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皮拉罕人的世界

坐标巴西。1977年12月10日，一个天朗气清的早晨，我们坐在美国暑期语言学院（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以下简称SIL）提供的一架小型六座客机上等待起飞。飞行员德维恩·尼尔（Devin Neil）正在做飞行前的最后检查，看装载是否平衡。他步行绕机一周，评估其外部受损情况，并从油箱中抽取一小瓶燃油来检验。他还检测了螺旋桨的性能，看其是否运转正常。多年以后，这样的仪式我已司空见惯，像每天刷牙一样习以为常。但那时，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形，颇感新奇。

在起飞前，我开始拼命想象皮拉罕人的模样。这个亚马孙流域的印第安人部落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该如何与之共处？我需要怎么做，该如何行事才算妥帖？他们第一次见到我时会有什么反应？我又该如何回答？我脑补着各种可能的画面。这个我即将见到的族群，与我们有诸多不同，有些我可以预料，而另一些则恐怕不能。实际上，我不辞辛劳，远赴万里之外，绝不仅仅是为了见他们一面而已。相反，我身负传教的艰巨使命。我受聘于美国福音派教会，负责给亚马孙流域的皮拉罕人“洗脑”。我要说服该部落的人信仰上帝，像我们一样接受基督的洗礼和教化。尽管我从未见过皮拉罕人，对他们知之甚少，但我依然坚信自己能够改变他们。而这，正是绝大多数传教工作的要义。

德维恩坐在驾驶舱里，我们低着头，听他祷告，祈福飞行平安。接着，通过敞开的窗口，他朝机舱外大喊：“注意避让！”随后，他启动引擎。发动机预热完毕后，德维恩用对讲机向波多韦柳港的空中交通管制中心汇报——波多韦柳港是巴西朗多尼亚州的首府，以这里为中转基地，之后我多次往返亚马孙流域。得到相应的指令后，飞机开始滑行。跑道上瞬间尘土飞扬，德维恩顺势加推引擎。飞机呼啸着腾空而起，砖红色的瓦砾跑道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我们身后。

在我们下方，这座城市的大片空地逐渐被丛林取代。波多韦柳港的开阔平地渐渐消失，树林变得越来越密。风景已然改变，飞机越过浩瀚的马代拉河，地面是一片绿色的海洋，郁郁葱葱的树木如菜花般向四面八方尽情生长。我不由得浮想联翩，树林里都有些什么动物呢？如果飞机掉下去，我们不会被美洲豹吃掉吧？曾有不少报道指出，许多坠机事故的遇难者并非死于事故本身，而是死于丛林里的野兽袭击。

我即将见到的皮拉罕人神秘而特殊。我对该族群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的语言异乎寻常。研究他们颇具难度，不少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传教士都望而却步。他们的语言与其他人类语言毫无关系。而我对皮拉罕语的了解也几乎只是皮毛。我仅仅从磁带上听过其发音，看过一些语言学家和传教士对它的研究。皮拉罕语跟我听过的任何语言都截然不同。显然，掌握这门语言是我首先面临的一大难题。

随着飞机不断爬升，冷风逐渐从我头顶上方的小通气孔灌进来。我调整一下坐姿，努力让自己更舒适一些。我把身体向后靠，开始思索接下来的工作计划，以及这次旅行的目的与其他人有何不同。飞行员只要完成他的日常工作，就能及时回家吃晚饭了。他的父亲也随同而来，就当作是一次旅行。传教机构的机修工唐·巴顿（Don Barton）也陪我一起过来，他正好可以度个小假，从平日里枯燥繁忙的维修工作中得到暂时的喘息。只有我一个人任务艰巨，朝着余生将要致力的工作和事业而去。我将见到那些我打算与之共度余生的人，我希望能带着他们走向天堂。要做到这一点，我首先要学会流利地使用他们的语言。

接近中午时，飞机开始受到上升气流的猛烈冲击，在亚马孙流域的雨季，这很常见。晕机，这一更为严峻的问题粗鲁地打断了我的幻想。在接下来的105分钟里，我们在森林上空飞行，微风吹来，我不禁感到一阵恶心。我不停地搓揉小腹，努力不让自己吐出来。德维恩递给我一份金枪鱼三明治，上面铺满了洋葱。“饿不饿，要不要来一块？”他体贴地问道。“不用了，谢谢。”我答道，一股酸水在口中不停地打转。

接着没多久，我们来到了波斯多诺沃地区附近的皮拉罕村，飞机开始绕着跑道盘旋，这样飞行员就可以巡视周边，找个合适的地方降落。这一举动使我的胃翻腾得更加厉害，为了不让自己吐出来，我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在着陆前，有几个时刻简直黑暗到极点。我甚至忍不住想，宁可飞机坠毁爆炸，也比被晕机症状折磨得死去活来要好。我承认这种念头很短视，但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

