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三个维度

王丛霞

摘 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和阐发力。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作为客体进行研究和探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指证了“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必然遭遇的历史界限和覆灭命运；马克思主义改变现实优先于改变思想观念，着眼于社会存在领域改革的理论，顺应时代变化和中国实际需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真理性；普遍规律；现代性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是2015年12月召开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中所提出的“十三个如何看待”之一。这一问题既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涉及现实生活；既受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又关系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前途命运。因此，理论上必须回应清楚。真理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本质及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反映。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1]由此，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就转换成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普遍真理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内容构成来讲，从内到外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系列彼此联系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其中，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内容具体指实践反复证明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原理。具体结论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为它是对具体事物特殊本质的反映，其真理性随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由他们的后继者所发展，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作为客体进行研究和探索，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纵观人类历史，有一个历史课题和哲学命题始终困扰着人类，即“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人的自然属性角度对此问题作了回答，其发现了人类生存的规律和发展方向，打破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上帝造人”神话。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入了哲学，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来阐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高度统一，颠覆了以往哲学家对历史发展的解释。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马克思以前的所有哲学家没有一个人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重大差别在于社会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人的活动最大的特点是有意识、有目的。而以往的哲学家认为，意识和目的具有偶然性，动机和目的带有个人性。他们用意识来解释意识，没有看到主观动机背后还有客观动因，因而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偶然性，彻底否认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恩格斯则对意识和目的背后的物质性、客观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恩格斯最早提出的“历史合力论”，对人类终极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恩格斯1886年完成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献，是一篇对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的哲学带有总结性质的重要著作，它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

经济问题哲学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传统。马克思在完成哲学革命之后，立即把理论探索的任务和兴趣转向了商品的特性和运行规律，将哲学观点、理论和方法融入对经济现实的批判之中，且进一步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最终形成了《资本论》这一鸿篇巨制。马克思用剩余价值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进行了无情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原因在于，虽然工人明显地意识到资本家的剥削，但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资本家不是给工人发工资了吗？马克思讲到，资本家购买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劳动的价格。所以，剩余价值学说给工人造反提供了理论武器。经济问题政治解决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传统。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领域出现了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空想社会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才能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因为有了马克思一生两个最伟大的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就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纯粹道义谴责的空想，而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

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关于人的解放问题，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的哲学都有所关注，他们在推进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过程中，以人权、人性等人的问题作为理论主题，进行了两场历史运动。一场是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批判宗教神学的思想解放运动，试图把人从对“神”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宣扬人权、人性，反对中世纪的神权、神性；重视现实人生和世俗生活，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颂扬自由和平，反对封建专制。这里需要强调，他们倡导人的思想解放，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对人的奴役，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把人的自然属性当作人的唯一本质，把欲望的满足视为人生的唯一追求。例如，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的“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这句格言正是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强调。后来，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几乎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在中世纪，人们把自身的欲求视为“魔鬼”，宗教的任务就是要驯服这一“魔鬼”。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时期倡导的思想解放打开了紧锁“魔鬼”的锁链，接受并拥抱了这个“魔鬼”。当然，思想解放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消灭宗教，而是意味着将宗教从国家意识形态中祛除，使人们意识到“主权在民”，而非“君权神授”，而宗教信仰作为自由的表现形式仍然可以在私人领域保留。[2] 另一场是以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大革命形式表现出来的批判专制政治的政治解放运动，其目的是试图把人从对“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这里需要强调，政治解放的目的并非政治的消亡，而是将人的自然差别和社会差别从政治领域中排除，确保人作为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实现人在形式上的平等。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既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的产物，也是借鉴吸收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解放运动等精神成果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资本主义完成了人的思想解放和政治解放，是一种进步和文明的体现，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商品这种“物”对人的奴役和控制更为隐蔽、深入和全面。本来人的意义和价值需要通过人的方式来体现，现在却以地位、权力、财富等外在的“物”来证明。人异化为欲望的奴仆，被欲望所统治，人被物化了，人被物奴役了，人重新变得不自由了。马克思、恩格斯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一步追求人的社会解放，把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进一步解放出来，这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追求的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

