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论绿色发展的三重维度
吴 静
摘 要：绿色发展是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提出的科学论断，进入新时代，绿色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一体化的要求，融会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全球的生态实践以及我国的生态实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发展观，并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具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逻辑起点、增进民生福祉的终极目标、制度建构的实践举措三重维度的合力价值选择，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最强音。
关键词：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生福祉；绿色发展制度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推进绿色发展”[1]昭示新时代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这一重大命题的核心主旨。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2]绿色发展这一实践选择，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价值展现的时代性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好以下原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2]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要按规律运行，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人类发展的规律性共识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基于“发展”与“绿色”之间长期二元对立，绿色发展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一体化的要求，融会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全球生态实践以及我国的生态实践，形成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生态思想，并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本文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逻辑起点、增进民生福祉的终极目标、制度建构的实践举措三重维度论述绿色发展。
一、关系维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绿色发展的逻辑起点
(一)尊重客观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机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要树立一种系统思维，是对待环境生存问题的全局认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1]可见，绿色发展理念的关系维度的价值基座充分体现在尊重客观规律。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讲，“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3]“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3]绿色发展理念是对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协调共生规律的正确反映，规律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蕴含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绿色发展理念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在自然与实践基础上生成和发展的规律思想，关于自然、社会、人所形成的人化自然与人类社会有机体协调发展的规律思想，关于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统一的规律思想。绿色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同我国经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创新理念，创新了自然规律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协同机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遵循的客观规律取决于求“真”的生态科学向度、求“善”的生态伦理学向度、求“美”的生态美学向度，善待自然，在对自然的人文关怀中实现人与自然的积极平衡。遵循最优化原则，考虑单个主体需要，兼顾社会整体利益，协调错综关系，进行最优价值取舍。运用辩证、发展、联系的思维方式审视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协调人与自然的利益，作出和谐中立的价值判断与和谐共赢的实践选择。人真正实现“内在尺度”和自然的“外在尺度”相结合，实现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恢复自然中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复与生活相异的、消耗在无休止的竞争中的感性的美的特性，这些美的特性表示着自由的新的特性”[4], “解放属人的自然，即作为人的合理性和经验的基础的人的原始冲动和感觉；解放外部的自然，即人的存在环境”[4]。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也确认了对自然价值的客观性预设。尊重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善待自然，实现人的发展，恢复自然蓬勃的生命力与自然美，给予人化自然最原始的发展动力，解放人存在的自然世界，一切活动都以尊重客观规律为根本遵循。
绿色发展是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新型发展道路，以合理消费、低消耗、低排放、生态资本不断增加为主要特征，以绿色创新为基本途径，以积累绿色财富和增加人类绿色福利为根本目标，以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为根本宗旨。[5]合理消费、低消耗、低排放、生态资本的增加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物质变换要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性变换，“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6]“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6]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自然不断地被人所改造，也逐渐出现了人化自然。人与自然如同一张网上的结点，相互连接，相互影响，和谐尤为必要。而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绿色是自然的颜色，更是自然的发展方向。发展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单个的前进都不是真正的发展，人需要自然提供的资源与环境，自然需要人的改造过程中的保护。在环境问题上又要时刻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要义利兼顾，不能见利忘义，也不能重义轻利，权衡义与利，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互利互惠、共生共荣、协调发展。[7]绿色发展是一个涉及多维度、多层次和多领域的发展理念，是对资源高效利用、对环境全面保护的发展，是统筹兼顾、全面协调的发展。绿色发展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8]
(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公众践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公众践行，用贺麟先生的话来诠释就是：“自然成为精神化的自然，人生成自然化的人生。自然建筑在人生上，人生包蕴在自然里。人成为最能了解自然的知己，人成为最能发挥自然意蕴的代言人。”[9]人用思维与行为建构了自然，使自然成为人精神化的自然，人成为自然化与社会化的人，人的存在方式也成为自然的存在方式，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然而为的生活方式，对于公众来说，是一种可操作、可量化、力所能及的生态环境保护践行。
人是自然之子，对待自然应有敬畏之心，彰显人性真善美，身体力行善待自然。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是人的自我补救与救赎，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可以推动生态生活的普及和生态自觉的养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超越私利的蛊惑与当前的享乐主义，代之以天人合一、人际和谐、代际和谐的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不仅是表层生活的绿化，本质上是我们生活主体的心灵绿化，是对贪婪的物质欲望的自我限制和对生活意义的自觉追求。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应当以满足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需求为基本立足点，供给充足的绿色物质产品、绿色文化产品以及生态服务，引导公众不断塑造绿色价值观，形成绿色的社会风尚，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和社会进步，引导公众合理安排生存消费、发展消费和享受消费的比重。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转向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生活和现代化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改变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的诉求方向，丰富人民对于现代化生活的内涵认知，拓展对生态价值、社会环境公德、生态责任、人生修养的认识，使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与环境保护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相结合。生产生活生态化的演进无疑是人类生态文明的一大进步，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是绿色发展最生动的体现，经济健康发展，道德与法律保驾护航，公众身体力行、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全社会才能共享共建生态文明。政府应当以生态责任感引导公众生活情趣、精神追求的绿色化，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幸福生活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宣传教育激发公众的生态自觉。只有公众对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拥有内在需求与自觉追求，自觉确立俭约有加、返璞归真、尊重自然、敬畏生命、适度享受、合理消费、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价值观，才会有绿色践行的持之以恒，益于自我、利于人类、利于后代、惠及自然的绿色生活方式才可以被广泛接纳。