两年前，史蒂夫·谢尔登、唐·巴顿以及美国教会的一些青少年已经在丛林中修了一条跑道。要在丛林中开辟这样一条飞机跑道，首先要砍掉1000多棵树，并且要把它们连根拔起，否则树桩烂在地上会使周边的泥土松软——如果这样，飞机降落时容易失去支点和重心，可能发生机毁人亡的惨剧。把树根清除后，要在方圆几米内用泥土填补留下的空隙，然后还要在没有重型压平设备的情况下确保跑道水平。如果这一切都搞定了，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步：把跑道弄成9米宽、550～650米长。我们马上要着陆的跑道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降落那天，跑道上的草大约齐腰深。我们无法知道草坪上是否有原木、狗、锅或其他可能会损害飞机，伤害我们的硬物。德维恩已经在跑道上空“嗡嗡”地绕了一会儿，他希望皮拉罕人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史蒂夫曾向皮拉罕人解释过，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应该立即跑出去，检查跑道上是否有危险的碎石（跑道中间曾有皮拉罕人建房子，为了让我们顺利着陆，房子被拆除了）。果然，几个皮拉罕人走了出来，他们离开跑道时，带走了一些虽然细小，但却足以让飞机侧翻的树枝。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安全平稳地着陆了。

飞机停稳后，丛林的湿热朝我袭来。我眯着眼走出机舱，感到一阵头昏眼花。皮拉罕人围住我们大声地嚷嚷，他们微笑着，显然是认出了德维恩和唐。唐用葡萄牙语告诉他们，我想学习皮拉罕语。尽管皮拉罕人不太懂得葡萄牙语，但他们也似乎明白了，我是来取代史蒂夫·谢尔登的。谢尔登上次离开时，也用皮拉罕语向他们解释过我的来意，他说将会有一个矮矮的、满头红发的男子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他还说，我想学习他们的语言。

在前往村子的路上，我们意外地遇到了沼泽。沼泽中的水温热、浑浊且漫过膝盖，我扛着物资在其中行走，担心会有东西咬伤我的脚踝。在雨季快结束时的麦茨河洪峰中，这份忐忑是我初到皮拉罕村时的独特体验。

我第一次见到皮拉罕人时，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他们很快乐，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没有一个人面色阴沉或沉默寡言。他们也不像其他文化中的人那样，遇见陌生人时通常会表现出排斥和距离。他们热情地和我们说话，向我们介绍他们认为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头顶飞过的鸟儿，他们狩猎时常走的路，以及村里的小屋、小狗等。一些男人戴着印有政治口号和巴西政治家名字的帽子，穿着亚马孙流域的商人卖给他们的浅色衬衫和运动短裤。妇女们都穿着相同的短袖上衣和长度略微过膝的裤子。这些衣服最初都颜色不同、图案各异，但现在都被他们小屋里的灰尘染成了棕色，变得脏兮兮的。不满十岁的儿童在村子里赤身裸体地跑来跑去。每个人都在欢笑。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都轻声缓步地向我们走来，仿佛我们变成了他们的新宠。我从未想到会有这样一个温馨的欢迎仪式。人们纷纷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虽然大部分我都没能记住。

我记住的第一个人叫科西欧（Kóxoí）。在一片右边有条小路的宽阔干净的空地上，我看见他头顶艳阳，正蹲着用火煮东西。科西欧衣衫褴褛，穿着破烂的运动短裤，光着脚，没有穿上衣。他很瘦，身上连块肌肉都没有，深棕色的皮肤看上去就像是皮革。他的脚掌很宽，脚底起了一层厚厚的、仿佛坚不可摧的茧子。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我，然后叫我到他那里去。那是一片被太阳烤得炙热的沙地，他正在那里烧的东西，像是一张大老鼠的皮毛。晕机带来的恶心感还没有消退，烧焦的动物皮毛的气味成为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开始忍不住干呕起来。这只动物一直在滴血，它的身上满是泥灰，舌头悬挂在牙齿之上。

我把手放在胸口，向他说道：“我叫丹尼尔。”

他辨认出这是一个名字，作为回应，他立即也摸着胸口，并说出了他的名字。然后我用手指了指他正在焚烧的动物。

“Káixihí.”他心领神会地回答。

我立即重复一遍他的话。同时心想，天哪！难道是9千克重的老鼠汉堡？谢尔登曾告诉我，皮拉罕语是有声调的，就像汉语、越南语或很多其他语言一样。也就是说，我除了要注意辅音和元音外，还得仔细聆听每个元音上的音调。我得好好说这生平第一个皮拉罕单词了。

接着，我俯身捡起一根木棍，指着它说道：“Stick（木棍）。”

科西欧笑了，说：“Xií.”