二、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有原则高度的批判

现代性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性质和状态，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崭新阶段，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结构、政治、经济、法律、伦理、文化、艺术和学术的改变。

从哲学上讲，现代性作为现代世界之本质的根据，包含两个基本支柱，即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3] 资本的基本特征就是增值和获利，它使现代世界表现为不断的进步和发展。资本增值获利的条件和手段是现代形而上学，它不断地满足和实现资本的这种欲望。所谓现代形而上学，指现代哲学以及以此为基础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正是资本增值获利的根本属性使得现代人必须把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作为自己的基本法则。例如，当今世界高度关注GDP的增速，其根本原因在于保增长、保稳定、保就业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就中国而言，2016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190余万人就业。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莫过于现代性的问题，这是任何思想家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世俗化、理性化、自我意识的增强是现代性的三个特点，这些特点无疑是把双刃剑。世俗化过程强调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同时也使一些人在此过程中丧失了人生价值和意义。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作为理性化的集中体现，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它又导致工人被机器排挤，沦为机器的奴隶，造成了人的异化。个体自由、自主的丰富个性是个体自我意识增强的表现，这是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表现，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分强调的自由、自主个性却演变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伞，进而演变为无节制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手段。对现代性的批判伴随着现代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所谓批判，在理论上首先意味着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是一部资本批判史。[4] 近代以来的很多思想家、哲学家都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例如，18世纪50—70年代，以弗朗斯瓦·魁奈为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提出了反对货币的集中，甚至反对货币本身及反对城市化的主张。18世纪中期法国哲学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谈到，现代世界的东西，特别是工业和商业、科学和技术，使人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卢梭在其著作《爱弥儿》一书中谈到，原始状态和自然状态是一种最好的状态，而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是没落的。英国学者汤因比认为，现在社会的发展是集体自杀之路。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则说，我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应该让世界的工业和商业、科学和技术停滞发展50年，以便使人类能够专心致志地发展自己的道德和伦理，进行一场精神的回归。其共同的特点是采取了浪漫主义的批判态度，试图诉诸人类良心和道德，以开历史倒车来应对现代性。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深入到资本的本质和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中，具有原则高度，即能够充分地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并诉诸全面的社会改造，而不是使批判仅仅局限于伦理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虚弱本质中。例如，马克思首先肯定了世俗化、理性化、自我意识的增强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巨大作用。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同时，马克思在为科学技术领域的每一个重大发现感到由衷喜悦，对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力由衷赞叹的同时，又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世俗化、理性化、自我意识的增强对人的压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不仅澄清了前提，而且为现代经济生活划定了历史界限。现代经济生活的前提不是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而是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发展及其特定阶段的结果，因而是具有一定前提和限度的历史现象。因此，正像它曾经的历史生成一样，它也将在历史中归于灭亡。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把现代世界本身当作一个历史事物或历史进程来理解，肯定现代性积极成果的同时，充分看到现代性所包含的内在矛盾。要解决这样的发展悖论，只能是充分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全面进行社会改造，化解和消除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指证了现代世界必然遭遇的历史界限和覆灭命运。后来，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并发展至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基于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视角，对现代性也有批判，且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总体来讲，作为一种批判理论，针对社会病理进行诊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相契的。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本的贡献，这是吸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结果。但是，资本逻辑本身并不能保证发展成果直接惠及所有民众，资本的力量所造成的不平等、不人道的现象更加多维地表现出来，这警示我们必须深入反思和批判资本和市场的消极后果，当然，这与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不矛盾。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明确资本的功能与边界，逐步完善制度建设、法律建设及道德建设，对资本逻辑和市场机制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约束，达到消除社会不公、遏止价值失范、减少社会冲突、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有原则高度的批判精神指导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完善的当务之急，即引进和发展的资本关系并不是目的本身，其最终目的在于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实现人类社会向更高更文明形态的飞跃。[6] 概而言之，只要我们仍然生活在现代性所支配的世界中，只要我们依然面对当今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就将不可遏制地表现出来。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顺应时代变化和中国实际需要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7]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问题，从根本上说，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阈，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可以形象地讲，马克思主义犹如一枚炮弹，今天仍在它的射程之内。

