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我都能从中读到或嗅到流淌其中的强烈的诗性，里面的某些篇章与段落，那些寓言性的场景语言，就是散文诗。尤其是一些隐喻性极强的微小说，其本身也未尝不是一篇绝妙的散文诗作品。

“当他醒来时，恐龙依旧在那里。”

这是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索享誉世界的一句话小说。

1985年，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写道：“我想编一本只有一个句子或者甚至只有一行文字的故事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个作家可以和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索相比拟。”最后，他选择了蒙特罗索的这篇小说《恐龙》。

“当他醒来时，恐龙依旧在那里。”这既像一个梦的装置，又使人获得一种神奇的体验，具有诗的超验性。

因此，当我们总是想用科学手段来界定散文诗的文体时，那显然是徒劳的，因为事实上，它本就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心灵事件的载体，因而它是灵动的和神秘的，我们只能从现存的材料出发，对此做出一些相关的推论和诠释，以消除在对散文诗文体知识和把握方面的障碍。散文诗有着独立的艺术生命形态，而写作者对它的探索将永远是无止境的。本着诗性内核之灵魂的原则，它没有边界。至于诗性，或诗的本质，我们只能在永不停歇的创造中去逼近和触摸。

因此，散文诗根本用不着老是陷于自我身份之疑的困惑。对于文学样式，或语言的载体，乃至文体，我们完全没必要厚此薄彼。文学家、诗人所致力的当永远是语言的建设、思想的建设、审美的建设。

想起2019年10月，散文诗杂志社在宁夏石嘴山举办第十九届全国散文诗笔会，就听跃英兄提起准备编一套散文诗丛书的事，兄嘱我为“丛书”作序。他的真挚与对散文诗事业所秉承的情怀与激情都是让人不忍回绝的，但忙于琐碎却真的无暇细品书稿，内心着实为难而惴惴不安。好在创作散文诗的兄弟们素来平易团结，交好如水，他们不为外界所扰，倾心地在自己的园子里精耕细作，挥汗如雨，收获秋天的金黄，每每令我心生敬慕，也就在羞愧之余，轻松了许多，释然了许多。重谈散文诗的身份，期盼抛砖引玉，厘清一些认识，也算是有用的吧！

宁夏是一片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交织的土地，无疑也是散文诗的西部要塞。我时常读到梦也、王跃英、单永珍、杨建虎、王西平、白鸽，以及这套丛书的其他著作者李耀斌、聂秀霞、陈斌、张开翼、尤屹峰等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在相同的地域文化背景里，呈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或苍凉，或先锋，或忍受精神的孤薄，或寻求突围的出口，他们集体的群像、探索的锋芒是清晰可辨的。我想，几乎所有真正的写作者、真正的诗人都是匍匐在大地之上的精灵吧，他们借此安顿沉重的思想、翅膀，他们不但是追光者，有时，也逆光而行。

祝福这些勇敢的诗人！本套丛书的出版，既是辽阔的西部一次散文诗创作的大阅兵，更是吹响了奋勇前行的集结号。任何先锋的文学理念的确立与突围，都要靠创作实践先行。这是由一个诗人的自我修养决定的。丛书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微小的面向未来的切口。

是为序。

2020年5月

（作者系散文诗杂志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