我跟着说：“Xií.”然后我扔掉棍子，说：“我扔掉了Xií。”

科西欧看着我，想了一下，然后迅速地说道：“Xií xi bigí káobíi.”后来我才了解到，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棍子它地上掉了。”

我复述了这句话，并拿出口袋里的本子和笔，用国际音标把它们记了下来。我把“Xií xi bigí káobíi”翻译成“棍子掉到了地上”或者“你扔掉了一根棍子”。之后，我又一次性捡起两根棍子，然后把它们同时扔在地上。

他说：“Xií hoíhio xi bigí káobíi.”一开始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两根棍子掉到了地上。”后来我才明白，这句话正确的意思是：“更多的棍子掉到了地上。”

我又捡起一些叶子，然后依样画葫芦，重演了整个过程。我演绎了一些其他的动作，比如跳、坐、敲击等，科西欧热心地当着我的启蒙老师。

尽管谢尔登建议我忽略他的工作（因为他不确定那是否准确），但我还是听了他记录皮拉罕语的磁带，看了他编纂的简短的皮拉罕语单词列表。然而，听皮拉罕语的发音和看它的书面语言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它们完全对不上号。

为了检测自己辨别音调的能力，我又问了他几个我知道的皮拉罕单词，这几个单词在不同的语调下有不同的意义。

我问他“刀子”怎么说。

“Kaháíxíoi.”他说。

接着，我又问他“箭杆”怎么说。

“Kahaixíoi.”当我指着放在旁边的一柄箭杆时，他说。来巴西之前，我在美国暑期语言学院里学习一门叫作“领域语言学”的课。这门课我修得相当不错，在此以前，我从未察觉自己具备如此良好的语言天赋。在与科贺及其他人（当然，还有许多感兴趣的皮拉罕人前来围观）一起工作的一小时里，我证实了谢尔登以及阿洛·海因里希斯的一些早期研究发现：皮拉罕语中大约只有11个音素（或音位），最基本的句子结构是SOV（主、宾、谓）。在世界上的所有语言中，这种句子结构是最常见的。但皮拉罕语的谓语动词却非常复杂，现在我才知道，它的每个动词有至少65 000种可能的变式。随着我对这门语言的了解逐渐深入，我不再担心自己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在语言学习之外，我还想了解这个族群的文化。我首先注意到的是这里房子的空间布局。乍一看，似乎村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格局。从机场跑道到史蒂夫·谢尔登的住所（现在是我的家），一路上，这些小屋都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但后来我发现，所有房屋都修建在更靠近河流的路边。这些房屋外边，都能看到蜿蜒的河流。每一座小屋都建在河岸附近不超过20步的地方，并且在纵向上彼此平行。村子里共有10间小屋，每间小屋都被丛林或灌木包围。依照此地的习俗，兄弟一般都会相邻而居（后来我还了解到，在有些村子里，姐妹之间也会尽量住在相邻的地方。但在另一些村子里，邻居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我们一行人把给养从飞机里搬出来并运到谢尔登的家里。我和唐在储藏室里整理出了一点空间，以便存放食用油、汤料、罐装咸牛肉、速溶咖啡、咸饼干、面包、大米和豆子等生活用品。德维恩和他的父亲四处转了转，拍了些照片，然后他们准备回去了，我和唐又陪着他们回到了飞机旁边。飞机起飞时，我向他们挥手告别。飞机慢慢地向上爬升，皮拉罕人兴奋地尖叫起来，他们齐声大喊：“Gahióo xibipío xisitoáopí（飞机正起飞离开）！”

那天下午两点钟，和皮拉罕人住在充满大自然气息的麦茨河边，在某种前所未有的力量的驱使下，我生平第一次萌发了想要冒险的冲动。史蒂夫留下了一艘进口的渔船（一种宽敞稳定的铝制船，有近一吨的载货能力），我和一群皮拉罕男子坐在房子的前屋，看见唐把那艘船推到了河里，测试其发动机是否运转正常。这是一座典型的“皮拉罕式”房子，只不过面积更大一些。房子用木头支起，就像建造在高跷之上。房子的墙只有一半，没有门，也没有隔断，除了孩子们的卧室和储藏室外，没有任何封闭的空间。我坐在这里，拿出便笺本和铅笔继续学习语言。每个皮拉罕男人都很健康，他们虽然瘦小，但很壮实，仿佛身体只由肌肉和骨骼组成。他们笑容可掬，仿佛沉浸在彼此的幸福之中。“丹尼尔”，我重复自己的名字。一阵窃窃私语后，卡布基（Kaaboogí）站了起来，用蹩脚的葡萄牙语说：“在皮拉罕语里，你叫欧吉艾（Xoogiái）。”于是，我拥有了一个皮拉罕名字。

此事在我预料之中。唐之前就告诉过我，他们会给所有的外国人起名字，因为他们不喜欢叫外国名字。后来我得知，他们给外国人命名的方法，是看外国人与哪个皮拉罕人外貌相似。那天，人群中有一个名叫欧吉艾的年轻人，不得不承认，我们看起来确有几分相似。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的皮拉罕名一直是欧吉艾。直到后来，为我取名的卡布基——现在叫阿侯阿帕蒂（Xahóápati）——告诉我，我已经太老了， 欧吉艾不再适合我，于是他们又给我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艾碧凯（Xaíbigaí）。而大约六年之后，他们又给我改了一个老人的名字——鲍艾西（Paóxaisi）。后来我了解到：皮拉罕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改自己的名字；当皮拉罕人在丛林里遇到神灵时，他们通常也会与之互换姓名。

