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的原罪
“坏富翁”往往出自家族企业,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因为这里的制度更利于他们打造政商勾结的腐败链条。为了确定血缘纽带在哪些国家更可能削弱市场和竞争,我使用《福布斯》杂志的数据,并将富豪的财富来源划分为“白手起家”和“继承”两种类型。
在2015年前10大发达国家的亿万富翁中,继承财富占财富总量比例最高的是瑞典、德国和法国,均超过65%;美国是30%多一点;日本最低,为14%。而在10个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该比例呈现出高度的分散性,从韩国的超过80%,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的50%多,再到中国的1%,而俄罗斯干脆为0。尽管总体上可以认为,家族性财富的高度集中对一个经济体而言不是好现象,但深究家族财富的来源还是有必要的。
在许多国家,新晋富豪往往出自老牌企业。在成为亿万富翁之前,他们的财富积累过程延续很久,某些富翁的财富积累甚至历经数代人。对他们来说,血缘纽带并没有阻碍他们建立公正、开放的企业治理结构,尤其在已公开上市的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常常退居幕后,只行使股东权利,公司日常经营交由职业经理人负责。这样的组合或许更稳固,也更强大,因为家族成员的职责就是保证公司着眼于长远发展,而市场则会保证公司公正运营,经得起外界的监督。这也是德国企业的基本模式。在那里,富豪们掌控着世界上最先进、最具生产率的企业,包括许多带动出口制造业繁荣的中小型企业。在德国人的心目中,这些企业带来的是自豪,而不是嫉恨。
这种情况似乎也适用于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国家最新的亿万富豪榜同样出现几位新成员。在这些新成员当中,许多人的财富继承自原有的家族企业,然后通过他们的努力,慢慢从百万富翁晋级为亿万富翁。自2010年以来,意大利已经涌现出28位新的亿万富翁,其中过半数从事时装及奢侈品行业。他们当中就包括阿尔贝托·普拉达(Alberto Prada)和玛丽娜·普拉达(Marina Prada),这两人均来自创建于1913年的普拉达时装公司。此外,奢侈品公司杜嘉班纳时装(Dolce & Gabbana)和宝格丽表业(Bulgari)也为意大利创造出新的亿万富翁。法国的亿万富翁很少发迹于与政治腐败关联度较高的行业,但他们大多来自历史悠久的家族性企业,如香奈儿和路易威登。《福布斯》杂志将2/3的法国富豪归入财富“继承”型亿万富翁。和意大利的富豪一样,法国新晋亿万富翁的财富主要继承自老牌企业。皮埃尔·卡思特(Pierre Castel)是2015年新上榜的亿万富翁,他的酒业公司创建于1949年。最近几年,奢侈品行业公司的股票直线飙升,这还要得益于新兴市场国家的火爆市场,其中又尤以中国为主。这些新的亿万富翁充分发挥意大利和法国在高档手工制造领域的优势,这种优势甚至已成为他们的国家身份象征。
尽管新兴亚洲的经济崛起已成为热门话题,但有一点不容否定,很多富豪依旧来自家族企业和企业集团,而这些富豪享受的荣耀背后,公众对他们的褒贬不一。在韩国,许多大富豪的财富是家族持有的大公司股份,如三星和现代,因此,可以认为他们的财富来自生产性行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倒是可以把他们划入“好富翁”一类。另外,这些公司的股价一直低于其他国家的同类公司,背后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始终对它们的公司治理或少数股东的待遇持怀疑态度。此外,这些来自家族企业的精英几乎已成世袭制,他们对韩国经济的统治也令人担心。尽管韩国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仅占国家经济的一小部分,而且几乎都与“寻租行业”无关,但富豪阶层过度集中于家族企业这一事实,或许可以解释首尔在最近几年面对的一个新问题:贫富差距已引发政治影响。
许多新晋富豪的公司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浮出水面,比如埃文·斯皮格尔(Evan Spiegel)创建的色拉布。除了硅谷这样的企业温室能创造出这种企业外,其他领域的确少之又少。实际上,年轻的企业家在没有任何产业可继承的情况下,依靠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翁,这样的故事在美国和中国尤为常见,这也是这两个国家与众不同的重要特征之一。
没有可继承的财产应该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新企业可以和老牌企业展开竞争。在包括英国和美国等在内的某些国家,这种情况似乎较为常见。尽管在泰尔之类的批判家眼里,盖茨、埃里森或扎克伯格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被归入僵滞的上流阶层,但这些人根本没有任何财产可继承:他们是白手起家、依靠自身打拼的企业家,扎克伯格甚至只有29岁。按照大多数国家的标准,他们都属于当之无愧的新面孔。不过沃尔顿家族有6名成员进入富豪榜,其中4人进入美国亿万富翁排行榜的前12名,这的确不寻常。他们拥有的财富总额合计达1 710亿美元,或者说,相当于美国亿万富翁全部继承财产总额的近20%。如果扣除沃尔顿家族的财产,继承财产在美国亿万富翁总额中的比例就会下降29%~34%。尽管因为对工人支付低工资和排挤中小零售商等事件,让沃尔顿家族的企业引起政治分歧,但不容置疑的是,沃尔玛以先进技术对零售分销及库存等业务实施智能管理,确实提高了整个美国及全球零售业的效率。因此,很多时候,沃尔顿家族也成为饱受争议的“好富翁”案例。
相比之下,家族纽带鲜见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富豪当中,但还不足以让他们成为正面典范。在这些国家,富豪榜上几乎见不到依赖财富继承的亿万富翁。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数据,我们几乎找不到拥有大量继承财产的中国和俄罗斯富豪,这背后的原因或许不难理解。毕竟,富豪阶层在这些国家还是新生事物,下一代继承财富的时间还没有到来。