二、民本维度：增进民生福祉是绿色发展的终极目标
(一)绿色民生：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本位
绿色民生是一个包含人们生活的多层次内容的历史性范畴，不仅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具有直接消费性的物质生活方面的内容，而且表示的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生存民生、幸福民生、可持续民生和法治民生等既有物质需求、制度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整体样态。[10]“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概括为：一是欲望的满足，二是功利的满足，三是道义的满足，四是审美的满足。绿色发展是全方位供给人的需求的发展方式，发展带来精神的富足与物质的增长满足欲望与功利的需求，美好的生存发展环境提升审美情趣、培养道德情操，道义与审美的愉悦积淀并升华为美好的境界，绿色生存、消费、发展所带来的快乐是主体的愉悦体验，更是社会所赋予社会成员的快乐源泉，主体愉悦感与环境美化带来的社会风尚具有持久力与整体性，是真正的美好生活带来的幸福感。“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11]“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1]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与精神资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动力源泉，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优化生存环境，提升人的生存价值，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提高人的生命质量。
(二)良好生态环境：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绿色民生所强调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民生需求之间的良性结合，需要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治理价值取向的整合，以及国家治理多元化力量的整体性与协同性功能的发挥。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之所以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它涉及国家权力的运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民生需求之间关系的失衡首先表明的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结合则是衡量善治国家重要标准。[12]国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社会治理者，有责任和义务实现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构建政府引导、市场激励和公众参与监督的绿色发展体系，完善绿色发展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与法治体系，提高治理水平，助力绿色发展。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必先惠民，绿色惠民之要在于绿色发展与民生福祉的有机融合。“以生态优化环境结构，以生态增添民生福祉，以生态促进经济发展”, “要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13]，这已成为未来绿色发展的必然趋势。
绿色发展代表了生态发展的未来发展方向。绿色发展蕴含了生态环境是增加民生福祉的新意蕴，绿色发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又把生态思想付诸实践，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形成新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新格局，最终汇聚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新指向，其中更多蕴含了人人共享生态环境、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14]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物质水平的提升，单纯的吃饱穿暖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干净的饮用水、清新的空气、有机的食物、环境的美好，成为老百姓所期盼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态需求或者生态诉求。生态领域的人本情怀和民生福祉是生态文明思想的最新价值指引，这一生态责任担当，是新时代民生意蕴的新境界，是人民生态诉求的有效回应。树立“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生态与民生并举，供给生态福利，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生态文明源于对发展的反思，也是对发展的提升，事关当代人的民生福祉和后代人的发展空间。”[13]
三、实践维度：制度建构是绿色发展的机制保障
(一)绿色发展制度创制：推进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规划、组织、资源配置、协调整合等内在的功能体系，也是一个权力制衡与治理手段的集成体系，以制度限制公共权力与资本权利的滥用。自然资源的优化使用与节约使用，对政府行政权力与市场行为进行约束，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宗旨，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的集成配合，提升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其结果必然是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高效与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实质性地调整、重组与创制大量服务于生态文明总目标的经济、社会与行政管理制度。”[15]现代化的生态治理路径选择是通过制度与政策推动技术革新和市场机制，实现减少原材料投入和能源消耗，改善生态环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2]人对自然生态的控制实质上是人对自己人文生态的控制。制度创制是一种理性控制手段，调整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并给予规范性保障，前瞻性的环境友好制度与法治保障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技术创新、约束机制提高工业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双赢。
(二)绿色发展机制构建：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绿色发展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机制保障。依靠严格的制度体系与法治体系为生态文明保驾护航，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在体制机制领域的重大突破。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意志，并因为制度和法律的保障而有了坚实的后盾和强制执行的约束。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已经充分体现在中央审议通过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搭建起生态文明体制的“八大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全国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监管统一、执法严明、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构建更多运用经济杠杆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文明的“八大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应对生态问题成为党新的执政重点、生态优先成为党新的执政导向、生态利益成为党新的执政价值”[16]的正确选择。生态危机已经严重危及人民生产和生活，对生态破坏进行源头查处、追究法律责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举措。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必须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融入现代生态文化理念、强化社会主义法治、坚持市场经济制度、扩大社会公众参与，从而提高生态制度的文化适应性、理念前瞻性、法律公正性、经济激励性和公众参与性。[17]
绿色发展制度与法治为生态文明保驾护航，这主要分为3个层次：一是理念的融合，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生态智慧是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思想资源，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生态学基本观点理性地观察客观世界、解释现实社会、处理生态问题，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生态文化塑造。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制度与法治建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的激励手段可以在生态税费制度、生态预算制度、生态核算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上大有作为。纵贯中西，细数古今，不难发现法治的确立与运行对文化价值观有保驾护航的推动作用。完善的生态制度，必然是以包容性先进文化为导向，以法律为依托，具有公正性、权威性、约束性。三是扩大社会公众参与。公众作为制度的参与者、建设者、践行者，对制度的认同可以提升制度的有效性，有利于形成自觉的生态文化规范和约束机制。制度与文化价值观的协同共进才是行之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
四、结语
绿色发展三重维度诠释了三种价值选择：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选择，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举，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二是普惠价值选择，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即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通过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以实现当代人的人人共享以及后代人的生存发展可持续性。三是制度化选择，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高生态制度的文化适应性、理念前瞻性、法律公正性、经济激励性和公众参与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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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