我知道了在场其他人的名字，他们分别是：卡巴西、阿侯比西、欧吉艾、白提吉、艾凯拜和艾艾。妇女们不参与谈话，只是站在屋外，不停地朝里看。当我对着她们说话时，她们也只是痴痴地笑着。我在纸上记录了一些皮拉罕短语，诸如“我的铅笔掉了”“我在纸上写字”“我站起来”“我的名字叫欧吉艾”之类的句子。

接着唐把船发动起来，所有男子立即跑出了屋外。他们都想坐着唐的船，在河里兜上几圈。忽然之间人去楼空，我抬头四处张望，发现村子里几乎没有中心地带。小屋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处，它们隐没在丛林中，只有狭窄的小路连通彼此。此时已是午后，天气炎热而潮湿。村子里鸡犬之声相闻，我听见婴孩啼哭，看到皮拉罕人的家里飘出炊烟。

既来之，则安之。我立即进入了工作状态，并尽可能仔细地收集语言资料。每当我问一个皮拉罕人，我可否将会话“记录在纸上”，以便研究时，尽管他们都很乐意，但也总会告诉我，我应该跟另一个皮拉罕人一起完成这项工作。他们会说：“Kóhoibiíihíai hi obáaxáí.Kapiiga kaagakaáíbaaí.”我慢慢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科贺比伊伊艾（Kóhoibiíihíai）能教我说皮拉罕语。于是，我向传教机构里的同事打听，他们是否认识这个人。

“是的，巴西人叫他伯纳尔多（Bernardo）。”

“为什么叫他伯纳尔多？”我问道。

“巴西人不会皮拉罕语，所以他们给皮拉罕人取葡萄牙语名字。”

“我想，皮拉罕人之所以给外国人取名，恐怕也是同样的原因。”他继续说。

所以，我一整天都在等科贺比伊伊艾打猎归来。太阳快落山时，皮拉罕人指着河流下游的远处大声喊叫。在夕阳的余晖中，我依稀看到一名舵手，他驾着独木舟，朝村子的方向缓缓驶来。为了避开麦茨河强大的水流，他紧靠着河岸前进。村里的皮拉罕人都朝着船上的男子大喊，他也一直大声地回应。大伙儿开心地笑着，只有我不知为何，一头雾水。等独木舟停在岸边，我才明白了他们如此兴奋的原因：船上有一堆鱼、两只死了的猴子和一只很大的凤冠鸟。

我顺着泥泞的河畔朝独木舟走去，试着用刚刚学到的短语跟这位猎人打招呼：“Tii kasaagá Xoogiái（我叫欧吉艾）。” “科贺（Kóhoi）”，他抬起头看着我，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面无表情地哼了一声。许多皮拉罕人都呈现出亚洲人的特征（比如， 卡布基看上去就像柬埔寨人），但科贺看上去却更像是一个非洲人。科贺头发微卷，皮肤呈浅黑色，下巴方正，留着胡须，坚毅的眼神透露出他的自信和掌控力。他身着橙黄色裤子，没穿鞋子和上衣，貌似漫不经心地躺在独木舟里。然而，绷紧的肌肉却表明他高度警觉，正迅速地打量着我。尽管他不比村子里的其他人高大，但实际上，他要更强壮一些。此时皮拉罕人欢呼着跑到他面前领取食物，他一边分发，一边划分每个人应得的部分。

第二天上午，我和科贺一起在史蒂夫的大房子里工作。下午我在村子里四处走了走，向皮拉罕人询问了一些他们语言的问题。我和皮拉罕人之间没有可以有效交流的共通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按照标准语言学的方法采集数据：拿一个物品询问当地语言的发音，并且不管正确与否，都把发音记录下来。然后，立即找其他人来验证。

皮拉罕语的一个特点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即该语言中没有用于维护社会或人际关系的句子或词语，语言学家称之为具有“交际功能”的语言。皮拉罕语中没有用于认识他人或与他人寒暄的语句，也没有像“你好”“再见”“你好吗？”“对不起”“没关系”“谢谢你”之类的，表达善意、相互尊重但同时又不透露太多信息的表述。在皮拉罕文化中，他们不需要这种沟通方式。总的来说，皮拉罕语的句子都是直截了当的表意语，用于寻求、发布信息或命令。多年以来，我已慢慢习惯了这一现象，有时甚至忘记了这对我们而言是多么新奇。每当有人与我一同拜访皮拉罕地区时，他们总会问我，怎么用皮拉罕语寒暄。当我告诉他们，皮拉罕语中没有这类表达方式时，他们都惊诧地望着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皮拉罕人来到村子里，他们会说：“我到了。”但多数时候，他们什么也不会说。要是你给某人一件东西，他们偶尔会说“好”或者“这可以”。但他们这样的表达更多是指“事情达成”，而不是“谢谢”。他们一般会通过回赠礼物或者一些善意的举动（比如帮你搬运东西）来表达感谢。同样，要是有人做了冒犯或伤害别人的事，他们也不会说对不起，顶多会说“我不好”，或类似的话。但实际上，这样的话他们也很少说。他们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表达感谢或歉意。其实即便在西方社会，寒暄的方式也千差万别。我在学葡萄牙语时，就有巴西人对我说：“美国人的‘谢谢’太多了。”