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是诞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土壤之中的文明成果，它所针对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这种“物”对人的统治和奴役。人被“物”统治在西方流行的时候，西方学者马尔库塞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列举了现代西方人面临的“虚假的需求、强迫性的消费、统治的新形式、痛苦中的安乐生活”[8]等遭遇。但就中国的现实状况来讲，这种统治和奴役已经成为现代人的普遍遭遇，现代人的遭遇正在成为中国人的命运。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随着资本和市场的脚步起舞，愿意的被领着走，不愿意的被牵着走，不知不觉走了30多年。一方面，物质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另一方面，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内涵和人生的广阔意义全部被浓缩为对“物”的片面追求中，每个人获取物质财富的多寡成为社会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虽然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多元、多样、多变，但是个人的生活内涵、人生意义、价值尺度却变得单一，直接被外化，表现为物本盛行、物欲膨胀。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这种“幸运”的遭遇，而是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在如何对待这一“幸运”的遭遇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了其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针对以上遭遇，有人提出退回到30多年前没有资本、没有市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去，这一主张显然太不现实。命运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命运既寓意改变的困难性，又寓意改变的可能性。命运把我们置于种种关系之中的同时，又为我们开启了另外一种可能。当然，这种置于是我们无法逃避的。今天个体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有些城市白领隐居山野乡村，自给自足，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也有人会远离网络及高新技术，过着简单充实的日子。但是，当现代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时，整个人类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这就好比简陋的衣食住行是原始人的生存条件，而高新技术则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离开这些生存条件。例如，对手机的依赖就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当我们依赖这种生活方式的同时，又开始反思这种生活方式的利弊。正如当我们利用现代科技、经济增长获取物质财富、享受便捷的同时，又开始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方向，即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资本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是发展“物”的最有效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搞了30多年，对资本和市场的利用充分说明，资本和市场不会削弱社会主义，反而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坚实的物质条件。改革开放前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物”的发展，不仅意味着我们又会返回物质匮乏的状态，而且所有陈腐的东西都有可能死灰复燃。

有人认为，应该对道德给予较高的期望。虽然这一主张有可取之处，但作用有限。不容否认，当今中国，社会诚信危机、食品安全危机频频爆发，社会呼唤道德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马克思讲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7]马克思主义改变现实优先于改变思想观念的理论宗旨启发我们，不可对道德给予过高的期望，不能过分拔高道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不是道德虚无论者，但马克思主义更看重改变现实社会中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而不是脱离社会存在，对道德进行抽象的说教。道德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归根到底由社会存在决定。虽然道德对社会存在有能动的反作用，但作用有限。道德的血液只会在沸腾的那一刹那净化心灵、提升境界，在坚硬冰冷的现实面前，则是软弱无力的善良意志。当然，社会存在领域，需要高风亮节的道德模范，其作用是道德引领示范，而不是道德表演和强制。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最根本之处在于执政党顺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改革的手段合理调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利益关系、社会关系理顺了，道德关系也就理清了。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思想道德建设不能违背人的合理利益诉求，否则，思想道德教育将会面临很多尬尴。

有人主张从宗教世界寻找心灵的慰藉。显然，这一主张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宗教大多强调来生来世，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既向往美好生活，更活在当下。宗教的慰藉就像酒精抚慰身心一样，麻醉了人的肉体和思想神经之后，给人一种虚幻缥缈的幸福。马克思主义启示我们，要用现实的手段争取现实的幸福，而不是祈求宗教的恩典。当然，在今天，现实的手段不是急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而是润物无声的改革和变革。

可见，物欲横行时，我们缺少了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不仅无法把握这个时代问题的本质，也难以找到通向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现实途径。面对市场和资本带来的“物化”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引导宗教发挥积极作用，重视道德建设的同时，更注重在社会领域做文章，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顺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通过不懈的改革，调解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各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只有着眼于社会存在领域的改革，才能真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但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性的认识，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终极真理，也不可能穷尽全部真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广阔道路。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何建津，杨文亮．从文明高度和比较视野看待马克思主义[J]．岭南学刊，2014（04）.

[3]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J]．学术月刊，2006（02）.

[4]谭希培，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列著作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6]张再兴，赵甲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列著作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原载于《宁夏党校学报》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