在一整天的语言学习后，第二天下午，我给自己泡了一杯浓浓的速溶黑咖啡，坐在陡峭的河岸边凝视麦茨河。唐和几个皮拉罕人开船钓鱼去了，村子里变得更加宁静。那时大约下午5点45分，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阳光渐渐变成橘黄色，在褐色的天空和翠绿色丛林的映衬下，河水的暗影显得格外美妙动人。我悠闲地坐在岸边，一边啜饮咖啡，一边欣赏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忽然，两只灰色的小海豚从河里一跃而出。我被这一景象惊呆了，淡水中竟然有海豚！就在它们现身的刹那间，两艘皮拉罕人的独木舟也从河湾处迅速冲出，船上的人倾尽全力划桨，试图追上它们。这是一场追逐的游戏。

海豚显然也乐在其中。它们总是时不时地浮出河面，在恰到好处的地方躲开独木舟的追击。就这样，这场游戏持续了近半个小时，直至夜色降临才落下帷幕。独木舟和岸上（这时已经有许多人聚集在这里）的人都大笑不已，而当他们停止追逐时，海豚也消失在无尽的河流里。（我一生中曾多次目睹类似的较量，我从未见过它们被“抓到”。）

我意识到自己身处于亚马孙流域，这是一个奇妙的自然世界。能够生活在皮拉罕人的魔幻世界里，是大自然给我的恩赐，我倍感荣幸。我刚来这里两天，就已经有了许多新奇的经历：听到了犀鸟的尖叫和金刚鹦鹉刺耳的哭泣，闻到了从未见过的植物所散发的香气。

接下来在皮拉罕地区的日子里，我一边学习皮拉罕语，一边观察他们的生活日常。皮拉罕人的一天通常在早上5点就开始了。不过他们的夜间睡眠很少，这是新的一天，还是一天从不结束呢？我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更为确切。作为一名外来者，我总是被小屋里的女性闲聊声吵醒。她们总是大声地谈论当天要做的事情，没有特定要跟谁说话。这个女人会说谁和谁将要出去打猎或钓鱼，然后盘算她想要得到怎样的猎物；那个女人则会在自己家里大声喊出她们想要煮的食物。

打鱼是男性最常见的活动。他们大都在天亮之前出发，划船几小时到他们认为最理想的钓鱼地点去。如果打鱼需要持续一整天，他们还可能会带上家人。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单独前往或与一两个朋友结伴而行。要是河水干涸形成了一个池塘，很多人都会聚集在那里，因为那里肯定有大量无法逃脱的鱼。皮拉罕人主要用弓箭打鱼，也会使用通过交易获得的渔线和饵钩。他们通常黎明时出发，在划船的欢笑声中开始一天的征程。不过，他们至少会留一个男人在村子里看守家园。

男人出去后，妇女和儿童也会陆续离家，去丛林里割草或者拔木薯（又称树薯，是一种块茎类植物）。这项工作辛苦耗时，需要持久的耐力。但和他们的丈夫一样，妇女们也在丛林里说说笑笑地干活。她们通常会在下午早些时候回家。在男人返回之前，她们就会拾掇好柴火，以备烹饪丈夫捕捞回来的猎物。

几天之后，我的访问就匆匆结束了。1977年12月，巴西政府命令：所有传教人员离开印第安保留地。我们不得不收拾行李打道回府。尽管只有几天的时间，但无论如何，我已不枉此行。我近距离地接触了皮拉罕人，切身感受了他们的语言。在那最初的日子里，我还学会了一点点皮拉罕语。

由于是被迫离开，所以我担心自己无法再回到皮拉罕地区。SIL也同样忧心，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试图帮我绕开政府的禁令。他们向位于巴西圣保罗的坎皮纳斯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以下简称UNICAMP）发出申请，让我成了一名该校的语言学研究生。SIL希望能通过UNICAMP获得政府授权，允许我长期逗留在皮拉罕地区。尽管我向UNICAMP发出申请是为了获得授权，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研究氛围。

如SIL所希望，我在UNICAMP的工作得到了回报。巴西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Brazilian National Indian Foundation，简称FUNAI）的主席伊思玛斯·德·阿劳霍·奥利韦拉（Ismarth de Araujo Oliveira）将军允许我携带家人返回皮拉罕地区，进行6个月的数据搜集以完成我的硕士论文。那一年的12月，我带着妻子凯伦、7岁的大女儿莎伦、4岁的小女儿克里斯以及年仅一岁的儿子卡莱布，从圣保罗乘公共汽车前往波多韦柳港，开启了我们一家人的皮拉罕村之旅。3天后，我们抵达波多韦柳港，驻扎在这里的SIL的传教士可以帮助我们前往皮拉罕村。我们在波多韦柳港待了整整一个星期，为即将到来的探险做心理层面的准备。

对一个西方家庭而言，到亚马孙流域生活并非易事。实际上，在前往皮拉罕村之前，提前好几个星期，我们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传教士们在波多韦柳港帮我们订购了不少物资，以备不时之需。我和凯伦必须把能想到的，丛林生活中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东西都买好。东西很多，事无巨细，从洗衣皂到生日礼物、圣诞礼物等，不一而足。从1977—2006年，我多次往返皮拉罕村，在此期间，我们满足自身医疗需求的同时，也需要为当地人提供医疗上的帮助。购买药物所费不赀，购物清单上的药物有阿司匹林、抗蛇毒素，以及乙胺嘧啶、氯奎宁、奎宁一类的抗疟疾药。

我们还要给孩子准备教科书和学习用品，以便他们可以在村庄里自学。每次我们回到波多韦柳港的驻地，孩子们都要参加由SIL主办的考试，考试结果受到加州政府的认可。学习材料和一大堆生活用品打包在一起，这些东西包括：一整套百科全书和字典，好几百升的汽油、煤油、丙烷，靠丙烷保温的冰箱，罐头肉、奶粉、面粉、大米、豆类、卫生纸，以及用于和皮拉罕人交换的物品等。

买好物资之后，为了给孩子们的到来做好准备，我和传教士迪克·尼德（Dick Need）决定提前去皮拉罕村收拾房屋。从早上6点开始，我和迪克每天都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带上的食物很少，因为必须带的工具太重太多了，飞机无法负荷。我们几乎完全依靠坚果为生（也许我们可以找皮拉罕人要一些鱼肉，但由于我们还不熟悉当地文化，不确定这样做是否会太过唐突。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吃皮拉罕人主动送给我们的巴西坚果）。我们修理了房子的屋顶和地板，建了一个新的橱柜。在几个皮拉罕人的帮助下，我们还清理了机场跑道，以便迎接飞机的到来。我了解自己的孩子，对他们而言，房子的第一印象至关重要，这直接影响到他们愿不愿意留下来。从这个层面来讲，我感到十分内疚。我向他们要求得太多了。因为我的缘故，他们不得不离开熟悉的朋友和城市生活，在陌生的语言环境和丛林中，与皮拉罕人生活数月。

家人将要到达的那一天，我天不亮就起床了。在黎明的曙光中，我走到机场，检查跑道上是否有由水位下降而引起的凹陷。我还仔细排查了跑道，确保没有皮拉罕人无意间掉落的大块木材。我很兴奋，因为我在皮拉罕村的使命即将开始。但如果没有家人做坚强的后盾，恐怕我无法坚持下来。我们需要互相支持，这也是他们的使命。他们即将来到的这个世界，没有电力供应，没有医生，也没有西方世界里的娱乐生活，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仿佛是时光倒流，回到了远古时代。这对孩子们而言是个巨大的挑战，但我相信他们能处理得很好。我知道凯伦能够对这样的生活应对自如，她经验丰富，孩子们也能从她的一言一行中获得信心和力量。凯伦在一个叫萨德乐玛（Sateré-Mawé）的印第安部落长大，从8岁起就在亚马孙流域生活。她喜欢这样的生活，在这里传教对她来说轻而易举。很多时候，我也从她那掌握一切的信心中获得了力量。她是我见过的最坚毅称职的传教士。

在飞机降落的5分钟前，皮拉罕人开始大喊着朝机场跑去。两三分钟后，我感受到了这份躁动，也兴奋地跑了出去，迎接来到这片丛林的家人。飞机降落后，凯伦和孩子们热情地朝大家挥手。飞行员打开了舱门，我走过去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凯伦走下飞机，开心地笑着，并试图与皮拉罕人交流。莎伦、小狗“眼镜”、妹妹克里斯和弟弟卡莱布也一起从舱门里走了出来。孩子们虽然有些不知所措，但看到我后还是很高兴。他们也向皮拉罕人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等飞行员准备返回波多韦柳港时，迪克一边登机一边说：“丹尼尔，今晚我就可以在波多韦柳港享用美味多汁的牛排了，我会想你的。”

在皮拉罕人的帮助下，我们把所有物资都搬到了房子里。短暂休息后，在我的带领下，凯伦和孩子把家的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房子还需要好好收拾一下，几天后，我们就能在此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了。

我们把物资包打开，开始布置房子。凯伦做了蚊帐、可以遮盖菜肴的桌布、衣服和其他物品。她负责照顾我们的家庭，让孩子们在家里接受教育；我则全身心地投入到语言学的研究中去。想要把美国基督徒文化带到皮拉罕村，我们一家还要做许多的功课。

我们所有人，甚至凯伦在内，都没有想过即将面临的会是怎样的新生活。第一个夜晚，我们全家人在煤气灯下共进晚餐。漆黑的客厅中，我看到莎伦的小狗“眼镜”正在追逐一个跳来跳去的物体。那东西正朝我跳了过来，我停止了进食，想看清楚是什么东西。突然，那黑乎乎的东西跳到了我的膝盖上。我拿起手电筒，一看，是一只灰黑色相间的狼蛛，直径至少有20厘米。但我有备而来，并不害怕。因为担心这里有蛇虫鼠蚁，所以我一直带着一根硬木棍子。我没有用手拍狼蛛，而是迅速站起来，借助腰部的力量用力一甩，把狼蛛扔到了地上。这下，我的家人都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和这个毛茸茸的家伙。我一把抓过木棍，朝它猛地一击。前屋里的皮拉罕人一直看着这一幕，我打死狼蛛后，他们问我那是什么。

我说：“Xóooí（狼蛛）。”

“我们不杀蜘蛛，”他们说，“它们吃蟑螂，而且不伤人。”

一段时间后，我们才慢慢适应了类似的文化差异。当时我们觉得，承蒙上帝的庇佑，我们才得以幸存。而这类经历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

虽然我是一个传教士，但我的首要任务是语言学研究。首先，我要弄清楚皮拉罕语的语法，记录研究成果，然后再把《圣经》翻译成皮拉罕语。

很快我就发现，语言研究不仅仅需要才智，更要全身心投入其中。它要求研究者沉浸于敏感且不太愉快的外国环境，这个环境我们并不熟悉，一般人恐怕难以应对。对于一个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来说，因其长期生活在一个新文化中，他的身体、思想、情感，特别是自我意识都会变得非常紧张，而且文化的差异越大，这种紧张感就会越强。

我们来思考一下田野调查人员面临的困境：在一个新环境中，你可能空有一身本领而无法施展。你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与你原先习以为常的，地球上其他生命所持的观念不同，甚至截然相悖。这就像电视剧《迷离时空》（The Twilight Zone）中的桥段，你无法理解周边发生的事，它们猝不及防，完全超出认知之外。

我满怀信心地开始实地调查研究工作。我受到的语言学训练，足以让我顺利完成最基本的田野调查，比如收集、储存数据，并进行资料分析。

我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打至少250升的生活用水，为家人准备早餐。8点钟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办公桌前，开始搜集资料的工作了。我遵循几项不同的野外工作指南，还为自己制订了语言学习计划。回到村子的头两天，我画了一张村落房屋分布的草图，并标注了房主的姓名。图纸粗糙却卓有帮助。我想知道他们怎样生活，对他们而言什么是重要的，孩子与大人的活动有何不同，他们都聊些什么，他们现有的行为模式是怎么形成的，他们怎样打发时间。我也下决心要学会他们的语言。

我努力每天记住至少10个单词或短语，并研究不同的“语言学领域”（即对身体部位、健康术语、鸟类名称之类的单词进行归类）和语法结构（包括主动与被动、过去式与现在时、陈述句与疑问句等）。我把所有新单词都填入7厘米宽、12厘米长的索引卡上。除了按照发音把每个新单词抄写到卡上之外，我也会记录听到这个单词时的语境，并猜测它最有可能的意义。我在每张卡片的左上角都打了洞，这样就可以用圆环把10～20张卡片穿在一起，再通过这个环，将卡片系在我的裤子上。我会经常运用卡片上的单词，以对话的方式测试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我不想让皮拉罕人不断嘲笑我的发音和语法错误，这会拖慢我的进度。我深知语言学的首要目标是：找出皮拉罕人说话时，哪些发音是他们能理解，并有实际意义的。语言学家称这些发音为“语言的音位”，它们是设计书写系统的基础。

在一次与皮拉罕人进行丛林探险时，我实现了语言学习上的首次突破，明白了皮拉罕人如何看待他人与自身的关系。我指着一根树枝问道：“这叫什么？”

他们说：“Xií xáowí.”

然后,我特意指着树枝笔直的部分，重复道：“Xií xáowí.”

“不，”他们不约而同地笑了，指着树枝间的连接处说，“这才是xií xáowí。”他们看着我指的那部分继续说道：“那个，叫xii kositii。”

xii指的是“树木”，所以我推测：xáowí的意思是“弯曲的”；kositii的意思是“笔直的”。不过，我还得验证我的猜测。

那天傍晚，回家的路上有一段笔直的长道。我知道xagí是“路径”的意思，所以我用手指着路，试着说：“Xagí kositii.”

“Xaió（对）!”周围人立即回应道，“Xagí kositíi xaagá.（这条路是直的。）”

当小路向右拐弯时，我又试着说：“Xagí xáowí.”

“Xaió!”他们一起高声回答，咧着嘴笑着说道， “Soxóá xapaitíisí xobáaxáí.（你已经精通皮拉罕语了。）”

然后他们又补充说：“Xagí xaa-gaia píaii.”后来我了解到，这句话的意思是：“路也是弯曲的。”

这个办法很棒。才短短几步路，我就学会了“笔直”和“弯曲”这两个单词。我一边走路，一边记下皮拉罕人教给我的单词：Híaitíihí（皮拉罕人）、xapaitíisí（皮拉罕语）、xaoai（外国人）和xapai gapai（外语）等。那时，我已经掌握许多描述身体部位的单词，Xapaitíisí（笔直的头）由单词xapai（头）和tii（笔直的），再加上后缀si组合而成；Híaitíihí（他是笔直的）由单词hi（他）、ai（是）、tii（笔直的），再加上后缀词hi组合而成；“外国人”是“分叉”的意思，就像“树枝中的分叉”一样；而“外国语言”则是“弯曲的头”。

虽然我进步神速，但还有更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去发现。

一开始的成功令人愉悦，但在短短几天的工作中，根本看不出皮拉罕语难以学习和分析。皮拉罕语最困难的部分并非在于语言本身，而是语言学习中需要面对的“单语”环境。“单语”的语言学场景非常罕见，意味着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没有共通的第三方语言。我在皮拉罕地区一开始便面对这种现实条件，当地人只说皮拉罕语，不会讲葡萄牙语、英语或者其他任何别的语言（除了少数有限的短语）。我进退两难：在学会他们的语言之前，我必须先研究它。我不能奢求别人帮我将皮拉罕语翻译成其他的语言，或是让一个皮拉罕人用别的语言给我解释。在我到达皮拉罕村前，绝大部分“单语”实地研究的方法还只停留在坐而论道的务虚阶段。即便条件令人痛苦，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还是研发出了一些办法。

然而，研究工作依然不易。一个典型的事例：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慢慢学会用皮拉罕语表达“怎么说”。

“这个怎么说？”我指着河流上游，一个站在独木舟上的男子。

“Xigihí hi piiboóxio xaaboópai.(上游的男人来了。）”

“这么说对吗？Xigihí hi piiboóxio xaaboópai？”

“Xaió. Xigihí piiboó xaaboópaitahásibiga.（对，上游的男人过来了。）”

“这两句话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它们是一样的。”

显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两句话肯定是有区别的。但是由于我独自学习皮拉罕语，便也无从得知二者的区别。直到我学会了皮拉罕语才明白，第一句话的意思是：“男子从上游过来了”；第二句话的意思则是：“我看到一个事实，一个男子从上游过来了”。正是这种细微的差别，使语言学习变得异常困难。

之前我已经提到过，皮拉罕语是有声调的，这是学习皮拉罕语的又一个难点：你必须弄清每个元音的音调高低。除了欧洲人的语言，世界上的许多语言都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英语是没有音调的。我决定用重音符号来表示元音中的高音，而在低音上不做任何标记。我用“我”“粪便”这一对单词来做一个简单的阐释：

Tií（我）中的第一个i是低音，而最后一个i是高音，也可以写成“tiI”。

Tíi（粪便）中第一个i是高音，而第二个i是低音，也可以写成“tIi”。

皮拉罕语之所以难学，另一个原因是它可以发声的字母很少，只有3个元音（i、a、o）和8个辅音（p、t、h、s、b、g、k、声门塞音x）。这便意味着，相比于那些声母较多的语言，皮拉罕语的单词要更长。足够的发音差异才能使短单词和其他单词区别开来。但是如果你的语言跟皮拉罕语一样，只有几个不同的发音音节，那么每个单词就需要更多的空间。也就是说，需要更长的单词来区分彼此。最初，我对皮拉罕语的印象是：大多数单词听上去都是一样的。

皮拉罕语难学的最后一个原因在于，它缺少其他语言具备的一些要素，尤其是句子的构成方式。例如，皮拉罕语中没有比较级，所以我找不到“这个很大”或“那个更大”之类的表述；皮拉罕语中没有代表红色、绿色、蓝色等颜色的单词，只有一些描述性的短语，比如，用“像血一样”来表示红色，用“还没有成熟”来代表绿色；皮拉罕语中也没有过去式。当寻找某些你以为存在，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时，你就会浪费好几个月的时间。这不仅使事情变得困难，有时也令人沮丧。但我还是乐观地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我一定能弄清楚这门语言。

然而，未来并非掌握在我们手中，计划也只是一厢情愿。我愚蠢地以为可以专注于语言学习，忽略自己身处何地。但事与愿违，毕竟，我们是在亚马孙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